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边第一次反“围剿”胜利，苏维埃政府的成立—中共陕甘边特委“七月会议”，根据地和红军的巩固与发展

任学岭

　　(一)中共陕甘边特委“七月会议”
　　1934年5月下旬，刘志丹、杨森率领红军主力部队，返回南梁根据地。1933年9月，照金根据地失陷后，陕甘边特委由于组织不健全而处于停顿状态，恢复特委工作已成当务之急，同时鉴于根据地的扩展和武装力量的壮大，5月28日，陕甘边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在荔园堡召开会议，决定恢复陕甘边特委，张秀山任书记，成立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书记，在南梁后方主持和领导陕甘边的军事工作；红四十二师由杨森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兼任参谋长。同时决定加强华池苏区群众工作和党的建设工作。荔园堡会议之后，红军主力部队和游击队即分兵出击，相互配合，投入了开拓南梁根据地的斗争，建立了东起埝沟川、西至夏家沟、北抵白豹川、南接关中根据地，纵横6万多平方公里的比较稳固的根据地。
　　在革命斗争形势汹涌澎湃向前发展的情况下，陕甘边特委于7月初又在荔园堡召开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制定和发布了《关于目前形势与陕甘边党的任务》的决议，亦称“七月决议”。《决议》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概括分析了全国和陕甘边革命斗争的基本形势，指出“中国革命形势猛烈地向前推进”。第二部分集中批评了陕甘边党的“严重错误”，指出其错误“主要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脱离群众和党内斗争的不深入”，指斥“党简直做群众的尾巴和空架子，不起核心作用”，“对游击队的领导是脱离群众的土匪路线”。第三部分全面部署了边区党的10个方面任务。
　　党的建设。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南梁地区的领导，成立区委，形成苏区的领导核心；恢复保安党组织，以脚扎川、吴堡川、白豹川为中心，建立农村党支部。在平子塬、寺村塬、三嘉塬群众斗争的基础上，吸收贫雇农积极分子入党，并成立3个支部；三原、淳化、耀县等地各恢复一个党支部，加强渭北游击队的领导；心字区、武字区各成立一个党支部；建立第三路游击队党委，领导三原、耀县、旬邑、正宁、淳化的支部工作。红四十二师及各路游击队党组织，应成为群众的核心，也要发展党员扩大组织。
　　政权问题。陕甘边以南梁为中心，向四周发展，创建中心苏区；恢复照金苏区，打通陕北苏区；积极创造条件，转变临时政权，于十月革命纪念日正式成立陕甘边工农民主政权。
　　扩大巩固部队。第二路游击队和第三路游击队在两个月内各完成扩大一个团红军的任务；红四十二师帮助陕北游击队完成扩大一个团红军的任务；将红四十二师扩大为一个军。
　　普遍开展游击活动。各游击队在完成扩建一团红军的前提下，要组建第二个游击队。
　　深入土地革命。除苏区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外，要向周围的游击区发展。
　　同时，还决定开展抗日救亡的民族革命战争、加强群众工作、肃清右派、深入开展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
　　“七月决议”是陕甘边乃至西北根据地全面建设的一个战略性文献，虽然有“左”的影响，但主要方面是正确的。该决议的颁布，对于巩固和发展西北红军以及加强根据地的建设，都产生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使陕甘边根据地进入大发展时期。在“七月决议精神”的鼓舞下，陕甘边的党、政、军、民立即投入了一场新的战斗。
　　(二)红一团的成立，陕甘边南区的恢复与发展
　　1934年2月，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以后，在红四十二师帮助下，首先打开了正宁地区的局面。到了1934年夏，便在正宁、宁县、旬邑、宜君四县之交，建立了游击根据地：它北迄南、北柴桥子，南抵职田镇、阳坡头、马栏，西到底庙、榆林子，东达石底。这块不大的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它北面连接南梁根据地，是红二十六军南下的跳板；南面呼应淳耀及渭北游击区，是三路游击队的后方依托，是三路游击区中最活跃的一棋子。这时，三路游击队已建成平子四支队、宁县三支队、正宁五支队、湫头八支队、龙嘴子十六支队和总指挥部直属特务队。此外，还有中宜、旬邑、淳化、彬县、耀县、耀西、照金、渭北、富西、建庄等14个游击队。陕甘边特委军委决定，以特务队和平子四支队为基干，又从正宁五支队、宁县三支队抽调部分人枪，组成红一团。1934年9月19日，在正宁湫头正式成立，团长陈国栋，政委张仲良，下辖一、二两个连，共100余人。至此，三路游击队成长为主力团，形成了中坚力量。同年9月，陕甘边区特委和革命委员会决定将三路游击区划分为陕甘边南区。为加强对南区工作的领导，成立了南区党委和革命委员会，党委书记张邦英，革命委员会主席黄子文(一说为刘永培)，财政委员封正宝，肃反委员陈福从，土地委员兼劳动委员杨保德，军事委员张嘉伯。党政机关驻中部(黄陵)县双龙镇上川小石崖附近的高窑子和灵湾。三路游击区发展为陕甘边根据地的南区，形成了统一的战略区。南区战略地位的加强，为陕甘边游击战争助了大力。
　　(三)红二团成立，陕甘边东区的开辟
　　1934年春起，二路游击队，从保安(志丹)县城，沿着洛河川道向东推进。1934年夏秋，已在西迄方家河，东至咸榆大道，南到子午岭，以下寺湾为中心的百里洛河大川，建立起巩固的红色区域。这块区域从军事战略上讲是陕甘边游击战争的战略枢纽。由此东进，可依托黄龙山，发展宜川、洛川地区的游击战争，并可南下韩城，出东府，威胁关中。北进安塞、延安、延长，便与陕北游击战勾连起来。鉴于它的战略地位，特委军委先后成立了安塞四支队(百余人)、甘泉五支队(300余人)、延安六支队(80余人)、鄜县七支队(120余人)、宜川八支队(百余人)。连同前已建立的庆阳、合水、保安三个支队，二路游击队计为8个支队(不含庆北)。特委军委决定抽调庆阳、保安、安塞游击队各一部成立二团。1934年10月10日，在阎家洼子正式宣布成立。团长刘景范，政委胡彦英，副团长孔令甫，参谋长王先荣，政治部主任朱奎。团下辖两个步兵连，一个少年先锋连，庆阳、安塞游击队合编为一连，连长王志昌，保安游击队编为二连，连长王四贵，少年先锋队队长不详，计180余人。至此，二路游击队上升为主力团。而洛河川的开辟，则夺取了北上、东进的前出阵地，极大地加强了陕甘边游击战争的战略主动权。
　　(四)西北抗日义勇军的成立与庆北区的开辟
　　庆北区系指庆阳北东河流域的悦乐川、无城川、城壕川、柔远川等川道。红四十二师反“围剿”西进作战打开了这一地区的局面。后杨丕胜领导的抗日义勇军在这一带活动，不久改编为庆阳游击队，辖3个队，约50余人。1934年9月，甘肃地方军阀收编的黄龙山土匪梁占魁、贾德功、史老幺被派往这一带进剿红军，中共陕甘边特委对其进行了争取。10月20日，该部郭宝珊营120余人在庆阳东川新堡镇起义。11月10日，在荔园堡正式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司令员郭宝珊，政治部主任任浪花，下辖3个大队，陶荣启、王东来、杨茂堂分别任一、二、三大队大队长。随后梁占魁也带领百余人加入义勇军，为了打开庆北地区的局面，特委军委决定，集中红三团、红二团、义勇军及庆阳游击队，发动攻势作战，先后打下元城，攻打五蛟镇，并于11月28日，袭击曲子镇，全部歼灭了在曲子镇训练的环县5个区的民团，俘虏人枪各200余，马匹100余，从此稳定了庆北地区的革命形势。庆北区的开辟有着重大意义，它是陕甘边游击战的西线阵地。鉴于这一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陕甘边党和红军的重要领导人惠子俊、习仲勋、张秀山等，都先后参加了这一地区的革命斗争。
　　

陕甘革命根据地史/任学岭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