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陵

 
　　至今，我们尚无任何确切的资料记载中华原的兴起，更无法去探讨中华原的历史沿革与变迁。中华原，这片神奇的土地，和它的名字一样不同凡响，它涵盖的历史文化内容和范围至今仍是一个谜。要完全了解它，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和文献资料的出现。
　　那么，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以“中华原”命名呢?中华原与黄帝铸鼎之荆山之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一、中华原概念
　　我们知道，“原”同“源”，说文：水泉本也。“原”是由高山流水演化来的，是起初和根本之意。这一点，非常符合荆山过去的地理历史风貌。荆山在清代的时候，山之阳约有五、七十泉，灌溉池阳田千顷，旁溢得不行。篆书把“饮水思原”写为“原”而不写为“源”就是这个意思。而“中华”一词最早的出现，则与华夏族的出现有关。中华56个民族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辖区范围内的民族。实际上，中华民族的范围远远超越了这个数字，这是因为种种的历史原因形成的。古人就有后土纳百族之说。严格的讲“中华”一词最早出现是一个地理性的概念词，它和我们今天广义上的“中华”是有区别的。当时的华夏族，主要生活在黄土高原的渭河流域，这里是黄土高原的二级台阶，水美草丰，文化发达，历史悠久，因居四夷之中，因此称这个地方为中华。华夏族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常常受到四夷的侵逼。但是，由于华夏族勤劳智慧，自强不息，百折不挠，与人为善，渐渐地为天下所共识。到了人文始祖轩辕时代，黄帝被推为天下共主，这时候的“中华”一词才就有了新的内容，它是第一次作为一个国家的形式出现的。因此，中国则是中华意义上的进一步深化。古代称谓“中国”，泛指京师之地。《诗·大雅·民劳》中便有“惠此中国，以绥四方”的句子，《史记·五帝本纪》在记述舜与尧的关系时，也有“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集解》刘熙曰：“帝王都为中，故曰中国。”《史记·天官书》中还有“其后秦遂以兵灭六国，并中国。”可见，“中国”一词与“中华”一词。同样是一个地理性的概念词。
　　因此，中华原从概念上讲，是一个专指的地理性的概念词。
　　二、中华原附近的“花”与“华”
　　20世纪50年代，中华原属地的富平县老城，还是水流桥上桥下，南门外一片稻子莲花的景象。那么，这个被人宠爱的莲花与“华”在中华原有什么关系呢?
　　莲花，《尔雅·释草》说：“荷，芙渠……其实莲。”因出于污泥而不染的高尚情操被中华民族认为是最洁美的花，在中华原上。富平县的“九眼莲”可谓天下第一。质脆、味甜、色白，无论粗细、长短，横切均有九眼。因九又为阳数之最，质地纯洁而倍受中华民族青睐。加上“花”在古代与“华”同意。因此，以中华原为中心，周围便有美不胜收的以“华”命名的山川地名。像蓝田县有以华胥氏涉雷泽而孕的华胥镇，又有华胥氏陵和华胥氏所建立的古华胥国；华山有秦人少昊即白帝受到黄帝赐封华山神的华山、华阴、少华及华州；耀州有漆沮合流的华原，耀州在古代又称华原县；三原县古为华池县，荆山脚下有华王村；富平有华阳公主与王翦成婚的华阳原和故县怀德的华朱乡；北周闵帝元年于中华原又置中华郡；等等。
　　现在我们从卫星地图上看，美丽的关中平原，在中华原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天然太极图，它又像是一颗巨大的莲花。太极张三丰荆山悟道的地方，就是地络纵与横的交汇点，史称五华洞。而富平老城——“斩城”，则是一个标准的阳鱼眼，这个高阜的“斩城”，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在中国绝无仅有。所以，在以荆山为中心的中华原周围，有那么多的以“华”而命名的山川地名也就不奇怪了。
　　三、古人的中华情结
　　现在，中国人到了海外以后，常以华人自称，除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文明形成的传统美德外，更重要的一条就是上述地理性概念的缘故。这种情结，古往今来皆有。据《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时楼船将军杨仆数有大功，但耻为关外民，遂上书汉武帝乞建东关，即函谷新关。而故关——秦函谷关在弘农县。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批准了楼船将军杨仆的乞书，将秦函谷关向东移至今新安县东北二里许，新关距故关刚好300里。杨仆初以千夫为吏，列九卿，南越反，拜为楼船将军，有功，封将梁侯，为苟彘(汉将军，太原广武人)所缚，居久之病死。杨仆是今河南宜阳人，宜阳为秦置县，战国韩曾封宜阳邑，在洛阳西南，与新安县南北平行。因此，唐朝诗人孟迟有诗：“汉武英雄重武才，重山险外凿门开。今后更有将军否?移取潼关向此来。”但是，移关终究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中国(京师)从长远的安全角度考虑，汉献帝时遂将函谷新关西移480里，唐武则天天授二年(691)再移，即今之潼关。关中旧称四塞之国，潼关乃为东大门也，岂能忽视。
　　素有“唐小李杜”之称的诗人李商隐，自太和，七年(833)曾三次应进士考试，唐开成二年(837年)得中进土，同年冬，令狐楚死，李商隐失去幕职，只好另谋出路，入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王爱其才，赏识他的思想和言论，不久，还把他的女儿嫁给了李商隐，这就触犯了朋党的戒律，为牛党一些人所忌恨。唐开成三年(838)，李商隐应博学宏词考试，本已为考官所取，复审时被某一权要抹去了名字，并且还株连了李商隐的好友。这次意外的打击使李商隐写下了千古绝唱的《荆山》：“压河连华势孱颜，鸟没云归一望间。杨仆移关三百里，可能全是为荆山。”在这里，荆山与中华同意。一方面，荆山在中华原的地理位置没有发生变化，其二，李商隐以杨仆移关的典故感叹自己生不逢时，无法报效国家以及不被他人理解的复杂心情。李商隐14岁便写下了名扬天下的《富平少侯》诗，直到唐大中十年(856)，45岁才任盐铁推官，代理昭平郡守，冬返长安，选为周至县尉。李商隐多次游历关中，一生困顿失意，所作诗词多写乱离感慨，忧虑国事，但从另一方面反映出了唐代荆山与中华的关系。
　　在这里，因杨仆为酷吏，《史记》《汉书》均有传，李商隐使用了“可能”来叙说此事。
　　四、荆山是中华原的“地标”
　　我们盘点一下现有的中华原的考古与文献资料就会发现，中华原基本的区域范围是北起富平县老城，向南约30里，西起三原县的瓦头坡，而东线目前尚无定论。因阎良区武屯镇武家庄有“中华原”墓志铭的出土，可知武屯镇古栎阳当属辖地。中国的区域划分源于大禹的自然区划法，即一般以水为界或以山为界，再加上古代“一乡十里”和“十里乡俗不同”的旧制及墓志铭所写的万年乡，可初步判断应以石川河为界，河东为古县下郑属地，这样顺河向北延伸，正好与葬于中华原的富平县留古镇何家村的西魏元宝炬墓重合。至于阎良区关山镇的荆山东原，按理应在辖区范围以内，但目前还只能是一种预测，准确的中华原东线位置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和历史文献资料的出现才能确定。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荆山是整个中华原的地标。
　　关山仰韶文化遗址，目前全国已发现有2523个仰韶文化遗址，是河南灵宝和陕县105个遗址面积的总和，是中国现有版图的百万分之一。所以，参考摩尔根《古代社会》部落组合情况，依据每10000平方米为一个氏族，15个氏族为一个部落，一个部落3000人的计算方法，这里当时已有60多个部落，十几万人聚集。那么，这么多的人聚集在这里干什么呢?正因为黄帝在荆山铸鼎，这里是黄帝国家的中心。要知道，秦徙天下12万户36万人，国都人口还不足50万，唐作为一个世界级的文化、政治、经济的中心，当时的国都人口才突破100万。现在世界的潮流是国家工业化和人口城镇化，老牌资本主义的英国在完成国家工业化以后研究中国黄帝的天人合一思想，提出低碳经济。实际上，低碳经济说到家，就是黄帝的天人合一思想、天人和谐思想，它们的价值通道是一致的，都是以，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在前进。文明(civilization)专指人类进入青铜时代以后的国家阶段。而金属冶炼术，则是其主要特征之一，黄帝当年在荆山铸鼎，在中华原开创中华，所反映的就是中华“铜器时代”的到来。这种迹象所表明的，是此期的中国已进入“青铜器时代”，这种代表着当时世界最高科技水平的青铜冶炼技术，并不亚于我们今天的人类太空行走。黄帝御龙升天了，但他却创立了中华。黄帝御龙升天了，但他却带领我们进入了一个完全崭新的时代，一个人类以文明为荣的时代。
　　五、荆山为周秦汉唐游览胜地
　　知道荆山是中华原的地标以后，就会发现，这里不仅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发祥地，而且曾以孕育周秦汉唐而劳苦功高。因此，在长达几千年的中华社会发展过程中，受到历代中央政府的特别关注。周太王亶父与私属离豳，来到荆山脚下的漆沮河边，度过了最重要的发展阶段。因此，周得天下以后，辟这里为上林苑，严禁任何人私自闯入。周以孝敬祖先为最，这里的潜鱼是周人春飨的最高祭品。秦汉的发展阶段也是在这里度过的，尽管后来秦迁都咸阳北坂和汉迁都长安，但这里的基础地位并没有消失。作为一个长达千年的都邑，它不仅是一个行政管理部门，而且秦汉两朝郑白大型水利工程使这里变为富庶天下的粮仓，作为“衣食京师”一直到唐代都没有发生变化。因此，这里久为京畿要地，直隶中央管理。北周闵帝元年(557)，于中华原置中华郡(今富平县城关乡石佛原一带)，这是中华自实行郡县制以来从来也没有的现象，它是郡县制里的一朵奇葩，一个任何地方都不会拥有的名称。唐代分县定等，定富平县为赤县，并由京城直接管理，唐哀帝天祐二年(905)划出美原县，设置鼎州，《唐书·高祖本纪》记载：唐高祖李渊之祖父李虎，字文彬，北魏时仆射，封陇西郡公，西魏文帝曾赐姓大野，官至太尉，号称八大柱国之一。卒于北周初，因佐周代魏之功而追封为唐国公。李虎内迁初居同州(今陕西大荔)，晚年举家定居华池县(今陕西三原)，葬于荆山万寿原。唐武德元年(618)六月二十二日追尊为景皇帝，庙号太祖，曰永康陵。渭北“唐十八陵”都处于唐太祖永康陵的腹卵怀抱之中。李虎共有八子，李昺为三，其于北周保定四年(564)九月袭父爵为唐国公。李昺四子，李渊为末，生于北周天和元年(566)，八岁时，袭为三世唐国公。因此，李渊死后，按规制便也埋葬在荆山上，以守望这块风水宝地。《唐会要》载有唐太博士独孤及对庸太祖的评议：“太祖景皇帝以柱国之任，翼周弼魏，肇启工业，建封于唐，高祖因以为天下之号。”李世民祭皇天后土，祭太祖、祭开国公李渊都先后来到荆山。唐开元十一年(723)，玄宗李隆基效古代先帝，躬祀后土，还大赦天下。而处于贞观和开元两个盛世，起着承先启后的武则天，更是把国家鼎盛看做是头等大事，武则天效大禹也铸九鼎，并于万岁通天元年(696)，铸九鼎成。上各写本州山川物产之象，令著作郎贾膺福、殿中丞薛昌容、凤阁主事李元振、司农录事钟绍京等分题，左尚令贾元廨画。并动用十万军队令南北卫士十余万人，仗内大牛、白象曳之，自玄武门入。并亲自制“曳鼎歌”。
　　因此，唐代的文人们常常以“唐兴兹原”来赞美黄帝铸鼎之荆山(见唐《轩辕黄帝铸鼎碑铭》)。也以“名常鼎新”形容武则天效大禹铸九鼎事。
　　唐兴兹原，就连李渊死后也要以葬守在这里，其正公大臣的陵冢多达76座，唐代最有钱的人也居住在这里，“富平少候”的奢侈令京师长安的高官要员咋舌。
　　荆山经历周秦汉唐四个盛世，其自然景观也非常可观，唐时，这里草木葱翠，蔚然深秀，又是文人学士坐草枕流的游览胜地。唐代以前，荆山绿树成林，气候湿润，呈现出一派亚热带风光，大诗人杜甫就有“渭北春天树”的赞誉。门头象、鸵鸟、踵骨鹿，各种动物游走嬉戏。枣赤、梨红、稻子、莲花，这些景致都是古代文人墨客诗词中常有的东西。
　　六、“地标”一说的学问
　　为了搞清楚中华原的具体位置，我曾陪一位大学教授去张三丰荆山悟道的五华洞。当教授把放大的地图放在汽车上和当地的地理位置做对应时，不由得拍手叫奇，他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指着地图说：“你看，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太极张三丰的荆山悟道处，南边又是荆山宫殿群及宫瓦发现的地方，秦汉的祭祀地(秦汉二畤)也在这里，沿此偏南，就是后土庙了，如果顺着这条直线再往南，正好就是秦岭的太乙山!如果把这里作为一个巨大的地理坐标，往北可至黄帝陵，往南可至华胥陵，这样一条南北长达千里的龙脉线路，人们弄不明白，古人在没有卫星定位系统的情况下，是怎么选取出来的呢?而且和卫星定位系统没有分毫的差距。而秦汉的祭祀二畤又正好对应太乙”，教授便再次感叹。这位教授接着又把清、漆二水画了出来，清、漆二水，同发源子一处，又同归一处，这又是一绝，在地球上绝无仅有。阎良的二龙口就是一个大葫芦的巴儿，这是古代一个标准的“金线吊葫芦”的风水宝地。难怪《临潼县志》里说：“荆山为渭北屏障，是一个藏风聚气的地方。”
　　经教授这么一说，我也忽然恍然大悟，人文始祖轩辕黄帝为什么会在黄土高原的荆山铸鼎，太史令司马迁为什么为黄帝铸鼎的荆山要加一个“及岐、逾于河(黄河)”的限置词，黄帝为什么会把他铸造的天地人宝鼎称为太乙，这其中的奥妙不是就昭然若揭了吗?
　　七、“一鸡鸣三县”的启示
　　在中华原的荆山长沟里，有一个“一鸡鸣三县”的地方，至今仍是三县的分界点。它也从另—方面反映了荆山长期以来由三原、富平、临潼(今划归西安阎良区)三县管理的历史状态。三县中的工业发展以阎良为最早，相应的阎良对荆山原体的破坏也最为严重，这是以珍贵的自然资源孵育工业革命的伤疤。据悉，阎良区的新一届领导班子在三县中率先成立了荆山原开发管理办公室，正准备将荆山原打造成西安最美的“后花园’。清代，山之阳约有五、七十泉，灌池阳田千顷，旁溢得不行。1966年，长沟沟道的尽头还有一泉，清粼粼的泉水竟能够从脚底下冒出地面三尺多高，当你用嘴对着那泉，去喝那些从黄土高原的黄土地里冒出来的泉水的时候，你会从骨子里体会到“饮水思源”，它就是“原”。可是，现在这些泉水干枯了，只有砖瓦厂取土以后留下的一个又一个桶壮的泉眼，就连漆、沮河也干枯、断流了。又悉，位于阎良区的西飞公司，日前不再抽中华原的地下水资源了，而是改用西安黑河水作为新的水源地，这不能不是一件天大的喜讯。中华原，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块圣土，这里曾孕育了中华民族周秦汉唐四个盛世，这里曾是黄帝开国、创立中华的风水宝地，作为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我革命之根据地，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一定能重现昔日之风采。赤枣、红梨、稻子、莲花，这些将不再是古代文人墨客诗词中的东西。
　　彰显华夏文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我们相信，历代文人墨士歌颂中华原的美景，在我们的手里一定会实现。最后，也不妨以集句的形式，以古人歌颂荆山的诗词作一个“荆山”的回望歌，以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渭北春天树， 【唐·杜甫】
　　声翻太白云。 【唐·孟郊】
　　日下风高野路凉，
　　枣赤梨红稻穗黄。【唐·白居易】
　　君不见，
　　黄龙飞去山下路，
　　断髯成草风飕飕。【唐·舒元舆】
　　铸鼎传遗宫， 【清·陈觉】
　　古坊送春风。 【清·李因笃】
　　杨仆移关三百里，
　　可能全是为荆山。【唐·李商隐】
　　君不见，
　　骑龙飞去太清家，
　　云愁海思令人嗟。【唐·李白】
　　注：《荆山回望歌》又称《荆山回望》，已被著名作曲家刘跃谱曲并演唱。
　　

黄帝功德大典/刘洪涛编著.—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