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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22军起义

　　第二十二军在榆林起义经过
　　1948年夏，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应傅作义之命，率国民党第二十二军之第二二八师杨仲璜部去守包头。包头解放，退至五原。这时战争形势已威胁到宁夏，马鸿逵未经磋商，即将宁夏协防榆林的保安第二纵队马宝琳部两个团，调回宁夏保护老巢去了。因此，榆林更显得孤悬塞上，处境岌岌可危。榆林驻军仅剩总部和军部之直属部队与第八十六师徐之佳部，总共不过四千余人。故第二十二军军长左世允(协中)沉郁不安，深为自己的前途忧虑。正当人们议论纷纷，担心变化莫测的前景之际，收到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和赵寿山、杨明轩三位领导人给邓宝珊、左协中送来的两封信，说明大势所趋，谆谆劝告榆林驻军起义。这两封信给我们在思想上带来了一种新的启示、新的希望，促使我们回顾和反省。回想我们在八年抗战中拥护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团结，不反共，不摩擦，抗战到底，和边区互相协助，和睦相处，信使往还的良好关系，却因我们一时目光短浅，倒行逆施，追随蒋介石打内战，在两次榆林战役中双方都遭到惨重的伤亡，怎能不感到内疚。正当我们歧途彷徨之时，而延安不记此恨，仍适时地伸出了朋友关切之手，使我们认识到共产党人的宽阔胸怀。因此，晋陕绥边区总部参谋长俞方皋、二十二军军长左协中和我(时任军参谋长)背着八十六师师长徐之佳(蒋介石嫡系，军统特务在榆林的负责人)，秘密商议。在商讨时，我提醒他们两位说，是起义的时候了，不能再错过时机。于是议定派我以汇报防务为名，把信送到五原邓宝珊处，请他决定如何办理。由于榆林机场飞机直归西安指挥，只得请徐之佳进行交涉。机场承允飞送一次，后因汽油不足往返，以致不能成行。信未送去，引为遗憾。
　　到了1949年1月间，傅作义、邓宝珊在北平起义。消息传到榆林，除少数人惊异外，大多数认为上级起义了，下级哪有不起义之理，难道说邓会置我们于不顾?时隔三日，邓给左协中发来电报，大意是：榆林问题已与中共中央谈过，着转你们加强保卫地方，听候安排。看罢电文，我们心里平静了许多，自有说不出的慰藉之感，唯独徐之佳反对起义。徐是蒋的嫡系，又是师长，军权在握。因而在座的左、俞都不表态，其他人更无法表示自己意见，会议沉闷而散。过后我与左、俞交谈，他们模棱两可，态度暧昧。第二十二军究竟向何处去?一时又蒙上了一层迷雾。
　　随之而来的是，南京国防部和军令部同时电令第二十二军改归兰州西北长官公署直隶指挥和补给。兰州亦来电联系，不时通报情况，照发补给，公私函电，嘉勉备至。本来是热锅上的蚂蚁，这时却成了受人抚恤的“骄子”，一座黄沙滩上的孤城，成为暂时的“世外桃源”。
　　在上层领导者中，对起义还是不起义?意见分歧，莫衷一是。徐之佳出于他的反动立场，坚决反对起义，自不待言。就是俞、左之间，也是各有所怀，不露真意。左协中坚不离开榆林，俞方皋偏想把部队拉到包头，再转往甘肃。国民党中的顽固派，则乘机散布什么“起义、投降都没有好下场，高家堡就是例子”等情。于是一时不愿起义者居然占了上风，起义之声转为沉寂了。
　　但是客观形势和全军的粮饷等问题，都在催促我们迅速作出抉择。此时，徐之佳主张向南京中央要求把第二十二军开到关中；左协中则说再请示邓宝珊总司令。很明显，左的这一招：一则是为了搪塞徐之佳；二则是可迎合俞方皋开包头的想法；三则借此拖延时日，更符合他的骑墙主义。向邓请示的结果是开赴包头。但是，徐之佳不同意，事实上也开不动，因为左协中的内心根本不想离开榆林。紧接而来的是南京中央和兰州西北长官公署都电令第二十二军开赴宁夏。马鸿逵还特意来电表示热烈欢迎，并说到时一切均愿大力帮助。这个命令既符合徐的愿望，也符合俞原先的打算。俞曾讲过，他与马家有关系。真的开到宁夏，他会把左协中一脚踢开的。左协中有自己的老主意：决不离开榆林。因此，徐、俞的打算都落空了。徐之佳并不甘心，一再向左鼓吹，说到宁夏后他保证可以转开关中，直归中央，部队的扩编、补充都不成问题。左一时为徐的甘言所动，以为开关中后前途大有可为，有点心花怒放。至此，我不得不向左说明不能开走的实际情况：一是千里沙漠没有运输工具；二是官兵眷属沿途粮秣如何筹办?三是即使部队开到目的地，那时部队能否为自己掌握?你这个军长，蒋介石要不要?蒋介石任人唯亲，二十多年来消灭了多少杂牌军，本军两次整编，你和全军还没吃够苦头吗?同时，全国形势的发展，人心的向背，我们要面对现实，作认真的考虑。左鉴于形势，踌躇地说：不开，这个命令如何应付，他们马上停发军饷怎么办?我说：照总司令电令办理，就地起义，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左说；徐早就反对，现在更不用说了，我们想办法应付一时再看。当即决定：应付南京和兰州及军内的日常事务，由我去办理，他专对付外界。
　　这时，南京和兰州连电催行。我们即电告开拔中的实际困难：请求拨运输汽车一百辆，骆驼三百头，以便先运走弹药和眷属；要求在沿途设临时补给站；并以纸币买不到东西，请求全军薪饷改发硬币等情。南京复电说，为了解决实际困难问题，改令第二十二军先开到绥西三圣宫待命，并告已电宁夏马鸿逵主席沿途协助，到达后一切所需即予解决。从此南京三令五申催开，马鸿逵敦促更紧，往来电文反复多次。后来，南京国民党中央以榆林机场降落不安全，无法送饷为辞，严电催开。我们只好把一部分不能用的弹药分作两次运去宁夏石嘴山，作出要开的样子，以取得信任。当时形势对第二十二军的处境越来越坏，开不动的实际困难，徐之佳也不能闭目塞听，于是他想先脱离部队，只身逃命南京。他问我：老左到底是什么想法，开不开?我说，有他的想法，也有实际困难。中央不拨运输工具，不说别的，仅弹药一项怎么办?他说，毁掉。我说，恐怕还不到那个时候，最好你打电报直接催要运输工具。
　　1949年春节后不久，徐想出了脱身之计，他对左说，要亲自到南京去交涉汽车。左听后，坚不放走，并拍着胸脯说，不管到任何时候，我左协中决不出卖朋友。听起来好像两人情投意合，实则是同床异梦，各有自己的打算。徐千方百计想把部队开出去，左则想方设法拖延时间不开出去。左在榆林附骥起家三十多年，位至第三代榆林王，非至绝境他是不肯轻易离开榆林的。不放徐走，不是有爱于徐，而是怕一旦徐走了，南京中央这个关系就不好搞了。当时在场的人无不洞悉此情。
　　我听到左不放徐走，就去问左，是不是你还准备打第三次围城战呀?若不起义，仗就在眼前。有徐之佳在，就不能起义。那么这个仗就得打了。左再三考虑，总算让徐之佳走了。于是，有些好心肠的人就以为徐已走，障碍没有了，该起义了。但事情并不如人们所想的那么简单，左协中五花八门的把戏，还在后边呢。
　　徐之佳走后不久，李含芳回来了。他原是第二十二军第八十六师第二五六团团长，1947年在解放军攻打高家堡战役中被俘虏，此后久无消息。此次回来，他对人说是给左叔(李父与左同事，故尊左为父辈)拜年来了，顺便给自己办点私事。大约在3月间的一天，左协中与我谈到起义的问题，说他打算把现有的第八十六师和军部直属各营 (除特务营外)，编为两个师，叫李含芳和张博学去当师长，问我怎么样。我说，起义很好，但要编成两个师，恐怕不妥，提出了自己的意见：(1)本来第八十六师和各直属营的人数就不满员，为什么还要编为两个师呢?这是什么意思，是谁叫我们编的?又是谁给的番号?真起义，一切都得听从命令，没有自编的余地。(2)延安派何人来与我们接触，我们又派谁去与延安商谈，商谈的情况如何?我和大家为什么一点不知道。(3)你以张博学和李含芳为师长，张腐化堕落，由团长调为第八十六师代参谋长还在待查中；李含芳品质恶劣，不务本业，你都知道，这样两个人能当师长吗?(4)张、李搞政治投机，想捞一把资本，而你要编两个师为的什么?这样动机不纯的起义，会使人嗤之以鼻。这种作法，我不能同意。事后，我就把以上情况告诉了高凌云，高与我有同样的看法。我还请他转告第二五六团团长黄镇威，要他们切实掌握部队，做进好准备。我又找来了第二五八团团长董正谊，他是左的内侄，问他知道不知道以上情况。他说，不知为啥要编两个师。我也请他注意掌握部队。这一场暗斗，总算把政治投机的打算熄灭了。
　　当宗永福(左的外甥)连先后把两批弹药运到石嘴山后，似乎起到了一点作用，飞机又继续送来了军饷，日子还可以过得去。为了不触怒南京和兰州，我们采取先发制人的应付办法，不管他们催开不催开，我们每天都要拍发一通催要工具的电文，并危言耸听地说些待命苦衷的话，目的是使他们相信我们是真的要开。当然，这样做也不能完全瞒过南京和兰州的耳目，实际上他们也是希望在不发生意外(指起义而言)的情况下，虚与委蛇，暂施羁縻。国民党充其量不过多印些票子罢了。然而，这只对少数人倒卖黄金有利，苦死的是官兵，受害的是地方。
　　此后不久，延安代表罗明、田子亨两位同志来到榆林。他们因抗战期间所建立的种种关系，出于关心才来敦促第二十二军起义的。但不知左协中是何用意，不让公开商谈，只由他一人接触。说还不到时候，免得走漏风声，影响粮饷，使官兵不安。从他讲话的意思看，好像官兵还不同意起义似的。以前借口徐之佳反对，现又借口官兵不同意，左协中的态度令人莫测。
　　正当左协中举棋不定的时候，发生了两件事，这两件事为左协中所谓“官兵不同意起义”帮了忙。第一件事，在延安代表未来之前，离城南三十里的地方，是双方巡逻游击之处，完全处于敌对状态。因此，榆林部队生活用炭，要采取武装的形式，派兵到距城东南二十余里的炭窑去驮。延安代表到榆后，双方认为这种事不利于促进起义。遂商量决定：双方在驮炭时都不带武器，在驮炭这问题上，互不干扰。可是在3月间，第二十二军的部队去驮炭时，竟被带武装的解放军拉去驮骡，还打伤了士兵，辱骂了带队的军官，使全军为之愤然。第二件事，4月间，国民党中央继续派飞机运送军饷粮款到榆。我们事前和罗明代表研究商定，仍照常派出机场南端高地警戒部队，并告诉其派出部队的番号、人数，以及哨所地点。请罗明代表通知附近解放军。为了不发生意外，我们将此项商定，也告诉了自己所派出的部队，责令他们严加注意，不要发生误会。派出的部队认为既是商定好的事情，故不作戒备，连机枪衣都未卸去，及至发现解放军前进，也不敢鸣枪射阻，即被解放军缴了械。飞机临近机场上空，又遭解放军的火力猛烈射击，不敢降落，飞返西安，以致影响军饷粮款的接济，大大引起官兵的一阵喧嚣和不满，更为反对起义的人造成了煽风点火的机会。骂我们是阿斗，是出卖团体，使我们没有说服官兵的余地。当时我想，在此关键时刻，为何会因此小事而引起轩然大波，令人百思莫解。所以，当总部俞方皋参谋长请罗明、田子亨两代表吃饭，邀我作陪时，我在饭后闲谈中，提出了这两件事。这固然是下边的一时过失，但对起义的确起了不良影响，更为左协中的骑墙主义开了方便之门。
　　事物的发展，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飞机没有降落，当月经费还可挣扎维持(高双成军长在世时给军积累了一定数量的储备金)，可是以后经费就会发生恐慌。此时，罗明代表向左协中表示，延安叫他们回去，第二十二军究竟起义不起义，请速做决定。起义则派代表随同去延安，否则他们就动身了。左见不作出一定的表示，无法再拖延下去，找我商量，说拟派军部参谋处二科科长张旨晟和他的秘书孔芳亭等当秘密代表去延安应付。我听了以后，很是生气，激动地说：“且不论这两个代表能代表谁?还要秘密行动，是什么意思?起义是关系全军的大事，不能作儿戏。起义就起义，不起义何必骗人?骗人到时候要负道义上的责任。这种作法我不赞成。”说到这里，左也激动起来，忙说：“你把事情看得太死，黄河不是一条线!”说实话，我当时无力强迫左协中起义，但坚决反对他骗人。看他势在必行，劝说无益，当晚我即将这件事间接地转告了罗明，同时也告诉了高凌云。高和我一样坚决反对这种骗人的作法。后来，罗明代表郑重地对左说，起义事关重大，必须派个能负责任的人当代表，那两个代表我们不欢迎。这时，左又找我商量，并把罗明代表的话如实地告诉我，还说军部负责人现在只剩下你我两个人，那只好你去了。我说，我是军人，服从命令。但是，我不仅知他变化多端，而且得悉张云衢快要回到榆林，张为人难测，我不能不要求左对派我当代表赴延安谈判，作出必要的保证。于是，我向左提出，要求连长以上签名保证，至少也得团长们保证，他竟不答应，说：你这样一去事情可就大了。言外之意就是不能秘密了。罗明代表不肯再等下去，第二天就要回延安。当晚仓猝间左和我把要谈的事情大略说了一下，记得有五项，但现在只能记起四项：(1)起义后暂住榆林，以安军心，待短期施训后再调动；(2)政工人员随派，其余人事(个别不宜者除外)希望维持现状，待以后有必要时再作调整；(3)请延安立即补给粮秣；(4)原榆林专署旧人员，除特工人员外，希望尽量量才留用，以维持他们的生活。因为左于1948年兼任榆林专员，故有此项要求。他着我拂晓出城，以免军民惊慌。这说明他要我当的是“秘密代表”。实际上我一出城，秘密就难保了。因为有名的公开特务虽然早跑了，但暗藏的仍然不少，他们会一刻不停地报告出去。果然，我一到延安，兰州和西安的报纸上就登载出来了。
　　我去延安，决定仓猝，加上安排起程工作，我未能将赴延的一切当面告诉总部俞方皋参谋长，只在电话上和他作了详细的交谈。他说，二十二军既然在榆林起义，我决定带总部人员和特务营于后天(即我起程的第二天)一早出发，开赴包头，请转告罗明代表，通知沿途解放军，予以照料。我把俞的要求转告了罗明，由于解放军的照顾，他得以顺利开到包头。但在总部开包头的影响下，所有第二十二军驻城外各处、扎萨旗、东胜县之骑兵团、炮兵营、保安团、工兵营、骆驼队等部队都拉去包头，新编成了一个二十二军，俞方皋当了军长。②
　　我和罗明代表等一行是1949年5月2日天未明出榆林城的，出城未及五里汽车抛了锚，等到换来汽车时，天已大明。行至归德堡南，适遇胡景铎持习仲勋给左协中的信去榆林。他要我回城一同和左协中商谈起义问题。我想，回去就会中左协中拖延起义之计。因为动身前，我已听说邓宝珊由北平派张云衢前来榆林传达指示，张快到包头了。张为人难测，未必能把邓的真实意图传达给左，若左一旦变化，不仅胡景铎没办法，我也无能为力。如果不回榆林，我是军参谋长，又是他派出的谈判代表，只要谈判达成协议，消息传出去，即使他想再敷衍国民党中央也不可能了。一旦势成骑虎，届时他不起义也得起义。这种情况，胡景铎自然不得而知，就是如实对他说了，他也未必肯听，他以为水到就会渠成。因此，我考虑再三，不同他回榆林。此后的事实发展，已证明了这一点。
　　当天下午8时，我们到了陕甘宁边区所在地鱼河峁，专员朱侠夫、军分区司令员吴岱峰接待了我们，他们提出要我们就地会谈。我坚持要到延安会谈。
　　5月4日我们一行到达延安，住在交际处，受到热情的接待。次日，习仲勋书记接见了我们，谈话之间，他态度明朗，语言直爽，使人毫无生疏之感。
　　5月6日，双方代表正式开始会谈，延安方面的代表是曹力如、朱侠夫、罗明和工作人员李启明、田子亨，榆林第二十二军方面的代表是张之因、鱼渤然、张旨晟、雷无尘四人。会谈开始，曹力如同志首先讲话，接着我发了言。我说，我们是响应号召而来，是来投降的，没有别的意见，只恳求把我们能收留下，我们感激不尽了。曹力如同志说：我们共产党人不欺压人，你们来了很好，我们是欢迎的，你们应该拿出你们的要求条件，咱们坐下好好商谈，为了起义，为了人民的事业，不要客气。我说，我们没有什么条件。他说，不行。我只得把我们来时仓猝的情况说了一遍，确实没有拿什么成文的东西。曹力如同志说，你们再想想吧，看应该提些什么问题，提出问题咱们好谈，好商量，今天休会作准备，明天再谈。
　　当时我觉得共产党人对人真诚，在我近半生中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真诚的人。虽然我没有拿成文的东西，但脑子里带来的那几个框框，就是条件嘛。相形之下，感到自己不诚实了。我和同来者商量了一下，把左协中军长说的几点写成条文，准备会谈。5月7日开始会谈连续进行了三天，延安方面对我们的要求，差不多都同意了。只是在9日会上讨论到第八十六师师长人选问题，(因原师长徐之佳离职，曹力如同志提出要我当师长时，我说，我既来这里，让我当不相宜，按目前第二十二军的实际情况分析，以高凌云为宜。这时有人发言说：我们有根据指出，高很反动，不能叫他当师长。我说：事物总在变化中，人也是这样，以前或许反动，现在可能不反动了，我是根据他的变化提名的。他做了相当有力的起义准备工作，他为起义联系了官兵，牢固地掌握了部队，使得起义工作得以从容进行。为使起义顺利完成，还请大家研究。由于师长人选问题悬而未决，会议一时不能结束。会后我见了习书记又提出这个问题，习书记答应予以研究。
　　5月10日休会，11日继续开会，主要还是第八十六师师长人选问题，双方都谈了各自的意见，结果仍未取得一致意见，即行休会。
　　12日早，接到习书记转来左协中的一封电报，我打开一看，霎时间一阵痛苦涌向心头。电文原话现已记不清了，大意是：邓总司令命令我部开赴包头，停止会谈，即日返榆。这不啻给我当头一棒，我真想不到左这样反复无常，不讲信义。当时我想到自己为人所出卖非常痛苦。接着习书记又转来了高凌云的来电，说：“不管左协中怎样，我坚决不走。”这不光使我个人得到一点安慰，从而还证明我提议高凌云当师长的人选也是对的。这一天先后得到习书记和曹力如等同志的探望和安慰，他们都极为诚恳地对我说：尽管安心，叫他们拉去吧。还关心地表示，天气热了，边区政府要给我们做单衣。对共产党的伟大和共产党人的豪迈气魄，实在使人敬佩和信服，相形之下，不由得使我热泪盈眶。
　　正当我左右为难之际，想不到左协中又来电令我继续会谈，他把起义大事当成儿戏，真使人啼笑皆非。于是，我要求见习书记面陈一切。习书记接见时，我大胆地提出，在这里不要谈了，请习书记派曹力如同志和我一同去榆林，只要我们一到榆林，问题就会解决，不然夜长梦多，麻烦还会层出。习书记答应研究一下。
　　5月17日得到了习书记的答复，如我所请派曹力如等同志和我们一同去榆林。20日我们从延安出发，22日行至距榆林城南四十里之归德堡，吴岱峰司令员迎接了我们。他说城内混乱，曹力如同志不宜进城。我说不要把左协中估计太高，只要我们进城，混乱即可消失。就这样议论了两小时多，不能决定。最后还是有胆有识的曹力如同志作了全面分析，他认为当晚进城是对的，于是双方代表当晚同车进了城。我们在军部见了左协中，他表示热烈欢迎，谈笑风生，气氛亲切，一团疑虑冰释。
　　5月29日上午10时举行了正式会谈，延安方面代表是曹力如、朱侠夫、罗明和工作人员张汉武、田子亨同志，第二十二军方面是左协中、张之因、高凌云、鱼渤然、张博学五人。由于会前双方事先作了商量，曹力如同志在会上宣布中共西北局的命令：任命左协中为第二十二军军长，张之因为副军长，高凌云为八十六师师长，张博学为榆林军管会副主任。大家一致同意，并决定1949年6月1日发文，宣布为正式起义日。
　　注释：
　　①作者当时系国民党第二十二军少将参谋长。
　　②俞方皋所拉去的部队与原在包头的第二十二军第二二八师，又编成一个新二十二军，于1949年9月9日随董其武将军在绥远起义。
　　

陕西文史资料精编：第7卷，军史杂列/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