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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村经济研究/四
黄正林
四、边区农村的两个明显变化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农村经济的发展，边区的农村发生了两个明显的变化。
(一)农村阶级关系的变化
边区有半数农村经历了土地革命，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获得土地的农民在抗战期间大部分上升为富农或中农了。通过表9，我们可以看出，边区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地主经济被消灭了，而在抗战时期富农、中农的比例比抗战前大大提高了，贫雇农的比例则降低了。而且1941年被调查的几个村子的贫雇农大多数是来自国统区和沦陷区的难民。
在未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通过减租减息改变了阶级关系。一方面，在减租减息斗争中，农民用赎回、购买等方法从地主手中获得了一部分土地。如绥德杨家塔，13家地主四年中卖出土地619亩，占土地全数的37%，有的则卖出其土地的65%。①地主卖地，农民买地，这种土地关系的变化，使许多原来租种地主土地的佃户变成了拥有自己土地的自耕农。另一方面，在租佃法令的保护下，地租被限制在375‰以下，利息被限制在1分或1分半以下，多年以前的欠租被勾销了。诚如邓小平所言：“凡是减了租的地方，广大劳动人民的抗战热情和生产积极性都大大增强了。”②边区的广大贫雇农积极生产，一部分人摆脱了贫困，上升为中农或富农。可见，边区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
(二)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
抗战前边区农村旧有的手工业破坏殆尽，农村金融枯竭，商业萧条，农村产业结构只有不再向前发展的单一的农业经济了。抗日战争期间，边区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使边区农村呈现出农工商贸运一体化的多元产业结构。首先，在农业结构上，形成了以农作物为主、经济作物并重、农牧兼营的格局。边区恢复和种植的经济作物主要有棉、麻、桑、蓝等。棉花是边区最重要的经济作物，1939年恢复种植后，随着棉纺织业的发展和棉花自给的需要，种植面积不断扩大，1943年至1945年棉田面积分别占耕地面积的1.1%、2.2%和2.4%。由此棉花也就成为边区农村的一项主要收入。以1944年延安市场物价计算，10斤棉花值1.3石小米，每斤棉花4500元(边币)，当年的棉花产量是3044865.2斤(见前文)，这样棉花一项收入就相当于价值395832石小米，是1944年粮食产量的21.8%，或等于137亿多元(边币)，折合券币6.85亿元。③特别是在延属、绥德重点植棉区，棉花收入占农业总收入的半数以上。畜产品在边区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羊及其皮毛是边区主要出口货物之一。仅1944年就出口羊约87533只，羊毛约88066斤，羊皮约29009张，羔皮69000张，总共牲畜皮毛出口价值约在11亿元(边币)以上。④蚕桑业在抗战时期得以恢复和发展，成为桑蚕地区农村的主要副业。1941年，清涧、吴堡、安定三县产茧45000斤左右，可产丝3000斤，价值约45万元(法币)。⑤1943年，蚕桑业发展更快，仅清涧一县有大桑树27279株，小桑树13321株，新栽20459株，全县有养蚕户4379户，占全县总户数的35%，共养蚕350石，收茧30904斤。⑥
其次，工商业成为边区农村的主要经济部门，形成了农工商贸相结合的产业结构。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的全面封锁，边区必须建立起自己的工商业体系，以达到自给的需要。由此，各种手工业合作社、作坊、商业网点、贸易机构、消费合作社、运输合作社、运输队等在广大的农村乡镇广泛地建立起来，在农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以农村纺织妇女的收入来计算，1943年至1944年公私产大布约24万匹，合纱280万斤，每斤纱工资420元，农村妇女纺线共收入117600万元⑦，以1943年12月每石小米19580元计算⑧，折合小米60061石。延安南区合作社是边区最典型的综合性合作社，下设生产、运输、消费、脚店、信用、食品、医药等7个部门，1943年获纯利22843745元(边币)，折合小米1166.69石。⑨没有多少工商业基础的三边分区工商业也成为主要经济部门。据1944年统计，三边分区有各种手工业作坊793家，从业人数2301人，分属于皮坊、毛织、油坊三大行业。定边的私营商业有185家，分属于7个类别(参见表10)。
在这185家私营商业中，从事对内贸易的114家，资本法币2514万元，折合边币21112万元，占26.05%；从事对外贸易的69家，资本法币6947万元，折合边币56676万元，占75%；对内对外兼营2家，资本法币180万元，折合边币1440万元，占1.95%。⑩陇东农村素无纺织基础，抗战时期家庭纺织业成为主要副业。1940年，有1000多名妇女从事家庭纺织业，1942年发展到4400余人，纺线34000多斤，织布18700余丈。(11)上述事实充分说明了工商业在农村经济占有重要地位，边区的农村经济结构发生着巨大变化，农工贸易相结合的产业结构已经形成。
① 贾拓夫：《关于边区土地政策问题的报告》(1945年3月15日)，《史料摘编》第3编《农业》，第348页。
② 《邓小平文选(1938—1965)》，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9页。
③ 边币指陕甘宁边区银行币，发行于1941年2月；券币指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发行于1944年7月，1边币等于20券币。参见拙文：《边钞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金融事业》，《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
④ 《边区羊子的发展问题》(1945年2月)，《史料摘编》第3编《农业》，第93页。
⑤ 甘露：《蚕桑考察团总结报告》(1941年12月)，《史料摘编》第3编《农业》，第155页。
⑥ 转引自张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业》，《西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⑦ 《历年边区工业概况统计材料之一》(估计1946年)，《工业交通》，第135页。
⑧ 《延安小米与布花交换比例统计表(1937—1945年)》，《商北贸易》，第440页。
⑨ 《1943年延安县南区合作社及其分社各种业务状况统计》(1944年4月1日)，《互助合作》，第391页。
⑩ 《定市商号一般情况》(1944年)，《商业贸易》，第379—385页。
(11)《陇东绥德纺织业发展概况》(1943年)，《工业交通》，第586页。
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黄正林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