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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第二节 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改造——2
梁星亮 杨洪 姚文琦
二、优待难民、移民
由于历史上的战乱和自然灾害等原因，陕甘宁边区境内人口稀少，荒地很多。人口密度仅为每平方公里15.4人，是当时除青海、内蒙古、新疆、西藏等民族区域外人口密度最低的地区①。“可耕土地的面积仅以延安等十八县的统计，即有四千万亩，现在已耕面积则仅为九百万亩。”②就边区内而言，人口分布也不合理，一些地方人多地少，另一些地方却人少地多，造成了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在陕甘宁边区所属的五个分区中，绥德分区的户数和人口数大大高于其他分区，是陇东的二倍、关中的五倍。绥德分区人多地少，所属五县，只有耕地约484万亩，人均约八亩，按劳力分摊人均约38亩，而按当时的劳动生产率，一个劳力至少可耕作60亩。就是说，该分区有1/3即4万个劳力是闲置的。而其他四个分区则程度不同地存在人少地多，许多土地无人耕作的问题。③这种人口、劳动力分布极不平衡的状况，造成了边区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土地不能合理地结合起来，严重制约了边区的农业生产和社会发展。
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特别是发展边区的农业经济，确保边区人民的正常生活，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移民问题在发展经济，特别是在发展农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并强调把“奖励移民”作为边区经济建设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农业政策。“因为在边区境内，有的地方是有地无人种，有的地方又是有人缺地种，如果不把这种剩余的劳动力与剩余的土地结合起来，则边区农业更进一步的发展就是不可能的。”④说明移民问题在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必须开展边区的移民运动，在人多地少地区大量移出，在地多人少地区则大量吸收外来移难民。”⑤
陕甘宁边区的移民和难民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在边区境内劳动力的合理调剂和迁移。发动地少人多地区(如绥德)的农民到地多人少地区(如延安)开荒。二是外来的难民。这些难民主要来自靠近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如山西、河南、河北、陕南、甘肃、宁夏等省区。据1944年西北局调查组的不完全统计，来边区的难民就有1.8万人之多。这些难民和移民就为陕甘宁边区提供了十分充足的劳动力来源。⑥
为了更好地组织和指导移民工作，使移难民运动有组织、按计划地蓬勃开展起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从1940年起，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优惠政策。1940年3月1日，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优待外来难民和贫民之决定》，规定：“凡沦陷区域非沦陷区域之难民贫民，如自愿迁入陕甘宁边区居住，从事劳动生活者，均得自行迁入。”可请求政府“分配土地、房屋”，解决生产工具，免纳2—3年的土地税和酌情减少乃至免除一切义务劳动等负担。在政治上，享受“边区人民同等之民主权利”。各级政府不得强迫难民当兵，严禁欺压难民和对难民进行高利贷剥削等优待条件。这是边区人民政府颁布的第一个关于优待移难民的条例。1940年颁布的《边区民政》第五章《土地行政》中又明确规定组织移垦委员会，专门组织和管理移难民的移垦事务，从法律和组织上积极鼓励开展移难民运动。
经过几年的实践，边区政府又于1943年3月1日颁布了更加完善的《陕甘宁边区优待移难民垦荒条例》，本条例总结了几年来移难民工作中的经验，对许多条文作了修改和补充。在第一条就明确规定：“优待移难民垦荒，发展农业，安定民生，增长抗日力量”，是移难民运动的唯一目的。还规定凡边区内因人多地少而迁移者和外来难民，“均得称为移难民”，他们不分阶级、职业、民族的界限，一律可受本条例优待。具体规定为：第一，移难民自己开垦或雇人开垦的公有荒地，其土地所有权归己，三年免交公粮，三年之后仍无力负担的，得继续裁免；开垦的私人荒地，三年免纳地租，三年后可依租佃条例租种，地主不得任意收回。第二，移难民对于运输公盐、运输公粮、修公路等义务劳动，第一年全免，第二、三年根据家庭经济状况酌减，确实困难的得全免。第三，移难民无力自行打窑洞居住的，由政府调剂现有公私窑洞暂住，无力购买耕牛、农具、种子或缺乏口粮的，由政府优先给予农贷，或帮助向老户借贷。第四，移难民有病无力医治的，享受公共医院免费医疗⑦。此外，为了帮助移民迁移，政府还提供大量的迁移费用，提供大批农贷和其他优待条件，帮助移难民恢复和发展生产。在政治上，移难民与边区人民享有同等的民主权利。这一条例的实施，使移民运动完全本着自愿迁移的原则，有计划、有组织地迅速开展起来。
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后，边区各级政府切实贯彻边区政府关于优待移、难民的各项政策、条例，安置移、难民的工作也在边区各地深入扎实地进行着。据统计，1942年、1943年两年，全边区向移、难民发放救济粮4000余石，调剂住窑6240孔、熟地8700余亩、农具9100件、耕牛1300余头、种子180余石，发放的农贷，占总额的18％。⑧各级政权也加强领导，着力解决移难民安置中存在的老户排挤新户、政府工作人员工作不主动等问题，结果1943年的移民户数和人口都超过了1941年和1942年，移民人口数几乎是前两年的总和。
陕甘宁边区优待移难民政策的执行，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对边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优待移难民政策的执行，使边区的人口迅速增加，耕地面积也大大扩大。据统计，到1945年，全边区共安置移难民6.39万户26.67万人，占当时边区总户数的20％，总人口数的16.7％。移难民安置工作做得比较好的延安县，1942年全县人口增加了一倍，户数增加一倍以上。边区的优待移难民政策，也为边区发展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移民、难民是大生产运动中的一支劳动大军，在边区的开荒运动中作用很大。在移民、难民中劳动力占三分之一。如果以每人开荒二十亩计，上万个劳动力可开荒二十多万亩。”⑨据1943年2月的统计，边区五年扩大耕地240万亩，其中200万亩是移难民开荒增加的。1943年增产细粮8万石，60％是移难民完成的⑩。可见劳动力的增加，促使边区人口增加，耕地面积扩大，粮食增产，形成新的农业垦区，如南泥湾移民垦区和延安县完全就是“移民新县(区)”的典型实例，淳耀县为安置移民，还专门设置了“难民乡”，给移民多方面的帮助(11)。
妥善安置移民不仅对农业发展影响深远，也间接促进了边区工业、商业的发展，进而推动了城市的繁荣，形成了新的城市体系。随着移民的流入，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一批批先进的工厂建立起来，解决了一个个工业上的难题，加快了边区经济的开发，带来了城市工商业的繁荣，从而使边区的许多地方尤其是垦区呈现出人丁兴旺、市场繁荣的景象。如关中的马栏镇，1940年仅有出售粗布、火柴等简单日用必需品的小店铺九家，由于河南等地移民的大量移入，人口由1940年的500户，增加到1943年的1200多户，购买力空前提高，仅马栏合作社一家，每日销货就在万元以上，公私商店就达18家，由于商贸繁盛，从1943年10月起该镇还建起了逢四逢十的集期。(12)
其次，优待移难民政策的执行，也产生了政治上的影响。边区政府的诸种救济措施，使移民不仅获得了基本的生活和生产资料，还享有与根据地群众同等的政治权利，使移民平生第一次真正享受到被社会承认、被别人尊重的权利，保障了移民的生活需求和政治权利，移民深深体会到“根据地是另一个世界”，因而发自内心地拥护和赞扬共产党与边区政府：“咱边区政府真是人民的好政府!”“共产党对咱这样好，叫咱八辈子也忘不了!”(13)这些真诚的话语，在全国各地广为传诵，大大提高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威信，在全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政治影响。
再次，优待移难民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从历史上看，无论人口迁移的动力和原因是什么，客观上对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各方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就陕甘宁边区的移民而言，通过中国共产党对移民的安置，使绝大部分移民很快与当地民众融为一体，这就有力地促进了全民族的抗战，加强了地区的文化融合和民族团结。大量移民的迁入，使边区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边区的文化教育事业突飞猛进，人们的风俗习惯和婚姻状况也发生了变化，两性关系的变革、新型人际关系的确定、新价值观的产生、人们社会地位的大变化使边区出现了新风尚，边区成为当时文化最先进的地区(14)。
陕甘宁边区的优待移难民政策，使边区的劳动力迅速增加，耕地面积得到扩大，大大地促进了边区经济建设的发展，同时也增强了人民抗日力量，巩固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物质和兵源上都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外，陕甘宁边区的移难民政策，也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
① 参见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13页。
②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页。
③ 李智勇：《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1937—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页。
④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34页。
⑤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35页。
⑥ 白学锋：《论陕甘宁边区的移民问题》，《固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
⑦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7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40—141页。
⑧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40—641页。
⑨ 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45页。
⑩ 1943年2月22日延安《解放日报》。
(11) 马雅红：《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难民乡问题初探》，《西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12)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9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2页。
(13) 高冬梅：《陕甘宁边区难民救济问题初探》，《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14) 许朴庆、张福记：《近现代中国社会》(上)，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477—493页。
陕甘宁边区史纲/梁星亮，杨洪，姚文琦主编；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出版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