秦公帝王陵

　　一
　　俞伟超先生祖籍江苏省江阴市，祖辈世代行医。1933年1月4日，俞伟超先生生于上海。良好的家庭教养使他自小举止优雅，语言恭谨。父亲对医术的精益求精和对病人的无比关切使他深受教益，培养了他终生孜孜不倦的学习态度和关爱他人的博爱精神。而知识分子家庭特有的民主气氛养成了他善于思考、永不随波逐流的优秀品质。从小学到高中，俞先生的学习成绩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在各门学科中，他最偏爱历史。从高小开始，他手不释卷地几乎读遍了家中所藏的全部通俗历史读物。这种偏爱，注定了他一生将与历史学和考古学结下不解之缘。而对古典文学和古典交响乐的喜爱，使他终生充满着一种考古学家少有的艺术家气质。
　　1950年夏，俞伟超先生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开始了他与北京大学31年多的情缘。本来，俞先生立志攻读的是中国古代史，但一个历史性机缘改变了他的初衷。1952年，随着国家大规模基本建设的蓬勃展开，新中国的考古事业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发展高峰期。为了培养奇缺的考古人才，由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在北大历史系连续举办了四期考古训练班。俞伟超先生所在班级的所有学生全部转为训练班的辅导员，随同训练班的学员一起上课和实习。当时，给训练班授课的都是裴文中、梁思永、夏鼐、苏秉琦等大名鼎鼎的考古界名宿。与传统历史学迥异的新的考古学领域，用自然科学精确尺度界定的类型学和地层学原理，特别是透过物质遗存探寻古代社会关系的奇妙，激发出俞先生的极大求知欲。他废寝忘食地读书、思考、询问、解疑，用新的知识充实着思绪纷飞的头脑。在这期间，他最幸运的一件事，是与苏秉琦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苏先生宽厚淡泊的胸襟，深刻严密的哲理性思维，循循善诱的宗师懿笵，赢得了俞伟超先生的由衷敬仰。而苏秉琦先生也深深喜爱着这位文静好学、思想活跃的青年，对他寄予了极大期望。苏俞之间这种惊世的师生情谊，不仅促进了他们的学术贡献，也对新中国的考古事业产生了深刻影响，成就了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1954年，俞伟超先生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到1957年夏他离开那里，俞先生一直参加黄河三门峡水库建设工地的考古工作，先后主持了三门峡古栈道的勘察和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唐墓地的发掘。他的工作，赢得了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先生的嘉许，被夏先生视为最有发展前途的青年考古学家。但身兼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和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的苏秉琦先生，希望他到北大继续深造。1957年春天，苏先生在检查三门峡刘家渠考古工地时，向俞先生谈了自己的想法，希望他考取北大攻读自己的研究生。追随苏先生继续深造，也正是俞先生的愿望，他当场表达了自己考取研究生的决心。不久，他和同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的本科同学杨建芳借回所汇报工作之机，向夏鼐先生提出了报考北大研究生的愿望。看到两个最有发展前景的青年业务骨干要离开考古所，夏先生不免情急，坚决予以挽留。俞、杨二位年轻气盛，婉拒了夏先生的挽留，于当年夏季考取了北大历史系苏先生的研究生。这一事件造成了夏先生和苏、俞二位先生之间的终生芥蒂。
　　根据苏先生的安排，俞先生在北大研究生期间的研究方向是秦汉考古学。在苏先生的指导下，他开始思考中国考古学的体系框架。结合当时学术界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大讨论，他开始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确立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他意气风发，才华横溢，是学生中公认的才子。由于他将自己的全部才智倾注在中国秦汉考古学体系的构建中，使他有幸避开了1957年的“反右”和1959年之后的“反右倾”运动的波及，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61年，俞伟超先生顺利通过研究生论文答辩，获得了副博士学位。
　　从1961年至1985年的24年间，俞伟超先生一直在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供职，先后担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在长期的教书育人的工作中，他厚积薄发，有教无类，总是将考古学的新发展和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传授给自己的学生。他认为，学生是中国考古事业的希望与未来，无私地关爱、培养学生成了他毕生遵从的信念和座右铭。与学生推心置腹地谈天说地，平等地进行学术交流，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乐趣。学生们提出的任何疑难学术问题，总是能从他那里得到耐心的、详尽无误的解答。而学生们对考古学的任何新的思考，也总能激起他思想的智慧火花。多年中，他一直是历届学生最敬佩和爱戴的良师益友。在此期间，俞伟超先生配合教学，对秦汉考古学进行了全方位的学术探索，构建起了秦汉考古学的框架体系，并由此成为中外闻名的考古学家。
　　在北大期间，俞伟超先生经历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是九死一生的十年文革磨难，另一件事是北京大学考古系的组建。前者对俞伟超先生的后半生产生了重大影响，后者改变了中国高校考古学教育的体制。
　　俞伟超先生留校任教后所显露的非凡才华，很快得到时任北大副校长、历史系系主任的翦伯赞先生的器重。这位才气横溢的著名历史学家，经常亲切地称俞先生为“伟公”，以至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伟公”成了学术界长者对年轻俞伟超先生的通行称呼。1962年，俞伟超、邹衡两位先生发现，由郭沫若挂名、尹达主编的《中国史稿》，多处照抄北大历史系印行的《中国古代史讲义》。俞、邹二位先生认为事关学术道德问题，马上将此事报告给翦伯赞先生。翦伯赞先生极为重视，亲自给郭沫若先生写信反映此事。由于郭沫若先生德高望重，尹达先生又是当时党中央宣传部任命的历史学领导小组的组长，因而翦伯赞先生写信时下笔极其谨慎，经反复斟酌修改后，信纸涂鸦，几不可读。为了表示对郭沫若先生的尊重，翦伯赞先生命俞先生用王体正楷誊写后将信发出。郭沫若先生迅即将信转给尹达，并对尹达进行了严肃批评。尹达一眼就辨识出信的字体出自俞先生之手，误认为是俞先生为翦伯赞捉刀代笔，愤愤地说：“我与俞伟超无怨无仇，何必对我下此毒手!”不久，尹达的话传到俞先生耳中，强烈震荡了他平静的心灵。1966年3月，尹达署名的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必须批判》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在俞先生这棵稚嫩的学术幼苗内心深处触发了风雨欲来的深沉恐惧。1966年5月，尹达成为权倾天下的中央文革成员。当年6月1日，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北大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揪斗校、系领导和教师在北大愈演愈烈。6月3日，深受翦伯赞先生赏识的著名历史学家汪篯教授，因不想受到揪斗的屈辱，在家中服安眠药自尽。汪篯先生是历史学泰斗陈寅恪先生钟爱的弟子，他热爱党和国家，是俞伟超先生视为楷模的又红又专的党员专家。汪篯先生的自杀，极大地刺激了俞伟超先生，使他想到了相同的归宿。不久，尹达的联络员张恩慈到北大历史系了解俞伟超先生的情况，俞先生得知后，深感难逃厄运，已经有了轻生的念头。6月15日，俞先生在历史系所在地——北大静园三院突然遭到揪斗。他万念俱灰，决定追随汪篯先生，用死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当天深夜，他用两根电线缠绕住自己左右手的食指，接通了电源，顿时昏死过去。当他清醒过来时，发现电闸已被烧断，自己左右手的食指已经被强大的电流烧焦。他强忍着剧烈的疼痛，在黑暗中挣扎着向清华园火车站附近的铁道线踉跄走去。第二天凌晨，一列运行的列车司机发现了沿着路轨义无反顾地迎面冲来的俞先生，立刻拉下了紧急刹车制动闸，但列车仍然带着强大的惯性向他无情地撞去。濒临死亡的俞先生被送到医院后，被查出臂骨和腿骨三处骨折，内脏也严重受伤，腹内不断出血。冷酷的年代使救死扶伤的医院也充斥着铁一般的冷酷。对这个“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自杀者，医院只进行了简单的外伤处理，就通知北大将他送回家中。医生冷冰冰地告诉北大来人，自杀者预后不良，已经没有抢救的意义，即使活下来也是植物人。被送回家中的俞先生，昏迷不醒地躺在床上，骨折的手脚被固定拴吊在床架上。俞先生的夫人范淑华女士是附近一所中学的历史教员，不久也被关进学校的“牛棚”，家中只剩下气若游丝的俞先生。住在隔壁的古文字学家高明先生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决心救助俞先生。每天，高明先生端着熬好的粥，一勺勺地喂逐渐清醒的俞先生进食。每当回忆起这段难忘的经历时，俞先生总是充满感激地说：“是高明用米粥救活了我!”谁也没有想到，三个多月之后，俞先生不仅完全恢复了神智，而且奇迹般地站立行走起来，但他永远失去了两手的食指。在卧床的三个多月中，他思考最多的问题是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多年后，俞先生与笔者谈起这场劫难时，毫无怨天尤人的激愤，只是平静地说：“这件事暴露了我知识分子的软弱，为了理想和事业，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了。”他的恩师苏秉琦先生逝世后，俞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感人至深的纪念文章，文章的标题就是苏先生弥留之际的最后感慨：活着真好!只有饱经磨难、将生命无私献给事业的文化人，才能发出这种珍视生命的慨叹。这也正是俞先生三个多月苦苦思索出的人生真谛。这二位令人称羡的师生完全达到了心灵的一致。在之后的文革十年中，尽管俞先生遭受到常人难以想象的摧残和屈辱——党籍被开除、反复被揪斗，他都在对考古学玄妙境界的探索中，顽强地坚持过来。这种将生命融入考古事业的拼搏精神，伴随他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俞先生激情奔放地投入到他所钟爱的考古事业建设中。他预感到，伴随着中国经济大发展时期的到来，考古学也将迎来发展的极盛期，而北大的现行的院系设置不能满足培养考古人才的需要，必须将考古教学从历史系分离出来。为此，他到处奔走呼号，并多次向国家教委、北大和国家文物局的领导上书，请各方支持北大历史系的考古教研室独立建系。在一段时间内，俞先生成了北大校长周培源、副校长朱德熙的座上常客，他们谈话的内容只有一个：北京大学必须建立考古系。在他的努力下，北大考古系的建系工作逐步得到了各方的理解和支持。1986年，北京大学考古系正式成立，开了我国高校考古学教育独立建系的先河。尽管当时俞先生已经调离了北京大学，听到消息后，他仍然欣喜欲狂，因为付出的心血终于结出了硕果。
　　1985年，在胡耀邦总书记的关注下，国家文物局将俞伟超先生调进中国历史博物馆，1986年任副馆长，1987年任馆长，1998年卸任馆长后任馆学术委员会主任直至病逝。在18年的时间里，俞伟超先生为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特别是他任馆长期间完成的三件大事，对我国的文博事业有着深远影响。
　　一件大事是中国历史博物馆通史陈列的修改布陈。在他就任馆长时，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通史陈列一直采用“橱窗教科书”的形式，政治说教成了文物展品的标签。僵硬沉重的展陈形式再加上近20年没有增添新的展品，使参观者兴味索然，中国历史博物馆终年门可罗雀。对此，俞伟超先生深恶痛绝，决心彻底加以改变。他上任不久，就全面启动了通史陈列的改陈工作。为此，他挑选馆内历史、考古、陈列、美工和保管方面的俊才成立了通史陈列总体组，自己任组长。在总体组会议上，他对博物馆的定位提出了当时全新的理念，指出中国历史博物馆决不仅仅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首先应该是国民大众娱乐休闲、进行精神享受的艺术殿堂，中国通史应该用文物展现中华民族历史的真、善、美。他认为，做好通史展览改陈的关键一是要有好的展览大纲，二是必须征调新的文物。对总体组写出的陈列大纲，他经常字斟句酌地进行彻夜修改，并反复找编写人员交换意见，直至满意为止。在国务院和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俞伟超先生发动全馆力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文物征调工作。为了得到地方文物部门的理解和支持，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俞伟超先生风尘仆仆地跑遍了全国近一半的省、市、自治区的文物局、博物馆和考古所。他巨大的人格魅力和敬业精神使这次的文物征调工作获得了奇迹般的成功，到1990年初，中国历史博物馆从各地共征调文物900多件，其中不少是1959年之后考古出土的重器。多年后，俞先生的忘年之交、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同志谈到这次文物征调时动情地说：“这件事也只有俞先生这种有人格魅力的人才能做到。我相信，以后再也没人能做到了。”1990年和1996年，改陈后的中国通史陈列南北朝以前部分和隋唐至明清部分先后正式对公众开放，得到了观众和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而通过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通史展览改陈，俞先生对博物馆的科学定位也被文博界所接受。
　　另一件大事是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组建中国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和中国航空考古研究中心。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始建于1956年，1966年因文化大革命爆发考古工作被迫中断，不久考古部建制被撤销。1978年，在国家文物局支持下，中国历史博物馆重新恢复了考古部建制。尽管考古部的工作硕果累累，但馆内一些偏重展览的负责人一直认为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没有必要建立考古部，取消考古部建制的舆论也一直不绝于耳。俞伟超先生就任馆长后，立即对这种舆论做出了否定的回应。他在各种会议上多次强调，考古学是历史博物馆的学术基础，考古部不但不应撤销，反而应该加强，应该通过考古部与世界考古先进国家的接轨，提高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学术地位。1986年，英国人米歇尔·哈彻在南中国海盗掘了大批清代早期青花瓷器等珍贵文物，并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大肆拍卖，获取了惊人暴利。此事引起了我国政府和国家文物局的极大关注，也引起了俞伟超先生对中国考古学的深刻反思。他认为，中国考古学的落后和机构不健全，是造成这一事件的根本原因。为了杜绝类似事件，他联合了我国考古界和博物馆界的多位同仁，向国家有关部门上书，强烈要求尽快建立我国的水下考古队伍，开展水下考古工作。1987年2月，文化部发出了《关于筹建国家水下考古工作协调小组的通知》。同年3月，经过俞先生的争取，在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主持下，国家水下考古协调小组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会上制订了我国水下考古的工作规划，决定由俞伟超负责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组建中国第一个水下考古研究机构。1987年11月，中国水下考古研究室(对外称中国水下考古中心)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成立。为了建设我国自己的这支考古专业队伍，俞先生采取派出去、请进来的办法，从1987年至1989年，组织他们先后与日本、荷兰、澳大利亚等国的水下考古机构合作，学习国外的先进水下考古技术。从1990年起，这支年轻的水下考古队伍开始独立承担我国的水下考古重任，先后完成了海南省文昌县清代早期沉船的调查、南海一号宋元沉船的调查、辽宁绥中元代沉船的调查发掘和我国海域的多次水下文物普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在水下考古队伍的建设中，俞伟超先生通过对先进国家考古学发展现状的考察，了解到航空考古在近年的飞速发展。在德国和英国，航空考古对线性遗址和大遗址调查的准确迅捷，使他深受震撼。为了实现与先进国家考古学的接轨，从1995年开始，俞伟超先生又开始筹建我国的航空考古队伍。他亲自组织，在考古部建立了一个航空考古小组，开展航空考古理论的学习，邀请德国洪堡大学的航空考古专家来中国历史博物馆讲课。接着，安排航空考古小组在这位专家的带领和指导下到洛阳对邙山古墓群进行实地航拍，使航空考古小组迅速掌握了航空考古的基本方法。1998年，我国第一个航空考古机构——航空遥感考古研究室(对外称中国航空遥感考古中心)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正式成立。由于俞先生的努力，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成为中国唯一的具有田野、水下、航空考古技术力量的部门，填补了我国水下考古和航空考古两大空白。俞先生也由此在考古界赢得了“三军司令”的美名。
　　第三件大事是三峡库区文物保护规划的编订和实施。1992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兴建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议案。从湖北宜昌至重庆长达632公里三峡江段，号称天险，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通往我国大西南地区的水路咽喉要道。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三峡先民在这里留下了数量巨大、独具特色、价值无可估量的历史文化遗产。怎样做好三峡库区的数量巨大的地上文物和地下文物的保护工作，成为国家文物局的头等大事。国家文物局认为，编制一个科学严谨的三峡库区文物保护规划，是做好三峡库区文物保护工作的前提和根本保证，而这个文物保护规划的编订主持人必须是一个具有高度学术素养和献身精神的学者。1994年4月，经国家文物局黄景略副局长推荐，国家文物局决定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组建“三峡工程库区文物保护规划组”，由俞伟超先生任组长，主持编订三峡库区文物保护规划。尽管馆内的工作十分繁重，俞先生仍然毫不犹豫地将这项任务承担下来。为了保证规划的科学性，他聘请了著名文物保护专家黄克忠和著名考古学家徐光冀担任了副组长，并迅速地制订了工作方针和计划。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规划办公室在俞先生的领导下，组织、动员了重庆、湖北、四川的所有能参加的文物人员，对三峡库区的地上、地下文物进行了大规模的摸底调查，确定需要保护的文物点达1087处。接着，俞先生安排对所有的文物点进行复查，并组织全国知名的考古、古建、民俗和文物保护方面的专家参加重点文物点的复核。他要求湖北、重庆的文化厅和文化局组成专门的班子，在复查的基础上，编写所有文物点的保护规划，规划中不仅要明确文物的范围、时代、保存状况和价值，而且要作出具体的保护方案，提出经费预算。对重点文物点的保护方案，俞先生组织有关专家进行了反复论证后，才选定最佳方案。经过近三年的努力，1996年5月，三峡库区22个县、区所有文物点的文物保护规划方案文本全部提交到规划组。这份总称为《长江三峡工程淹没及迁建区文物古迹保护规划报告》的文件，包括重庆市(原四川省)和湖北省的22个县、区的分县规划报告22本，分省规划报告2本，总规划报告包括附录6本，《三峡工程库区文物保护规划基础资料》22本，《三峡工程库区文物保护规划经费预算细则》1本，万分之一比例的《三峡地形文物标注图》200幅，总计53本，共280余万字。对全部资料，俞先生都亲自过目进行了审核，对重点文物点的文本还字斟句酌地作了修改。1998年9月，在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主持的专家论证会上，专家们对《规划报告》给与了高度评价，认为它“为研究三峡地区文化历史的特点和发展，作出了有益的探索。这是一部配合大型基本建设文物保护规划的好报告”。会议顺利通过了《规划报告》。在《规划报告》的实施阶段，俞先生不顾年高体弱，继续为三峡文物保护奔波。在整个三峡水库建设中，所有文物点都得到了科学有效的保护，创造了大型建设工程中文物保护工作的历史奇迹，俞先生在其中的历史功绩将永彪史册。
　　俞先生于1998年卸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后，几乎将全部身心投入到三峡文物保护中。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已近古稀之年的他几乎跑遍了三峡库区所有正在发掘和施工的文物点。2000年在考察重庆的文物点途中，一次车祸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多年精神和体力上的透支使病魔开始吞噬他的机体。成都华西医学院为他检查身体时，在他的肺部发现了一个斑点，但医生考虑到俞先生有长期吸烟史，做出了纤维斑点的误诊。实际上，这是致命的肺癌病灶。2002年4月，俞先生感到身体不适，在北京医院被查出已到肺癌中晚期。面对死亡的威胁，俞先生十分平静地问医生还有多长时间，他要把没完成的工作安排一下。3月，俞先生在北京医院接受了爱克斯光刀手术，4月，出院到北京小汤山医院进行恢复治疗。尽管身体渐有好转，但俞先生知道，上帝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必须抓紧时间做完该做的工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俞先生在小汤山医院写出了多篇论文，并在文物出版社编辑萧大贵同志的帮助下，完成了自选集《古史的考古学探索》的编订。2003年4月，由于小汤山医院被临时改为北京市非典医院，俞先生被迫转院到广州治疗。2003年12月5日20时，一代考古学思想家俞伟超先生怀着对一生挚爱的考古事业的无限眷恋，平静地在广州中山医院离开了人世。
　　俞伟超先生高尚的人格和他为我国文博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使他在中外学界享有盛誉。俞先生生前，曾先后担任多种荣誉职务，比较重要的有：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成员、楚文化研究会理事长、中国博物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长城学会理事、保利艺术博物馆名誉馆长、中华世纪坛艺术博物馆名誉馆长、重庆三峡文物保护顾问组组长、云南省博物馆顾问、四川大学博物馆顾问、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顾问、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安徽大学名誉教授、中国科技大学兼任教授、西北大学兼任教授、吉林大学兼任教授、上海大学客座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等。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1/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