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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上层统一战线策略与国民党高层人士来延安
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组编
二、国民党高层人士来延安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承认了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延安成为中国共产党指挥抗日的总后方。中国共产党的救国方略，以及陕甘宁边区的建设等等，成为全国人民所关心的问题，吸引着各方面的人士来到延安。其中不乏国民党的上层人士，而且统战工作的开展也使延安敞开了自己的大门，接待着不同政治立场、不同阶级地位、社会影响、学术观点的人。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到来给延安带来新的考验，中国共产党也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巩固和发展了统一战线，赢得国民党友好人士的支持和认可，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
(一)国民党中央考察团来延安
1937年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前，曾进行了一段颇为曲折的谈判。谈判过程中，双方开展了一系列的公开活动，以向世人证实国共实施第二次合作的信心和决心。这些活动中影响较大的是国民党派考察团赴延安等中共控制地区考察一事。国民党中央考察团，是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接待的第一批国民党上层人士。
1937年4月底，周恩来再赴西安，继续与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国民党谈判代表顾祝同等进行合作谈判。由于国共已经通过第一次西安谈判、杭州谈判等将谈判的内容逐渐推向实质性的红军改编、边区辖区等核心问题，国共合作大局已定。加之前不久的清明节，国共双方曾共派高层人员同祭了黄帝陵。于是，国民党方面为进一步试探中共在实施合作上的诚意，并探明红军的具体实力，决定向中共方面提出派视察团前往边区视察的要求。5月初，顾祝同、张冲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向周恩来正式提出有意派视察团前往边区视察。称这既是为了表达对中共延安地区的关切，调查边区军政及民众组织情形，同时也考察中共推进合作的诚意。
周恩来当即电告中央，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答应，但“视察团”应改名为“考察团”，以体现双方的平等。5月14日，经在延安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协商，张闻天、毛泽东、秦邦宪、朱德、张国焘联名致电周恩来：同意他们派考察团，并力争由张冲率领。考察的目的应为增进团结，绝对不能有妨碍团结之表现。电文还提出，坚决反对康泽及其他任何叛徒作为考察团成员，非叛徒而蓄意破坏的分子也坚决拒绝。5月15日，周恩来同顾祝同、张冲继续谈判时，正式答复他们：(一)不能称视察团，应称考察团；(二)不能让康泽和中共叛徒参加。顾祝同、张冲表示可以考虑接受这两条原则。当日，顾祝同、张冲就此请示蒋介石。蒋介石基本同意，但提出既然由“视察团”改为“考察团”，那成员与正式名称均以西安行营的名义组织，不称“中央”。5月16日，洛甫、毛泽东、朱德等致电周恩来，表示同意南京国民政府派考察团。于是，国民党派考察团赴延安一事在双方的协商下就此定了下来。
为了做好考察团的接待工作，中共中央在此后的几天内就考察团一行的路线、行程、接待、宣传等作出了部署。考虑到考察团成员大多是黄埔军校出身的军官，中共中央决定由在黄埔军人中素有影响和声望的叶剑英、陈赓全程陪同。为了体现对考察团的重视，中共中央要求各接待单位均按“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名义接待之。按蒋介石的旨意，顾祝同、张冲也积极筹备相关事宜。几天后，考察团成员名单基本确定。考察团正式定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考察团”，共18人组成，团长涂思宗(第四军副军长)，副团长邵华(西安国民党党部常委)、萧致平(西安行营高级参谋)。
5月23日，考察团从西安乘车出发。出发前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前往送行。考察团的第一站是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所在地三原县云阳镇。在云阳镇，考察团受到了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红军前敌指挥部专门举行了军民欢迎大会，总指挥彭德怀等在大会上致词表示欢迎。欢迎大会后，彭德怀热情接见了考察团全体成员，介绍了红军的有关情况，并回答了考察团成员提出的问题。24日，考察团在云阳参观机关、部队。这些与中共隔绝、对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仿佛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对所见所闻都感到新鲜。考察团团长涂思宗觉得过去与现在见到的不一样，考察团副团长邵华公开说“在云阳感觉很好”。25日，考察团分两组在庄里镇及附近考察红军部队。对两天来的考察活动，他们感到满意，他们的初步印象是“共党合作具诚意”、“红军抗日，情绪极高涨”、“一切红色人员均有艰苦卓绝精神”。当日，考察团结束在云阳、庄里、三原的考察，继续北上，经铜川、宜君到中部县。考察团全体成员在中部县祭扫了黄帝陵。随后，考察团乘车继续北行，经洛川、甘泉前往延安。
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时刻关注着考察团一行。红军前敌指挥部作为接待考察团的第一站在谨慎而热情的接待中，逐渐了解了考察团基本情况，并汇报延安。在基本的态度明确后，延安《红色中华报》于5月26日发表了经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人修改的社论《欢迎中央考察团》。社论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之侵略步调正日益加强”之际，“自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三中全会通电发出后三月，遂有中央考察团到苏区之一行，在中华民族团结抗日更推进一步之意义上，此实为颇堪庆贺之事”。“盖此公开使节之派遣，实足以证明十年来对立之局面可告最终之结束，今后经过国共两党之愈益接近与努力，中华民族之光明的前途实可望有更大踏步之发展，此实不特为中华民族之幸，抑亦为世界反侵略战线之幸”。①同日，延安《新中华报》还以《中央考察团不日来延》为题报道了考察团的有关情况。
26日，边区政府派人专门赴甘泉迎候考察团。29日，考察团到达延安。下午5时，考察团到达延安南城门外，受到延安各部队及军乐队的热情迎接。当日的延安南城，城楼上站满了欢迎的军民，两侧的墙壁上，用醒目的大字写着“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对联，城门上方挂着横幅：“欢迎为国共合作而努力的中央考察团”。进入城内，延安军民涌立街头两边，欢迎考察团。延安的大街小巷，张贴着“拥护国共合作”、“实现总理遗嘱”、“拥护蒋委员长抗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标语和横幅。延安城到处洋溢着国共合作、民族团结的热烈气氛。按照事先安排，叶剑英、陈赓首先陪同考察团到招待处安顿下榻。
当晚6点，边区政府设宴为考察团洗尘。宴后举行欢迎晚会。边区领导人林伯渠宣布开会，毛泽东致欢迎词。毛泽东热情洋溢地说：“今天这个欢迎会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因为第一次大革命时代是由国共两党干起的，现在比那个时候更加不同了，民族比那时更危险。两党一致团结，在今天比以前合作的意义与作用是更增加了。过去十年两党没有团结，现在情形变了，如两党再不团结，国家就要灭亡。”“共产党方面诚意地欢迎中央考察团，丝毫没有假意。今天这个欢迎会，就是国共两党合作的充分表现。”②毛泽东致词后，考察团团长涂思宗、副团长邵华也在会上致词。涂思宗在致词中表示非常感激对他们的欢迎，“刚才毛先生的许多指示及沿途观察的结果，我相信全国精诚团结，定能使国家民族复兴。我希望两党彼此开诚布公，扫除误会矛盾，才能对付我们的敌人”。邵华在致词中讲，中央对抗日准备已经有很大的决心。“希望在最近时候公布共产党红军领袖与中央负责人能够聚会一堂，倾谈一切，来研究最有效的办法”。他还专门讲解了三民主义理论，“最后希望国共两党紧握着手，长期的握着手，向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目标前进。”③
5月30日下午，延安各机关、群众团体及武装部队五六千人，在城门外大操场集会，纪念五卅运动并欢迎考察团。大会主席团由冯文彬、刘长胜、林彪等5人组成。大会上，毛泽东首先讲话，列举“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的一系列侵略罪行后指出：日本侵略者的目的是要灭亡全中国，“我们现在最中心最主要的是打日本救中国。我们欢迎中央考察团也是为了打日本救中国。要打日本救中国，就要国内团结。现在国共两方均感觉要团结，共同抗日救国，考察团来此就是为了在蒋委员长领导下打日本”。接着朱德总司令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致词，表示热烈欢迎考察团来苏区考察。考察团副团长萧致平应邀在大会上讲话，“本团奉中央命来延安与各同志各同胞见面非常高兴。从今天谈话后，我们将一致团结起来了，民族独立自此也一天一天地完成了，希望大家在民族抗战的决心上，在国民政府统一指挥下一致奋斗，把我们的敌人驱逐出中国去，收复失地，到那时我们再举行一个盛大的庆功大会。”考察团的另外两名团员也在大会上讲了话。大会在热烈的气氛中于下午6时才结束。
在延安考察期间，考察团先后到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驻延安各部队和边区政府机关等进行考察参观。在抗日军政大学，考察团由校长林彪引导先考察校本部，然后到大操场检阅千余人的抗大师生队伍，并与师生个别谈话。抗大艰苦的生活环境，紧张的学习生活，给考察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红二方面军部队，考察团受到贺龙的盛情接待，并饶有兴趣地听他讲述红军长征途经松潘草地时的艰苦生活。刘伯承还亲自带领考察团参观了红四方面军的驻地。在这里，他们还见到了刚刚由河西走廊返回延安的原西路军负责人徐向前。期间，考察团成员对随行的记者发表谈话时指出：此次考察印象甚佳，边区各界对国共两党合作的愿望非常诚意，特以此意转达国民政府，来迅速促进对日抗战。
为了安排好下一步考察团分赴各地的考察，毛泽东、朱德致电彭德怀、任弼时、陈光、聂荣臻、徐向前、程子华、刘伯承、林育英：请各兵团按照新规定人数由每个军准备两个团，以军为单位集中于执行地点附近准备于考察团到时参观，参观完毕即开返原防。
5月31日，考察团乘汽车离开延安，边区领导人林伯渠等前往送行，与考察团成员一一握手告别。考察团在陈赓的陪同下去西峰、洛川、镇原等地苏区考察。当日晚，考察团夜宿洛川。6月1日，考察团抵达云阳。在此兵分两路，一路在陈赓陪同下由云阳迳赴西峰。另一路则直回西安向行营报告后再赴陇东考察。6月3日，毛泽东、朱德致电陕甘宁军区：考察团几天内可到达庆阳参观步校及陕甘宁部队，望在不妨碍清匪行动下整备300余人的一个团，以供参观。
在考察过程中，考察团受到红军将领彭德怀、聂荣臻、贺龙、萧克等的热情欢迎，并参观了庆阳红军步兵学校，观摩了学员们的操练。考察团行进途中及所到之处，均受到苏区军民的热情款待。考察期间，国共双方的媒体均给予了相当的关注。特别是中间派的报纸，大量刊登考察团在苏区各地活动情况的通讯报道，在全国引起很大共鸣与反响。正如董必武当时说的：“国共重新合作，是目前中国政治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考察团考察后认定，红军有高昂的抗战热情与艰苦卓绝的战斗作风，中共领袖力主全国团结抗日。他们表示回南京后将边区各界对国共合作的态度转达给国民政府，以促进全国团结抗战的早日实现。
对于中央考察团此行的重大意义，台湾学者徐宗懋也给予肯定的评价。“视察团④在陕北待了将近半个月，是1928年国共分裂以来国民党人员第一次观察中共与红军的具体情况，特别是集中评估红军真正的实力，以提供蒋介石和戴笠参考。视察团看见了延安物质上极端的艰困，但也清楚地感受到这里存在着一股强大的意志与精神。共产党吃苦耐劳，官兵一体，一时的挫败与困难并没有击垮他们，反而让他们更认真学习，不断地调整与改进。涂思宗等人认为，延安呈现的精神状态不能轻估。”“毫无疑问，共产党借着国民党要员首次来访，表达了最大的善意，增进双方友好合作的气氛，取得了实质议题上的主动性。”⑤
考察团对陕甘宁边区的考察对促进国共合作起了良好的作用，它表明国共合作的形势已渐趋明朗，预示着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即将来临。诚如当时延安《解放》周刊所言：“中央考察团到边区之行，使国共的合作，更将明朗化，在中华民族团结抗日更推进一步的意义上来说，这应该是值得庆幸的!”通过这次考察团的活动，沟通了国共双方的理解，增强了国共合作的信心，对于国共和谈，也起了促进作用。毛泽东在1937年7月写的《实践论》中以这次考察为例说：“外来的考察团先生们在他们集合了各种材制，加上他们‘想了一想’之后，他们就能够作出‘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这样一个判断了。在他们作出这个判断之后，如果他们对于团结救国也是真实的话，那末他们就能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结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⑥
(二)国民党抗日人士邱琮来延安
国民党抗日人士邱琮，系清末台湾著名的绅士邱逢甲的儿子。1925年邱琮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工学部采矿科。留日期间，曾参加反袁(世凯)、反段(祺瑞)运动，并参与旅日台籍青年组织“东宁学会”，开展学习祖国语言、回祖国工作、拥护祖国光复台湾等活动。归国后，曾在东北从事开发煤矿的实业，后又被陈铭枢邀请到广东参加地方建设工作。在此期间参加国民党，并曾随十九路军到江西“围剿”过红军。
“九一八”事变后，邱积极投入抗日活动，多次到东北慰问义勇军。1932年6月，参与策划暗杀日本关东军头目本庄繁和伪满皇帝溥仪，后因败露未成。1933年11月，随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率十九路军反蒋抗日。西安事变发生后，邱琮看到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和平解决事变，释放蒋介石，至为钦佩。抗战爆发后，八路军开赴敌后战场，取得平型关大捷等重大胜利，更引起邱琮到延安了解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的兴趣。1938年2月间，他从广东先到武汉，与周恩来取得联系后，又从武汉到西安。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以广州中山大学理学院地质系教授的身份来到延安。
邱琮到延安后，在陕甘宁边区交际科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深入调查研究。他观察问题很细，访问也不厌其详，并把所了解的情况详细地记在笔记本上。在日常交往中，交际科科长金城同邱琮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一次，邱琮和金城谈起广东的抗日局势，涉及到蒋介石的抗日动态问题，特别是有关蒋的抗战决心和军事力量部署方面。而这一方面的信息材料正是中共中央、毛泽东非常关注的问题。金城知道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动态十分关注，就将邱琮所谈的情况整理成一个材料，上报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很快就给金城写了回信。“广东材料很好。以后多收集这些材料告我，从外来人口中应该收集各方面材料。”⑦后来，毛泽东又把邱琮请到他的住处，深入细致地与邱琮交谈。
邱琮在陕甘宁边区一住两个多月，对边区政治、经济、军队建设、文化教育、生产计划、行政领导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先后与毛泽东、张闻天、林伯渠、张国焘、康生等谈了话。他在陕甘宁边区，看到边区军民藐视日本鬼子的标语和宣传画，听到的是昂扬的抗日歌声，使人感到中国人民的自信心和力量。看到了边区军民从上到下，各机关各部门，办事效率极高。上级没有官僚架子，下级敢于负责办事，公务从未互相推诿，与国民党的作风迥然不同。他也感受到边区的清廉、民主，认为有边区的这种精神，不愁打不败日本，不愁中国不富强。5月间，邱琮带着对延安的良好印象，告别了延安，返回了西安。
邱琮回到西安后写信总结了两个多月来的收获，同时从根本策略、统一战线、教育、文化、军事、对敌军政治工作、检查行旅、招待外来人员、生产建设九个方面，提出自己的善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毛泽东看过后，在信上作了批示：“这是邱琮先生的善意的建议书，其中颇多可采，应抄交各有关同志，希着重注意此建议。”⑧
(三)卫立煌假道陕北与毛泽东会谈
卫立煌，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后成为蒋介石手下战功卓著的高级将领。抗日战争初期，卫立煌将军担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与八路军同属一个战区，周恩来、朱德代表八路军经常与其联系，在交往过程中，周恩来、朱德与卫立煌进行了多次亲切、诚恳的长谈，朱德谦虚朴实、平易近人的忠厚长者作风，给卫立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亲眼目睹了八路军的军风军纪，对转变他对共产党和八路军的看法起了重要作用。
1938年2月，时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的卫立煌，正率领主力部队在太岳山区的韩信岭一带构筑工事，采取阵地战的方法，进行忻口战役之后的第二次阻击战。经过十余天的激战，日军没能从正面突破。但由于第一战区坚守平汉路的军队未能阻击南进日军，失去邯郸、武安，日军二〇师团便由武安、涉县侧向西进，夺取了重要隘口东阳关，太行山天险便不再是晋南的长城了。由于日军同忻口战役一样，侧向迁回，逼得卫立煌的部队不得不自己退却。为了与大部队会合，卫军参谋处拟定了一个绕道的行军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就要假道陕北，经过共产党中央领导机关驻地延安。
卫立煌在忻口会战期间，因为共同抗日，曾同朱德、彭德怀多次见面，共同研究探讨过破敌方略，但却一直未同毛泽东见面。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期间，能够同共产党的首脑见面，听他的高论，了解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卫立煌早就有这个愿望。而对共产党、毛泽东来说，卫立煌作为全国五大战区之一的副司令长官，这样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要假道陕北，途经延安，正是进一步团结争取他的最好机会。
1938年4月17日天刚亮，卫立煌总指挥部的车队动身出发，途经延川，10时左右顺利到达延安。延安欢迎盛况空前，出乎卫立煌的意料。“加强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欢迎卫副司令长官”等红绿标语在延安城外一二十公里的地方就能见到。卫立煌车队必经的道路沿线有很多这样的标语，越近延安城就越多。欢迎的队伍排到了延安城外的大道两旁。
卫立煌一下车，前来欢迎的十集团军参谋长膝代远、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司令肖劲光等八路军将领就与他握手问候，并陪同他步入城门。到了延安条件最好的接待处，早就等候在那里的毛泽东已跨出客厅大门，表示欢迎，同卫立煌等每个来访的客人亲切地握手，卫立煌则以一个军人的身份向毛泽东致敬。卫立煌见毛泽东平易近人，热情友好，似曾相识之感油然而生，诚恳地说：“这次有机会来到延安聆教，非常荣幸。”毛泽东说：“不用客气，我们是友军，是朋友嘛。欢迎你到延安来看一看。”卫立煌说：“到延安来我是非常高兴的，特别高兴的是见到了您和一些过去的老朋友。”卫立煌把话题转到八路军对日作战上来，称赞八路军每次对日作战都打得好，表示对八路军的英勇善战非常佩服和欣赏。他说：“平型关一仗是贵军的胜利，也是中国军队抗击敌人的第一个大胜利。贵军抗战热情很高，教育训练有素，为中国军队之楷模。”毛泽东对卫立煌坚持抗日表示赞赏，说：“平型关那儿打了一下，忻口也打了一下，你卫立煌坚持抗日，这很好嘛!”毛泽东又说：“在对日军作战的几次战斗中，你卫立煌对八路军友好，支持我们，我们也配合你们，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主张的共同抗战。抗战要靠全国人民，要靠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和军事政治之动员。全军抗战也好，全国抗战也好，关键是国共两党军队的紧密合作。我们必须把片面抗战转变为全民族的抗战。”
毛泽东谈锋极健。他强调说：“目前国际和国内均有投降主义在活动，这是一个很大的危险。我们决心抗日的人绝不能忽视。”在交谈中，毛泽东重点介绍了八路军的作战方针、原则，特别谈了全国抗战的形势，持久抗战的必要性，还对日军的动向作了全面的分析。毛泽东说：“目前在山西的抗战非常重要，如果不是我们在山西把日军拖住，日军从风陵渡渡过黄河，夺取潼关，掐断陇海线，就能截断中国和苏联的国际路线，进一步压迫中国投降。”⑨卫立煌对毛泽东能够正确地分析全国抗战形势，能够透彻而准确地了解全国抗战情况和日军侵略动向，对共产党、八路军所采取的全面抗战路线、作战方针原则等非常钦佩，为毛泽东渊博的知识、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深入浅出的讲话才能和平等待人的态度所折服。他当即表示，要同八路军紧密团结，认真合作，携手共同抗日。
在谈到战备物资供应时，毛泽东说：“八路军深入敌后，骚扰打击敌人，牵制敌人，弹药消耗很大。没有子弹怎么打敌人呢?因此，希望卫副司令帮助了解一下，检查督促有关部门按时向我们供应作战物资。”紧接着又说：“眼看快到5月，夏服还没有影子，不晓得是什么缘故?”卫立煌对八路军艰苦奋战在敌后深表关心和同情，表示在弹药、医药器材、服装等作战所需的物资上，给予帮助解决。毛泽东对他的合作和支持表示欢迎和感谢，并希望他在延安多住几天，多到各处走走瞧瞧。
毛泽东同卫立煌交谈时间虽然不长，但由于彼此敞开心扉，越谈沟通越快，越谈话题越多。开饭时间到了，他们都感言犹未尽。午宴结束后，毛泽东同卫立煌一起合影留念。随后，卫立煌一行在有关人员的陪同下，乘车前往抗大参观。卫立煌在抗大同样受到热烈欢迎，并作了精彩的讲话。
当晚，延安各界举办盛大晚会，欢迎卫立煌一行。毛泽东陪着卫立煌入场，全场鼓掌数分钟之久。李富春宣布欢迎会开始，毛泽东致欢迎词。毛泽东首先指出卫立煌是华北坚持抗战的领导者，然后诚恳地说：“卫副司令此次路过延安，希望对地区工作加以指导。”在热烈的掌声中，卫立煌脸带微笑，说道：“此次奉命赴某地，系指挥黄河南北两岸部队，继续抗战，直到最后胜利。这次抗战中已把我国的弱点缺点完全暴露出来了。第一是不团结现象，而受到了局部失利，但由于抗战继续坚持，我们的弱点逐渐消失了。第二是没组织，没有坚强的领导，今后要把全国人民组织起来，筑起一道万里长城，来打击日本强盗的进攻。”⑩卫立煌还称赞边区各地的人民组织实为全国的模范，认为应该把边区的好作风发扬光大，把边区的好例子推向全国。讲话完毕，鲁艺师生演出文艺节目，毛泽东和卫立煌坐在一起观看，他们有说有笑，气氛非常融洽。
4月18日天一亮，卫立煌一行告别了延安，乘车向西安而去。膝代远、肖劲光等送出三十里铺外。
卫立煌等人在延安只作了短暂的一天停留，同毛泽东交谈的时间也不长，但这一天给他的印象太深了。他通过耳闻目睹，思想深处发生了深刻变化。离开延安不久，卫立煌认为：“要想战胜日本救中国，恐怕只有学习延安的方法。”(11)卫立煌还认为，延安方面真诚抗日，英勇善战，在作战物资方面就应给予支持和照顾。他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卫立煌的延安之行，是他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重要的转折点。如果说卫立煌在来延安之前，经过周恩来、朱德的细致、耐心的思想工作，思想已经有了接近共产党、八路军的萌芽，那么，到了延安与毛泽东倾谈并看到延安实际情况之后，最初的萌芽就大大发展了。卫立煌在抗战期间，同共产党保持着密切友好的关系，被毛泽东当作朋友来看待。他在第二战区抗敌5年，坚持国共合作，置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之叫嚣于不顾，不怕遭蒋介石之猜忌，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尽其可能给予支持。
(四)毛泽东会见国民党老党员施方白
施方白，江苏启东人。23岁时在上海加入同盟会，参加陈其美为首的讨伐袁世凯活动。事败，流亡日本，进入孙中山创办的浩然军事学社学习。1914年加入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1919年，赴南洋群岛槟榔屿主编《光华日报》，反对军阀政府，鼓励华侨爱国。1921年回国。1926年，经季方介绍，在邓演达主持的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1927年，曾资助共产党人胡若愚等人脱险，施本人因“跨党分子”罪名被捕，幸得友人救援获释。1938年春，经周恩来、董必武介绍，与沈维岳来延安，寻求抗日救国真理。
1938年5月11日，毛泽东会见国民党老党员施方白，对他提出的9个问题逐一作了回答。事后，施方白整理了谈话记录，他写道：“我于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一日十八时见毛主席于延安城内，谈话一小时又十余分钟。上项九答记录，有关学术思想，为慎重起见，曾于翌日将原稿送请毛主席修正，此乃修正本也。”(12)
施方白问：抗日胜利的把握如何?假使胜利的话，政治路线有无突变的可能?毛泽东回答：抗战的必胜，那是确有把握的。你所说的突变，如果指政治进步而言，那我可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后，中国的政治，当然会有很大的进步，但不是立即实行社会主义，而是彻底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施方白问：中国是不是需要社会革命?假使需要的话，是不是要在资本主义发展以后?毛泽东回答：中国将来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的，但不一定要经过如同西方各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也不一定需要如同十月革命那样的流血革命，中国可能和平地走到社会主义。
施方白问：是不是在抗战胜利后就可进行社会革命?毛泽东回答：不是，条件还不具备，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抗战胜利后，中国的政治当然会有很大的进步，但不是立即实行社会主义，而是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以上问答，毛泽东紧紧围绕着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前途问题作了回答。5月12日，毛泽东还为施方白题写了赠言：“中国目前阶段一定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即彻底战胜日寇与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将来阶段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即实现更进步的更完满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完成这两个革命都要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只有好好团结一切革命势力于统一战线里面，才能达到目的。”(13)5月13日，毛泽东还把自己签名的一张照片赠送施方白。
在延安期间，施方白曾先后3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鼓励他：“工作地点可以不拘，但应注意教育事业，尤其要与青年们联系。如遇优秀青年，可以介绍到陕北或抗大学习。”以后，施在湖北省民政厅工作期间，曾介绍不少进步青年去陕北，为革命输送人才。
(五)邓宝珊多次来延安
邓宝珊，原名邓瑜，甘肃天水人。辛亥革命时，参加新疆伊犁起义。1917年后，在陕西任靖国军第四路营长、团长、副总司令。1924年参加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任第二军旅长、师长。1926年后，任国民联军援陕前敌副总指挥、国民联军驻陕副总司令、国民党陕西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代理甘肃省主席、杨虎城部新编第一军军长等职。早在大革命时期，邓宝珊就开始与共产党进行广泛接触，并与许多共产党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后，邓宝珊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正确主张，在晋、冀、鲁奔走呼吁各方团结抗日。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邓宝珊积极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提出的八项主张，有力配合了事变的和平解决。张学良将军被扣南京后，蒋介石派三路大军准备进占西安，杨虎城将军处境困难，电邀邓宝珊赴西安协助处理。他到西安后，努力协调各派之间的工作，对避免内战、稳定局势，贯彻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起到积极的作用。抗日战争爆发后，邓宝珊被蒋介石任命为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的行为深为不满，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陕甘宁边区友好相处，协力抗日。邓宝珊不辞艰险，恪尽了爱国将领的天职。当时榆林的军队来自各个方面，各种势力错综复杂、勾心斗角。但他十分注意团结各方面的军事、政治力量，把他们集聚在抗日旗帜之下，为保卫北线积极出力。就在邓宝珊驻防榆林不久，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后改为留守兵团)主任肖劲光来到榆林，双方达成了和平相处的默契。他指示所属部队必须“维护边区到榆林的交通安全，保护往来人员和物资的顺利出入”。
1938年5月，邓宝珊去参加国民党召开的军事会议。会议结束返回榆林时，他选择了途经延安的路线。邓宝珊返榆林路过延安，未通知陕甘宁边区政府。一天傍晚到后，邓与随行人员住进了一家骡马大店里。延安市公安局得知消息，立即打电话给延安交际处负责人金城。金城不敢相信邓宝珊会住车马店，再三问报告的人消息是否确实，回答说确实无误，是他们查询客店过往客人时发现的。金城这才急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统战部打电话请示。毛泽东指示，一定要给邓宝珊一行以热情的欢迎和优待。金城即向交际处作了布置，然后来到邓宝珊住的骡马店，请邓宝珊一行到延安看看。按计划邓宝珊一行次日早晨就要登程，于是婉言谢绝了中共的美意。
第二天清早，金城又来到骡马店，要求面见邓宝珊，转达毛泽东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再次挽留之意。金城和其副官于浚都谈话时，邓宝珊闻声走了出来。他十分和气地对金城说：“这次过延安，时间仓促，没敢打扰边区政府。我们在这里住得很好，就不麻烦你们了。”金城表示：“听说您来了，我已报告毛主席和边区政府。毛主席和边区政府非常欢迎您，希望你能在延安逗留几天，和大家见见面。”主人的盛情挽留，使邓宝珊不便再推辞，答应当天不走，和中共党政军领导人见面。
金城返回后，毛泽东、肖劲光就来了。双方一见如故，相谈甚洽。接着，毛泽东请邓宝珊和随行人员吃午饭，李富春、肖劲光、周小舟等作陪。席间毛泽东表示：“西北军的将领许多是爱国的，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和民主革命的传统。现在国共重新合作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起来，只要我们共同坚持下去，并且巩固发展下去，一定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邓先生在榆林，我们一定能够合作得更好。”(14)
邓宝珊回答说：“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这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愿，也是全国民众的共同要求，毛先生和周恩来先生在双十二事变中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促成了国共两党的重新和好，此乃国家民族之福，是深得人心的。从此总理生前的愿望，有实现的希望了。”(15)毛泽东和邓宝珊都以健谈闻名，话一投机，自然谈得很久。邓宝珊被毛泽东的真挚所感动，欣然接受挽留，决定在延安多住几天。毛泽东请他到处走走，参观指导。这次，邓宝珊在延安逗留了一周。其间，回访了毛泽东，参观了抗大、陕北公学等学校，出席了文艺晚会和群众大会。延安的其他党政军领导人也到邓宝珊的住所与他会面晤谈。
邓宝珊这次延安之行，初识了毛泽东，对其后半生所走的道路起了积极作用。此后，邓宝珊每次去西安、重庆开会，途径延安都要逗留数天乃至旬日拜会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延安方面也总是对他礼遇有加，交际处除照应邓一行的生活外，还安排他参观、看戏。邓宝珊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贺龙等同志在不断交往中增进了友谊。毛泽东和邓宝珊的信使往还频繁。互相之间为了表达敬意，有时而互赠礼品。毛泽东送给邓宝珊的礼品有书刊、延安制的皮卡衣等，邓宝珊送毛泽东的多是炮台牌、三五牌香烟。
1943年5月，蒋介石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6月，邓宝珊奉国民党中央电召去重庆。从榆林出发前，重庆方面电示邓宝珊绕道宁夏来渝。邓宝珊看电报后给亲信人员说：“不指定路线还罢，指定了，我偏要走延安这条路线。”(16)
17日，邓宝珊一行到延安，延安方面派队伍在郊外列队欢迎，然后下榻交际处。毛泽东当天就在杨家岭新建的中共中央礼堂为邓宝珊接风洗尘。出席欢迎宴会的有朱德、贺龙、林伯渠、李鼎铭、南汉宸、续范亭等数十人。邓宝珊与毛泽东一见面，就说：“毛先生发胖了!”毛泽东回答说：“这是我们军民搞大生产运动，丰衣足食所致。邓先生的身体也好得多了!”宾主笑而入座。宴会后，举行了欢迎晚会。由叶剑英致欢迎词后开始演出节目，有《生产大合唱》、《兄妹开荒》等，邓宝珊看得很高兴，不时鼓掌。
此后两天，朱德、贺龙又分别宴请邓宝珊。朱德给邓讲了他在云南参加蔡锷领导的护国之役的情况，叙述十分详细，邓听得很入神。朱德还询问了当时陕西的情况，邓作了回答。贺龙口叼烟斗给邓宝珊讲了红军长征中的西川风物，令听者生豪情激荡、气壮山河之感。邓注意到贺龙不吸香烟，后来曾送给贺一些上好的烟草和一只别致的烟斗。第四天，毛泽东又亲自在交际处宴请邓宝珊表示送行之意。宴会前后，大家围坐院内纳凉，漫谈颇久。毛泽东谈话出语幽默，态度平易近人，引得满座春风。他的湖南乡音，使听者特别增加了注意力，一旦会意，倍觉欢畅。讲到国内形势时，毛泽东说：“胡宗南以重兵包围边区，不过是挑两筐鸡蛋叫卖而已。我们给他丢两块石子，就全砸烂了。”(17)
邓宝珊这次放弃坐汽车而乘骑到延安，是为了沿途参观了解边区之方便。一路所见，使他感受颇多。几天来，邓宝珊和毛泽东单独会谈数次，并看望了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续范亭等，也回拜了延安的一些党政军负责人，看了话剧和改编的京剧《三打祝家庄》、《遛上梁山》。毛泽东在谈话中一再就国际国内形势与邓宝珊交流看法。毛泽东指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面临光明的前途，连蒋介石也感到了这个变化。但蒋的对策是加紧策划反共。希望邓先生和我们合作，要求蒋介石放弃独裁，实行民主。邓宝珊表示，自己将为民主建国尽最大努力。
9月中旬，邓宝珊由榆返西安、三原。因顾虑内战产生了不愿在榆林待下去的念头，曾向胡宗南表示引退。胡以榆林形势复杂，不敢贸然易人，尽力拉拢邓，要邓仍回榆林坐镇。老友杨明轩也批评邓不应在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时候“急流勇退”。于是邓在三原度过50诞辰后再返榆林。
邓宝珊11月下旬经过延安。此前，毛泽东让中共中央交际处把续范亭从柳树店接来，等邓到后同住，指示交际处对邓仍要热情接待。毛泽东说：“邓先生是国民党里的联共、抗日派，我们对他的团结方针不变。他如有困难，我们应按对国民党军队区别对待的原则，给予政治上、物质上的帮助。”他还举了中共历史上“左”倾机会主义者不积极和“福建人民政府”合作，削弱了反蒋力量，也给红军造成困难处境的例子，说明团结邓宝珊这样的国民党朋友的必要性。毛泽东最后说：“对国民党里的进步派、顽固派，我们决不能等量齐观，一定要区别对待。对进步派，一定要真心真意地帮助!”(18)
邓宝珊这次返途中在延安，他参观了边区军民大生产成果展览会，对大生产运动的成果十分赞扬。他出席了边区劳动英雄大会，在会上发表了热情的讲话，一再提高声调说：“我是大家的朋友!”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鼓掌声。在和毛泽东见面时，邓宝珊略叙了重庆之行的主要活动。在这次接待中，交际处为邓宝珊安排了几次文艺晚会。其中有《打渔杀家》、《棒打无情郎》等，客人看得轻松愉快。邓宝珊在延安偶受风寒，感到不适，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十分关心，亲往慰问。还请边区副主席李鼎铭来诊视，不久就康复了。毛泽东考虑到时将入冬，邓宝珊衣着不备，特函告金城将“狐皮十件，送邓总司令作衣料”。一天，毛泽东派人去交际处接来邓宝珊与续范亭，和朱德、周恩来一起与他们谈心。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国共两党发生的许多历史事件，邓先生你我都是过来人，历史经验证明，内战的路走不通。蒋介石只有从根本上放弃独裁和内战政策，这才是国民党的出路。我们大家都必须为此而奋斗。之后，周恩来、朱德、续范亭也都围绕毛泽东的话题，谈了自己的看法。邓宝珊赞同制止内战，认为这是民心所向。12月中旬，邓宝珊一行离开延安回榆林。
1944年末，抗日战争的形势好转。同时，中国共产党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发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12月22日，毛泽东致信对邓宝珊这些年来顶住蒋介石的压力，保护陕甘宁边区的功劳予以很高评价：“宝珊先生吾兄：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去秋晤叙，又一年了，时局走得很快，整个国际国内形势都改变了，许多要说的话，均托绍庭兄专诚面达。总之只有人民的联合力量，才能战胜外寇，复兴中国，舍此再无他路。如果要对八年抗战作一简单总结，这几句话，鄙意以为似较适应，未知先生以为然否?何时获得晤叙机会，不胜企望之至。”(19)
“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这是给予邓宝珊将军了很高的评价和对他为国共合作所作出历史功绩的肯定。抗战八年之中，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榆林部队都按兵不动，严守中立，拒不参加。1940年冬，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皓电”，诬蔑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对此，邓宝珊表面上保持沉默，实际上进行抵制。胡宗南想增兵榆林，从北面进攻陕甘宁边区，邓宝珊以“榆林粮秣困难，维持现有部队尚感不足，如再添一师，势难维持”为由婉拒。1941年3月，国民党军委会西安办公厅主任熊斌，电令邓派兵协助陕西保安13团，给阎家寨子部队“送粮”，意在制造摩擦。邓宝珊给熊复电：“阎家寨子乃弹丸之地，深入陕甘宁边区150多里，在我无足轻重，派兵送粮，定要与友军起衅，影响国共团结，不如将部队撤出”。蒋介石三令五申，让榆林部队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北角，榆林的部队不但不执行命令，还和边区互通有无，对边区去榆林地区的贸易人员给予方便。榆林部队从西安领运武器弹药和军需品时，有时顺便也为边区采购一些短缺物资，如棉花、布匹、药品、电池等，装上他们的汽车、马车，以二十二军军需品的名义运到延安。中共中央、毛泽东积极地做了对邓宝珊的统战工作是极其成功的。
1948年底，平津战役进行时，邓宝珊到北平作为傅作义的代表，于1949年1月与中共中央领导同志谈判，充当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桥梁。
(六)续范亭赴延安密送情报
续范亭，1893年出生于山西省原平县，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任国民革命军山西远征队镇远队长，后任国民联军第六混成旅旅长、国民联军军事政治学校校长。抗日战争期间，任国民党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主任、第二战区保安司令。1939年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历任山西新军抗日决死队总指挥、晋西北边区行政公署主任、晋西北军区副司令员、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会副主任委员。续范亭作为一名国民革命元老和民主革命斗士，为维护国共合作功不可没。
西安事变前后，续范亭与中共代表的频繁接触，使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也使他看到了抗日救国的希望。他多次在公开场合称：“惟有中共才是中国之未来，余向往之”。抗战爆发后，续范亭任第二战区阎锡山的参谋，后又任第二战区保安司令，参与了大和岭等抗击日寇的战役。在此期间，他和我党的许多高级将领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当时，虽然实行国共联合抗日，但国民党政府时时处处仍在实行反共举措。时任第二战区司令的阎锡山，更是一直奉行着“中日不议而和，国共不宣而战”的反动主张。1939年3月25日，阎锡山召开了所谓的“秋林会议”，意在制造反共摩擦事件。在这次会议上，公开言称：“蒋先生脑筋中决无抗战之意，今天是如何妥协的问题了”，“一切关键只在日本的条件能否接受。这种形势，我们要看的清楚。天快下大雨了，要赶快准备雨伞。”(20)这位山西老军阀还别出心裁地提出了“走上抗战最高峰”和“无条件存在”的口号。所谓“走上抗战最高峰”，意即抗战已经达到了最高峰，以后就该往回走，即妥协投降了。所谓“无条件存在”，就是“一切为了存在，存在就是一切”，为此可以不择手段。阎锡山的这些言论，激起了与会的新军干部和进步人士的强烈抵制，双方发生了激烈争执。续范亭多次慷慨陈词，严厉驳斥妥协投降的反动论调，并在会场上痛哭着向大家朗诵孙中山先生的遗嘱，但无济于事。
于是，续范亭借口前方吃紧，脱身离开秋林，专程绕道延安，向中国共产党报告秋林会议的情况。毛泽东亲自会见了这位著名的爱国将领，并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深入交谈。续范亭也向毛泽东详细报告了秋林会议的情况，双方还一起分析了当时面临的抗战形势。得到续范亭的报告后，毛泽东正确分析了目前形势的特点，果断采取有效措施，随时准备应付山西事变的发生，以避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损失。
从延安回到山西后，续范亭时刻关注着阎锡山的举动，并密切保持与中共的联系。1939年9月，他陪同前来山西的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参加了与阎锡山、傅作义等高级谈判。1939年12月初，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密谋消灭晋西北抗日武装时，他中途逃会，亲赴八路军第120师第358旅通报情况，研究对策，并参与指挥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临县战斗。在续范亭与各方协同指挥下，新军英勇作战，与八路军驻晋西北办事处一起，挫败了阎锡山发动的“十二事变”，建立了晋绥边区，任行署主任，后又担任晋西北军区副司令员、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会副主任委员等要职。
由于长期积劳成疾，加之中山陵切腹后，续范亭的身体越来越虚弱，病情日渐加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打电报给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指示他们尽快护送续范亭来延安疗病。1941年5月，续范亭离开晋西北的战斗岗位，来到延安医疗休养。党中央和毛泽东对续的医疗和生活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照顾，先后安排他在延安柳树店国际和平医院和枣园就医和休养，并安排最好的医生予以精心治疗。毛泽东、周恩来等还亲自为之寻找药品，并命令中共驻重庆、香港等地机构采买特效药品。就连收到国际友人赠送的名贵新药，毛泽东也都立即送给续范亭使用。朱德、彭德怀、叶剑英等也多次前去探望，与之促膝谈心。
1942年初，延安开始了整风运动。续范亭抓住这一机会，大量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革命进步书籍，特别是认真学习了中央规定的党内22个必读文件，世界观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先后撰写了《读列宁斯大林传有感》、《学习二十二个文件有感》等诗文，表明自己心迹和思想的深刻变化。看到续范亭的诗作，毛泽东十分高兴，专门抽出闲暇，与之谈心。毛泽东的许多革命道理，使他获益匪浅，耳目一新。
1947年9月，续范亭病情加重。9月12日，在山西临县都督村，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得知续范亭将军与世长辞后，毛泽东十分悲痛，专门发来唁电，并派专人送来花圈和挽联，凭寄哀思。1947年10月18日，续范亭将军的葬礼隆重举行，贺龙、林伯渠、吴玉章等亲自参加。续范亭将军逝世后，中共中央根据其生前愿望，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员。
(七)张治中三到延安
张治中，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人几十年间以朋友相称相待的人。在国共关系中，他担任了很重要的角色，一直为促进两党合作尽力。抗战胜利后，为了同内的和平、团结，张治中曾三次来到延安。从张治中热爱相国、追求真理的一生，也可以看到中国近现代历史风云的一个重要侧面。
1．首次来延安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夺取抗战胜利果实，消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采纳了美国大使赫尔利的策略，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给延安连续发了三封电报，邀请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到重庆谈判。
8月25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的问题。毛泽东权衡利弊，决定应蒋介石之邀，亲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当晚，毛泽东给美军中国战区司令魏德迈复电：“鄙人承蒋委员长三次电邀，赫尔利大使两次表示愿来延安，此种诚意，极为心感，愿欢迎赫尔利大使来延面叙，鄙人及周恩来将军可偕赫尔利同机飞渝，往应蒋委员长之约，以其早日协商一切大计。”(21)
1945年8月27日，蒋介石派张治中和赫尔利先生到延安接毛泽东等中共代表团来重庆谈判。张治中、赫尔利乘机抵达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等人亲自到延安新修的机场迎接。下机后张治中与中共领导人一一握手，互相问候，互致敬意。张治中和周恩来同乘一辆汽车从机场到枣园，当日晚，赫尔利和毛泽东谈了些有关重庆的情况。
张治中应邀在周恩来的窑洞内商讨毛泽东到重庆的安全。在谈话中周恩来直截了当地说：“我最担心的是毛泽东的安全问题。”张治中说：“苏、美两个大国的领导人都对蒋委员长做了工作，他们都能保证毛先生的安全，我看不会有问题”。周恩来说：“文白兄，他们担保是担保，但我们不能大意，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张治中说：“毛先生住别的地方你不放心，我可以把桂园腾出来，让毛先生住。”周恩来说：“住在你的官邸当然好!桂园在上清寺，这距我的住处曾家岩50号很近，离红岩新村也不远，位置适中又在马路边上，汽车进出也很方便，只是苦了你一家人，让嫂夫人和孩子们住哪儿?”张治中笑了笑说：“那好办，重庆那么大，在哪找不到一处房子。”周恩来提出保卫的问题，张治中说：“保卫人员不成问题。平时我的桂园就住着政治部警卫营一个手枪排，这些人都是我的家乡子弟兵，一个排不够用，可以再调人来。”周恩来听了略做沉思说：“这样当然放心，但有另外一个问题不知你想过没有，万一发生任何一点事故，责任都是你治中的了，我想你把保卫任务推给宪兵司令张镇，你的人可以换成便衣，做内部保卫。”两个人还就谈判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8月28日上午，周恩来、赫尔利和张治中等人陪同毛泽东登上了飞往重庆的飞机，离开了延安。
2．第二次到延安
国共谈判是曲折、紧张、复杂的，谈判多次濒于破裂。在40多天的谈判中，张治中劳心伤神，功不可没。9月29日，周恩来主动去拜访张治中，商谈毛泽东回延安之事。周恩来说：“文白兄，毛主席来重庆已经一个多月了，谈判的协议已基本通过，毛主席想早点回延安。”张治中问：“毛先生预定哪一天回延安?”周恩来说：“预定十月一日走。”稍停又说：“让毛主席一个人走，我们可不放心啊。”张治中说：“恩来兄你放心，我既然接毛泽东先生来，当然要负责安全地将毛先生送回去。但10月1日不行，我的活动时间和日程已安排满了。要在10月10日后才成。”
10月8日上午，张治中通知周恩来，“蒋介石主席同意毛先生《纪要》签字后回延安，并用蒋的专机‘美龄号’送毛先生回延安。但有个新情况，蒋主席要我在《纪要》签字后立即飞兰州，去新疆解决伊犁地区的问题”。周恩来说：“只派专机，没有政府的人陪送，毛主席的安全还是没有保障，你能不能先送毛主席回延安，再飞兰州去新疆?”张治中当即答复说：“可以，不过还要请示蒋主席批准。”当天下午，张治中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先送毛泽东回延安，再飞兰州。周恩来对张治中说：“这样我才觉得对毛主席的安全放下心了。”张治中对周恩来说：“我能亲自送毛先生回延安，感到非常荣幸。”
10月8日晚上，张治中在林森路国民党军委大礼堂举行盛大鸡尾酒会，为毛泽东送行。应邀参加这次宴会的有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各界知名人士数百人，毛泽东首先讲话，再次明确表示共产党人坚持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的一切打算都是错的”“不能否认，困难是有的，不指出这一点是不好的。”(22)在这次晚宴上张治中高兴地向各界人士宣布，他将陪送毛先生回延安。
10月11日下午2时，毛泽东在张治中陪同下乘坐蒋介石的专机“美龄号”安全地降落在延安东关机场上。10月12日上午9时，张治中将军将乘机离开延安。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人亲赴机场送行。在去飞机场的路上，毛泽东和张治中同乘一辆汽车，毛泽东说：“你对和平的奔走是有诚意的。”张治中笑着说：“何以见得?”毛泽东幽默地说：“这个我调查过，你把《扫荡报》改为《和平日报》就是一个例子。《扫荡报》是在江西围攻我们时办的，你要改名字，一定有很多人不赞成。”(23)毛泽东几句话说的张治中心里热乎乎的，他感到欣慰和感激。
3．第三次到延安
为了国内和平、落实整编军队、恢复交通、停止国内战争。1946年3月4日下午，军事三人小组(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从绥远乘飞机抵延安。延安人民为欢迎“军事3人小组”来延安，在东关机场用红布搭了一座牌楼，牌楼顶部左右角插了中美两国国旗，在微风吹动下，随风飘扬，特别引人注目。沿街上的墙壁上，张贴的是欢迎马、张、周三位和平使者的红红绿绿的标语。飞机到达延安上空时，绕了一圈后平稳地降落在东关机场上。毛泽东陪同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一起检阅延安卫戍司令部仪仗队。机场上排满了汽车队伍，车上排着中美两国国旗。当三位将领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汽车在欢迎群众面前缓缓驶过时，人群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当晚，中共中央设晚宴招待张治中、马歇尔一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等出席。毛泽东首先端着陕北自己酿造的酒，站起来致词：“三位将军做了许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一句话，就是帮助中国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中国人民感谢各位的努力，并准备尽一切努力来做这些事。”最后毛泽东建议：“让我们为杜鲁门总统、蒋主席、马歇尔、张治中将军和在座的各位朋友的健康干杯!”毛泽东虽然不胜酒力，他还是离开座位，端着酒杯和客人们一一碰杯。朱德总司令代表中共中央致词说：“政治协商会议的协议，三人小组的协定，中国共产党都愿忠实地彻底地实现。”
张治中在强调军队整编方案的重要性之后，表示希望能百分之百地做到，双方团结合作，共同为建设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最后以爽朗乐观的声调幽默地说：“兄弟此次来延，已是第三次了。去年迎接毛主席赴渝，那时以满腔的热忱，对于国内团结和平事业，寄于莫大的希望。第二次是陪送毛先生回延，当时已签订了《双十协定》，奠定了国内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基础。此次陪同马歇尔元帅前来，是由于中国的伟大的友人马歇尔元帅的赞助，两月以来签订了停战协定，通过了政协决议，签订了军事方案。”最后，张治中又说：“将来你们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掉写上一句，‘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24)这段话当时引起了全场热烈的鼓掌和欢笑，以后传为历史佳话——这是“张治中三到延安”。张治中讲完话走下来，北伐时的老朋友林伯渠迎着说：“你的话讲得很好，我们可以写历史了，就是说我们是成功的，不是失败的。”张回到座位上，毛泽东笑着对张治中说：“你将来也许还要到延安，为什么只三到延安呢?”张治中说：“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你们就搬到南京去。延安这地方不会有来的机会了。”毛泽东说：“我们将来是要到南京去的，听说南京很热，我怕热，希望长住在淮安，开会再到南京去。”(25)
3月5日上午，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林伯渠等领导人及延安各界到机场欢送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离延安赴武汉。马歇尔在上机前对毛泽东表示感谢，并说：“我们的会晤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毛泽东答称：“我也愿意重申我们对您帮助中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事业的努力的衷心感谢。”(26)
“张治中三到延安”给人们以许多启发。首先，它充分体现了张治中一贯的联共亲共主张，他无论处在逆境或顺境，都能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能坚持联共亲共，是难能可贵的。其次，也代表着一种伟大的预见远见。他始终认为共产党是会胜利的，是能胜利的。事实证明，写历史的正是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第三，他的这段话，只有他敢说，别人是不敢说的，别人说了蒋介石会不答应，会认为出了格而遭贬责，他说了反而成为历史佳话。
① 《红色中华报》，1937年5月26日第1版。
② 刘益涛著：《十年记事——1937～1947年毛泽东在延安》，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③ 参见《党史纵览》，2004年第8期，第46～49页。
④ 国民党方面的用语。
⑤ 徐宗懋：《台湾学者笔下的历史—1937·希望的延安》，《台声》2003年11期，第30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5页。
⑦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5页。
⑧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75页。
⑨ 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63～64页。
⑩ 刘益涛著：《十年记事——1937～1947年毛泽东在延安》，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60页。
(11) 黄允升 张鹏主编：《毛泽东人际关系》，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2页。
(12) 刘益涛著：《十年记事——1937～1947年毛泽东在延安》，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67页。
(13)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68～69页。
(14) 刘益涛著：《十年记事——1937～1947年毛泽东在延安》，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81页。
(15) 刘益涛著：《十年记事——1937～1947年毛泽东在延安》，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81页。
(16) 刘益涛著：《十年记事——1937～1947年毛泽东在延安》，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64页。
(17)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447页。
(18) 金城著：《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288页。
(19)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5页。
(20) 刘益涛著：《十年记事——1937～1947年毛泽东在延安》，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96页。
(21)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3页。
(22)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32页。
(23)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34页。
(24) 刘益涛著：《十年记事——1937～1947年毛泽东在延安》，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87页。
(25) 刘益涛著：《十年记事——1937～1947年毛泽东在延安》，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87页。
(26)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58页。
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研究/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组编.-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