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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村经济研究
黄正林
二、边区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及成效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为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减租减息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土地政策是减租减息。陕甘宁根据地不同于其他根据地，它是在原苏维埃的基础上建立的，有一部分地区进行过土地革命，推翻了地主土地所有制；有一部分地区未经过土地革命，地主的土地没有被分配。1939年4月边区政府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规定：“保护边区人民由土地改革所得之利益。”①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重申：“在土地已经分配区域，保证一切取得土地的农民之私有土地制，在土地未经分配区域(例如绥德、鄜县、庆阳)，保证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及债主的债权，惟须减低佃农租额及债务利息，佃家则向地主缴纳一定的租额，债务人须向债主缴纳一定的利息，政府对东佃关系与债务关系给以合理的调整。”②可以看出，减租减息主要是在未分配土地的地区进行。
抗战时期减租减息倡导于1937年，但由于各种客观和主观原因，直到1941年绝大多数地区的减租减息只停留在宣传阶段，并未彻底实施。③随着抗战进入最困难阶段，为调动广大农民参加抗战和生产的积极性，1942年1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指出：实行减租减息，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民抗日与生产积极性；又必须保障地主、富农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④《决定》为减租减息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政策。为了使减租减息有法律依据，12月，边区政府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草案)》，对边区存在的各种地租的减租额作了详细的规定：定租的减租率不得低于二五；活租按原租额减25%—40%，减租后，出租人所得最多不得超过收获量的30%；伙租按原租额减10%—20%，减租之后出租人所得最多不得超过40%；庄稼按原租额减10%—20%，减租之后出租人所得最多不得超过45%。⑤同时，部分地区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了与之相适应的政策。如绥德分区按丰年、平年、次平年、歉年、荒年5种年成规定出不同减免办法(见表1)。
根据边区政府的政策和法律，1943年各地普遍进行了群众性的减租运动。如绥德分区绥德县6个区、米脂县3个区、子洲县5个区、清涧县3个半乡减了租，勾欠租31732.82石，退租1842,73石。⑥陇东分区庆阳县6个乡、合水县6个乡、镇原县21个乡减了租，勾欠1939年以前的地租1879.24石，减租2202.14石，地主退租189.14石。⑦1943年10月，针对前阶段减租减息存在的问题和抗日战争发展的形势，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指出“凡不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恩赐减租，是不正确的，其结果是不巩固的”，要求根据地各级政府“检查减租政策实行情况”，把群众组织起来，实行彻底减租。因此，1943年10月至1945年8月边区发动群众，展开了彻底的减租查租，其方法是组织农民开斗争会。斗争会的内容是：(1)退租，退出地主长算的租子。(2)勾账，免去过去的欠租。(3)换约，减租之后重新立约。(4)翻地，把地主收回的土地退给佃户。斗争会长了佃户的志气，减了地主的威风，使得过去不敢减租或明减暗不减的地区彻底减了租。如绥德四十里铺艾家沟，有地主8户，租地108垧，原租为270石，1943年只收132石，仅占49%，较原租减少51%；活租土地246垧，原租53石，1943年只收租30石，减少了38%；伙种土地17.5垧，收租5石，较过去减少40%；安庄稼土地34垧，收获52石，只分一半，减少了49%。⑧赤水县二区一乡1943年11月2日开了减租斗争会，会后7天就有15家佃户的460亩租地立了新约，减了12石9升租子，废除陈租130余石。⑨1943年冬季，合水县各区算了516户佃户、117户地主的减租账，换了710张租约，地主退给佃户多收的租子22石9斗1升。1943年未减租的25个乡，1944年进行了减租调查，使其彻底减租。⑩1944年，关中分区配合春耕进行了较为彻底的减租查租，新正全县佃户原定租额每年为1130.525石，经减租查租后，减掉689.22石。该县三区共有佃户417户，地主87户，租地6385.5亩，原租额652.59石，新订租额252.67石，减去389.92石。新宁县各区地主从1941年至1943年，共高装佃户租子2163.965石，经过减租斗争，退现粮499.029石，剩余应退租用30头牛、4头驴、58只羊、当地1338.5亩顶替。该县一、三、四、五区共订新租约562张，抽旧约14张。(11)经过查租清算，地主以土地折价顶替退租，使一部分土地转移到农民手中。如绥德分区彻底减租的地区地主土地的50%—80%转入农民手中。(12)庆阳县三户大地主原有土地29600亩，1943年减租后只剩下5650亩，比原来减少了80.9%。(13)
(二)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有可耕地3000多万亩，抗战爆发的1937年耕地面积为8626006亩，仅占可耕地面积的25%左右，即边区有2000多万亩土地可供开垦，这是一个潜在的农业资源，如果土地资源得到开发和利用，对发展边区的农业生产意义十分重大。为了鼓励移民和边区群众开荒，政府规定公荒谁开归谁所有，3年免收公粮；私荒如果地主不开，农民可以自由开垦，并免交3年地租，3年后依照租佃条例交租，地主不得任意收回土地。对移民、难民垦荒而无力购买耕牛、农具、籽种的，由政府给予农贷帮助。因此，抗战期间，边区的耕地面积得到了大幅度增长(见表2)。1945年的耕地面积比1937年增加了563万亩，增长指数为165.3，人均耕地面积达到了8.9亩。
(三)推广植棉
边区东部沿黄河的延川、延长、固临等地适宜种植棉花。据史载，在清末民初这里植棉最盛，年植棉8万亩，皮棉产量在60万斤左右，可自给约1/3。(14)及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外来洋纱洋布的进入，这里植棉遭到破坏，甚至连棉种也很少有了。抗日战争期间，由于国民党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外面的棉纱、棉花和布匹进不来，这就要求边区的棉纱、棉花等必须自给。因此，提倡和扩大植棉成为边区一项重要的农业政策。毛泽东指出：“我们的第三项农业政策就是推广植棉。”(15)抗战期间，为推广植棉，边区颁布了一系列优惠政策，1940年12月11日颁布了《关于推广棉麻的训令》，对于棉农的有关优惠政策规定如下：(1)愿种棉而无棉籽的，由建设厅贱价卖给或借给，收了新籽后还。(2)如果一亩地收不到10斤棉花，由政府弥补损失；如果10斤棉花的价钱，少于种粮食收入的价钱，由政府赔偿，如果棉花卖不出去，由政府承买。(3)在3年以内，棉田免收农业税或救国公粮。(16)同年，在《关于本年度经济建设计划的决定》中又明确规定：“在适宜种棉区域，动员农户增种棉五万亩，由政府发给农户棉种，秋收后由政府购置轧花机帮助农民合作轧花，保证农户如因种棉受有损失，政府弥补之。”(17)对于植棉，政府在农贷上给予极大的优惠，在1943年1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奖励植棉贷款条例》中规定：“本贷款为奖励植棉起见，完全不收利息”；“对于植棉贷款，各借户如因灾荒或受意外损失时，则可按受灾程度之大小，酌予延期归还或分期归还。必需时尚可请求政府准予减免。”(18)边区政府颁布的这些优惠政策对于推广植棉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边区推广植棉始于1939年，首先把重点放在东部黄河沿岸的延川、延长、固临等地，当年就植棉3767亩。由于1940年至1943年边区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使东部旧棉区恢复和发展很快，几乎村村都植棉，家家有棉田。1940年至1943年棉田面积不断扩大，分别为15177亩、39987亩、94405亩、150473亩(19)，“东三县的棉花面积将近占了边区总面积的三分之二，产量占三分之二以上”。(20)边区一面在东部恢复植棉，一面在关中、陇东等地试种棉花。如绥德分区1943年植棉41254亩，收棉482115斤。(21)边区在陇东、关中、绥德植棉获得成功后，1944年就决定把推广植棉的重心由旧棉区转移到新棉区，对旧棉区只采取措施提高亩产量，不再扩大面积，而在陇东、绥德、关中地区迅速扩大植棉面积。如1944年陇东分区植棉3万亩，收花30余万斤(22)，亩数和产量分别比上年增加了37.5倍和30倍。由于新棉区植棉迅速推广，使边区棉田面积于1944年扩大到295178亩，1945年增加到350000亩。(23)
边区推广植棉是为了达到棉花自给。据估计，边区棉花年需求量约350万斤(24)，这也是边区植棉的奋斗目标。1939年推广植棉时，所收棉花只能供给1%。(25)以后随着棉亩和产量增加，自给率不断提高。1941年至1944年边区棉花产量分别为508131斤、1403646斤、2096995斤和3044865斤，自给率分别为14.5%、40.1%、59.9%和87%(26)，可见推广植棉的成绩是显著的。
(四)兴修农田水利
边区处于西北干旱地区，有“三年一小旱，十年一大旱”之称，农业生产对天气的依赖性很大。为了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边区利用小河、小溪、地下水、山洪等发展农田水利。
(1)山洪冲下来的泥土淤漫、沉淀在沙滩上，经过改良可以成为肥沃的农田，称之为水漫地。边区可以改良修成水漫地的主要在三边分区，定边县有162万亩，靖边有数万亩，即三边有170万亩土地可修筑成水漫地。(27)边区兴修水漫地始于1943年，当年修成当年见效，在靖边的镇靖区、镇罗区及杨桥畔等地修成水漫地20000亩，可收细粮6000石。在定边修筑水漫地40000多亩，有30000多亩已种植，可增产细粮4500石。(28)
(2)为了使已耕地中的泥土和肥料不被山洪冲走，在低洼处筑坝以阻止山洪泥土，使洪水中的泥土沉淀在原来耕地的较低处，形成一块肥沃的小平地，叫做埝地。这是关中的一种改良土质、增产粮食的水土保持方法，这种方法首先在赤水县进行，1939年至1941年修筑埝地4000多亩，1942年又修成3260亩，这7260亩埝地，1943年多产细粮1089石。此后，关中把修筑埝地的方法和经验推广到其他县，1943年春耕时已修成埝地1350.6亩，其中赤水510亩，新宁37亩，淳耀274亩，新正119.3亩，东区410.3亩。同年耕种埝地8610.6亩，比原耕地增收细粮1291.59石。
(3)流水灌溉。边区修建的河渠流水灌溉工程主要有杨桥畔水渠、裴庄水渠、子长水渠等。三边分区靖边县杨桥畔水利工程在抗战前就有，1939年边区政府重新修建，1943年夏竣工。水渠长5里，流量为每秒1立方米，可灌溉农田10080亩，可增收细粮10080石。装庄水渠位于延安城西20里，1939年8月动工，1940年4月竣工，完成70米长碎石坎一座，6公里长干渠一道，可灌农田1500亩。但于6月30日被洪水冲垮。10月动工复修，1941年4月完工。这条水渠几经修复，1943年春，可灌溉农田1072.5亩。子长县的子长渠1942年6月兴工，1943年5月竣工，渠长5.3公里，可灌溉农田800亩。同时，延属分区在1943年还修建小型水利工程多处，可灌地1738亩。据不完全统计，1943年边区修成水地13647.6亩，可增收细粮13647.6石。经过边区建设厅专业技术人员的试测，边区许多河流两岸均可修渠灌溉，如葫芦河沿岸可灌溉5500亩，安定杨家园子阳川可灌溉1200亩等。另外，边区还鼓励凿井、打窖灌溉农田，增收粮食。如1943年葭县打水窖10000多个。(29)总之，通过流水灌溉、井水灌溉，边区水地逐年增加，1940年至1943年水地分别为23558亩、25615亩、27572亩、41109亩。(30)
(五)举办农业贷款
边区举办农贷始于1938年，当时边区政府商请陕西省合作委员会从中国农民银行拨发给边区农贷20万元(法币)，发放给延安45600元，安塞27200元，志丹16000元，靖边36000元，定边26000元，甘泉16000元，延长26000元，鄜县16800元。(31)1939年，随着国民党反共事件迭起，国民政府对边区的农贷中断了。1941年1月，边区政府废止法币在边区流通后，决定发行边币。边币成为边区通贷本位后，为了保证开垦荒地、推广植棉、兴修水利等政策的贯彻落实，边区政府决定举办农贷。为了发放农贷，边区政府组成了农贷管理机构和发放机构，并制定了农贷发放的措施和办法。1941年12月15日，边区组成了农贷委员会，各县也相继成立农贷委员会，负责管理农贷。受边区政府的委托，边区银行在各县成立了农贷办事处，专门发放农贷。基层以村为单位组成农贷小组，负责农贷的发放，检查农贷用途和督促归还。为保障农贷推行和农贷作用的发挥，边区在1942年至1943年先后颁布了《边区农贷的基本任务和目前实施办法》、《陕甘宁边区三十二年度农贷实施办法》、《农贷小组(或生产小组)暂时组织办法(草案)》、《陕甘宁边区奖励植棉贷款条例》、《陕甘宁边区青苗贷款条例》等。这些机构的设立，办法和条例的颁布，推动了边区农贷事业的发展。据统计，1941年至1945年边区农贷发放分别为23.5万元、800万元、2780万元、10000万元、59900万元。(32)
边区农贷在各地得到了实施，并收到了显著效果。1942年延属东区延长、延川、固临三县发放植棉贷款963650元，借款户12120户，占三县户数的50%。因贷款而新增植的棉花面积达51574亩，可增收棉花872185斤。同年，边区给各县发放了青苗贷款，延安71468元，甘泉100420元，安塞120393元，子长93644元，志丹122495元，鄜县70904元，延长77860元，延川24080元。1943年，延安、甘泉、安塞、子长、志丹、鄜县、延市、南泥湾、裴庄、蒙民委员会贷款1541543元，群众自筹资金1036921元，购买耕牛2672头，农具4980件，新增耕地36260垧，增加粮食26107.2石。(33)三边分区发放农贷150万元，其中定边40万元，靖边50万元，盐池20万元，吴旗40万元，共购置农具1014件，耕牛192头，驴35头，扩大耕地25864亩。(34)陇东分区发放农贷240万元，青苗贷款40万元，增开荒地6116亩。(35)由此可见，农贷起到了推动农业发展的作用。
(六)提高农业生产技术
1940年，边区建立了光华农场，主要进行农牧业科学试验，下设农艺组、园艺组和畜牧兽医组。农艺组选育的优良品种有：(1)狼尾谷，具有秆坚硬、抗粟螟强、小穗毛长、雀不吃的特点，比边区较好的干捞饭谷产量高出10%，1944年在边区推广面积达到10180亩；(2)金皇后玉米(刘少奇同志引进的)，亩产一石五斗，比本地玉米高出一倍以上；(3)彭县黄皮马铃薯，亩产1462斤，比本地的紫皮马铃薯高34.9%；美国白皮马铃薯，亩产1371斤；(4)老黑豆，有耐旱颗粒大的特点，比本地丰产大豆亩产高9.1%。(36)园艺组引进的优良品种主要有：(1)蔬菜类，引进试种成功的有西红柿、葱头、球茎甘蓝、石柏、生菜、冬苋菜、甜玉米、油菜、雪里蕻、菜心、芥蓝、茼蒿、冬瓜、苦瓜、丝瓜等十多个品种，选出粉红色西红柿、黄金后西红柿、番茄皇、法国菜豆、圆季菜豆、球茎甘蓝、美国紫圆茄、露八分萝卜等数十个优良品种，在边区机关、部队、学校、乡村广泛种植；(2)瓜果类，引进良种成功的有小糖瓜、甘露西瓜、黄金梨瓜和革莓浆果等，这些优良品种的引进，补充了边区的甜食来源；(3)果树类，边区原只有沙果，农场引进了苹果、梨和葡萄，光苹果的品种就有国光、红玉、倭锦、黄元帅等，这些优良品种在边区的一部分地区得到推广。(37)
边区耕作方法上进行的改良主要包括耕地、施肥、锄草等方面。通过比较(参见表3)可以看出，运用改良耕作方法后每垧耕地产量是运用原耕作方法收获量的3倍，可见，改良耕作方法是增加粮食产量的主要途径之一。因此，边区政府要求普遍地改良耕作方法，在边区农村形成了一个深耕地、多积肥、多锄草的群众运动，逐渐改变了过去广种薄收粗放经营的传统耕作方法。就锄草而言，边区多数地区原来耕作没有锄草的习惯，经边区改良耕作方法动员后，锄草耕地越来越多。1943年，曲子县264711亩秋田中，有45132亩锄草3次，占17%；68620亩锄草2次，占25.9%；124931亩锄草1次，占47.3%。镇原县62047亩谷地，锄草4次的有874亩，占1.4%；锄草3次的有15300亩，约占25%；9270亩高粱地，锄草4次的248亩，占3%弱；锄草3次的2380亩，占26%弱。吴旗县24000亩麦田、10万亩养麦均锄草1次，10万亩糜子锄草2次，6万亩谷地和12万亩杂田锄草3次。淳耀县36605亩麦地、28088亩秋地锄草1次，约占77%。庆阳、合水、镇原的麦子锄草的占50%—60%。(38)
(七)组织农村劳动力
首先是把农村分散的劳动力组织起来。抗战时期边区有各种各样的劳动组织，如劳动互助社、义务耕田队、妇女生产组、儿童杂务队、变工队、扎工队、锄草队等，把分散的劳动力组织在一起。如1939年边区参加劳动互助社的有89982人，参加义务耕田队的有66347人，参加妇女生产组的有53126人，参加儿童杂务队的有39708人，总计249163人。(39)1943年，边区有338760个劳动力，其中有81128个劳动力组织在劳动合作社之内，占24%。(40)夏耘、秋收中分别有10%—15%、40%、30%的劳动力被组织在各种劳动组织之内。(41)1944年，边区参加劳动互助组织的农民达21万人，占总劳动力的45%。(42)边区各种劳动组织把农村分散的劳动力组织起来，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巨大作用：(1)实行劳动互助提高了劳动生产率；(2)实行劳动互助有效地使用人力、畜力，减少浪费，增加有效劳动时间；(3)把分散的社会劳动力组织到生产中来，便于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学习新的耕作方法，完成生产任务；(4)在地少人多的地区实行劳动互助组织，可以节省劳动力和发展农村副业；(5)把劳动力组织起来，便于政治教育和政治动员，为抗日战争服务。
其次是组织和安置移民，调剂和增加劳动力。边区的移难民工作，一是发动地少人多地区的农民到地多人少的地区开荒，二是安置外来难民。1942年以前边区移民、难民是自流的，高于会议后边区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移民。据不完全统计，边区1941年移民7855户，约20740人；1942年移民5056户，约12431人；1943年移民9863户，约30447人。在1943年的移民中，绥德分区移出1836户，约4961人，其中劳动力2529个，占移出人口的51%；延属分区安置移难民3089户，约9414人，其中劳动力3578个，占安置人口的38%；关中分区安置4146户，12736人，其中劳动力约4593个，占安置人口的36.1%；陇东分区安置529户，2280人，其中劳动力约700个，占安置人口的30.7%；三边分区安置273户，1039人，其中劳动力约300个，占安置人口的28.9%。(43)1944年安置移民6813户，22197人。(44)为做好安置移民工作，使移民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作用，边区先后颁布《陕甘宁边区移民垦殖暂行办法》(1940年)和《陕甘宁边区优待移民难民垦荒条例》(1943年3月1日)，调动了移难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他们成为边区农业生产中不可忽视的力量。边区曾做过这样的估计，1941年至1943年安置的6万移民中有18300多个劳动力，每个劳动力耕种20亩，可扩大耕地面积366000亩，每亩收粗粮2斗，每年可收粮食732000石，并认为“这个数目的估计，不论耕地数量与收获量上，都还是较低的估计”。(45)
其三是改造二流子。改造二流子是边区的社会政策之一，1941年“五一”施政纲领指出：“给社会游民分子以耕种土地、取得职业与参加教育的机会。”(46)1937年抗日民主政府建立时边区约有二流子3万余人。1939年延安、华池率先改造二流子参加生产劳动，取得经验后在全边区推广，到1942年底，约有2/3的二流子经改造或自觉地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1943年边区发动了改造二流子的群众运动，对9554名二流子进行改造，年底有58.8%的二流子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二流子的改造对边区农村经济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1943年，安塞城区转变的43个二流子，种地939亩，约产粮124石；陇东分区转变的732个二流子，开荒2990亩，甘泉转变的132个二流子，开荒275亩。(47)
(八)发展畜牧业
林伯渠在1941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牲畜是边区最重要的富源，贫中富农的分界不决定于土地多少而决定于有无牲畜。如一个人一年掏地六垧，一牛则可掏地二十垧，羊可剪毛，畜粪可肥地。所以帮助贫农发展牲畜，应该是繁荣农村的要政之一。”(48)正因为这样，边区采取措施发展畜牧业：(1)推广牧草种植，主要是种植苜蓿、修草原、割秋草等；(2)加强防疫，光华农场研究试制成功牛瘟疫苗和血清，对骡马的疝痛和牲畜的疥癣病都研制出特效的治疗方法；(3)禁杀母畜，严禁母畜出口；(4)改良畜种，经杂交改良的有绥米驴、秦川牛，有体格大、体质好、适应边区粗放饲养的特点。改良的滩羊毛质细软，每羊年产毛2斤以上。这些措施在边区得到较为成功的推广，极大地推动了边区畜牧业的发展。边区的牛、驴、羊数目迅速增加(参见表4)，骡马、骆驼等发展也很快，如1938年有骡马1468匹，骆驼1254峰(49)，1944年分别增加到12万余匹和11780峰。(50)畜牧业的发展为边区农业、运输业和纺织业、制革业的发展提供了畜力和原料。
总之，抗战时期，边区采取各种措施发展农业生产取得了很大成效，边区粮食产量的逐年增加就能说明我们的结论是正确的。从表5可看出，粮食总产量最高的1944年比1937年多70.1万石。1937年人均粮食0.86石，1944年达到1.25石，人均增加粮食0.4石。
①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211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5—336页。
③ 参看陈廷煊：《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载《经济研究所集刊》第7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④ 《陕甘宁边区政府档案》，复印件藏庆阳地区档案馆，目录号23，卷宗号274。
⑤ 《陕甘宁边区政府档案》，复印件藏庆阳地区档案馆，目录号23，卷宗号304。伙租即出租人除土地外，还出租部分生产工具，牛驴等畜力，肥料和种子，收获物(粮食、柴草)根据投入多少分成。安庄稼即地主要供给承租人全部生产工具，给窑(房)住，借给粮吃(收获后只还本)，收获物对半分。
⑥ 《陕甘宁边区的土地问题》，《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农业》(以下简称《史料摘编》第3编《农业》)，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2页。
⑦ 《陇东租佃情况》(1944年)，《史料摘编》第3编《农业》，第323页。
⑧ 贾拓夫：《关于边区土地政策问题的报告》(1945年3月15日)，《史料摘编》第3编《农业》，第365页。
⑨ 《关于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情形》(1944年2月)《史料摘编》第3编《农业》，第369页。
⑩ 《合水县减租工作总结》(1944年6月)《史料摘编》第3编《农业》，第402—403页。
(11) 《关中1944年春耕前减租工作的报告》，庆阳地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史资料丛书之九《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内部资料)，1992年2月，第223页。
(12) 清庆瑞主编：《抗战时期的经济》，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471页。
(13) 马兴文：《抗日战争时期陇东的减租减息运动》，《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第44—45页。
(14) 高自立：《边区植棉发展概况及今后推广方向》(1944年2月10日)，《史料摘编》第3编《农业》，第592—601页。
(15) 《毛泽东选集》卷5，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770页。
(16) 《陕甘宁边区政府档案》，复印件藏庆阳地区档案馆，目录号23,卷宗号112。
(17)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2辑，第105页。
(18)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金融》(以下简称《金融》),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28—429页。
(19) 《陕甘宁边区五年来(1939-1943)植棉面积比较》，《史料摘编》第3编《农业》，第87页。
(20) 高自立：《边区植棉发展概况及今后推广方向》(1944年2月10日)，《史料摘编》第3编《农业》，第592—601页。
(21) 高自立：《边区植棉发展概况及今后推广方向》(1944年2月10日)，《史料摘编》第3编《农业》，第592—601页。
(22) 庆阳地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史资料丛书之一《庆阳地区中共党史大事记》(内部资料)，1993年，第128页。
(23) 《史料摘编》第3编《农业》，第87页。
(24) 高自立：《边区植棉发展概况及今后推广方向》(1944年2月10日)，《史料摘编》第3编《农业》，第592—601页。
(25) 高自立：《边区植棉发展概况及今后推广方向》(1944年2月10日)，《史料摘编》第3编《农业》，第592—601页。
(26) 根据《史料摘编》第3编《农业》第87页有关统计数据整理，棉花自给率为笔者所算。
(27) 西北局调查研究室：《边区的水利事业》(1944年2月15日)，《史料摘编》第3编《农业》，第711—731页。
(28) 西北局调查研究室：《边区的水利事业》(1944年2月15日)，《史料摘编》第3编《农业》，第711—731页。
(29) 以上数据均引自西北局调查研究室：《边区的水利事业》(1944年2月15日)，《史料摘编》第3编《农业》，第711—731页。
(30) 《陕甘宁边区四年来水地面积比较》，《史料摘编》第3编《农业》，第710页。
(31) 边区银行：《农贷问题》(1943年)，《金融》，第446页。
(32) 转引自郝琦：《论陕甘宁边区银行的农业贷款及其经验》，载《延安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1941—1943年为边币，1944—1945年为流通券——引者注。
(33) 边区银行：《一九四二年边区农货的初步总结》(1942年11月2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档案》，复印件藏庆阳地区档案馆，目录号23,卷宗号288。
(34) 三边专署：《农贷工作总结报告》(1943年9月3口)，《金融》，第427—428页。
(35) 陇东分区：《一九四三年上半年经济建设工作总结报告》，庆阳地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史资料丛书之十《陇东的经济建设》(内部资料)，1996年，第254页。
(36) 《光华农场过去工作总结》(估计1994年)，《史料摘编》第3编《农业》，第745—746页。
(37) 陈凌风、达时：《回忆陕甘宁边区光华农场》，裁《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第221页。
(38) 西北局调查研究室：《边区改良农作问题》(1944年)，《史料摘编》第3编《农业》，第739—740页。
(39) 边区建设厅农牧科：《一九三九年农业生产总结报告》，《史料摘编》第3编《农业》，第424页。
(40) 史敬棠：《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57页。
(41) 《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上册，第216页。
(42) 《各项建设大有进步》，《解放日报》1944年12月27日。
(43) 西北局调查研究室：《边区的移民工作》(1944年)，《史料摘编》第3编《农业》，第643页。
(44) 《陕甘宁边区农业》(1945年)，《史料摘编》第3编《农业》，第645页。
(45) 西北局调查研究室：《边区的移民工作》(1944年)，《史料摘编》第3编《农业》，第644页。
(46) 《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34页。
(47) 西北局调查研究室：《边区二流子的改造》(1944年)，《史料摘编》第3编《农业》，第687—691页。
(48)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192页。
(49)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第192页。
(50) 南汉宸：《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1947年)，《史料摘编》第3编《农业》，第98页。
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黄正林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