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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整风运动概述
李鸿义
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于本世纪40年代，在全党开展的一次大规模的整顿党的作风和普遍而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是按照马列主义的原则，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思想革命运动；也是破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的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这次整风运动是在全党范围进行的。不但在当时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而且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和党在重庆、西安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都进行了整风学习。因为这次整风运动是从延安开始的，又以在延安的中央党政机关和直属单位的整风为中心，并且最具有代表性，所以一般都习惯地称之为“延安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的全过程，包括整风的准备、普遍整风和总结历史经验三个时期。其中，在全党普遍开展整风运动，是从1942年开始的。所以一般又习惯地称之为“1942年整风运动”。按此计算，今年是延安整风运动的50周年。
在延安整风开始时，毛泽东对这次整风将要起到的历史作用说过三句话：“现在可以对付黑暗，将来可以迎接光明，创造新世界”。①事实正是如此。经过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达到了空前的一致，实现了全党的大团结。历经艰难曲折，一度陷于困境和低潮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在抗日战争开始之后，经过延安整风，实现了从低潮到高潮、从挫折到胜利的历史性转变。50年后回头来看这次整风运动，愈加认识到它的伟大的历史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其基本经验对于新形势下党的思想政治建没和作风建设仍具有根本性的借鉴意义。
一
在烽火连天，艰苦异常的抗日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需要而且能够成功地开展这样一次全党规模的整风运动?这不是偶然的。总的来说，它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为了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了把中国革命事业由挫折转变到胜利的方面去而采取的重大决策，反映了革命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首先，这是在全党进一步解决政治路线问题的迫切需要。
政治路线之是否正确，是关系着革命政党及其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盛衰兴亡的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到40年代初已有20年的历史。其间，经历了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两个历史时期。在1924年至1927年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中，取得了北伐战争和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兴起的胜利，但在国民党右翼集团背叛革命后，遭到了严重的失败；在1927年至1937年的土地革命战争中，党创建了红军，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崭新道路，取得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胜利，但在1934年在江西的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到了严重的失败。形成这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诸多因素中，除了敌强我弱，敌我力量对比非常悬殊这一客观因素外，党的路线之是否正确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1931年1月至1934年底，王明的“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达4年之久，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事业。1935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错误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逐步形成和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的领导地位。但是，由于还没有来得及在党内对历史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特别是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政治上对王明先是“左”倾后是右倾的错误进行系统的清算，党内不少同志包括党的一部分高级干部，对王明的错误还缺乏正确的认识，有的对错误虽有感性的认识，但对发生错误的根源则不甚清楚。王明本人也没有承认错误。在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对中央洛川会议制定的正确路线公开持否定的态度，系统地提出了一套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在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继续坚持其错误。会议之后，王明回到武汉，在《群众》周刊上公开发表了《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以其右倾投降主义冒充中央的政治路线。直到1940年3月，王明还能够在延安再版他1931年写的小册子《两条路线》(再版时更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继续宣传他的错误路线。这种情况虽然在总体上已不能影响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正确路线，但却严重地影响着部分干部的思想，妨碍着党的团结，特别是在思想政治上的统一。为着领导中国革命继续前进，中国共产党亟需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加以总结，使全党分清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界限，彻底了解党的历史上的历次错误的原因、环境和纠正错误的办法，以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避免在今后重犯类似的错误。延安整风运动自始至终突出了从政治路线的高度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科学的总结，从而空前地提高了全党执行正确路线的自觉性。
第二，这是在全党进一步确立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和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党在诞生之前理论准备的时间较短，党成立之后又一直处于异常艰苦的革命战争环境之中，未能很好地在全党进行比较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加之“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许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许多胡涂观念，列于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除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部分同志外，从全党来看更是一个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所以在本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党内曾出现过把马列主义教条化和把共产国际决议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党中央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错误的领导所统治。党的领导人从陈独秀到瞿秋白，从李立三到王明，一个接一个地犯错误。他们所犯错误的内容和性质虽各有不同，但犯错误的思想理论根源是共同的，即理论与实际相脱离，主观与客观相分裂。他们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路线是错误的。历史证明，没有正确的思想路线就很难有正确的政治路线。要彻底纠正错误的政治路线还必须进一步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延安整风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反对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内的主观主义，解决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树立起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经过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不仅普遍提高了马克思主义水平，而且对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现了认识上的飞跃，真正找到了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并且高举起实现这种结合的光辉旗帜——毛泽东思想。
第三，这是纠正当时存在于党内的几股不正之风，进一步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的需要。
党中央到达陕北后，特别是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在组织上发展很快。1937年7月共有党员4万人，到1940年7月发展到了80万人。3年的时间，党员数量增加了20倍。这些党员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他们要求进步，有革命热情，但是没有受到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也没有经过严格的思想改造，不可避免地把小资产阶级和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作风带到了党内，突出的表现是存在着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及自由主义等不正之风。这些问题不但在新党员中存在，就是在1937年以前入党的老党员中以至党的高级干部中也程度不同的存在。显然，党的组织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与党在当时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是不相称的。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矛盾。以整顿党风、学风和文风为主要内容的延安整风运动，就是要解决这个矛盾。毛泽东说：“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②经过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卓有成效地纠正了当时存在于党内的几股主要的不正之风，从而不仅使党的思想、作风和组织面貌焕然一新，并且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和紧密联系人民群众的优良作风。
第四，这是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为了战胜当时遇到的严重困难，把革命由挫折推向胜利的需要。
遵义会议以后，特别是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已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正处在由挫折走向胜利，由低潮转向高潮的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说：“几十年来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革命屡次地失败了，这种情形，现在要来一个转变，不是再来一次失败，而是要转变到胜利的方面去了。”③要实现这样的转变，中国共产党还有些什么问题呢?总的来说，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政治路线和思想作风上还存在不少问题；另一方面就是由于日本侵略者加紧向解放区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对解放区实行包围和封锁，使延安和各解放区在1941年至1942年间，在物质生活方面陷入了极端困难的境地。为了解决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党中央提出了巩固和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开展整风和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是为了解决政治路线和思想作风方面的问题，大生产运动是为了解决物质方面的困难，同时也通过生产劳动锻炼了成千上万的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增强了劳动观念和群众观念。这两大运动相辅相成，在克服困难，战胜强敌的斗争中，分别在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两个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把它们称之为整个革命运动中的“两个环子”。由于及时地抓住了整个革命链条中的这两个环子，因而不仅胜利地渡过了难关，而且有力地带动了其它各项斗争任务的完成，使党在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两方面，立于不败之地，从而开创了把革命由低潮转向高潮，由挫折走向胜利的新局面，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进和胜利，奠定了不可逆转的基础。
开展全党规模的整风运动，需要一定的主观和客观条件。这些条件在遵义会议之前是不具备的。在党中央到达陕北的最初几年也不完全具备，只有到了抗日战争开始以后，特别是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之后，条件才成熟了。这主要是：
第一，这时已经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六届六中全会后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遵义会议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已被革命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全党对此已有了共识。
第二，经过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的考验和锻炼，经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和认识，中国共产党已从两条路线的斗争中锻炼出一批比较了解党的历史上多次“左”右倾错误的经验教训、在政治上成熟或比较成熟的领导骨干，正确的作风和健康的力量在党内已占主导地位，不正之风居于次要地位。
第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为解决党内的政治路线和思想理论问题，已经做了相当充分的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早在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就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深刻地总结了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经验。他在1936年底到1937年夏，先后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和《矛盾论》等著作，揭露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实质，为全党整风提供了有力的哲学思想武器。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之后，又组织党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在此基础上，对党的历史问题特别是王明的错误路线达到了基本一致的认识。到1942年初，全党对于开展深入的整风学习已有了普遍而迫切的要求。
第四，党和红军在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基本结束了多年游击动荡的生活。虽然当时的敌后抗日斗争仍处于艰苦困难的阶段，但总的形势是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特别是在党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这就为相对集中时间和精力进行一次全党性的整风运动提供了客观可能性。
二
延安整风运动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有准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起来的。整风的全过程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全党整风的准备时期、普遍整风时期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期。
(一)从1938年9月到1942年1月，是整风的准备时期。
这一时期的重点是组织党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就党的政治路线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批准了抗战开始以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确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坚持持久战的基本方针和战略部署，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在向会议作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他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④会议号召开展全党的学习竞赛。会后，一个以党的高级干部为主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学习党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学习运动就开始了。这时，在延安参加学习的高级干部有120多人，核心有40多人。其他地区的高级干部也进行了学习。
从六届六中全会到1942年2月全党整风开始以前这一段，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思想理论方面进行了巨大的工作。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先后写出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政策》、《改造我们的学习》等著作。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一系列著作也都是在这一时期发表的。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中央政治局于1941年9月至10月召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1931年初到1934年底这一段的政治路线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明确指出这一时期发生的错误是“左”倾路线错误，其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与会者同意毛泽东的报告，一些因受王明影响而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会议决定在全党组织整风学习。会议期间成立了中央学习研究组，同时决定成立各地的高级学习组。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在党中央一级所进行的一次整风。
经过上述一系列准备工作，到1942年初，全党上下对于在全党范围内进行普遍整风的要求已很强烈，进行全党规模的普遍整风的条件也完全成熟了。
(二)从1942年2月1日至1943年10月，是普遍整风时期。
参加整风学习的人员由中央机关和少数高级领导干部，扩展为全党各级领导机关的干部、党员。整风的内容由研究和讨论党的政治路线为主，转变为以整顿思想作风为主的整顿“三风”：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顿“三风”的实质是开展无产阶级思想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批评和斗争，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
在延安各单位，普遍整风运动大体上是分为普遍发动、整顿三风、整风总结三个阶段进行的。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8日在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了《反对党八股》的演说，全面地阐明了整风的任务和方针。这两个演说就是在全党进行普遍整风的的动员报告。会后，各单位向广大党员、干部传达了毛泽东的动员报告，制定了整风学习计划，进行了整风运动的思想发动工作。这一阶段大体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简称“四三”决定)。从此开始了以整顿三风为中心内容的全党整风运动。1942年4月到7月是重点整顿学风；8月到12月中旬是重点整顿党风；12月中旬到1943年3月中旬是重点整顿文风。从总体上说，延安整风是大致按上述三个阶段依次进行的。但在各单位实际进行中并不整齐划一，在时间上有先有后，在内容上也各有侧重，也有的是先进行党风整顿，后进行学风和文风的整顿。这一阶段大体上用了1年的时间。
1943年3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的部署，延安各单位的普遍整风转入了总结阶段。这一总结是结合着全面检查当时的工作进行的。6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这个文件高度概括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整风运动和领导革命工作的基本经验。决定的发表标志着整顿三风阶段基本结束。在这期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因此，一些单位整顿三风的总结工作，延续到了当年的秋季。在延安，整顿三风的总结工作大体上用了3个月至6个月的时间。
(三)从1943年10月至1945年4月，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时期。
参加这一时期整风学习的人员主要是党中央机关和党的高级干部。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在全党普遍整风的基础上，对于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历史上几次重大的路线错误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做出正式的结论。
1943年秋，中共中央决定，从10月10日开始，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问题。党中央领导机关和高级干部就历史上党的两条路线，特别是王明的错误进行了深入的讨论。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中共西北中央局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开展了对边区党的历史的讨论。以后，各根据地分别召开了许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座谈会，如湘鄂赣边区、湘赣边区、鄂豫皖边区、赣东北地区、闵西地区、潮梅地区党史座谈会，以及红七军、红五军团历史座谈会，华北座谈会等。通过这些会议，使干部从切身的实践经验中，更好地认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同志也都分别作了有关党史问题的报告。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于1944年4月12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对于党的高级干部在学习党史中的两条路线过程中提出的几个重要问题，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结论，对于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应取何种态度和方法等问题作了深刻的阐述，对于党在抗日战争开始以来的历史作了基本总结，充分估价了开展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伟大意义。毛泽东的这个报告，是延安整风运动的总结性文件之一。
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会议经过充分讨论，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系统地总结了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做了明确的实事求是的结论。对党的历史上几次“左”倾错误的历史教训，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错误产生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作了深刻的分析；《决议》充分肯定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绩和宝贵经验，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基本理论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指出了在全党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决议》在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延安整风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指明了进行党内斗争应采取的正确方针、态度和方法。这次会议和所通过的这个决议是全党整风运动的总结。至此，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第一次全党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经过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纠正了当时在党内存在的几种不正之风，成功地总结了自己的历史经验，提高了马列主义水平，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团结、巩固和统一，以焕然一新的面貌屹立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这时，中国共产党已有了120万党员，党领导的广大解放区已拥有9550万人口。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闭幕3天之后，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延安开幕了。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全党整风胜利结束的基础上召开的，体现了整风的成果，又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整风的成果。党的七大以后，短短的几年时间，就以势如破竹之势，接连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三
延安整风运动，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对党的建设的伟大贡献。认真地研究和借鉴延安整风的经验，对于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党自身建设的新路子，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坚持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树立起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延安整风运动始终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放在基础的地位并贯穿于整风运动的全过程，因而使整风运动成了一次自建党以来空前规模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运动，一次深刻的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全党的教育运动。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第一个特点和经验。
中国共产党从它诞生时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党在诞生之后，很快就投入了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之中并表现了出色的组织才能和英勇献身的精神。然而，“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⑤在党的历史上，主观主义的错误领导之所以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统治全党，正是乘了党在当时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水平不高这个弱点。当时党内主观主义的表现主要是两种，一是教条主义，一是经验主义。教条主义者轻视实践，也脱离实践，把活生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僵死的教条；经验主义者则轻视理论，只满足于狭隘的经验。二者的表现虽然不同，但共同点都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延安整风最主要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着重批判对党危害最大的教条主义。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以前，毛泽东就分别从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方面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并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高度，揭露了主观主义特别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教条主义的实质。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⑥他不仅向全党提出这样的任务，而且身体力行，刻苦攻读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写出许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在延安整风的各个时期，分别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19日)、《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如何研究党史》(1942年3月20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年6月1日)、《学习和时局》(1944年4月12日)等重要著作，深刻地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具体地指导了整风运动。为促进干部深入系统地学习马列原著，在当时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还倡议成立了专门的翻译班子，翻译和出版马列著作，如《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等，毛泽东亲自审定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为了帮助干部更好地学习党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他主持编辑了《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两部大型党的历史文献汇编，提供给党的高级干部进行学习。周恩来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多次召开党员干部会议，联系自己亲身斗争经历，讲述中共党史，讲解《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马列著作。延安整风期间，党员和干部努力学习马列主 义理论蔚然成风。
延安整风中间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不是孤立地读书，而是把学习理论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紧密结合起来，和统一对党的路线、政策的认识结合起来，和改造党员的世界观、方法论结合起来。一方面批判了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一方面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这样使广大党员在精神上从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了，从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中解脱出来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延安整风运动又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延安整风中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不是静止的读书。为了把学习理论和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党中央大力倡导和开展了调查研究活动。1941年3月至4月，毛泽东为他的《农村调查》一书的出版写了“序言”和“跋”，对于调查研究问题作了全面论述，并进一步阐明了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8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专门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任，以任弼时为副主任的调查研究局，加强对调查研究的指导。许多党的高级干部身体力行，深入基层掌握第一手资料。张闻天于1942年初带领调查团深入到陕北和晋西北地区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农村调查，整理出《米脂杨家沟调查》等著名的调查报告。他在给中央的报告《出发归来记》中写道：“冲破了教条的囚笼，到广阔的、生动的、充满了光与热的、自由的天地中去翱翔——这就是我出发归来后所抱着的愉快心情。”⑦延安整风过程中，调查研究活动的开展，沟通了理论与实际的联系，成为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形成了深入实际，不尚空谈，紧密联系实际的良好风气。
延安整风的最伟大的历史功绩，是使全党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思想。江泽民指出：“在70年的斗争中，我们党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⑧历史证明，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之路，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之本。当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获得成功，最根本的仍然是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深刻认识和掌握中国国情，并且要善于把两者正确地统一于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之中，走自己的路，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获得成功的基本保证。
(二)坚决纠正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增强党性观念，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
延安整风运动进入普遍整风时期以后，主要的任务是整顿三风，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抓住这三种当时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集中地、认真地、有步骤地逐一加以解决，从而使党的作风焕然一新，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第二个特点和经验。
延安整风运动的最主要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所谓学风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也是全党干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态度问题，整顿学风的实质是解决党内马克思主义与主观主义的矛盾，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以来的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这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是生死攸关的根本性的问题。虽然历次党内主观主义的错误领导，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对革命已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许多人在当时对此并没有清楚的认识，教条主义者仍然迷惑着不少的人。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首先科学地阐明什么是理论，什么是理论家，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理论和实际联系等等。他说：“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他指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实际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够对于实际问题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才是我们党所需要的理论家。”关于什么是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说：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⑨毛泽东的这些精辟的论述，澄清了党内长期存在的一些胡涂观念，使人们从教条主义的蒙蔽中醒悟过来，使思想和精神获得了解放，并在此基础上，树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反对宗派主义是延安整风的另一个主要任务。各种表现形式的、程度不同的对内对外的宗派主义，是当时影响党的团结和统一的最为突出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真正实现全党的大团结。
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党的遵义会议以后，宗派主义在党内已不占统治地位，但其残余仍然存在。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的讲演中，列举了党内宗派主义的种种表现，着重批评了和党闹独立性的危险倾向。他指出：“张国焘是向党中央闹独立性的，结果闹到叛党，做特务去了。现在讲的，虽然不是这种极端严重的宗派主义，但是这种现象必须预防，必须将各种不统一的现象完全除去。”“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集中的统一的党，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都要清除干净。”
反对宗派主义的重点是解决向党闹独立性的问题。同时，也广泛触及了当时在党内存在的种种党性不纯的表现和不正之风，如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个人第一主义、极端民主化、自由主义小广播、在反倾向斗争中的两面派行为、绝对平均主义，等等。通过解决这些问题，摆正个人与组织、局部和全局、民主和纪律等各方面的关系，搞好党内外的团结，新老干部的团结，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团结，外地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团结。整顿党风的方法是以学为主，自我教育，即通过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整风文献，由党员结合思想作风实际进行对照检查和反省，在同志之间广泛开展谈心活动，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最后由个人写出整风总结。在思想整顿的基础上，为了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央政治局于1942年9月1日作出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这个决定适应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对于从组织制度上保证党的集中、统一和团结一致，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和表现形式。在延安整风过程中，对党八股进行了有力的声讨，使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失去了藏身之地，使实事求是、生动活泼的文风得到了发扬。
通过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及时地纠正了当时存在于党内的几种主要的不正之风，创造了正确解决自身存在的消极因素的成功范例。这些经验对于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建设，仍然是最好的历史借鉴。当前，党的自身状况是好的，党风的主流也是好的。但是不能因为主流是好的而对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掉以轻心。延安整风开始前，党风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占统治地位的。毛泽东当时指出：“这不过是一股逆风，一股歪风，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但是我们党内还有这样一种风，是不好的。我们要把产生这种歪风的洞塞死。”⑩近些年来，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和各种不正之风，虽然也属于党风的支流方面的问题，但在有些方面确是比较严重的。特别是少数党员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的行为已经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这种情况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削弱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如果任其蔓延，党就有走向自我毁灭的危险。在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肩负着繁重的任务，迫切需要及时解决党的队伍存在的问题。应认真吸取当年延安整风的宝贵经验，对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抓紧做“塞洞”工作，特别是对消极腐败现象，必须作毫不留情的斗争。只有这样，党才能永远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才能凝聚党心、民心，才能适应新的形势，肩负起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
(三)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掌握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正确解决党内存在的矛盾。
延安整风的根本方法，是在学习整风文件的基础上，通过检查工作和检查思想，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对错误的路线、思想和作风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从而正确解决党内矛盾。这是延安整风的第三个特点和经验。
1942年2月1日，全党普遍整风时期一开始，毛泽东就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中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象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把人整死，这就是“治病救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延安整风中解决党内矛盾的总方针。这一方针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时期在党内斗争中所采取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这一总方针的指引下，延安整风中无论是解决党内的路线是非，还是解决党员的思想作风问题，所采用的主要方法，就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1943年秋，为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中央政治局几次召开会议，讨论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战初期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当时王明称病没有参加会议。党对王明仍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耐心地做思想工作。毛泽东多次去看望他，并派人听取他的意见。周恩来与他促膝谈心。经过工作，王明当时承认了他的错误，后来还写信给中央，承认“毛主席是我党有史以来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思想上和事业上的代表”，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1)在党的七大上，经过毛泽东做工作，仍选举王明为中央委员。对一般党员和干部，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中，特别强调自我批评。主要的方法是：联系个人的思想、工作、历史以及自己所在的地区、部门的工作进行检查，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弄清犯错误的环境、性质和原因，提出努力的方向。这样，使党员和干部分清了是非，提高了觉悟，又在新的基础上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同志，共同工作，使党的事业更加兴旺，党的队伍更加壮大。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总结延安整风的经验时说：“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与自我批评。”(12)党的七大把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党内生活的一条准则和党员的权利写入了党章。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还进行了普遍的审查干部的工作。这在当时党的队伍迅速扩大，国民党对解放区加紧特务活动的情况下，是完全必要的，也取得了预期的成果。但在工作过程中，曾因扩大敌情而在短时期内发生了错误。主要是1943年7月15日，负责审干工作的康生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以后，使许多单位大搞逼、供、信，形成了一批冤假错案。中央及时发现了这一情况，很快作了纠正，使整风运动得以健康发展。这段史实从反面说明，党内斗争必须坚持正确的方针和方法，否则必然伤害自己的同志，危害党的团结和党的事业。
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和其它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当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内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国际阶级斗争以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为主要形式更加激烈。这种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也不可避免地会侵蚀党的健康的肌体，形成腐蚀和反腐蚀的斗争。这场斗争的尖锐性和严重性并不亚于本世纪40年代党所面临的严峻形势。要在这场斗争中取得胜利，必须坚持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牢牢地站稳自己的脚跟，特别是搞好党的自身建设；必须有效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汲取延安整风的成功经验，首先在党内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必须及时地、有步骤地解决党内存在的某些消极、腐败的现象。只有这样，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四)始终把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作为理论和政治路线学习的重点。
延安整风运动是从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党的路线问题开始的，中间经过全党范围的普遍整风，在广大干部中扫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恶劣影响，极大地提高了全党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纠正了党内存在的几种不正之风，然后，又转回到党的高级干部的路线学习上来。在整风的全过程中始终把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政治路线学习和思想教育作为重点，这是延安整风的第四个特点和经验。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特别强调了高级干部的理论和路线学习的重要性。他指出：“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特殊地说，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抓紧研究。”(13)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全会关于加强学习的决议，1939年2月，中共中央特设了干部教育部，由张闻天任部长。1941年中央又作出《关于高级学习班的决定》。
1943年秋，在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以后，中共中央决定党的高级干部要重新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问题。参加学习的高级干部比整风准备时期大大地增多了，党的绝大多数高级干部都参加了学习。半年以后，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讲演，为这次高级干部对历史的讨论做了总结。在此基础上，于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召开了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延安整风运动把党的高级干部作为重点，又着重于解决思想和政治路线问题，是保证延安整风运动顺利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关键。延安整风重新教育和训练了党内经过长期斗争保留下来的一批老干部，又教育和训练了抗战初期的大批新党员。他们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坚力量，至今还有许多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仍然起着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经验证明：抓党的建设首要的是抓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高级领导核心的建设。现在这个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了。在现今的干部队伍中，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绝大多数已经或接近离休。就是建国初期参加工作的同志，也将大批退休。近年来，有大批中青年干部陆续走上了领导岗位，包括走上高级领导岗位。45岁以下的中青年干部已占干部总数的70%。党和人民寄希望于青年一代。但是，还要看到，敌对势力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身上。加强对新一代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新一代高级领导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党性和党风的教育，以及工作能力的提高，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的继承和发扬，国家的长治久安，改革开放事业的进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年青一代的状况。汲取延安整风的宝贵经验，下功夫着重抓好领导干部，特别是新一代高级领导干部的教育和提高，是粉碎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图谋，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关键性保证。
延安整风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代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的正确道路。延安整风至今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当年整风的某些具体形式也许不一定都完全适用于新时期党的建设。但是，它的最基本的特点和经验，如把提高全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放在党的建设的基础地位，并努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经验；把党的作风建设放在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地位，抓住一个时期内党风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集中力量切实加以解决的经验；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遵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的经验；始终把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作为教育和训练的重点的经验，特别是经过这次整风所形成的党的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密切联系群众等优良的传统和作风，仍然是我们应当永远予以珍视的宝贵遗产。深入了解和认真研究延安整风的丰富经验，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继承，得到发展，得到创新，对于党胜利地经受新的考验，对于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①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4月20日。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下同)，第812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61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534页。
⑤刘少奇：《答宋亮同志》，《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237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
⑦《张闻天选集》第317-319页。
⑧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4、817、819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2页。
(11)《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第24页。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6页。
(13)《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2-533页。
延安整风运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