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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略与干部素质的关系 第二节 干部素质与干部教育的关系
栗洪武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就十分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其中干部素质的培养与提高是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延安时期，在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方针指导下，为了适应革命战争形势变化和边区建设的需要，中共中央及时地提出必须把教育干部和培养大批干部作为党的一项重大任务来抓，并制定了干部教育的指导方针，创造性地开展了干部培养工作。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提出：“必须大数量地培养干部。”1938年9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实现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的指导思想。针对党的理论修养“很不普遍”、“很不深入”的状况，毛泽东在会上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①为了把干部培养作为党的主要任务来抓，1941年12月，中共中央专门发布《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从教育方针、教学内容、学风建设、教学方法和学校管理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干部学校教育的具体措施。1942年2月党中央又通过《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的。”②因为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领导中国人民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先锋。干部的这种地位和作用，要求他们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具有较高的革命觉悟和政治远见、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较强的组织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等多方面素质。所以，为了培养大批德才兼备、具备多方面素质，并能够适应党的各项工作的领导骨干，党中央在全部教育工作中始终将干部教育放到第一位。
延安时期，党中央根据中国革命形势发展和边区建设的需要，在全党范围内广泛开展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干部教育：一方面，大力创办干部学校教育，先后办有20余所干部学校，不仅数量多，而且类型全。从学校级别来看，有高等干部学校，也有中等干部学校和各种短期训练班，甚至小学也担负着培养干部的任务；从培养任务来说，有培养党政干部的学校，也有培养军事干部的学校；有培养科技干部的学校，也有培养艺术干部的学校；有培养财经干部的学校，也有培养医护干部的学校；就学校类型来说，有抗大式、延大式、党群式和专门学院式等学校；从领导体制来说，有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直接领导的学校，也有边区政府直接领导的学校，更多的是由中央对口部门和边区对口部门管理的学校，从而形成了部门办学管理体制。另一方面，深入开展大规模的在职干部教育，从中央机关、边区政府各部门到各县、区、乡所有干部，普遍地、系统地、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学习。为了加强领导，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由张闻天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的中央干部教育部，统一负责全党的干部教育工作。同时，建立学习制度，规定平均每天两小时学习时间；根据干部的文化和理论程度分类编组，采用自学和辅导相结合的方法；每年从中央到地方各机关和单位都制订详细的学习计划，中途有督促检查，年终总结；学习内容包括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和理论教育四大类；学习过程中，一些干部自发组织了各种研究会，开展专门问题研究；还创造了办训练班、上大课、演讲、竞赛、奖励、考核等多种形式，确保学习计划的落实与学习过程的管理。这些便构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新型的，能够适应革命战争与边区建设需要的“干部教育模式”。它是在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方针指引下，打破了中外传统教育模式，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干部教育新模式。通过这种教育模式，延安干部教育培养了约百万具有高素质的干部，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②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在职干部教育部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2页。
延安干部教育模式研究/栗洪武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