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五四运动在陕西

任学岭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在中国发生的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陕西人民在五四运动的震荡和影响下，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引导下逐渐觉醒，革命运动不断发展，为第一次中国大革命风暴的到来，特别是为后来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创建做好了必要的准备。
　　陕西的先进知识分子，先是在京求学的学生直接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学生会干事刘天章、李子洲和杨明轩(杨荃骏)、杨钟健、呼延震东、刘含初、郝梦九(郝祖龄)、张耀斗等参加了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和痛斥章宗祥的斗争。在五四当日被反动军警逮捕的32人中有杨明轩和郝梦九。①在“六三”开始的大逮捕中，刘天章、刘含初等被捕入狱。
　　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历史上的爱国主义相比较，具有本质的进步和鲜明的时代特征。五四运动的伟大成果，最主要的就是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推动了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当时陕西旅京求学的魏野畴、李子洲、刘天章等，后来就成为陕西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五四运动爆发后，在陕西，由于交通不便(当时陇海铁路尚未通至潼关)，信息传递比较困难，加上陕西当局的严密封锁，北京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的消息未能及时传到。五四前后(1916年6月至1921年7月)，控制陕西省军政大权和统治关中大部分地区的，是北洋军阀直系爪牙、陕西督军陈树藩。陈对陕西人民进行残酷的统治，在政治上专横跋扈，结党营私，压制人民的民主自由；在军事上穷兵黩武，纵匪殃民，对陕西革命势力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兵连祸结，生灵涂炭；在经济上巧取豪夺，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层出不穷。苛政之下，教育事业衰败尤甚。全省没有一所高等学校，②中等学校也不过一二十所，而且由于陈树藩极力钳制新文化新思想，提倡尊孔读经，大多数学校仍然以四书五经之类的封建伦理教育为主，死气沉沉。
　　陕北各县由镇守使井岳秀势力所割据，陕南处在皖系、川军等各派军阀与直系势力之间的“拉锯”战之中。
　　陕西青年面对家乡政治的腐败，兵连殃民，教育备受摧残的黑暗景象，莫不忧心忡忡，愤慨不已。
　　光明总会穿透黑暗，撒向神州大地的。虽然由于当局的封锁，五四运动的消息未能及时传播到陕西，但是在以于右任为总司令的陕西靖国军管辖的区域内，③民主空气比较活跃，新思想的宣传比较自由。有这样一支政治力量的存在，加上五四前夕，陕西已有一批学生相继出国或赴京、津、沪、汉等地求学，他们在外面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熏陶，通过各种渠道，不断把新思想传至家乡，与家乡青年不满现状，追求光明，渴望进步的心理要求紧相呼应，造成了五四运动在陕西从震荡到发展的极为有利的条件。
　　1919年5月14日，西安的《长安日报》首次对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作了简要报导。与此同时，陕西旅外学生由外埠陆续寄来了一些函件和报刊，陕西人民对北京等地学生爱国运动情况的了解日渐增多，陕西学生的爱国运动逐步走向了高潮。
　　首先，西安的法政专门学校、省一中、省三中、第一师范、成德中学等学生代表，在省一中召开了西安学生代表联席会议，决定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实行全体总罢课，编印宣传材料，组织讲演团，宣传抵制日货，组织学生游行请愿。会后各校同学积极行动，编印宣传材料，准备示威游行。但行动一开始就遭到了督军陈树藩和省长刘镇华的破坏和压制。当各校派学生代表而见陈树藩要求准予示威游行时，陈横加指责，声言“如有不遵者即行枪毙”，并命令电报局不得为学生向外发电报。次日，学生代表再次见陈。利用与陈达成的只讲演发传单，不示威游行的口头协议，“各校轮流每日在省议会门前(该地有市场每日人很多)讲演，听者如堵，说到所以然处，听者多为泣下。”④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同时编印了数十种传单，广为散发。一份署名“秦人”的传单痛斥了巴黎和会列强“置公理于不顾，视强权为当然”的严峻形势，说：“处此环境，能不痛心；听此消息，令人发指!”“吾陕学生，素称爱国，高举义旗，焉能后人。振臂而起，作北京学生之后盾；登高号呼，唤醒国民之忠忱。事不宜迟，此其时矣”。署名“孤愤子”的传单说：“国人如不谋起救国，吾将蹈东海而死!”⑤传单充分反映了青年学生的爱园热忱和誓死救国的决心。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动员，古城西安沸腾了。
　　陈树藩虽声言镇压，但是面对全国学生爱国运动造成的强大声势和靖国军在省内与其对峙的局面，不能不有所顾忌。5月下旬，西安学生冲破陈树藩的禁令，齐集文庙，准备举行全市范围的大规模上街示威游行。但由于陈树藩的离间破坏，这次示威游行实际未能举行。而分散的小规模讲演队、宣传队活动则明显增多。在一些集会上，师生竞相登台讲演。有人讲到痛切处，撕下大褂衣襟，咬破中指血书：“还我青岛”等等，气氛至为悲壮。5月22日，陕西省教育会、总商会联合致电北洋军阀政府，要求拒绝和约，称“青岛问题，关系国家存亡，国人誓死力争，祈电赴欧专使，万勿辱命签字”。⑥30日，陕西学界通电全国：“今悉青岛交涉，忽于节外生枝，噩耗传来，悲愤填膺。呜呼!狡日思逞，岂仅得一青岛而可行餍其欲哉?”“盖以藩篱既毁，门户洞开，山东不可保，黄河流域不可保”，“瞬息间而五千年之文明古国，九万里之锦绣山河，一旦而人为奴隶，国为附庸。言念及兹，五中俱裂!”“同人等厕身学界，分忝国民，敢不联袂奋起，以图其后。宁可蹈海而亡身，誓不愿弃地以资敌。”⑦西安学生的上述活动和通电的发表，标志着陕西学生爱国运动开始走向高涨。
　　6月初，以原西安学生代表联席会议为基础，正式组成了陕西学生联合会(下设总务、宣传、编辑三个部)，并编辑出版《白话报》，以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及时报道陕西和全国学生运动的发展状况。省学联的成立，对冲破陈树藩的压力，推动全省爱国运动的开展起了重要作用。陕西学生救国讲演会、陕西公民救陕会、基督教救国会等各界救国团体也纷纷成立。西安的大街小巷到处可以看到流动的宣传队、讲演队和张贴的“头可断，青岛不可丢”、“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标语传单。
　　学生的爱国运动在抵制日货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十人救国团提出的宗旨是：“各凭良心，抵制日货；鼓吹商人，勿购买日贷。”⑧为表示拒用日货的决心，学生率先将自己的东洋瓷碗、茶缸、脸盆、牙粉、牙刷、雨伞、小儿玩具等交出，当众毁弃；有的学生将家中的日制凉席等物带到学校烧毁。《长安日报》报道学生烧毁日货的一则消息说：“一时火光耀目，碎物之声震耳，众生鼓掌之声如雷。”⑨学生中还出现了互相监督、拒用日货的组织。甲种农业学校每10人成立一个互相监督小组，一旦发现本组成员购买日货，即处以罚金，并逐出小组。省学联不仅组织宣传群众拒用日货，并派出代表与商会协商杜绝日货来源。西安商界在群众爱国热情的影响下，曾与学联联合通电，表示与全国一致坚决抵制日货，誓为青岛问题抗争。一些商人也自动销毁部分日货。少数继续贩卖日货的商店，多被手执棍棒的学生所捣毁。6月6日，省商会开会研究提倡国货问题。8日，《长安日报》报道：“青岛之风愈演愈烈，学生抵制日货异常膨胀，各商号将所有日货一律销毁以表同情。”当然，商界的抵制日货不可能彻底。9日，该报又报道：“昨日有成德中学童子军数十名，为着力抵制日货起见，游行街市，各商户之售日货者知所不免，皆纷纷扯其招牌，藏起倭货云云。”
　　在全国反帝爱国的形势鼓舞下，西安的学生运动日趋高涨。当局唯恐事态扩大，采取了提前一个多月进行期终考试和放暑假等手段，阻挡学生运动的发展。
　　为了加强与全国学生运动的联系，进一步推动陕西的学生运动，省学联成立之初，即选派成德中学学生屈武和省三中学生李伍亭联袂赴京。屈、李在京、沪活动约3个月。这期间，他们除了和旅外陕籍学生及各省学生广泛接触，及时向陕西学生传递各地学生爱国运动的信息外，还开展了两项重要活动：一是6月27日，北京各界代表数百人，在新华门前举行联合请愿。联合请愿的代表推举了10人，要求面见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屈武为其中之一。次日，徐世昌被迫接见10名代表。据1919年6月29日北京《公言报》报道，在代表们与徐世昌辩论时，“陕西学生联合会代表屈武突出发言，言较激烈，言毕即长跪痛哭，以首触地有声，左右弁护争挽不起，在地俯伏，首触墙壁”，⑩头部受伤，血流满面，影响很大，一时传闻全国，后来有人称之为“血溅总统府”事件。二是赴上海参加全国学生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成立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以统一指导全国学生的斗争。会议于6月16日开幕，17日通过章程，18日选举，以后停会至8月5日发表闭会宣言。屈武、李伍亭代表陕西学生抵沪时，全国学联的成立大会已经开过，但他们与各地代表广泛联系，进行了颇有成效的活动。
　　8月底，屈武等返回西安，经各校学生代表酝酿决定刷新学联，以适应斗争形势。9月6日，全陕学生联合会开幕，屈武作了外出活动的报告，与会代表深受鼓舞。9日，屈武、刘道洁分别当选为会长、副会长，高尚贤、邹遵分别当选为评议长、副评议长。省学联并发表宣言，内称：“哀莫大于心死，耻莫甚于国亡，苟知国亡可耻，牛马难为，则当起而挽回之、补救之”，“务希自兹以往，全陕一致，缔结坚固”，“一之为国家树干城，再之为秦民作先导”，“前途遥遥，事业正大，一纸宣言，永矢此心”。(11)《民国日报》在刊登上述宣言时多所推崇，“西安人民，受陈树藩之残暴，久已陷于凄惨之悲境”，“虽陈氏极力摧残，而人民犹接踵而起，勉为奋斗。”“就最近所发生之团体论”，“其声势浩大者，尤推全陕学生联合会，该会发行学生联合会报，且前曾请愿省会，反对陈树藩卖陕之日债，省议会亦因之一致否决陈氏滥借日债案，因此陕民对该会，均表钦仰之意”。(12)
　　暑假后，西安各校教员由于薪金长期拖欠，生活无着，酝酿罢教。省学联为配合教员的索薪斗争，组织学生到省政府请愿，遭到军警阻拦，学生在义愤之下砸烂了省长衙门大堂的全部桌椅器物。事发后，陈树藩亲自出马，带领马弁包围了带头的成德中学，对全体学生训话，威逼学生承认错误。以屈武为首的学生运动骨干分子据理驳斥，陈树藩气急败坏，下令对带头的20多人用军棍毒打，但没有人肯承认错误。事后，《民国日报》曾就此事发表过报道，对双方的答辩有过这样的记述：陈树藩威胁说“此后尔等若再有越轨行为，我必严惩办”。屈武答：“设以奔走为捣乱，以呼号为惑众，以救国为干政，以共同协力为代庖，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学生唯有血染弹丸伸颈受刃而已。然为国而亡，复何所憾，前仆后继，绝不少却，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夫复何求?”陈责屈说：“屈武，汝若不听命，我决不容汝，我不信坏学生不就范，五百板子即可使其变为好学生。”屈武答：“生为国家人，死为国家鬼。知有国家而不知有个人，故此次代表陕西学生东上，已将生死存亡祸福利害置之度外”，“今又被选为会长，责任愈重，救国之心愈切”，“赴汤蹈火所不辞，肝脑涂地所不惜，威不足以慑其志，利不足以诱其心。惟义是视，百折不回，此身可死，此心不可死，三军之帅易掳，匹夫之志难夺，五百板子，何足令武心灰意冷而遂变初衷哉!”(13)上述答辩虽然并非当场的记录，是经过编辑记者的加工整理，但它基本真实地反映了陕西学生反陈斗争的精神。
　　此后，西安学生运动与驱逐陈树藩的斗争进—步紧密结合，继续发展，直到皖系军阀垮台，陈树藩兵败出走，被迫离陕。
　　渭北、陕北和陕南的一些地方，也先后发生了响应北京五四运动的学生群众运动。靖国军控制的中心区域三原县，学生运动还早于陈树藩统治的西安。5月中旬，三原学生先在县城城隍庙戏台前举行群众大会，爱国师生争相讲演，然后绕南北城举行了游行。参加者多是中小学校的学生和教师，也有少数市民。游行后，学生又分成小组，到街巷宣传抵制日货，并进入商店搜查。靖国军的一些军官也参与了这一活动，不久，靖国军辖区内的高陵、蒲城、泾阳等县也举行了集会或游行并抵制日货。6月16日，在高陵县成立的西北救国会张贴布告说：“所有日本卖品，一概不准陈列，无论大批零售，抵制需要坚决，大家同心爱国，免笑五分钟热。本会派员检查，发现定行毁裂。”(14)陕北当时仅有一所榆林中学，消息闭塞。但是，由于五四前一年从北京高等师范毕业回榆中任教的杜斌丞大力提倡新思想、新文化，使闭塞的陕北黄土高原开始有了新的变化。五四运动爆发后，杜斌丞向学生作了关于五四运动内容和意义的报告，并支持学生组织讲演团，分组到街头宣传，到商店检查日货。古文教师杜斗垣写了一篇《讨倭奴檄》，慷慨激昂，情感奔放，为不少学生所传诵，加之李子洲、呼延震东等及时把京、津一带的学生爱国运动消息传到家乡，这样就使五四运动的革命激流，以榆林中学为中心，逐渐波及陕北各地。
　　在陕西各地学生群众响应北京五四运动的同时，北京以外的陕籍旅外学生也参加了这场反帝爱国活动。在上海求学的雷晋笙、严信民，在武汉求学的王尚德等，积极和当地学生一起奋起斗争。特别需要提及的是留日陕籍学生汪世衡，一直为国事愤忧，他在一篇题为《国将胡适?——望中原不堪回首，誓雪耻死也甘心》的文章中，充分抒发了内愤国贼，外恨强权，反日仇日的情绪，表示誓将以死报国。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毅然回国，途经日本冈山县上道郡百间川时，悲愤过甚，欲以死唤醒国人，投水自杀，壮烈殉国。(15)
　　五四运动在陕西的发展绝不是偶然的，全陕学生联合会宣言在分析此一问题时指出：陕西虽然“民智浅陋”，“教育幼稚”，“今亦勃然起，奋然兴，愿附骥各省之后，是知一息尚存，天良犹在，爱国心肠，亦无南、无北、无东、无西，此理同，此心亦同也”。(16)当然，陕西青年这种普遍高涨的爱国热情，也与辛亥革命以来，陕西的仁人志士宣传民主共和、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正是以前的斗争，为五四爱国运动在陕西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由于陕西工商业不发达，产业工人很少，参加运动的阶层不够广泛，始终以学生为主体，运动的规模不够广大，但是，历史证明，学生振臂而起，“登高号呼”，反帝爱国，影响深远，永远值得赞扬。
　　① 一说陕籍学生陈兆枢(陈树声)，王春轩(王德润)也在五四被捕的32人之中。
　　② 陕西原有一所高等学校即西北大学系中华民国元年张凤翙任陕西都督时创办，但仅隔3年，1915年军阀陆建章督陕即被撤销，改为法政专门学校。
　　③ 1919年2月北洋政府与南方政府的南北议和开始后，靖国军与陈树藩于当年4月划界停战，三原、泾阳、高陵、富平、白水、蒲城、澄县、同官(今铜川市郊区)等8县的全部或一部，及渭南县(今渭南市)的河北地区，划归靖国军管辖，形成了靖国军管辖区与陈树藩隔渭水南北对峙的局面。
　　④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在陕西》(陕西党史资料丛书之十六)，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8页。
　　⑤ 《在陈树藩压制下的西安五四运动》，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公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陕西文史资料》第九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⑥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在陕西》(陕西党史资料丛书之十六)，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8页。
　　⑦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在陕西》(陕西党史资料丛书之十六)，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9页。
　　⑧ 《在陈树藩压制下的西安五四运动》，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公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陕西文史资料》第九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⑨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在陕西》(陕西党史资料从书之十六)，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5页。
　　⑩ 另据北京《晨报》报道：“三发言代表与总统应答之后，有陕西学生联合会代表前进发言。辞意愤激，突然昏晕扑地，秩序稍乱，文武侍从官与各代表扶之出，总统亦退席。”稍后，上海《民国日报》等全国其他报刊亦有类似报道。
　　(11) 《民国日报》1919年10月19日。
　　(12) 《民国日报》1919年10月19日。
　　(13) 《民国日报》1919年10月22日。
　　(14)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在陕西》(陕西党史资料丛书之十六)，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8页。
　　(15) 关于汪世衡殉难说法不一。本文据《民国日报》所载。另据汪在日本的友人回忆，因日本人怀疑其掌握其军事机密，故中途劫持，遇难身亡。
　　(16) 《民国日报》1919年10月19日。
　　

陕甘革命根据地史/任学岭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