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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同盟者和中间力量—争取中间力量（二）
孤立国民党顽固派，维护抗日团结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党同国民党的军事统一战线进入一个新阶段，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情况。
全国抗战初期，尽管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错，但由于国民党对抗日是比较努力的，能把对外的一致性置于对内的矛盾性之上，国共两党、两军关系总的来说是和平相安的，能够团结御敌、共赴国难。但在抗战转入相持阶段以后，面对着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壮大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发展，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仇共、惧共心理日益加剧。再加上日本对华政策的变化和国际“绥靖主义”潮流的渗透，国民党当局政策的重点随即发生逆转，并在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具体方针。随后，即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周围接连制造武装摩擦事件，袭击和打击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先是在1939年12月至1940年2月在华北以进攻山西新军达到顶点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接着从1940年10月的何、白“皓电”(1940年10月19日)开始，到1941年制造血腥大屠杀的皖南事变为极端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从而，在全民族抗战处于困难之际，又在局部地区燃起了内战硝烟。这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阶级斗争最激烈并达到白热化的时刻，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几乎濒于破裂。
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处理国共两党、两军的关系，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不得不进行两方面的斗争：一方面，外敌入侵，民族矛盾仍是其基本矛盾，八路军、新四军和党领导的敌后武装不能不以主要力量继续抗日；另一方面，为了自己求生，对于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的武装冲突，甚至挑起的局部战争，又不能不进行反击。而困难在于如何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把两者结合好，使抵御内阋之争不影响抗击外侮之敌。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根本指导原则，实行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形成了对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一整套策略，发展了党的军事统战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明确提出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以对付反共的两面政策。自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蒋介石的政策明显地表现两面性。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国民党统战集团的主要注意力已逐步由对外转向对内，对抗日的态度日趋消极，而对人民抗日运动的限制则日益加强。但同时仍声言要“坚持抗战到底”。事实上，在外敌入侵的形势下，他们还不敢或不能放下抗日的旗帜。于是便实行联合其他各派势力采取既抗日又反共的两面政策，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采取反抗他们这种反动政策的斗争策略，同他们作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坚决斗争。这就是我们对付顽固派两面政策的革命的两面政策。①后来，毛泽东还说过：他们是两面派，我们也是两面派，是革命的两面派，要同他们斗争。
正是由于正确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上述指导思想，在陕甘宁边区、山西、太行山地区以及华中新四军的广大军民及时、果断地制止了国民党军队制造的军事摩擦，击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党中央和毛泽东自始至终坚持以革命的两面派政策来对付反共的两面政策。在何、白“皓电”后，毛泽东确定了政治进攻、军事防御的战略方针，也就是实行针锋相对的两面政策。他在1940年11月21日和30日致周恩来等人的电报中解释这个方针时说：蒋介石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以攻势之手段达到防御之目的，本质上依然是两面政策；我对一切吓我之人亦应以政治攻势转吓之，采取表面和缓、实际抵抗、有软有硬的方针，除表示皖南一点小小的让步外，其他是寸土不让，有进攻者必粉碎之。毛泽东认为，我们“和缓可以争取群众，抵抗可以保卫自己，软可以给他面子，硬可以给他恐怖”。“只有软硬兼施，双管齐下，才能打破蒋介石的诡计，制止何应钦的投降，争取中间派的向我，单是一个软或单是一个硬，都达不到目的。”
1940年12月9日，蒋介石发出了限制新四军北移的最后通牒(即“齐电”)，毛泽东又指出：国民党顽固派仍是一面抗战一面反共的两面政策，我们亦应是一面团结一面斗争的革命的两面政策，即在抗日方面，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加以联合，对其动摇的方面加以孤立；在反共方面，对其当不愿根本破裂两党合作方面加以联合，对其向我党和人民的政治高压和军事进攻方面实行坚决斗争和加以孤立。这也是软硬兼施。开展斗争是硬，但硬不硬到破坏统一战线；实行团结是软，但软不软到丧失自己的立场。
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猖狂至极，1941年1月17日发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番号、将叶挺交付“军法审判”的反动命令。对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作出了相应指示，向在重庆的周恩来发出了一系列电文，着重强调：我们应紧紧捉住蒋介石1月17日令坚决反攻，像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那样采取强硬立场，只有不怕破裂才能打破他们的进攻；如蒋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以破裂对付破裂，如蒋未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以尖锐对立求得暂时缓和。对于一个强有力的进攻者，只有把他打到防御地位，使他不能再进攻了，国共暂时缓和的可能性就有了。
由于在采取军事守势的同时开展了全面的强大的政治攻势，最后打退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使形势很快朝着有利于我党的方向发展。1941年5月8日，毛泽东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对我党的革命的两面政策作了深刻概括，指出：国民党顽固派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变和1月17日的命令那种地步，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政策；极端复杂的中国政治要求我们的同志深刻地给以注意；我党的方针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②。
二是强调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基点要放在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上，同时为争取时局的好转而斗争。国民党顽固派的两面性不仅决定了我们党与之联合时要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而且要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觉性，把工作的基点放到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上，以掌握斗争的主动权。
1939年6月10日，在第一次反共高潮即将到来之际，毛泽东在反对投降的报告中指出，全党努力从思想上准备自卫、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可以对付事变——各种意料之外的袭击，各种大小事变。反共高潮开始后，毛泽东在1939年10月10日为党中央写的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③的决定中指出：我党各级领导机关和全体同志应该提高对当前时局的警觉性，用全力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巩固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危害中国革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在突然事变中不致遭到意外的损失。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期，毛泽东在1940年1月28日起草的《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④的党内指示中指出：力争时局好转，同时提起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在目前是局部的、地方性的突然事变)的警觉性，这就是党的目前政策的总方针。
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蒋介石不甘心在陕甘宁边区和华北的失败，将军事进攻的重点开始转向华中地区。1940年5月4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南局的指示156中，要求项英和东南局充分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地方性和全国性的突然事变，采取坚决斗争的方针，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1927年的错误。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后，毛泽东不但致电项英，要其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行动准备，而且告诫全党，蒋介石决心驱我军于黄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锁，置我军于日蒋夹击中消灭之，其计甚毒；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而不是把乐观情况作出发点，要准备任何一种情况发生后都要有对付的办法。他甚至作出了可能出现全国规模的黑暗局面的思想准备，以及应采取的相应对策，指出：把重点放在应付投降、应付内战方面，方不吃亏、方不上蒋的当，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有了这一着，就不会重蹈陈独秀的覆辙了⑤。
西北、华北、山东、苏北等抗日根据地都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作了可能发生最黑暗局面的各种准备，惟有项英在皖南迟疑不决，对蒋介石存在幻想，导致皖南事变的惨重失败。毛泽东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总结中批评项英的错误指出：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战，需要一整套的战术，要准备对付时局发展的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蒋介石对于人民革命力量的仇恨和残忍，不但为过去十年的反共战争所证明，更由抗日战争中的两次反共高潮特别是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的皖南事变所完全地证明了。他还指出，我们在向着最坏的可能性作准备时，也不抛弃好的可能性；这次我们充分地准备着对付国民党的破裂，就使国民党不敢轻易破裂了。
总之，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坚持了正确的军事统一战线的方针和原则，既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猖狂进攻，又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证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最后走向胜利。
①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8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2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53—758页。
④1940年11月3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等电。
⑤中共中央号召国民党军队中的官兵学习1945年10月起义的高树勋将军及其部队的榜样，称为“高树勋运动”。
延安与中国统一战线/中共中央统战部，陕西省委统战部，延安市委统战部编著.—北京: 华文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