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文献辑录 > 史著、史论 > 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研究
第二章 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理论的基本内容
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组编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党克敌制胜的法宝之一。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基本理论是在延安时期形成的，其形成的历史过程不仅体现着毛泽东的理论创新，而且汇集党的集体经验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思想和智慧。本章拟从毛泽东的个人贡献和集体智慧结晶相结合的角度来研究延安时期的统一战线理论体系以及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在延安时期关于统一战线重要性、关于工农联盟、关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结盟、关于灵活务实和广泛结盟的策略、关于团结和斗争相结合的方针、关于合作共事和互相监督的体制、关于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等思想理论形成的历史轨迹。在延安时期之前，毛泽东和党的其他相关领导人对于以上诸方面已经有初步认识，但这些思想的成熟却都是在延安时期。
延安时期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体系研究，涉及统一战线的客观必要性、工农联盟、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结盟、灵活务实和广泛结盟的策略、团结和斗争相结合的方针、合作共事和互相监督的体制、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统一战线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统一战线的政治目标和统一战线与党的政治总原则、总方针之间的关系诸方面。同时，本章也对于延安时期统一理论体系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服务于其社会政治经济基础的统一战线政治目标，以及延安时期的统一战线与延安精神和延安民主密不可分的关系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
一、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理论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
(一)关于统一战线重要性的认识
1919年，26岁的毛泽东在他自己创办的《湘江评论》杂志上发表《民众大联合》一文提出：对于坏的国家和黑暗的社会补救和改造的根本方法是民众的大联合。以此来对抗强权者的联合、贵族的联合和资本家的联合，并将民众大联合与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相联系，并且认为辛亥革命看似民众大联合，实为留学生、哥老会、新军、巡防营所发动，“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因此，毛泽东大声疾呼：“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已经认识到各种同类的小联合以各自特殊的共同利益为基础，大联合的动机则起因于“政治的纷乱，外患的压迫”。
如果说，青年毛泽东追求民众大联合的革命理想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位年轻人的激情，1922年7月中共二大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通过的关于组织联合战线的第一个中央决议案《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则将建立统一战线的思想确定为党的纲领。这个文件指出“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这说明陈独秀和当时的其他党的领导人已经认识到统一战线的重要性。1923年6月，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定国共合作的政策，李大钊、毛泽东等人在会上表示拥护共产国际决议，主张建立国共两党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①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实现了国共两党联合战线的建立。在此后的数年中，虽有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党利用合法公开身份，走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团体的圈子，开始形成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群众性政党，并在与国民党的合作中初步获得军事斗争的经验和能力。当时，代表年轻一代的党的领导人刘少奇于1926年9月，在《廖仲恺先生与工农政策》的悼念文章中说：“中国的国民革命，一定要社会各阶级民众一致来参加，建立各阶级的联合战线，才可成功。”②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左”倾关门主义限制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但以毛泽东、刘志丹、邓小平等人为代表的党内的现实主义政治家们在军事斗争中贯彻了统一战线策略。1935年8月1日，红军在长征途中，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布《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主张建立全国军民联合抗日的统一战线。
1935年12月，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全面地分析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确定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提出了以“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代替“工农共和国”的口号，批判了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同时，也指出了在新的革命时期，预防右倾机会主义复活的必要性，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决议精神，于同年12月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意味着党的统一战线思想理论走向成熟，也标志着延安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基本方针的确立。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并列为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这说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领导集体已经认识到一个客观规律，即革命成功离不开统一战线。
在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其他领导人也都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十分重视统一战线工作。比如，1936年4月，刘少奇在《肃清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一文中说：“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成为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之路的中心问题和主要关键。”③1941年7月，周恩来发表文章，说：“团结则存，分裂则亡，合作则胜，独霸则败。这是中国抗战的铁则，谁不遵守这个铁则，谁将成为万世的罪人。”④1941年2月，在陕甘宁边区专员县长会议上，林伯渠说：“我们总的政策是统一战线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基本内容就是要照顾到各阶级各党派的利益，必须坚定地把握这一点，才能不因时局的变化而迷失方向。”⑤
(二)关于工农联盟重要性的认识
在《民众大联合》一文中，毛泽东笼统地谈论全国民众的大联合，而具体谈论的却是城市各行各业民众的联合，尚没有提及农民的联合和工农之间的联合。1921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首次表示对于工农联盟的赞赏，他说：“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1926年1月10日发表在《政治周报》第4期上的《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毛泽东说，辛亥年的革命力量孤弱的原因之一是当时还没有有组织的工农群众；并将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手工业者、店员、小商、小贩、手工业者和产业工人一起看作占中国人口98.75％的革命民众，而国民党右派则为只代表占人口不到1％的中产阶级。1925年12月，毛泽东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将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看作革命的敌人，将中产阶级看作动摇派，将包括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和小贩在内的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看作革命的朋友，将工业无产阶级看作革命的领导阶级。1926年3月18日，毛泽东在《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一文中，认为“已有多数的农工民众参加”革命运动。1926年9月1日，毛泽东在《农民问题论丛》上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明确地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这些道理，一直到现在，即使在革命党里面，还有许多人不明白。他们不明白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这表明毛泽东当时已经充分地认识到中国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与以前特别重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看法相比，思想发生了飞跃性的变化。
从此，毛泽东集中精力研究了农民问题，在政治和军事工作间隙进行了一系列农村调查，其代表成果是1927年3月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直到建国前夕，这种重视农民、依靠农民的思想一直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一个主旋律。1945年4月24日，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说：“人民大众最主要的成分是农民，其次是小资产阶级，再其次是别的民主分子。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1949年6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说：“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靠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
关于工农联盟的思想是党内具有代表性的认识。在毛泽东提出农民问题严重性的时候，党内也有其他领导人表达了同样的思想。比如，1926年5月，刘少奇在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农民为国民革命之重要势力，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军。”⑥1936年11月，在《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一文中，刘少奇说：“工农是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基本力量。没有广大工农群众的热烈参加和积极拥护，统一战线是不能有力树立起来的，革命是不能胜利的。”⑦1924年3月9日，在纪念列宁的《列宁与中国》一文中，李维汉说：“列宁之思想主张固决定于当时之生活，而其思想、主张和策略之实现则尤赖于农工大众及组织坚强的党之拥护。”1926年12月4日，在湖南全省工农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中国的政治状况和民族运动》中，李维汉说：“中国革命主力军是工农阶级。”
(三)关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结盟思想的演变
毛泽东谈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实行政治联盟的最早的文字记载，见1925年11月21日的《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问》。在这次答问中，毛泽东说“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
时隔不久，毛泽东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对于资产阶级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将大资产阶级看作革命的敌人，将中产阶级看作政治上的动摇派。他说：“现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大资产阶级是附属于帝国主义，成了反革命势力，中产阶级是介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动摇不定，实际革命的乃小资产、半无产、无产这三个阶级成立的一个革命的联合。”1929年1月，在《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中，毛泽东认为红军可以与民族资产阶级和平共处，他说：“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馀皆不论。”
1937年，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的合作是相对的、暂时的，但又是必须的。他说：“因为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暂时性而不要资产阶级，指联合资产阶级的抗日派(在半殖民地)为投降主义，这是托洛斯基主义的说法，我们是不能同意的。今天的联合资产阶级抗日派，正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的桥梁。”⑧这是毛泽东首次对于延安时期党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明确的理论表述。
1947年，毛泽东提出，在政治上孤立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在经济上则应予以保护。⑨1948年，针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依附于共产党，右翼依附于国民党的情况，毛泽东提出在政治上争取其大多数，对其经济地位则须慎重处理。⑩对于资产阶级既联合又戒备的态度是中共领导人中带普遍性的思想观点。1926年5月，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作为大会秘书长的刘少奇在受大会主席团委托，所作的报告中说：“中国资产阶级本来受帝国主义与军阀压迫，他们有参加国民革命之可能，但资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终究是妥协的，不能彻底的。”(11)
1926年冬，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和工农群众运动的迅猛发展，国民党右派势力掀起一股反对国共合作和工农运动的逆流。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们被这股反动潮流所吓倒，对国民党右派迁就退让。此时，周恩来在中共两广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第37期发表《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一文，指出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妥协性。他说：“各被压迫阶级的共同目的虽在国民革命，但在革命的长期斗争中，民族资产阶级总是富于妥协性，小资产阶级也常摇摆不定，只有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
在延安时期，中共领导人对于资产阶级的政治两面性有更加明确的理论表述。1940年12月，刘少奇在中共中央中原局宣传部的刊物《江淮》创刊号上发表《论抗日民主政权》一文，阐述了关于资产阶级两面性的观点。他说：“至于中国的资产阶级，一方面由于它也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它的发展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压迫是矛盾的，所以，它在一定历史时期有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另一方面又由于它的软弱，它本身是剥削者，它就容易和革命的敌人妥协，并特别惧怕工农革命力量之壮大，所以，在另外的历史时期，它又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结合，来反对革命。”
1946年5月4日，在《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中，刘少奇说：“对开明绅士及其他党外人士，或城市中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只要他们赞成我们的民主纲领，不管他们还有多少毛病，或对于目前的土地改革表示怀疑与不满，均应当继续和他们合作，一个也不要抛弃，以巩固反对封建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统一战线。”
(四)关于灵活务实、广泛结盟的策略思想的形成
毛泽东和中共领导集体的灵活务实、广泛结盟的策略原则达到成熟和系统化是在抗日战争初期。由于对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和蒋介石独裁统治的逆反心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虽然有与国民党内的反蒋军事力量的局部短期结盟，但排外关门主义的“左”倾思想在党内居统治地位。从1935年开始，面对日本侵略、亡国灭种的压力，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与多年宿敌国民党和解，并与一切爱国力量结成联盟，一致抗日。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同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随后，陆续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命令》、《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等推动联合抗日的文件。1936年9月8日，毛泽东在给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的信中提出停止使用抗日反蒋的口号。1936年底，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随后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表明中共灵活务实、广泛结盟的策略原则在实践上趋于成熟。
1936年7月16日，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将国内抗日统一战线和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看作抗日战争胜利的三个条件。并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1939年10月4日，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谈到四种统一战线，即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坚固联盟、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可靠联盟、与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的联盟、与买办大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的联盟。后两种联盟虽不是永久性的联盟，但无产阶级应在斗争中求团结，尽量保持之。这表明中共统一战线思想的成熟和系统化。
1941年5月8日，毛泽东在总结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经验时，说：“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12)1941年，毛泽东写了《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一文，批判“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排外路线，进一步肯定了在抗日前提下实行包括开明绅士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这种务实灵活、广泛结盟的策略原则，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在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重大政治形势转变的情况下，形成的政治策略。除了毛泽东，其他党的重要领导人在同一时期，对于政治形势也有同样的判断。比如，1936年12月，周恩来在关于西安事变的电报中，对当时的形势做了这样的评判：“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指示着阶级力量之分化及重新结合，特别是资产阶级营垒之决定性的分化过程，其意义就在推动和加速了资产阶级营垒中左派之集中，打击了中间道路之思想。然而分化过程没有终结，大致的情况仍然存在着三个营垒：抗日、降日、中间。”1944年3月，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一文中，周恩来对于党的历史上统一战线的情况，做了与毛泽东相同的结论。他说：“大革命时是四个革命阶级(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这四者有区别：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工农是基本的革命力量；小资产阶级有动摇性；资产阶级有两重性，有时参加革命，有时反对革命。大革命时，有些带买办性的资产阶级也投机参加了，这是国共合作初期的国民党右派，不能算作革命的动力。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反北洋军阀时是革命的，但也有软弱性，他们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有联系。”
1942年7月20日，在题为《克服困难，准备反攻，为战后建立新中国创造条件》的给中央其他领导人的信中，刘少奇论述了争取中间派，对于革命胜利的重要意义。他说：“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顽固派与我们的斗争之中，如果中间势力、中间阶层的动向是决定胜负的因素之一的话，如果这些中间势力的动向成为决定战后新中国的重要因素之一的话，那末，我们就应该以极大的注意和切实而广泛的工作去争取中间势力站到我们这一方面来，或在斗争中守善意的中立。”
1945年5月14日，刘少奇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了后来题为《论党》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刘少奇从全体人民的利益和解放全人类的高度，论证了共产党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他说：“我们党现在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仅只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是中国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只有当它是站在全体人民的利益上，而不仅是站在本阶级当前部分的利益上，只有当它是组织与团结整个民族与全体人民，而不仅是组织与团结本阶级来进行奋斗，它才能胜利。无产阶级如果不能解放全体人民，它自己也就不能得到解放。”
(五)关于团结和斗争相结合的统一战线方针
1925年，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这时，毛泽东讲的是敌我问题，尚未涉及如何对待朋友和统一战线的问题。毛泽东最早明确表示反对关门主义，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是在1935年12月27日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演讲中提出来的。1938年3月3日，在《对陕北公学毕业同学的临别赠言》中，毛泽东说：“有人要共产党退出八路军，这是绝对主义，是不行的，统一战线是相对的，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要保持自己的相对独立性。”1939年10月4日，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毛泽东将统一战线策略概括为：“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1944年10月30日，毛泽东更明确地说：“统一战线的原则有两个：第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批评、教育和改造。在统一战线中，投降主义是错误的，对别人采取排斥和鄙弃的宗派主义也是错误的。”这说明，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的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是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过程中逐步成熟和系统化的。
刘少奇和周恩来在早期也曾提出了既团结又斗争的统一战线方针。1926年5月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的报告《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与职工运动方针》的报告中，刘少奇说：“我们工人阶级在某一个时候，即在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冲突最厉害的时候，应与资产阶级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以增强反帝国主义运动之势力。但当资产阶级一有妥协之倾向，或压迫工人运动时，工人阶级应极力反对，以防备资产阶级骗卖自己。”
1926年12月11日，周恩来在《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一文中指出，党在国共合作中应警惕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坚持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他说：“为工农阶级奋斗的共产党的活动，当然不外领导工农群众的革命力量推进国民革命，以防止其他阶级的妥协性在革命中发生不良影响。这种活动，只有于领导国民革命的国民党有利，使革命成分更加充实，决无与他有冲突和分裂的危险。因为要有冲突，必是革命的工农群众与和帝国主义敌人妥协的资产阶级冲突；要有分裂，必是革命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分子与不革命的右派分子分裂。国民党是革命的，是站在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的，自无须怕这种冲突和分裂。”
当时，在国民党右派势力掀起反对国共合作和工农运动的逆流，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控制党的领导的形势下，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思想代表了党内在统一战线中坚持党的独立性和斗争性的正确路线。
1936年4月10日，在《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一文中，刘少奇批评了白区工作中的王明“左”倾关门主义，配合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大局。他说：“关门主义的根源是：因为害怕那些反革命派别，所以不敢和他们暂时建立斗争的联合战线，甚至不敢和他们来往谈话；因为不相信自己，恐怕那些反动派别会动摇自己，影响自己，所以自己关门；因为对新的形势估计不足，不相信目前中间阶层和许多社会上层分子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所以不要统一战线。左的关门主义在实质上与右倾机会主义是同一根源。”1937年7月，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在批评关门主义的同时，刘少奇指出，在与国共合作的抗日统一战线中，党内出现了迁就国民党的投降主义倾向。所以，要维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这样，刘少奇就比较早地在党内提出了完整的统一战线策略原则。
1945年4月，周恩来在七大发言《论统一战线》中，指出，敌人的营垒是有派别，有集团的，是变化的。并且，具体地论证了党与资产阶级既联合又斗争的两面政策。他说：“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有时也会参加到统一战线队伍里来，但是他们带着很明显的两面性。资产阶级有他的两面性，小资产阶级也有他的两面性，但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更明显的，他们的反动性的那一面是根深蒂固的。因此，在与他们合作时，要随时提防他们，反对他们的反动性，绝不能依靠他们。”
团结和斗争相结合的统一战线方针，是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含着刘少奇和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有关思想。所以，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六)关于合作共事、互相监督思想的形成
共产党事业的成功是由于获得非共产党人士的支持，由于党与非党人士的合作。所以，毛泽东说：“八路军、新四军、山西的新军等等，也是实行统一战线政策，这就是联盟的意思。内战时期的红军也是联盟，是工农联盟，党和非党的联盟，我们的军队没有一个不是这样……”(13)然而，只是到1940年前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领导集体才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互相监督的政治实践上升到政策和理论的层面。
那么，确切地说，毛泽东在什么时候提出合作共事的政策主张的?1940年以前，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毛泽东已经有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合作的政策主张。比如，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说：“共产党员在和友党友军发生关系的时候，应该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坚持统一战线的纲领，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应该言必信，行必果，不傲慢，诚心诚意地和友党友军商量问题，协同工作，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只有共产党员协同友党友军和人民大众中的一切先进分子，高度地发挥其先锋的模范作用，才能动员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14)1939年10月5日，毛泽东说：“带着新鲜血液与朝气加入革命队伍的青年们，无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非党员，都是宝贵的，没有他们，革命队伍就不能发展，革命就不能胜利。”(15)随后，在陕甘宁边区民意和行政机构选举中的“三三制”的推行，促进了这一政策主张的系统化、正规化和理论化。
1940年初，延安县中区五乡在突击征粮工作组织了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党外人士占三分之二的征粮委员会。由于党外人士的积极参与，对群众进行了广泛的宣传、解释和动员，征粮任务提前超额完成。这种做法得到中共边区中央局的肯定和推广，并引起毛泽东的注意。(16)1940年3月6日，在题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中，毛泽东对于建立“三三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做了明确规定，即“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但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必须是高质量的，以便保证共产党在政府中的领导地位。(17)于是，在1940年进行的第二次选举中，便实行了这种“三三制”。
共产党领导的“三三制”是抗日战争中、后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在中共控制的区域普遍实行的一种政治体制，其实质是多党、多阶级政治合作。在1941年5月1日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毛泽东说：“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共产党员被选举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
毛泽东及时发现这一体制创新，并注意到这一体制创新对于确立党的民主决策机制和民主作风的重大意义。1940年3月6日，在党内指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毛泽东说：“必须教育担任行政工作的党员，克服他们不愿和不惯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性，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同时，尽量地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绝不能以为我们有军队和政权在手，一切都无条件地照我们的决定去做，因而不注意去努力说服非党人士同意我们的意见，并心悦诚服地执行。”这一文献记载表明，随着对“三三制”的确认，《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成为确立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体制的标志。
“三三制”和合作共事对于确立党为人民服务，党受人民监督的根本原则有重大历史意义。1941年11月6日，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毛泽东说：“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绝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人民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人民之上。”
对于合作共事和民主作风，刘少奇和其他中央领导人都积极地进行贯彻和推行。1946年5月4日，在《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中，刘少奇主张团结知识分子、开明绅士、城市中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他党外人士，继续与其合作，以巩固反封建、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统一战线。
(七)关于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思想
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国共合作时期就被提出来了。但由于没有一种符合中国实际的政治理论和成熟的政治策略，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关在口头上表现得很左，要无产阶级领导权，但在行动上却很右，将革命领导权拱手让给了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国民党。正如周恩来在七大会议的发言中所说：“那时贴了很多标语，有两个口号，一个是要建立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一个是要争取非资本主义的前途。我们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这样的口号也有很多。但口号是口号，而实际上是放弃领导权，认为领导权是天然的，用不着争。所以在政策上就不发展工农武装，不建立工农领导的政府。虽然那时候湖南、江西、湖北等省，还有一些县政权是归武汉政府的，但是陈独秀压制工农斗争，一切都退让，退让的结果使大革命失败了。这是第一个武汉时期的错误。”
如前所述，不是共产党内的所有领导人都没有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动和分裂进行斗争。当时，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人已经提出了对国民党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但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理论上是盲目教条的，在行动上是幼稚软弱的。当时困扰党的理论和策略问题是：无产阶级应当领导中国革命，并实现社会主义，但当时的中国革命却是资产阶级革命。那么，无产阶级能否领导?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们认为：不能领导。对于这一问题的符合中国实际的政策主张，是毛泽东1928年10月5日在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中提出的：“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从广东出发向长江发展的1926到1927年的革命，因为无产阶级没有坚决地执行自己的领导权，买办豪绅阶级夺取了领导，以反革命代替了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乃遭到暂时的失败。”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虽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务实派领导人在军事上实行过与国民党内部反对派的临时性的统一战线，党的主要领导人却从右倾机会主义走向“左”倾机会主义。在策略上，实行政治上的关门主义和军事上的盲动主义，在理论上否定革命阶段论，主张不断革命论，使革命遭到重大损失。红军长征到陕北后，关门主义的“左”倾思想路线迅速得到纠正。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随后采取了一系列推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措施。刘少奇于1936年5月苏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争取全国民主统一与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中，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应当在统一战线中掌握领导权，但领导权只能争取，而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得到。1936年11月20日，刘少奇在题为《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的党内教材下篇《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中，指出“当现在民族统一战线还没有正式形成以前，拒绝统一战线的左倾思想是主要危险。但是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后，右倾思想就将逐渐地成为主要危险。”因此，要特别警惕“在革命领导权上产生右倾机会主义”，“总的问题当然是革命领导权的问题。”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做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讲演，即《新民主主义论》。这本著作提出了一个崭新的理论，即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理论。其基本观点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前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界定为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其后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二者都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但后者不以建立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为最终目标，而为社会主主义革命扫清道路。这一理论既反对将革命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政党的右倾思想，也反对不分革命阶段，企图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次革命论或不断革命论的“左”倾思想。这样，就为中国共产党在与资产阶级政党合作的统一战线中掌握资产阶级革命领导权，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而，将全党的思想统一到建立多党合作的统一战线，并争取民族民主革命领导权的方针政策上，为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5年5月，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从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论证了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治经济基础。周恩来在题为《论统一战线》的发言中，回顾了历史上因党内的“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失掉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的教训，论证了保障共产党对于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和务实灵活的统一战线策略原则，并做了自我批评。
作为党的领袖和党的指导思想的创立人，毛泽东是中共统一战线理论的思想奠基人和主要的政策创议者，他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理论创新。
① 师锐、李忠全《延安时期统一战线问题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③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24页。
④ 周恩来《团结起来打击敌人》，《新华日报》1941年7月20日。
⑤ 师锐、李忠全《延安时期统一战线问题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1～42页。
⑥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
⑦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1～52页。
⑧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76～277页。
⑨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12页。
⑩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89页。
(11)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24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3页。
(13)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8页。
(14)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523页。
(15)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页。
(16) 王晋林、秦生《新民主主义模型——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14页。
(17)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2页。
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研究/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组编.-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