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陵

　　在人类思维发展史上，人们最早的宗教信仰是自然崇拜，万物有灵的观念构成了人类最早的自然观。后来，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人类开始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化，人们也开始把氏族或部落的始祖之神从动物身上转移到男性英雄人物身上，开始用社会本身的活动来说明社会历史，这样，人类的信仰便由最早的自然崇拜转向了祖先崇拜。祖先崇拜的出现是从人们重视父系传宗接代开始的。在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的遗址里，就发现了陶祖和石祖。与祖先崇拜相适应，出现了大量关于英雄祖先的神话传说，如说炎帝是古羌人氏族的始祖和祖宗神。他创造了农业，所以称之为神农氏。传说中的太皞，是夷人氏部落的先祖，他创建了畜牧业，被称作伏羲氏。少皞是当时山东半岛氏族部落的始祖。颛顼(高阳氏)是夷人一个分支的先祖，据说他使南正重司天以属神，使火正黎司以属民，“绝地天通”。这些神话传说，其共同点就是认为，“当时各氏族和部落集团，都分别出自一个想象中的神话式的男性先祖。黄帝被看成是华夏族的缔造者，因此，黄帝成了华夏族共同崇拜的祖先。
　　古代人们对祖先表示崇拜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祭祀。中国历来就是一个重视祭祀的国度，文献记载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谓“祀者所以昭考事祖，通神明也。”(《汉书·郊祀志》及颜师古注)，或曰“祀者请祭祀也”(同前)。由于史料的限制，目前我们无法确切断定对黄帝的祭祀活动开始于何时，但从上面我们所说祖先崇拜的形成过程来看，在当时就应有祭祀黄帝的活动，本来“祭祀之道自生民以来则有之矣。”(《后汉书·郊祀志》)司马迁的《史记·黄帝本纪》也说：“在春秋时，宰我问孔子曰‘荣伊言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何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至三百年乎?’对曰‘生而人得其利百年，死而人畏其神百年，亡而人用其教百年。’”(《索隐》引《大戴礼》)这段对话，就表明了黄帝在身后对后世的影响。不过，司马迁又说“秦文公祀黄帝，则黄帝传说似战国以前已有之，但为天神而非人王，及战国而盛传于齐，始由天神而演为人王也”。(《史记·封禅书》)也就是说在战国以前对黄帝的祭祀是以神的地位来进行的，而在战国以后就作为华夏族的先祖进行祭奠，这种祭祀的遗址还留存至今。由于“黄带崩，葬桥山”，所以在陕西的凤翔县、陇县、乾县等地都建立有许多寺庙，在当时较有影响的就有所谓的“武畴”，“好畴”等。《史记·封禅书》就说“雍旁有吴阳武畴，雍东有好，皆废畴无祠。”这些寺庙后来由于历史的变迁，人们信仰的政变，就逐渐失修和荒芜了。
　　黄帝作为华夏族的缔造者，中华民族的始祖，民间的祭祀活动繁复难计。这里我们只想探讨一下历代帝王对黄帝的祭祀。
　　中国自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消灭韩、赵、魏、燕、齐、楚等战国六雄后，才开始成为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秦始皇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封建帝王。作为封建帝王谁最早对黄帝进行祭祀，目前仍无统一结论。但是有两种说法需要予以澄清并加以纠正，一种说法是：有人提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巡游全国的途中，登上鸡头山致祭“黄帝祠”并向李斯提出：“吾称‘皇帝’，有无违祖?”李斯答曰“你德高三皇，功盖五帝，称帝有何违祖。”(见兰草搜集整理《历代名人祭黄陵》第3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实际上史书上是没有这样的记载的。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初定天下与群臣议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令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又《索引》引《大戴礼》曰：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而没有秦始皇致祭“黄帝祠”的记载，更没有那热闹非凡的祭祀场面和庄严肃穆的祭祀面孔(以上观点参考了柏明、李颖科著《黄帝与黄帝陵》)实际上，秦人祭祀黄帝的活动，在史籍上有确切记载的是在秦灵公三年(前422)。《史记·封禅书》说“秦灵公作吴阳上畴祭黄帝。”第二种说法是：有人认为“祭祀轩辕黄帝，从本始元年(73)汉宣帝刘询开始，当时的祭祖活动有着严格的等级限制，诸侯祭祀皇帝，皇帝祭祀先祖轩辕黄帝。”(任景信编著《轩辕黄帝与黄帝陵》第54页，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这段话，可做几种理解，一种理解可理解为祭祀黄帝的活动，在汉宣帝时才开始，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据我们所看到的资料，西汉王朝建立后，刘邦挥师入关，曾提出：“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日“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刘邦又问：“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其臣下无言以对。刘邦说：“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史记·封禅书》)。除此以外，刘邦又颁布诏书，宣称自己极重祠而敬祭，从现在开始，祭上帝以下当奉祀者，各按定时沿惯例进行。《史记·高祖纪第一》也记载：“高祖乃立为沛公，祀黄帝，祭蚩尤于沛廷，而举鼓旗。”这是我们所见到的有关帝王祭祀黄帝的材料，也就是说汉高祖刘邦是祭祀黄帝最早的帝王。关于汉高祖祭祀黄帝，还有高祖跪拜黄帝像的传说，据说，汉高祖七年(前200)刘邦在长乐宫举行正式临朝仪式，正当乐队奏起宫乐，刘邦准备接受群臣朝拜时，刘邦的父亲派人送来急件，训斥刘邦登基忘祖。要刘邦致祭黄帝。刘邦看后，一时不知所措，这时深谙礼仪之道的叔孙通，立即拿出一幅轩辕黄帝画像，建议刘邦将画像张挂起来，率领群臣向黄帝跪拜，于是就由叔孙通担任司仪长，筑起宫乐，由刘邦带头，向黄帝行三跪六拜之礼。汉高祖刘邦跪拜过的这张黄帝画像，从汉代一直保存到今天，一直受着人们的谒拜。另外在汉代比宣帝祭祀黄帝要早的帝王还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汉武帝于建元元年(前140)初登帝位之时，就十分喜好敬鬼重祀，元鼎元年，(前116)，当他听到臣下讲述黄帝升天神话的场景时，大发感叹，认为“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履耳。”在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释兵须如，上曰：“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对曰：“黄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史记·封禅书》)《汉书·武帝纪》曰：“元封元年，冬十月，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北，临北河还，祀黄帝于桥山。”就是在这次北巡朔方回来途中，汉武帝命令士兵，一夜之间在桥山之巅，黄帝陵的对面修建了一座九转“祈仙台”，希望像黄帝一样长生不死，羽化成仙；同时也向黄帝显示自己的成功。这就是人们传说的汉武帝“十八万大军祭黄陵”的故事，这座祈仙台就是今天人们在黄帝陵所见到的汉武仙台。后来这座祈仙台成了黄陵八景之一，文献记载曰：“祈仙台，汉武所筑。登其上，诸山咸拱。秃柏环立，凛凛不可久留。”(见《古今图书集成》第542页)。第三种理解是从汉宣帝开始，祭祀黄帝的祭祀活动才有了严格的等级限制，但作者的材料依据是《国语·鲁语》中的一句话，其文曰：“天子祀上帝，诸侯祀先王先公。”这句话是针对一般的祭祀活动，而不是专指祭祀黄帝时的规定，而且仅凭此一条来立论，也是不足为据的。不管从哪—下点来理解，这段话都是大有商榷余地的。
　　汉代对黄帝举行祭祀的帝王，还有汉成帝刘骜，这次祭祀是由皇帝派代表而祭，不是亲祭。
　　由外戚上台执掌政权，最后登上皇帝宝座的王莽，尽管不是刘家正统，但不改炎黄子孙心，认定自己是黄帝之后，在所下诏书中说：“我很徼倖，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的苗裔、和太皇太后的亲属，现在皇天上帝既经付给我天下兆民，赤帝汉氏高皇帝的神灵又成了天命而传给我，我敬畏天命，哪敢不受!即日登天子位，定国号为新。”(见顾颉刚著《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建国元年(9)王莽命令郡县以下进行祭祖。
　　建武元年(25)，刘秀在(今河北柏乡)称帝，次年，刘秀为庆祝荣登皇帝宝座，举行了重大的祭祀黄帝的活动，“为圆坛入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皆南向，西上，其外坛上为五帝位……黄帝位在于丁未之地。”(《后汉书·祭祀上》)这次祭祀除在京都地方设祭外，还在郊外设庙祭祀。东汉其他皇帝，如明帝、章帝等继位，都举行祭祀黄帝的活动。值得一提的是，在东汉还制定了祭祀黄帝的专门仪式，称为“黄郊”。据《后汉书·礼仪志》记载，这套仪式规定每年“立秋”之前十八天“郊黄帝，是日夜漏未尽五刻，京都百官皆衣黄至立秋，迎气于黄郊，乐奏黄钟之宫，歌《帝临》，晚而执干戚，舞《云翘》、《育命》。”
　　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战乱纷纷，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但对黄帝的祭祀活动仍然绵延不断。如《魏书·太宗纪》记载，北魏拓跋嗣神瑞二年六月(415)“壬申，幸涿鹿，登桥山，观温泉，使使者以太牢祠黄帝庙。”这次祭礼采用三牲(三牲指、牛、羊、豕。三者都有的，称为太牢。只用羊、豕的叫少牢。三牲俱全只用在举行隆重的祭奠)。《魏书·礼志》载，太宗“泰常三年(418)，为五精帝兆于四郊，远近依五行数。各为方坛四陛，埒遗三重，通四门，以太等及诸佐随配。侑祭黄帝，常以立秋前十八日。余四帝，各以四立之日。”这次祭祀活动，与神瑞二年的祭祀相比，有其独特之处。这次的祭祀，祭坛为正方形，四面有四个高台阶的大门，周围建有三堵矮墙。与黄帝同时享受祭祀的还有太皞、帝喾、尧、舜四帝。《魏书·世祖纪》还载，在神*(上鹿下加)元年(428)八月，太武帝拓跋焘“东幸广宁，临观温泉，以太牢祭黄帝。”《魏书·礼志》载，在文成帝拓跋睿和平元年(460)，文成帝“东巡，历桥山，祀黄帝”。这个时期，除了帝王的祭祀外，名人祭祀及赞颂之作始流传下来，如曹植、贽虞、庚信等都留下了赞颂之作，因此问题不在本篇论述之列，兹不赘述。
　　在唐代，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元年(627)，在京都长安东宫显德殿即位，在即位庆宴上，李世民说：“夫天命之重，缘错奉其图书；天子之尊，赤县先其司牧。而功兼造化，桥山之树已荫；业致升平，苍悟之驾方远。至于平寇乱，安黎元，洒洪灾，攘太患，黄帝之53战，商汤之27征，以此申威，曾何足算。”(见《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四册)
　　五代时期，由于战乱，对黄帝的祭祀活动有所中断，据保存在黄帝庙碑廊的宋李昉《黄帝庙碑序》记载：“大宋阐统之十有三祀，开宝记号之五载……前代帝王有功德昭著泽及生民者，宜加崇奉……”可知，从这时期开始，又恢复了对黄帝的侍奉与祭祀。宋太祖开宝五年(972)，宋太祖下令将唐代宗大历年间在城北桥山西麓的黄帝庙移建到今天的位置。这一时期，由于兴建了黄帝庙，确定了黄帝陵的所在地。因此采取了许多保护措施。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宋仁宗看到祭扫黄陵回京(开封)的大臣所上奏折，奏折说桥山栽植松柏很多，而成活的却很少，造成的损失相当大。看到这一情况后，仁宗就颁布诏书，命令坊州(今黄陵)委派专人维护，栽新整旧。同年就在桥山之上种植了一千四百株柏树，又抽调寇守文、王文武、杨遇三户人家，免除其各种差役，令他们专职守护，成为专职护林员，今天黄帝陵能够古柏参天，郁郁葱葱，与当时宋仁宗的保护措施是有一定关系的。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原以后，基本沿袭着中原对黄帝祭祀礼仪，按照《元典章》规定：伏羲、神农、黄帝是天开辟地的先祖，国家应当祭祀。但这时期在举行祭祀时不再由皇帝祭祀，而由十大医师主祭。因为元世祖把黄帝作为医学的祖师。《元史·祭祀志》载：“元贞元年(1295)初，命郡县通祀三皇如宣圣释奠礼。……黄帝臣俞跗以下十人姓名载于医书者从礼两庑。有司岁春秋二季行事。而以医师主之。”元世祖这一举措，对后世影响很大，有人称之为“一个创举”，并认为“这种把医术提高到祖师的地位，孕育了中华民族科学事业的萌芽。”(见任景信编著《轩辕黄带与黄帝陵》第56、57页，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
　　帝王祭祀黄帝陵，到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发生了一个根本的转变，或者说是一个划时代的转变，“假若说，此以前对于黄帝陵的所在地还是异说并存，祭祀也不专在一地，那么从此开始，则固定在中部桥山，至今不移；假若说，此以前的祭祀还是时断时续，那么从此开始，则连续不断。”(柏明、李颖科著《黄帝与黄帝陵》第110—111页。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朱元璋是1368年正月，在南京正式登基称帝的，国号明，年号洪武。有人根据《黄陵县志》的记载，有明一代在桥山共进行了10次祭祀黄帝的活动。其中明太祖朱元璋时期5次，明武宗朱厚照时期1次，明世宗朱厚熜时期1次，明神宗朱翊钧时期2次，明熹宗朱由孝时期1次(参见任景信编著《轩辕黄帝与黄帝陵》第57页)。明朝的祭祀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有了一定的规章制度。明朝礼部规定，桥山黄帝陵为国家祭祀先祖的圣地，每次的祭文都要刻成石碑。并将祭陵的日期、祭品的名称、数量、参加主祭陪祭的文武官员记于碑上；第二，祭祀先祖的活动由皇帝或皇帝委派的大臣进行。本来在元朝时，有所谓“三皇庙”分布在各地，举行对黄帝的祭祀活动。明太祖朱元璋认为轩辕皇帝不仅是医家的祖师，而且是中华民族的远古始祖，因此，应当由国家来负责祭祀。在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为了统一对始祖的祭祀活动，下令废除了各地建筑的“三皇庙”和由十大医师主持祭祀的规定，并规定对黄帝的祭祀，只能由皇帝或由派遣的重要大臣前往祭奠，祭文由皇帝亲自撰写，对各个郡县存在的“三皇庙”统统改为“药皇庙”。就在这一年，朱元璋大兴百神之祀，遣使祭奠历代陵寝，并派遣中书管勾甘，代表皇帝赴黄帝陵致祭，赞颂轩辕皇帝的功德永垂万世。同时表白自己生于民间能够在有元失驭，天下纷乱之秋，集众用武，平定暴乱，夺取天下，主宰庶民，完全是皇天后土的保佑，并留下了“深衰浅貌，短语长情”的祭文，这篇祭文成为后世们所见到的最早的祭文，十分珍贵。全文不长，抄录如下：
　　皇帝谨遣中书管勾甘，敢昭告于黄帝轩辕氏：
　　朕生后世，为民于草野之间。当有元失驭，天下纷纭，乃乘群雄大乱之秋，集众用武。荷皇天土眷，遂平暴乱，以有天下，主宰庶民，今已四年矣。君生上古，继天立极，作水民主，神功对德，垂法至今。朕兴百神之祀，考君陵墓于此，然相去年岁极远；观经典所载，虽切慕于心，奈禀生之愚，时有古今，民俗亦异。抑惟圣神，万世所法，特遣官奠祀修陵，圣灵不昧，其鉴纳焉!尚嚮!
　　第三，设置了专门官员，管理陵园。在明朝时，为了保护陵庙，设置了2名护陵官，官封五品，三年举行一次大祭，大祭时由皇帝亲撰祭文，由太常寺派遣大臣携带香帛、贡品前往黄帝陵庙进行祭祀。
　　明代时期，帝王的祭祀活动中，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件事，在洪武七年(1374)，明太祖朱元璋降旨在轩辕庙大殿内塑兖冕坐像一尊。
　　清朝从1644年入关后，为了得到汉人的支持，力倡满汉一家，并谓“自古帝王，受天明命，继道统而新治统。圣贤代起，先后一揆。”整个有清一代，从清世祖福临到溥仪皇帝(1644—1911)，260多年间进行了26次祭陵活动，清世祖福临1次，清圣祖玄烨10次，清高宗弘历9次，清仁宗颙琰3次，清宣宗旻宁3次。清朝对黄帝的祭祀活动，仪式十分隆重，规模宏大，次数也较多。在清代，祭祀黄帝时间并无定制，从清代的祭祀看来，对黄帝的祭祀活动一般发生在皇帝登基、寿辰、国家受到外敌入侵、国内叛乱、水旱灾害、五谷丰登等重大的国事活动时。如康熙皇帝(1654—1722)在位时，曾把“三藩、河务、漕运”三件事作为自己执政时期的头等大事。因为这三件大事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为了时刻记住这些事情，康熙皇帝把这三件事写在纸上，贴在墙上，提醒自己时刻努力办好这些事情。每当这些事情取得胜利时，就要祭告祖先。在他执政时，黄河下游，由于河道堵塞，致使多处决口，淹没农田，冲毁房舍，两岸人民深受决口之苦，每当决口之时，百姓流离失所，背井离乡，苦不堪言。康熙皇帝亲政以后，得知黄河泛滥给中原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了解到百姓迫切要求治理黄河的愿望，于是康熙下令集中全国物力财力来治理黄河，经过十多年治理，基本上控制了黄河水患。史书上记载说“淮黄故道，次第修复。”在黄河的水患得到治理后，康熙皇帝十分高兴，亲自撰写祭文，祭祀黄帝。在祭文中，康熙皇帝写道：“朕钦承丕绪，抚驭兆民，思致时雍，常殷惕励，历兹四十余载，今岁适届五旬，宵旰兢兢，无敢暇逸，渐致民生康阜，国远升平。顷因黄淮告成，亲行巡历，再授方略，善后是期，目者民志之欢欣，奏载，今岁适届五旬，宵旰兢兢，无敢暇逸，渐至民生康阜，国运升平。顷因黄淮告成，亲行巡历，再授方略，善后是期，目者民志之欢欣，滋朕心之轸恤。遄回銮略，大沛恩膏，用遣专官，敬修祀典，冀默赞郅降之治，益弘仁寿之庥。”这次祭祀是康熙四十二年(1703)进行的。
　　乾隆时期，原属于蒙古族的准噶尔部在沙俄挑唆下，屡次发动叛乱，妄图脱离清朝的统治，准噶尔部以伊犁河流域作为活动中心，其叛乱祸及整个蒙古草原、天山南北及青藏高原，严重威胁着祖国的统一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只有平定准噶尔叛乱，清王朝才能有效地行使对这一地区的主权，从而巩固西北边防。因此，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历时70余年，终于在乾隆二十年(1755)平定了叛乱。
　　相传在平定准噶尔部的叛乱中，清兵在伊犁地区陷入叛军的包围之中，孤立无援。清军驻地靠近戈壁滩，缺水短粮，弹药不足，部队军心动摇，士气低落。在这时，忽然发现一片茂密的森林，于是乾隆命士兵在森林地区挖井，解决缺水问题，在掘井时又发现了许多铁丸和粮食。这意外的发现，令全军士气大振，情绪高昂，最后以三千人的兵力奇迹般地战胜了十万叛军。这一传说，有多大的可靠性，我们不敢断定。但从中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人民渴望统一，反对分裂。乾隆皇帝认为这是祖先显灵所致，是先祖黄帝的保佑。因此，在平叛成功后，乾隆皇帝马上派遣太常寺卿熊学鹏前往桥山黄帝陵举行祭仪，并亲写祭文：”朕惟帝王建极，乘时绥猷。制临无外，德盛而服远者神；教化原□(此字碑文缺)，孝道以尊亲为大。兹以平定准噶尔大功成，……神人洽庆，中外蒙庥。”
　　有关黄帝的祭祀一直延续至今，似已超出本文的范围，就略而不论了。
　　从上面叙述来看，历代帝王祭祀黄帝的原因很多：有为“岁歉为民祈福”而致祭的；有为平定叛乱而致祭的；有为登基而致祭的，等等。在这些祭祀中，历代帝王都把黄帝作为自己的祖先，无一例外，即使像元朝把黄帝作为医家之祖来祭祀，但同时又将黄帝作为“皇”来祭祀。说明不管是中原本土的民族，还是关外的民族，都把黄帝作为自己的祖先，充分说明了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是中华民族的缔造者，也说明了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这一观念是如何深入人心，影响多么巨大。这种显赫的地位，这么深远的影响不是任何行政力量的干预或个人的自封所能达到的，也是任何人无法抹杀的。
　　

黄帝祭祀与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帝陵基金会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