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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的发展历程
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组编
五、中国共产党争取实现国内和平民主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休养生息，重建家园。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的这一根本愿望出发，主张团结一切爱国民主力量，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国家。这是一个光明的前途。与此相反，国民党统治集团则企图依靠美国政府的支持，在中国继续维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这是一个使中国继续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的前途。为了争取中国走向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同国民党统治集团展开了复杂而激烈的斗争。中国革命由此进入一个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决战的新时期。
(一)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
战后国际国内形势，总的来说，对中国人民是有利的。
国际上，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方面，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被打败；英、法等国受到很大削弱。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虽然有了很大增强，并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但资本主义世界的总体力量有所下降。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苏联进一步巩固；东欧和亚洲的部分国家开始建立人民民主制度；亚洲和非洲兴起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旧的世界殖民主义体系日益瓦解；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人民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向前发展。世界民主力量的这种发展，对各国反动势力是一种有力的制约，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国内，经过抗战，中国人民经受了极大的锻炼，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壮大，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力量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通过民主联合政府的途径，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主张，在全国得到广泛的响应。中国民主同盟于1945年8月15日首先发出《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主张“民主统一，和平建国”表示坚决反对一切反民主的和制造分裂引起内战的行动。随后，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民主科学座谈会(后改称九三学社)、中国人民救国会(由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改称)、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等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也纷纷发出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反对内战独裁的呼吁。全国各阶层人民强烈要求实现独立、和平、民主、统一、富强的共同意志，汇成了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潮流。
这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控制着全国政权，并拥有一支500多万人的庞大军队。这支军队由于得到美国的援助并收缴了100多万日军的武装，在武器、装备方面得到很大的加强。通过接收，国民党政府掌握的物资和外汇储备的数量，超过以往任何时期。抗战胜利前后国内外存在的蒋介石是“抗战建国领袖”的舆论，使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相当一部分人对他抱有很大的幻想。这一切，使得国民党统治集团认为有可能通过发动内战来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为此，国民党统治集团垄断受降权利，集中力量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一方面，它依靠美国将其远在西南大后方的军队空运、海运到华南、华东、华北、东北地区，抢占战略要点和铁路交通线；另一方面，它利用日、伪军担任守备，抵抗人民军队收复国土。大批伪军成了国民党的“地下军”、“先遣军”。国民党政府还命令日、伪军“负责”对人民军队作“有效之防卫”，甚至去“收复”被八路军、新四军解放的地区。但是，由于解放区人民革命力量的壮大，由于国际国内舆论强烈呼吁和平、反对战争，国民党统治集团，要立即发动内战还有困难。因此，它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又表示愿意同中共进行和平谈判，企图诱使中共交出军队。对此，蒋介石后来曾说过，战后他的方针是或者以和平谈判方式迫使中国共产党“放弃武装，改走合法的道路”，或者通过“放手动员作战”的办法来消灭中国共产党的武装。他认为，“这两条道路，任取其一，都足以解决中共问题”。①
上述情况表明，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世界战略格局和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以美国支持的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正在取代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而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如何正确地解决这个主要矛盾，是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首要问题。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局势将如何发展?在抗战胜利后的重要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指导方针和斗争策略，从而及时地为全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中国共产党力图避免内战，争取经过和平的道路来建设一个新中国，逐步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发展中国的民族经济，因为这是经历了八年残酷战争后的中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如果国民党能接受和平的要求，在和平的条件下同各方面合作进行建设和改革，那么，即便前进的道路会因此更加迂回曲折，斗争会更加复杂，这样做仍然有利于人民，这是中国共产党所力争的。党在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七大制定的政治路线。针对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集团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企图，中共中央决定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坚决保卫人民的胜利成果，巩固已有的阵地，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同时，在不放弃武装自卫的条件下，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力争实现和平建国。
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报告指出，由于蒋介石打内战的方针是早已定了的，又由于不要打内战的一方力量还不足以制止要打内战的一方，因此，内战的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同时，由于蒋介石要放手发动内战还有许多困难，由于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经过斗争，使内战限制在局部的范围，或使全面内战延后时间爆发，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因此，党的方针应当是：一方面要“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另一方面，必须对蒋介石可能发动的全面内战切实做好相应的准备，“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
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全国人民热烈欢庆抗战胜利，用各种方式表达对于和平建国的强烈愿望。同时，随着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之间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美、苏之间在中国问题上达成某种妥协，它们希望国共两党举行和平谈判、停止内争的态度日益明朗。国民党统治集团垄断抗战胜利果实的行径，遭到全国人民尤其是解放区军民的强烈反对，它要立即发动大规模的内战面临着种种困难。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于8月14日、20日、23日接连发出三封电报，邀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
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问题。会议认为：当前的形势表明，中国人民需要和平，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国民党暂时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和必须避免的，和平是可能取得的；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争取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是必要的，也是有可能的；我党现在提出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这是有现实基础的，能得到国内外的广泛同情。毛泽东在会上指出：“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由于上述各种条件的存在，他还需要医好自己的创伤，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将来消灭我们。我们应当利用他这个暂时和平时期”，“准备有所让步，在数量上作些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以局部的让步换取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养精蓄锐来迎接新形势”。②
会议确定，今后对待国民党的方针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到团结，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通过斗争，迫使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人民的要求，实施一定的政治改革，以推进国内和平，建立联合政府，逐步实现政治民主化。在会上，毛泽东把这种联合政府的形式称之为“独裁加若干民主”的政权形式，把中国共产党在政府中对蒋介石的政策形象地称之为“洗脸”政策。他说：我们参加这样的政府，就是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这就是七大时讲的长期迂回曲折的道路；“走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③会议决定，先派周恩来前往重庆，随后毛泽东再去谈判。在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避免内战和实现民主政治等为主要内容的六项紧急措施。鉴于形势的发展，当晚，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立即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8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通知，说明关于和平谈判的方针：在谈判中我方准备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作出必要的让步，以便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对谈判结果可能出现的两种局面，中共中央提出对策：如果出现和平发展的局面，我们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如果国民党发动军事进攻，我们就站在自卫的立场上，坚决彻底消灭来犯者。通知告诫全党，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必须依靠自己手中的力量和行动指导上的正确，必须坚决依靠人民。
(二)重庆谈判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偕同周恩来、王若飞，在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从延安乘专机赴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
毛泽东亲赴重庆，这是一件轰动国内外的大事，使许多人进一步认清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受到舆论的热烈赞誉。诗人柳亚子赋诗，称颂毛泽东的这一行动是“弥天大勇”。张治中也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
重庆谈判从8月29日开始，到10月10日结束。在此期间，毛泽东直接同蒋介石就国共两党关系的重大问题进行多次商谈。有关国内和平问题的具体谈判，是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之间进行的。
9月3日，中共代表将关于两党商谈的主要问题十一项提要交国民党政府代表。提要的主要内容包括：确定和平建国方针；承认各党各派的合法平等地位；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结束国民党的党治等，并表示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9月8日，国民党政府代表根据4日蒋介石亲拟的《对中共谈判要点》，对中共的十一项提要提出书面答复，表示接受中共代表提出的和平建国、承认党派合法平等、结束党治等项主张，对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问题也表示基本同意，但对于解放区政权作为合法地方政府却坚决不同意，对于军队编组问题也要作种种限制。这些问题成为谈判中争论的中心问题。对此，周恩来表示：其已获得双方同意者，即可以认为解决，其未一致者，再继续商谈。
为了使谈判能够获得进展，中共代表就解放区政权和军队问题先后作过多次让步。但国民党方面执意不作任何松动，致使谈判陷于僵局。
在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广泛地进行争取团结各方面和平民主力量的工作。毛泽东会见了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冯玉祥、谭平山、柳亚子、张伯苓等，还会见了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张澜、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黄炎培，以及社会知名人士郭沫若、章士钊、马寅初等。为了争取国民党上层人士对中共政治主张的理解，减少谈判阻力，毛泽东分别会晤国民党军政要员孙科、于右任、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陈立夫、戴季陶等。同时，毛泽东还会晤了苏联大使彼得罗夫、美国大使赫尔利以及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的驻华使节，反复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周恩来多次举行有各民主党派和国际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会见工商、文化、妇女、新闻等各界代表，听取并交流对谈判的意见。毛泽东、周恩来等的这些活动，以及中共代表在谈判中多次作出让步，使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普遍同情和支持。这种同情和支持，是促进这次国共谈判取得某些积极成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重庆谈判期间，军事斗争紧密地配合了谈判桌上的斗争。蒋介石为了以军事行动向中共施加压力，迫使中共代表在谈判桌上屈服，除加速向前线调运兵力外，还下令粤、苏、浙、皖、鲁、晋、绥、察等省的国民党军队向人民军队发动进攻。中国共产党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依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人民军队站在自卫立场上奋起抗击，挫败了国民党军队的进犯。尤其是晋冀鲁豫军区集中主力3万余人，于9月10日至10月12日在山西长治地区实施的上党战役，一举歼灭入侵的阎锡山所部3万余人，击毙国民党军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生俘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使阎锡山损失其总兵力的三分之一。上党战役给国民党统治集团以很大震动，加强了中共代表团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直接配合了谈判斗争。
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公开发表。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双方协议“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这是国共会谈取得的主要成果。双方还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这也是会谈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会谈达成协议的还有：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承认人民享有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应享有的民主自由权利；党派平等合法；取消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积极推行自治，实行自下而上的普选”，等等。谈判中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是解放区政权问题和国民大会问题。军队整编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对于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会谈纪要》载明，双方将“继续协商”或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
重庆谈判的举行和《会谈纪要》的发表，表明国民党方面“承认了中共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④同时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对于重庆谈判的意义，毛泽东指出：“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⑤
《会谈纪要》签订后，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周恩来等留在重庆就悬而未决的问题继续同国民党方面商谈。由于仍无结果，周恩来于11月25日暂返延安。
(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坚决维护政治协商会议成果
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945年12月16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参加政协会议。为了给协商创造条件，中共代表团首先提出无条件停止内战的建议，经多次呼吁和多方奔走，于1946年1月5日同国民党当局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1月10日，双方下达停战令，规定至迟在1月13日午夜，双方军队应在各自位置上停止一切军事行动。这样，战争的确在全国范围内(除东北外)停止了一个时期，使经历了长期战乱的中国人民一时燃起了新的希望：内战有可能制止。
在发布停战令的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隆重开幕。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共38人。在主张和平反对内战、主张民主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这些基本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同以民盟为代表的中间派有许多共同点。会议期间，中共代表经常同民盟代表等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事先协商，取得一致，采取共同行动。会议历时22天，在通过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案等五项协议之后，于1月31日闭幕。
政协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决心坚定地维护和遵守停战协定和政协会议通过的各项协议。政协会议刚结束，中共中央即于2月1日向党内发出《关于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指示》。指示认为：“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指示同时指出：“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长期的”，要“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破坏”。因此，必须提高警惕，注意“阵地的保持与继续取得”，“练兵、减租与生产是目前解放区三件中心工作”，而“我党对于新的斗争形式与组织形式，采取得愈迅速愈熟练，便愈能夺取主动权”。
国民党统治集团不能容忍、也难以承受真正的民主改革，因而根本不愿意履行这些协议。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前后，在国民党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上，一些国民党顽固分子开始发难，放肆诋毁政协协议，认为政协会议“系国民党的失败”，攻击宪草原则“背叛孙中山的遗教”，甚至有人提议要监察院弹劾国民党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蒋介石本人也说：“我对宪草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原案，只有姑且通过，将来再说。”⑥这样，一场维护遵守政协协议与破坏撕毁政协协议的激烈斗争就接踵而起了。
1．较场口事件
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人士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大会。国民党特务及暴徒数百人，在国民党党棍刘野樵等人的直接指挥下，将大会主席团成员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包围，对他们边打边拖下主席台，李公朴被打得头破血流，郭沫若、马寅初等60余人也被打伤，一些人失踪。当晚，周恩来就较场口事件发表严正声明，抗议国民党特务暴行，要求严惩凶手，同时，率领董必武、邓颖超等人到医院慰问受伤者。国民党官方喉舌中央社发表消息，隐瞒真相，颠倒黑白，更加激起了各界人士和全国人民的公愤，纷纷起来控诉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
2．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和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
国民党于3月1日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会议通过的宣言和十三项决议案，推翻政协的决议，完全否定了政协关于国会制、内阁制和省自治制的协议，继续坚持“五五宪章”中的中央集权制及个人独裁，重弹“军队国家化乃和平建国之先决条件”、“是政治民主的主要条件”的老调。美国白皮书对此也心知肚明，写道：“国民党中不妥协的顽固分子复极力破坏政协纲领”，“企图修改政协所承认的作为修改宪法草案之原则，坚持五五宪法草案”。3月18日，周恩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讲话，质问国民党：“你们一方面要求人家来做，另一方面又把违反政协决议的东西写在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议上，这不能不说其中包含了欺骗。”并严正警告：“政协的一切决议不能动摇或修改，这是由五方面的代表起立通过的，应成为中国的民主契约。谁要破坏，谁就是破坏今天中国的民主和平团结统一。”各民主党派也纷纷发表讲话和文章，谴责国民党违反政协决议，号召“一切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提高警惕，坚持政协决议”，“加紧发动群众，去击碎反动顽固分子的最后抵抗”。
为使六届二中全会撕毁政协决议的做法合法化，国民党于3月20日召开第四届国民参政会。4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声称：“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政治协商会议关于政府组织的协议案在本质上更不能代替约法”，“训政时期约法是根本有效的。”公然撕毁政协决议。会议在中共参政员不参加的情况下通过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议案。
4月4日，周恩来招待中外记者，对时局问题发表谈话说，中国共产党一向主张全部实施政协决议，主张用和平协商的方法解决问题，而国民党想推翻政协决议，极力破坏停战、恢复交通与整军复员的方案，其目的是挑起内战。
3．下关惨案
1946年5月5日，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50多个单位在上海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表宣言，要求立即停止内战，实施政协会议决议。6月23日，上海150多个人民团体的近10万群众在北火车站广场召开反内战大会，并欢送由大会推举的代表马叙伦、阎宝航、胡原文、盛丕华、包达三、雷洁琼、吴耀宗、蒉延芳等人及学生代表陈震中、陈立复赴南京请愿，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大会通过了四项决议：(1)成立全国争取和平联合会；(2)和平谈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3)第一批请愿不成，第二批第三批接着去；(4)通电美国政府不要帮助中国打内战。集会结束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马叙伦等一行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国民党暴徒特务长达5小时的围攻殴打，致使马叙伦头部、胸部多处受伤，雷洁琼被打得口吐鲜血，阎宝航、陈震中也被打伤。来车站迎接的民盟总部代表叶笃义及《新民报》、《大公报》采访记者浦熙修、高集均被殴致重伤。共造成12人受伤。这就是“下关惨案”。事件发生后，经民主同盟和中共代表团向孙科、邵力子、马歇尔等呼吁，至翌晨2时才将受伤者送进中央医院。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滕代远及郭沫若迅即赶到医院慰问。马叙伦等人对周恩来说，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过去我劝你们少要一些兵，少留一些枪，现在看来你们的战士不能少一个，枪不能少一支。周恩来向受伤的代表们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随后，周恩来在国、共、美三方会议上郑重报告这一事件，并以备忘录形式分致马歇尔、徐永昌，抗议国民党政府放纵特务制造“下关惨案”的暴行，并提出六项善后办法。6月25日，毛泽东、朱德发出《致上海人民请愿代表慰问电》，表示中共一贯坚持和平民主方针，誓与全国人民一致为阻止内战、争取和平而奋斗。
政协协议的通过，曾经激起中国人民对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热烈期望。国民党集团撕毁这些协议，背离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就把自己置于人民的对立面。中国共产党在斗争中成功地运用了统战政策，团结教育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使他们更加认清了国民党的真实面目，不仅更加同情和支持共产党的主张，而且积极投身到人民革命的斗争中去。
①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156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8～9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7页。
④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52、253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9页。
⑥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6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3页。
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研究/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组编.-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