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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与实践—党的民族政策与实践（五）
开展对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民族宗教上层人物在民族宗教关系上，同少数民族群众有一定的联系，且对本民族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积极开展对民族宗教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他们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是延安时期民族统战工作的重要方面。
瓦窑堡会议决议明确指出，只有建立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只知道如何在下层群众中进行工作(这是主要的)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同别党、别派、和下层群众有关系的上层领袖，进行谈判、协商、妥协、让步，以期争取其中可能继续合作的分子，以期在群众前面最后的揭穿那些动摇欺骗与叛变分子的面目”①。对于回族中的上层人物，党的政策是，极力亲近和团结回族的上层到抗战方面来。对于被日寇欺骗和胁持的回族团体中的教主、阿訇等人，“仍以争取为原则，采取说服批评的态度，不采取正面打击的态度”②。对于蒙古族，党指出“不但应当团结蒙古广大平民群众，并且应当把王公、军人、喇嘛、知识分子也都团结在内”，而且“应当欢迎他们中的进步分子成为目前阶段民族运动的领导者”③。对于德王，也不采取与之敌对的立场，而应提出“要求德王回头抗日”的口号来争取他。总之，无论对蒙人汉人，“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均占着极重要的地位”④。
按照党的方针政策，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从各方面以各种方式做了大量的工作。1936年6月，红军西征解放了伊盟鄂托克旗南端的三段地、二道川和被地方军阀豪绅霸占的原属蒙古族的几个盐池。为团结蒙古族人民，消解因盐池归属问题引起的矛盾，按照党中央指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民和西方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刘晓决定，把这几个盐池归还蒙地管理。对红军的这一举动，鄂旗上层有所怀疑。于是，他们亲自写信给鄂托克旗伊南游击司令章文轩，说明归还盐池的诚意，并与鄂旗订立了关于盐池通商、贸易协定，规定了减轻群众税率的原则。1937年初，红军正式将盐池交还鄂托克旗管理，双方关系很快改善。1938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采取三方会议形式，与乌审旗政府签订协议，又妥善解决了巴图湾土地权归属问题。林伯渠主席7月12日指示靖边县政府，“为顾及少数民族政策的执行，要说服当地汉民群众，牺牲一部分的利益来顾全争取整个蒙民”⑤。
伊克昭盟在抗日战争中是陕甘宁边区的北方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早在1930年，中共陕北特委就开始进行对伊盟的统战工作。1936年，蒙古工作委员会和三边特委，与乌审旗西官府协理、保安队副官奇国贤(道布庆道尔吉)建立了联系，通过奇国贤又结识了台吉出身的乌审旗保安团军官奇金山(哈诺墨拉)、王悦丰(阿拉宾巴雅尔)和那素滴勒盖(又名雷寿昌)营长。1938年7月，为接收巴图湾土地，奇国贤等人前往延安洽商时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并参观了延安和三边的一些机关、学校等。看到了边区少数民族人民的新生活，更坚定了他们联共抗日的决心。边区政府也经常从经济上帮助乌审旗、鄂托克旗解决困难，加强贸易。
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奇国贤反对内战、赞助抗日团结的活动，受到国民党反动派和乌审旗反动王爷的仇视、惧怕。1942年11月4日，国民党伊盟守备军司令陈长捷，设计诱捕并杀害了奇国贤，由此激起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伊盟事变”。伊盟盟长、绥境蒙政会委员长、伊盟保安队长官、蒙旗宣慰使沙克都尔扎布(简称沙王)，是一位爱国抗日的王公贵族。早在1938年11月，中共中央指示绥蒙工委，应加强帮助绥蒙宣慰使署和沙王的工作，使宣慰使署和沙王成为号召蒙人抗日的旗帜，成为团结蒙人抗日的中心，经过宣慰使署去团结内蒙的抗日王公及进步青年，争取受日寇欺骗利用的王公及群众。1940年，陕甘宁边区蒙古文化促进会推举沙王为名誉理事，他去重庆或西安开会途径延安时，边区政府总是给予热情接待，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还亲自接见。他对边区政府和八路军印象很好。此次1943年“伊盟事变”中，沙王同情赞助起义军民，受到国民党陈长捷的军事镇压，沙王等上层抗日爱国人士被迫离开王府，流离失所，在乌审旗和鄂托克旗与国民党军队坚持进行游击战。
中共伊盟工委得知后，即派部队将沙王接送到乌审旗红柳河以南根据地，给以妥善安置与保护。不久，毛泽东接见了沙王代表，对他们的斗争表示极大的关怀。党中央主张从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在有利于起义军民的前提下，和平解决问题。经过4个月的反复谈判，促使“伊盟事变”得到和平解决。1943年10月，沙王回到了新街王府。奇金山、王悦丰率西乌审旗保安队骑兵三、四百人，接受边区领导，改编为西乌审旗保安团，在大石砭、小石砭、耳林川一带依托边区建立根据地。1944年，奇金山到延安受到毛泽东接见。1945年2月15日，奇金山被匪徒暗杀于大石砭保安团团部。奇金山的被害，激起伊盟和边区人民的极大愤慨。5月4日，陕甘宁边区民族事务委员会、蒙古同学会及各族各界人民，在延安成吉思汗纪念堂集会，沉痛悼念、高度赞扬这位为民族解放英勇牺牲的蒙古族英雄。
那素滴勒盖不甘受国民党军队欺压，1940年就来到陕甘宁边区，被边区政府聘请为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的参议员，并被选为边区政府委员和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为边区建设做出了许多贡献。“伊盟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对蒙古族同胞的残酷镇压和对边区的进攻，使他义愤填胸，忧思成疾，病情不断加重，于1943年7月31日在延安蒙古文化促进会逝世。临终前他留下遗言，号召蒙古族同胞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与帮助下，“与中国各民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奋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先生，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和陕甘宁边区，是唯一能够指导和帮助我们蒙古民族解放的力量，因为他们是真正为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民谋利益的先进革命力量，共产党奋斗的方向是全中国人民奋斗的方向，也就是真正解放蒙古民族唯一方向。”⑥党中央和边区人民依蒙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活动，高度评价他联共抗日，为民族解放不懈奋斗的革命精神。
对于少数民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中国共产党同样给予充分的尊重和爱护。成吉思汗是蒙古族人民崇敬的民族英雄。1939年1月，日寇扬言要攻占成吉思汗寝陵所在地伊金霍洛。为确保成陵安全，国民党当局与沙王商定，将成陵移至甘肃境内的兴隆山暂存，途中须经过陕甘宁边区。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对此高度重视。1939年6月21日，当成吉思汗灵柩运抵延安时，受到党中央、边区政府、八路军总部等单位和人民群众的热烈迎送和隆重祭奠。延安各族人民共同表示，要继承成吉思汗团结御侮艰苦奋斗的抗争精神，与全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到底。迎灵活动结束后，在毛泽东和朱德的亲自倡议下，延安修建起成吉思汗纪念堂，1940年9月又举行了成吉思汗夏季公祭。这些活动，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尊重、爱护和真诚帮助，在国内产生了很好的政治影响，对于凝聚蒙古族人民的抗日力量，团结争取蒙古族上层人士和广大群众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积极作用。
①《中共中央抗日民旅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63页。
②《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册)，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418页。
③《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221页。
④《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内部发行)，第613页。
⑤《陕甘宁边区民族宗教史料选编》，第67页。
⑥《解放日报》1943年8月7日。
延安与中国统一战线/中共中央统战部，陕西省委统战部，延安市委统战部编著.—北京: 华文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