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干部学校教育的变革

李鸿义

　　三、延安干部教育的深入发展
　　延安干部学校教育的变革
　　抗日战争时期，一方面民族革命战争的神圣事业需要大批革命干部；一方面，大批知识青年因不满国民党的反动政策，纷纷来到延安，投向共产党、参加革命、探求真理，成为解决干部问题的最好来源。为转变这些知识青年的思想和作风，使之适合抗日战争的需要，党中央在延安举办了各种干部学校，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军事、组织等方面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教育和各种业务教育。据毛泽东1939年《反投降提纲》的报告，抗战爆发后的两年来，已建立了抗大，陕大、党校、马列学院、鲁艺、青训班、女子大学、工人学校等10余所干部学校。“学生多的万余人，少的几百人，几十人，几千个干部从事教育工作。教育出来的及尚未出来的学生3万人以上，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18年来从未有过的现象。”
　　延安的干部学校是全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点场所。它的发展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7年至1940年初。这一阶段的干部学校全属训练班性质。为了满足抗日战争特别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迫切需要，干部学校的学习时间很短，大多只有3个月、半年，最多1年。这一阶段的课程内容一般都是符合实际工作需要的，也教授一些理论课，如中国问题、马列主义等，虽只是启蒙性质，但很受学员的欢迎。由于当时党内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思想体系，加以教学目的不够明确，这给干部学校的教育带来一定的影响。
　　第二阶段，1940年下半年到1941年12月前。这一阶段为干部学校正规化阶段。各学校学制普遍延长，学习时间一般改为1年、2年、甚至3年。确立了比较正规的学习制度，要求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的基础理论知识，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正规化是干部学校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也带来新的问题。伴随着正规化而来的，是教条主义习气的复活和滋长，马列学院、陕公高级班均出现教条主义的倾向。
　　第三阶段，1941年12月以后。这一阶段是根据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精神，对干部学校教育进行改革的阶段。
　　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严肃指出当时干部学校存在的问题：“目前延安干部学校的基本缺点，在于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的脱节，存在着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严重的毛病。这种毛病，主要表现在使学生学习一大堆马列主义的抽象原则，而不注意或几乎不注意领会其实质及如何应用于具体的中国环境。”为了纠正这种毛病，决定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的目的是为了使学生能够正确地应用这种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为了书本上各项原则的死记与背诵。为此，决定提出了学习马列主义的三条原则：第一，必须使学生区别马列主义的字句与马列主义的实质；第二，必须使学生领会这种实质(不是望文生意，而是心知其意)；第三，必须使学生学会善于运用这种实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而抛弃一切形式的空洞的学习。并决定“增加中国历史与中国情况及党的历史与党的政策的教育，使学生既学得理论，又学得实际，并把二者生动的联系起来。党地委以上，军队团级以上的干部(在解决了文化问题之后)，应以联共党史为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教材，特别应注意具体应用辨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不是其大堆的抽象原则)的学习，借以克服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这种极端恶劣的毛病。”
　　《决定》为一些主要干部学校明确规定了办学方向。在干部学校教育改革前，各干部学校没有明确规定自己的办学目的也是主要的一个缺点。为此，《决定》规定：中央研究院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中央党校为培养地委以上及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党的实际工作干部及军队政治工作干部的高级与中级学校；军事学院为培养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军事工作干部的高级与中级学校；延大、鲁艺、自然科学院为培养党与非党的各种高级与中级的专门的政治、文化、科学及技术人才的学校。
　　《决定》还为各类专门学校规定了文化课、政治课与专门课的比例。指出：“一般说来，专门课应占百分之五十(不需补习文化之学校，则专门课应占百分之八十)，文化课应占百分之三十，政治课应占百分之二十”。坚决纠正过去以政治课压倒其他一切课目的不正常现象。除此，《决定》对加强学校领导、提高教员质量、改进教学方法、评定学员成绩等都做了相应的规定。
　　按照《决定》精神，各类干部学校结合整风运动进行了认真的改革。延安的一些主要干部学校，中央研究院、中央党校、抗大、延安大学、鲁艺、自然科学院等为抗日战争、中国革命及其以后的建设事业培养了大批干部和专业人才。
　　中央研究院。前身为马列学院，1938年5月5日创立。院长张闻天、副院长王学文。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专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校。初成立时采取班级建制，最多时设6个班和相应的一些研究室，共三四百人。学员入校前一般都经过抗大、陕公、党校等学校的训练，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课程设置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西方革命史、联共党史、党的建设等。1941年7月，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整风中为贯彻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精神，又改组为中央研究院，设中国政治、中国经济、中国历史、中国思想文化、中国文艺、国际问题、俄语、中国教育、中国新闻等9个研究室。1941年12月，中共中央确定中央研究院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1943年后，并入中央党校，成为中央党校的三部。该院为党培养了一批高级理论研究人才。
　　中共中央党校。1935年冬，党中央决定在瓦窑堡恢复中央党校。1936年7月，党校迁保安，后又迁定边，1937年初迁回延安。抗战爆发后，学员有11个班，1000余人。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党校规模进一步扩大，班次增加到50余个。1941年底以前，党校主要是培养党的区、县干部和青年党员，毕业学生3000多名。
　　1941年12月，中央在确定中央党校的办学方向之后，培训对象变为培养地委以上及团级以上的干部。1943年后，中央党校扩大为6个部。一部培训地委、旅级以上干部；二部培养地方中级干部和军队团级干部；三部以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为主要培训对象；四部培训老干部；五、六部为陕甘宁边区党校合并而来，主要培训陕甘宁边区县级干部。中央党校作为培养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及政治干部的学校，有别于其他干部学校的教育，其基本任务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来教育干部。改革后的教学方针为：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延安整风中，中央党校是全党整风的重点，又是全党学习的典型，并且是大生产运动中中直机关的模范。它为党培养了成千上万的领导干部，为中国革命做出重要的贡献。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其前身系1936年6月党创建的红军学校，抗战前夕正式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该校主要培养具有独立工作能力的抗日军事和政治干部。在8年抗战中，该校共办了8期，同时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还先后办了12所分校。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关怀下，该校坚持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树立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工作作风，成为举国瞩目的“中华民族优秀儿女荟萃之地。”造就了十几万革命干部，为我党、我军和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为民族解放和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延安大学。1941年9月创建。延大是延安干部学校正规化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教育史上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它是由陕北公学(1937年9月创建)、泽东青年干部学校(1940年5月成立)、中国女子大学(1939年7月成立)合并而成的。校设3院2系：社会科学院、教育学院、法学院和俄、英文系，另附设中学部。学校成立不久，党中央即明确延大等校为培养党与非党的各种高级与中级的专门的政治、文化、科学及技术人才的学校。根据这一精神，1943年和1944年，延安的一些干部学校先后合并于延大，受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直接领导。这时，延大设3院12系，成为名符其实的综合性大学。在延大存在的8年期间，共培养1万多名青年干部，遍布陕甘宁边区及全国各地。
　　鲁迅艺术学院(后改称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1938年4月创办。设戏剧、文学、美术、音乐等系。并设有研究室和实验话剧团。该校主要培养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是团结和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才、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和核心。1943年4月合并于延安大学，成为延大的鲁迅艺术文学院。抗日战争胜利后，复从延大分出，迁往东北办学。
　　延安自然科学院。该院于1940年9月1日在原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基础上改建，这是党历史上第一所理工农大学。大学部分有物理(后改为机械)、化学(后改为化工)、生物(后改为农业)、地矿(后合并化工系)4系。大学部学制初为2年，1941年后改为3年。除大学部外，还设有预科(高中)和补习班(初中)。学院以“培养既通晓革命理论又懂得自然科学的专业人员，理论与实践统一的人才”为目的。进入这所学院学习的先后达500多人，为党培养了第一代无产阶级的科学技术干部。这些干部为抗日战争、全国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该院于1943年4月曾与鲁艺一起并入延安大学，成为延大的自然科学院，学制仍为3年。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1月，因形势发展需要复从延大分出，与鲁迅艺术文学院一起迁往东北办学。
　　延安大办干部教育，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由于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开展，这就使得建党初期理论准备不足的状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变。同时，提高了干部的理论水平、政治水平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为全党整风继续解决理论联系实际，克服主观主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准备了条件。
　　第二，满足了抗日战争时期党对干部的需求，找到了培养各种人才的途径和具体办法。延安时期大办干部教育的意义，不仅在于培养了多少干部和人才，还在于它吸引、培育了众多的革命青年，使他们改变了原来的思想、观念和作风，成为革命事业所需要的战士。
　　第三，延安大办干部教育具有开创意义和榜样作用。延安大办干部教育时，无论是在职干部教育，还是学校教育，都没有现成经验可资参考，但实践出真知。延安干部教育积累了全面改善和提高干部素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业务教育和党的建设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不但成为当时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榜样，即使在今天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6页。
　　

延安整风运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