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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党对国民党政策的转变（二）
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
中共中央将抗日反蒋方针改为逼蒋抗日方针，是根据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对内对外政策的转变以及整个形势的发展变化决定的。
1936年2月，当董健吾受宋庆龄派遣，带着南京方面表示要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的秘密信件，与赴陕北向中央汇报同南京谈判情况的共产党员张子华一起，到达瓦窑堡时，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博古即将情况电告在山西前线(当时红军正在进行东征)的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毛泽东回电表示：“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随即提出同国民党谈判的五条意见并同意董健吾“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①。这五条意见是：(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上述意见，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联合抗日的一般要求和政治基础。
1936年3月8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开晋西会议专门讨论了同南京政府谈判的问题。4月9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闻天，提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②，首次公开把国民党列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象。5月5日发表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③不再称蒋介石为卖国贼，而称其为蒋介石氏。这实际上是公开宣布党的抗日反蒋政策已开始向逼蒋抗日政策转变。6月20日，中共中央致书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正式提出立即停止内战，合作御侮救亡，并宣布随时准备与国民党进行合作救国的谈判。
中国共产党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政策的转变，与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是一致的。1936年8月，由苏联回国的潘汉年到达保安，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汇报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不同意把反蒋、抗日口号并提的意见，以及他回国后在上海、南京等地同国民党联络的情况。8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时指出：我们愿与南京谈判，现在还是这个方针；在今天应该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我们可以承认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在许多策略方面(可以)有所改变，但是一定要停止“剿共”，一定要实行真正的抗日；“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现在已不合适，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
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我们认为，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是不对的。这个观点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要真正武装抗日，还必须有蒋介石或他的绝大部分军队参加”。为此，应采取的方针是：“停止红军与蒋介石军队间的军事行动，同蒋军达成联合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具体协议。”“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首长必须正式向国民党和蒋介石提出立即开始停战谈判和签订共同对日作战协定的建议”④。
根据形势的变化，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⑤，倡议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在这封由中共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并转全体国民党员的信中，重提大革命时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光荣历史”：“因为有了这个合作，一切民族压迫者与封建压迫者，都在我们面前发抖了。”“现在全国人民盼望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之心是迫切到了万分。他们相信，只有国共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
中共中央在信中指出，当前全国全民族沦亡惨祸的绝大危险之所以迫在眼前，完全是由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错误政策所招来的。信中承认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对于“和平的绝望时期”和“牺牲的最后关头”的解释“较之过去有了若干进步”，并表示“诚恳的欢迎这种进步”；同时也坦率地指出，蒋介石的这种解释依然不能满足全国人民的要求，他还是认为现在尚未到最后关头，因而“依然不愿提出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任务，依然拒绝了立即发动神圣的抗日战争”。
在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书发出以后，毛泽东于9月间分别致书宋庆龄、蔡元培、邵力子、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蒋光鼐、蔡廷锴等，请他们阅览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并希望他们利用各自的资望和地位，积极响应和推动统一战线的组成。周恩来也先后致书曾养甫、陈果夫、陈立夫、蒋介石、胡宗南、陈诚、汤恩伯等，反复陈述“大敌当前，亟应团结御侮”的道理，望蒋介石等“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这些书信在国民党营垒内起到了极大的震动作用。国民党内忠于孙中山先生新三民主义的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向国民党领导人提议召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以讨论国共第二次合作问题。许多国民党上层人物也表示赞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为了统一党内的认识，使全党上下了解放弃近十年来一直鲜明坚持的反蒋口号的必要性，1936年9月1日和17日，中共中央先后向党内发出《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和《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⑥。指示中明确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决议则指出：“国民党南京政府内外政策的摇摆不定，其言行的自相矛盾，与其各派间关于抗日问题上的争论，明显地表示出他现在是在动摇的中间。”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继续进攻，抗日救亡运动继续发展，国际形势发生新的变动等条件下，“国民党南京政府有缩小以至结束其动摇地位，而转向参加抗日运动的可能”。因此，“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是实行全国性大规模的严重的抗日武装斗争之必要条件”。同时，决议也再一次提醒全党：“在目前说来，‘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依然是彻底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主要危险。”
把“抗日反蒋”改变为“逼蒋抗日”，是中国共产党策略和政策的重要转变。总的来讲，华北事变以前，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安内攘外”，重在军事“剿共”；华北事变以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认识到中日战争不可避免，以国民党五全大会为起点，到二中全会，对日本的态度和政策发生了某些变化，并开始作抗战准备。但要蒋介石集团真正走上全国抗日道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中共中央的上述两个文件提醒全党，为了逼蒋抗日，推动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还必须进行艰苦的斗争。同时，必须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妥协、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绝不应放松对他们的一切违反民族利益的错误政策的严厉批评和斗争。在进行上层统一战线的时候，必须吸收千百万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以形成抗日救国的雄厚力量，否则，不能推动与逼迫其上层分子和当政者走向真正的抗日道路。
①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页。
②《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37—139页。
③《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40—141页。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页。
⑤《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235—245页。
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251—252页，第258—265页。
延安与中国统一战线/中共中央统战部，陕西省委统战部，延安市委统战部编著.—北京: 华文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