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帝王陵

　　二
　　作为新中国的考古学娇子，俞伟超先生的学术贡献当然主要在考古学方面，后来由于工作环境的变化，才涉足于博物馆学和文物学。仅就考古学而言，俞伟超先生研究的范围，上起旧、新石器时代，下迄唐宋，专攻战国秦汉考古，始终醉心于考古学理论方法的探索，而且在这些学术领域的研究上都卓有建树，自成一家，这在当代中国的考古学家中，是罕有其比的。著名考古学家杨泓先生对此感触颇深，曾多次对笔者说：“如果要写一部多卷本的《中国考古学》，俞伟超无疑是最合适的作者人选”。俞伟超先生在中国考古学界的地位，于此可见一斑。
　　田野考古实践是近代考古学的生命。像一切杰出的考古学家一样，俞伟超先生是沐浴在田野考古实践的泥土芳香中成长和成熟起来的，而且终其一生，乐此不疲，无怨无悔。1954年他刚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就带着充满童稚的幻想和青年的激情一头扑进了田野考古工地。至1960年止，他先后参加了半坡遗址、白鹿原唐墓群、秦阿房宫遗址、西周沣西遗址、黄河三门峡古栈道遗迹、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唐宋金墓群和春秋虢国墓地、河北临漳的邺城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当他的第一部专题考古调查报告《河南三门峡古栈道的勘察》出版时(1957年)，年仅25岁。这种考古实践情结，他老而弥笃，不知老之将至。多年的田野考古实践，使俞伟超先生的考古学研究一直充满着泥土的清新和活泼的生机，而绝没有书斋学者的沉沉暮气。
　　但是，俞伟超先生之所以成为当今中国考古学的巨擘，绝不仅是缘于他的考古学田野实践。正如著名作家张承志所言：“仿佛(考古学)这个满身泥土的学科有一句严厉的门规，或者当个特殊技术工人告终，或者攀援为思想家。”[1]俞伟超先生的成功，首先在于他是一个考古学思想家。在从一个青年考古工作者到考古学思想家的攀援过程中,俞伟超先生经历了一次次对自己的扬弃和否定。这是一个艰辛痛苦的过程，其中既有曲高和寡的寂寞，歧路迷茫的困惑，也有缺乏理解的苦闷。但一种崇高的使命感，使他坚定不移地攀登着，终于到达了辉煌的顶点。
　　这一攀援过程，大体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基本上与新中国的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时代相对应，因此可以说时代造就了俞伟超先生的成功。而其攀援的目标，则是考古学科学的目的论和方法论。
　　在俞伟超先生学术活动的前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考古学笼罩在前苏联机械唯物论考古学的全面影响之下，考古学的研究目的被拘限于考古遗物，将遗物的分期断代奉为至高无上的圭臬，而作为考古学断代依据的地层学和类型学受到高度重视。在这种学术背景下，俞伟超先生在北京大学师从苏秉琦，受到了地层学特别是类型学的严格训练，这使他终生受益匪浅。从上个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初俞先生所发表多篇考古发掘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学术思想的影响。当时中国的考古学毕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是与这种机械唯物论学术思想格格不入的。一九五八年，北京大学围绕着考古学的目的论问题对这种“见物不见人”的思潮进行了一场大批判，将考古学的目的定位到科学研究历史的轨道，从指导思想上实现了考古学向历史学的回归。在这场批判运动中，俞先生进行了他学术生命中的第一次攀援，完成了学术思想的第一次升华。他开始清醒地认识到，考古学家的使命是解释和复原历史；考古学中物与物关系的后面隐藏着人与人的关系即古代的社会关系，考古学家的任务就是通过思维抽象出这种隐藏在物后的社会关系；在中国古代，这种社会关系集中表现为各种制度即历代的“礼制”上。从此，他将自己的研究目标定位在中国古代的制度和“礼制”上。而要进行这种研究，就必须有深厚的理论修养和深刻的历史认识。为此，他花费了数年时间，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大量有关古代社会特别是东方古代社会的著作和郭沫若、陈寅恪、王国维等人的历史学著述。而经过“文革”的炼狱磨难，又使他彻底摆脱了生死荣辱的困惑，进一步净化了学术思想。思想方向一经确定，研究成果便喷涌而出。从1963年发表《秦汉的“亭”、“市”陶文》[2]起，至1988年，共发表有关先秦两汉礼制和社会制度的学术论文十余篇，出版学术专著一部。其中，1984年发表的为《苏秉琦考古论述选集》写的“编后记”[3]和1988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公社组织的考察》[4]一书，可以看成是俞先生前期学术经历的总结。前者反映了俞先生对苏秉琦构建的“区系类型”考古学理论的深刻理解，后者论述了我国古代农村公社的形态变化及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从搜集资料到问世，历时达三十年，凝聚了他半生的研究心血。其几篇主要论文，如《周代用鼎制度考》[5]、《汉代诸侯王与列侯墓葬的形制分析》[6]等一经发表，学术界立时为之震动，人人争睹为快，致有“洛阳纸贵”之叹。一个天才学者型的俞伟超像一颗璀璨的新星，在中国考古学的天幕中开始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我国的改革开放，使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想一时如潮水般被介绍进来，形成对我国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一种强大冲击。面对这种冲击，中国的考古界困惑了，俞伟超先生也困惑了。为了摆脱困惑，推进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与生俱来的锐意进取性格，使他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开始了他学术生涯中最为艰难的一次学术思想攀援。与前期的攀援截然不同，那时他不过是众多攀援者中的可畏后生，现在却是攀援队伍的主帅，集成败功过的历史责任于一身。攀援的主峰仍然是考古学的目的论和方法论。这是一次历时近十年的漫长、痛苦而危险的攀援。为了寻找攀援的途径，他组织人员系统翻译出版了西方特别是美国二战后考古学、人类学各学派的代表性理论文章，并通过批判性的深入思考和比较对这些学术思潮进行了梳理，以便吸收其中的合理成分。在这一过程中，他著文重点介绍了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影响较大的美国新考古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并在考古实践中进行了检验。顿时，误解的批评、冷峭的责难接踵而来，似乎他成了新考古学派在中国的总代表，这使他备感孤独和寂寞。但他并没有因此停息哲学的思考，放慢攀援的节律，他义无返顾地继续前行。后来，他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用深沉的语调自慰说：“孤独、寂寞、苦闷、彷徨地跋涉人生，大概是思想家和诗人注定的命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他终于完成了这次脱胎换骨“涅槃”式的攀援，实现了学术思想的再一次升华。
　　通过对考古学目的论的思考，他明确提出：“研究古代，是为了现代。考古学的目的，是为了今天”[7]。对考古学的方法论，他指出除了地层学和类型学，还应该有科学的文化论；他提出了考古学“大文化”的概念，认为“古文化就是物质、精神加上社会的复合体”，考古学研究应该从“社会的、意识的、物质的、技术的等等”[8]多视角出发，通过揭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去了解和发现人的本质即人类社会演进的逻辑过程。他极为重视对考古学文化中意识形态的研究，认为“从考古遗存来探索古文化的精神信仰，当然非常艰难，但这却是古文化的灵魂”[9]；极为重视先进自然科学技术与考古学的结合，提倡多学科综合考古发掘与研究，并力图以此去揭示人与自然的制约关系；他从驾轻就熟的类型学中总结出了“文化因素分析法”，用于研究各考古学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影响和交流。他学术生涯后期从多种视角、运用不同研究方法写出的一系列学术论文，从人类诞生的第一声啼哭到庄严神秘的祭祀，从中原正统文明的发轫繁荣到四裔文化的成败兴衰，上下古今，议论风发，想别人所不敢想，发旁人所不敢发，文采风流依旧，却平添了深厚的历史感和哲人的睿智。俞伟超先生成功了，他实现了从考古学家到考古思想家的升华。
　　时代造就了俞伟超，但他成功的关键却在于他优秀的天才素质。他的天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勤奋，多做、多读、多思、多写，他一生持之以恒。二是坚韧不拔的探索精神，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跋涉者，从来不把自己视野的终点看成是世界的终点，一生都在追求学术研究的更高层次和学术思想的更高境界。三是多幻想，他的诗人和艺术家气质使他在研究中经常突发奇想，著文立论新奇大胆，发聋振聩，他深知任何科学的发展都是在幻想之林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没有幻想就没有科学。四是敢于自我否定和自我扬弃。很明显，这四点都是后天对素养和情操长期修养磨练的结果，是任何一个学人经过训练和努力都可达到的。俞先生成功的学术道路，正可作为我们的借鉴。
　　注释
　　[1]张承志：《序·时代的召唤与时代的限制》，《考古学是什么》第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2]俞伟超：《秦汉的“亭”、“市”陶文》，《文物》1963年第2期。
　　[3]俞伟超：《追求与探索》，《文物》1984年第1期。
　　[4]俞伟超：《中国古代公社制度的考察》，中国历史博物馆丛书第一号，文物出版社，1988年。
　　[5]俞伟超：《周代用鼎制度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2期，1979年第1期。
　　[6]俞伟超：《汉代诸侯王与列侯墓葬的形制分析》，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
　　[7]张爱冰：《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先生访谈录》，《东南文化》1990年第3期。
　　[8]俞伟超：《中国古代文化的离合及其启示》，《古史的考古学探索》第68—69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9]俞伟超：《长江上游古巴蜀信仰及其文化背景的探索》，《古史的考古学探索》第292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1/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