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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一)


  党为促进国共合作抗日的努力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巩固和平,争取民主,早日实现全民族共同抗战。
  为了实现这个任务,中共中央于1936年12月27日向党内发出《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①,指出:为达到抗日的目的,必须“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他自己所许诺的条件”;改革国内政治;扩大与巩固红军,巩固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与红军的团结,使陕甘两省首先成为抗日的根据地,等等。
  12月28日,针对蒋介石12月26日在洛阳发表的歪曲西安事变真相的所谓《对张杨的训词》,中共中央发表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②,批评蒋介石歪曲事实真相,要求他“不打折扣”地履行自己的诺言,并严正指出:“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迁到延安。
  为了推动国民党进一步转变政策,尽快实现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全国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于2月10日发表《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③,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
  (一)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
  (四)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致电从拯救民族危亡的大局出发,特别提出,如果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中国共产党为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作出四项保证:
  (一)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政府之方针;
  (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五项要求是积极的合理的,是一切主张抗日的人们所赞成的。四项保证是对国民党的重大让步。这个让步是必要的。有了这样的让步,才能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才便于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种让步又是有原则的:第一,国民党必须抛弃内战、独裁和对外不抵抗的政策,同时共产党取消两个政权敌对的政策,第二,在特区和红军中必须保持共产党的领导,保持工农已取得的权利;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必须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批评的自由。超过这种限度原则是不利于团结抗日的。
  这个电文发出后,得到了广大爱国人士的赞同,也进一步推动了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和亲日派的斗争。2月15日,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孙科等14人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恢复孙中山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呼吁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联合抗日,反对汪精卫提出的坚持“剿共”方针的政治决议草案;李宗仁提出保障言论出版自由、保护爱国运动、解放群众及加强救国运动案;杨虎城、于学忠等提出西安方面八项主张的提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虽然还没有制定出明确的抗日方针,没有检讨国民党过去政策上的错误,但确定了和平统一、修改选举法、扩大民主、释放政治犯等项原则;虽然通过的决议中不乏对共产党和红军的诬蔑攻击之词,没有根本放弃反共立场,但提出的谈判条件与共产党所提出的条件在原则上是接近的。这表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实际上已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1937年2月24日,蒋介石发表谈话,表示将有限度地开放言论,改善管理新闻与出版办法,集中人才,赦免政治犯等,这标志着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发生了转变。
  在中国革命进程和国共关系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关头,为了使全党明确认识当前的形势、任务以及党的政策和策略,中国共产党做了一系列的思想上和工作上的准备。1937年4月15日及时发表了《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④,指出:在国内阶级力量重新结合的新形势下,联合全民族的力量和国共两党合作有了可能,党毫不迟疑的向十年斗争的对手伸出友谊之手,证明我党不是追眼前局部利益不顾大局的小团体,而是以国家民族整个利益为前提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政党。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及其最近的实际行动,表明国民党当局在全国人民与国民党爱国分子的压力下,对于恢复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有了善意的愿望,对日寇的侵略有了比较强硬的态度,对我党“国共合作”的提议也未示拒绝。《告全党同志书》同时也明确指出,必须和各种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言论和行动作坚决的斗争。
  在争取国内和平、停止国内武装冲突已经基本实现的新形势下,为了实现全国人民对日抗战的迫切要求,1937年5月2日至14日,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党代表会议)。会上,张闻天致开幕词,毛泽东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⑤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⑥的结论,博古作《组织问题》的报告,刘少奇、朱德等作专题发言。
  毛泽东在报告中分析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以及国民党的政策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开始向和平、民主和抗日转变的总形势,提出了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和早日实现抗战的三位一体的任务。报告指出,争取民主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是“中心一环”。为了实现这一任务,必须立即实行两方面的民主改革:一是将国民党的一党独裁的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二是保证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进行这两方面的改革,是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
  报告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教训,阐明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报告强调指出,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这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共产党必须正确地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动员口号;共产党人在为实现这些口号所规定的具体目标时,应起到先锋模范作用;必须正确建立和发展与同盟者的关系;必须发展共产党的队伍,保持思想的统一和严格的纪律等。
  报告最后指出,在党内,必须继续反对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争取更多的群众,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也要警惕右倾错误在新的形势下复活,以免使革命事业遭到失败。在结论中,毛泽东批评了否认国民党转变的“左”的错误。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结束后,紧接着于5月17日至6月10日,党中央又在延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会议,比较系统地在全党揭露和批评关门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引导全党冲破“左”倾思想的禁锢,思考和分析过去党在白区工作遭受挫折的教训,彻底否定错误的工作指导方针。出席会议的有北方局及其所属的河北、河南、山西、山东、内蒙古、绥远、湖南、广东、福建、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等地党组织的负责人。张闻天、刘少奇主持会议。
  5月17日,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白区的党与群众工作》⑦的报告,总结了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瓦窑堡会议以来华北地区白区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批判了党在白区工作中的“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阐明了白区工作实行彻底转变的必要性,论述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党的工作与群众工作、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关系,强调白区工作应采取的方针,是以防御为主,尽量利用合法的机会去工作,以便使党的组织深入群众,长期隐蔽,积蓄力量,并随时输送自己的力量到乡村去发展乡村武装斗争力量,借此以配合乡村斗争,推进革命形势。
  6月1日至6日,张闻天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党对白区工作的路线、方针问题,毛泽东出席会议并发言。6月6日,张闻天在白区工作会议上作《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⑧的报告,按照中央精神,从总的方面肯定了刘少奇的报告,同时要求党在白区的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6月1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了刘少奇的报告。会议决定仍给华北派一个中央代表,杨尚昆、彭真等负责北方局的工作。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以后,党积极开展了以争取民主为中心的巩固和平、促进团结、实现抗战的各项工作。
  针对国民党计划于1937年11月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公开向全国人民说明,国民党政府关于国民大会的选举、召集和任务的规定是不民主的,呼吁全国各界联合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政治制度实行彻底的民主改革,取消限制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规定;主张民主选举国民大会代表,废除圈定和指定代表的办法;提出大会的任务不应限于通过宪法,而应扩大到讨论和制定抗日救亡的方针等。同时,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释放被无理起诉的沈钧儒等七位救国会领袖。中国共产党将以上主张直接向国民党提出。
  中国共产党的这些主张,得到许多爱国团体和广大进步青年的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不断扩大。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地方实力派表示愿意同共产党合作。一批又一批的进步青年从全国各地到陕甘宁边区或延安参观学习。1937年5月3日,冯玉祥发表实行中苏联盟、扩大爱国抗日运动、保障公民自由、组织并武装民众、立即停止“剿共”军事等五项抗日救国纲领。6月,上海市民4000多人上书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释放沈钧儒等七位救国会领袖。山东、广西、四川、山西等地的地方实力派也同共产党进一步联系,表示愿意共同救亡。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代表于6月6日到达延安,表示同意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合作抗日。
  ①《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341—342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5—251页。
  ③《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385—386页。
  ④《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473—483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2—270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1—281页。
  ⑦《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4页。
  ⑧《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491—513页。
  

延安与中国统一战线/中共中央统战部,陕西省委统战部,延安市委统战部编著.—北京: 华文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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