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假典型，掀起“坦白”运动

李鸿义

　　二、康生与“抢救失足者”运动
　　制造假典型，掀起“坦白”运动
　　1937年11月，康生、王明回到延安，1938年康生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不久，他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了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情报部部长。1942年整风期间，康生又担任了整风总学委的副主任，参与对整风运动的领导。
　　康生当时提出“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三者之间是必然联系，铁的规律”。当整风刚刚转入审干阶段的时候，康生就在社会部所属的西北公学制造了一个离奇的典型案件，即所谓张克勤事件。
　　张克勤于1936年10月在西安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日战争爆发后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派到兰州做地下工作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6月，因被敌人怀疑，经中共甘肃工委和中央代表林伯渠同意调到延安。张克勤到延安以后，国民党特务抓了他的父亲和妻子，他们都是共产党员，被捕后叛党。1942年整风期间，延安保健药社接到重庆李炬寄给张克勤的一份国民党刊物——《中央周刊》。据张克勤回忆分析，李炬可能是同他前妻鬼混过的国民党特务。另外，西安三青团的报纸曾经刊登过一批自首名单，第一个名字便是张克勤。同时，延安鲁艺也转来一份检举张克勤是特务的材料。于是，康生便据此于1942年11月的一天，突然派人把张克勤看管起来。当时，张克勤是个年仅19岁的青年，审讯的人对他说：只要坦白是特务，就保留你的党籍。同时对他进行肉体折磨。张克勤被整了6天6夜，在精疲力竭，神情恍惚，实在支持不住的情况下，便承认自己是特务，并在诱逼之下，交代了所谓特务组织系统及其他特务名单。张克勤睡了一觉，要求推翻原供，便遭审讯人员的斥责和粗暴对待。张克勤又被迫承认自己是特务。
　　康生不仅不认为这种“逼、供、信”的做法是错误的，反而说：这个案子“使我们队国民党的特务政策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他认为，每个机关，每个部门，都会有特务打进来，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组织是靠不住的，是被敌人收买的“红旗党”(这是康生对白区地下党的诬陷，意指地下党外红内白，表面是共产党，实际是国民党)，不仅甘肃是这样，而且陕西、四川、河南、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等10多省的地下党都是“红旗党”。来自这些省份的地下党员，都有特务嫌疑，都是审查对象。谁不这样看待，谁就是右倾。他指示将曾在甘肃工委工作过的许多人，先后押到延安接受审查。1943年4月初，胡宗南派一个代表团到延安和中共方面谈判，康生以“防止边区内部特务与胡宗南代表团来往”为由，亲自圈定名单，指令边区保安处于4月1日夜晚，逮捕了200多人。在逮捕之前，有人认为证据不足，提过不同意见。康生则说：“先抓起来再说，正因为不清楚才关起来审问，审问就是为了弄清问题。”1943年4月10日以后，审干由内部转为公开，开展了群众性的坦白运动。首先让“坦白典型”张克勤到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八路军大礼堂、绥德师范等单位去作“坦白”报告，进行“现身说法”。张克勤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在西北公学召开的号召坦白的大会上，一个一个地盯着看，看着谁象，就叫谁承认是“特务”，承认了“特务”就叫你上台“坦白”，结果大礼堂坐着的一大半人都成了“特务”。在杨家岭大礼堂主席台上，康生对张克勤说：“我就看透了，你们甘肃党是红旗党，你要好好作报告，感召失足者坦白，这是你立功的好机会。”此后，各系统、各单位纷纷掀起“坦白”高潮，假坦白越来越多。在“坦白”高潮中，埋下了冤、假、错案的种子。
　　

延安整风运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