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边第一次反“围剿”胜利，苏维埃政府的成立—陕甘边根据地的建设

任学岭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驻地迁到了南梁寨子湾(今华池县林镇乡四合台村老庄巢组境内)。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也随之移驻寨子湾。这里成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大后方。陕甘边党政军领导机关在这里认真总结根据地创建以来的斗争经验和教训，参照中央苏区的文件精神和他们实施的政策法规，对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和群众生活等方面，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颁布了著名的“十大政策”，即土地政策、财政粮食政策、军事政策、统一战线政策、民政劳资政策、文化教育政策、知识分子政策、肃反政策、优待俘虏政策和各种社会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有力地推动和保证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发展和巩固。
　　(一)陕甘边根据地建设的十大政策
　　1.土地政策
　　(1)没收地主及富农出租的部分土地，地主参加劳动的可以分地；(2)分川地不分山地，因为山地很多没有人种，川地也是种一年休耕一年；(3)中心地区分土地，边沿地区不分，随着苏区的逐步扩大，而扩大分配土地的区域；(4)土地与青苗一起分配，因农民最需要的是青苗，如分田不分青苗会降低农民的积极性；(5)没收地主、富农的牛、羊分给雇农、贫农和缺牛羊的中农；(6)红军家属有分地的优先权，红军战士参加分地。白军士兵不给分地，应分部分暂作公田；(7)阶级划分以主要生活资料的来源和剥削或被剥削的程度来决定；(8)争取改造二流子参加生产。
　　2.财经粮食政策
　　(1)鼓励农民生产，发展农业，增加粮食；(2)成立牧场，养猪牧羊；(3)粮食供应是保证军粮、保证民生的大事，边区政府建立了流动仓库，分散储藏，对群众不动员缴粮，也不缴“欢迎”粮，靠收买民粮供给部队；(4)财、粮主要取之于豪绅、地主，有计划地向敌人夺取；(5)设立集市，便利交易。在白马庙、荔园堡等地建立集市，方便群众；(6)保护小商人，允许其来苏区做生意；(7)发行苏票，流通金融；(8)党政军干部及部队战士的生活、办公等费用由财政委员会统一筹措、安排。官兵一致，不分等级。
　　3.军事政策
　　(1)实行自愿的兵役制。群众可以自愿参加游击队，经过一个时期的训练，按自愿原则编入红军主力部队；(2)在战斗动员上规定了各种条件，如少先队、赤卫队条件，动员方式是自愿的，武器是没收豪绅地主的。同时规定了严明的纪律，如“暂行条例十八条”规定：临阵脱逃者处以死刑，强奸妇女者处以死刑，贪污公款十元以上者处以死刑。一切缴获要归公；(3)在赤卫队的基础上广泛成立游击小组；(4)奖励群众购买武器，买到新式武器则给予特别奖励，收缴敌人的武器归自己使用；(5)成立军政干部学校，培养军队干部；(6)成立民间递步哨，由赤卫队员担任，帮助红军传递消息，侦察敌情；(7)对牺牲的战士、赤卫队员、少先队员付给埋葬费和抚恤金；(8)兴办军械所，修理枪支，制造大刀、地雷、手榴弹等武器。
　　4.对地方民团的政策
　　(1)对靠近红军的民团则与之建立关系，互不侵犯；(2)对极端反动的民团则坚决消灭；(3)对保持中立的民团教育争取，使其向红军靠拢。
　　5.对土匪的政策
　　(1)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坚决彻底消灭；(2)为群众所痛恨的惯匪，无法争取者，坚决消灭；(3)其余土匪则采取一切办法争取他们。
　　6.社会政策
　　(1)对哥老会采取争取政策。苏区哥老会很多，他们大多讲义气，与红军有过较长时间的交往，对我们有过不少帮助，对其中的反革命分子，则发动群众清除，政府不直接出面干涉；(2)对扇子会、红枪会、硬肚、软扇等会道门采取争取政策。苏区这类组织相当多，他们虽然迷信但对统治阶级都有反抗性，在这一点上能争取和改造他们；(3)向群众宣传禁烟、禁赌、放足等条例；(4)对红军家属，社会上的孤寡、残疾者，实行救济。以群众救济为主，政府救济为辅。
　　7.肃反政策
　　(1)对探知证据确凿的反革命分子实行镇压，如群众愿保，不杀亦无损于革命的，可保释感化；(2)对确有罪证的豪绅、地主，坚决杀掉，反之只向他们要粮索款，一概不杀；(3)对犯人区分主犯和从犯，对主犯处理从严，对从犯处理从宽；(4)处决犯人经过群众大会决定，公开处决，不秘密杀人。
　　8.知识分子政策
　　对政治上清楚的知识分子，一概相信并分配适当的工作，进行培养。
　　9.对俘虏的政策
　　对俘虏采取教育、争取、改造、使用政策，严禁随便杀俘虏。
　　10.文化教育政策。
　　主要是兴办列宁小学，推动农村青年教育。①
　　(二)陕甘边根据地建设的措施与成就
　　陕甘边根据地依据苏维埃政府颁布的政策和措施，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1.开展土地革命，解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关键问题，解决好了农民最关心的问题，根据地的建设才有强有力的后盾。陕甘边区的土地分配是从1934年夏天开始的，各村都成立了土地委员会，各乡、村都有一名土地委员，土地委员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和发动贫雇农，调查各户的土地占有情况，丈量核实土地面积，组织领导群众分配土地和财产。土地分配的办法，主要就是把没收地主及富农封建剥削部分的土地分配给雇农、贫农和缺少土地的中农，同时给地主家中参加劳动的成员留一定数量维持基本生活的土地；川台地按照应得土地的农民人口平均分配，山地以其耕地能力按户划块；先分台地，后分山地，青苗随地一起分配。土地分配工作是在根据地的中心区域进行的，玉皇庙川、白马庙川、二将川、白沙川、豹子川等几道大川的村庄土地分配工作进行得最为彻底。在边沿区域仍然执行的是打土豪、分财物的政策。刘志丹、习仲勋等亲自深入调查，指导分地工作。1934年6月，习仲勋亲自带游击队没收了紫坊畔塔儿掌土豪胡克申的粮食500余石，牛100多头，羊2000余只，银元1000枚，大部分分给了贫苦农民。秋季，庆阳游击队打开庆阳大地主兼商业“恒义和”在悦乐上堡子的储粮仓库，开仓门3日，就地给贫苦农民分配粮食2000余石。由于根据地比较巩固，政策较合理，加之领导亲自动手，干部得力，紧紧依靠贫农团和雇农工会，真正发动了群众，分配土地运动进行得非常顺利，所以很快形成了土地革命的高潮，解决了农民最迫切的要求，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贫苦农民支持革命、保卫和建设根据地的积极性，对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减轻农民负担，与民生息。陕甘边界地区长期以来经济落后，广大农民生活极其贫困，农民虽然经过土地革命获得了一定的土地，但是由于缺乏生产资料和牲畜，生产仍然面临困难。边区工农民主政权一成立就采取了多种措施以减轻农民负担，扶植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主要有：(1)不向农民征粮、派款，使其休养生息。党政军的开支，主要靠打“土豪”来解决。(2)经营红军公田。在土地分配中适当留出一部分作为“红军公田”，由苏维埃政府经营，其收获一部分用于优抚红军家属和烈属，一部分用于过往的红军游击队零散人员。(3)兴办小牧场。当时，陕甘边地区牲畜很少。因缺乏畜力，农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为此，红军派出小股游击队，打入敌占区，抓土豪劣绅，分浮财，没收牲畜，分配给根据地的农民群众，扶持群众发展生产。把打土豪没收的牛羊，适当留一部分，组织专人集中放养。耕牛用于为贫农耕田，羊只主要供军用。同时，鼓励帮助农民发展畜牧业，从根本上帮助他们解决生产所需的耕畜和改善生活。(4)组织互助合作社，集资支持农民发展生产。兴办荔园堡互助合作社时，边区苏维埃政府号召部队、机关捐款支持，红三团一次捐款50多元。(5)党政军人员全部实行供给制。从边区领导干部到一般工作人员、红军战士，经济一律平等。这些政策措施的落实，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对根据地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3.开设集市，发行货币，促进流通。陕甘边政府采取了比较宽松的商业政策，保证商业自由。为调剂余缺，促进流通，边区政府在荔园堡设立了集市，每月开市3次，逢一为集，即每月阴历的初一、十一、二十一日为集日。为了把集市贸易巩固下来，边区政府领导习仲勋、刘志丹等人经常深入集市具体调查，还组织秧歌队、社火班子、皮影戏剧团等到街头演出，宣传群众，扩大影响，收到了出奇的效果。对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商人，苏维埃政府采取欢迎和保护的政策，并通过各种方式与国统区的开明商人建立合作关系。为了鼓励他们来苏区做生意，苏维埃政府将苏区的山货、羊畜、烟土廉价卖给他们，使他们有利可图，又通过他们把苏区缺少的棉花、布匹、盐、药品和一些急需用品运进来。这样，慢慢地一些商人开始同情革命，想尽一切办法为苏区输送需要的货物。
　　同时，为了繁荣边区经济，稳定市场，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在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印制发行自己的货币——苏币(苏票)，建立边区政府自己的金融系统，并禁止国民党的货币在苏区流通。边区政府在寨子湾东沟设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银行，在白马庙的油坊沟设立了造币厂。苏币采用木刻版，印在白平布上，涂以桐油而成。总共发行苏币3000元，面值为壹圆、伍角、贰角、壹角4种，1934年五六月间开始发行。边区政府规定，在苏区，苏币与银元等值。但刚开始，人们对苏币不太接受，为了解除群众和商人的顾虑，边区政府在荔园堡设立了4个苏币银元兑换处，可以直接兑换。苏币取得了很高的信誉，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赞成和认可。
　　4.开办学校，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当时，南梁一带没有一所学校。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大力提倡兴教办学，把教育的重点放在政治方面，并把苏区的教育分为学校、军队、社会三个部分。临镇小河沟办起了第一所列宁小学，后迁到荔园堡，郝建德任校长，张景文任教员，在校学生有60多名。校舍是没收地主的房子，只有三孔窑洞和两间房子。师生们自力更生，架木板当桌子，垒土台当凳子，扫锅黑当墨汁，设备十分简陋，条件十分艰苦。教材是自编的油印本或手抄本，边区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委员长蔡子伟亲自为学生编写课本。这些教材灌输的大都是新的革命内容，多采取顺口溜的形式，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既是文化课教材，又是政治课教材。学校还同时开设了军事课，学生们练习格斗和拼杀，以培养他们长大后参加红军的雄心壮志和勇敢无畏的革命精神。第一所列宁小学办起来以后，又在太白、九只窑口、葫芦河、荔园堡川口、洛河川的桥扶河峪、阎家沟、王家坪、下寺湾杏子沟门等地陆续办起了列宁小学，使落后山区的人民有了受教育的机会。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也很注意成人的文化教育，在一些村庄办起了扫盲识字班。同时，还发动群众，广泛开展破除陈规陋习、移风易俗活动，设立了禁烟、禁赌、妇女放足委员会，颁布了相应的条例，并制定了反对封建买卖婚姻、反对迷信活动等法规，开展了以“劝破除迷信、劝诫赌博、劝诫吸食鸦片、禁止买卖婚姻、劝妇女放足、劝男子剪辫子”为内容的“六劝”活动，用新思想、新文化教育群众，引导他们从封建思想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这些措施的实行，使陕甘边地区出现了破旧立新，朝气蓬勃的新局面。
　　为了宣传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边区苏维埃政府分别创办了《布尔什维克的生活》和《红色西北》两份报纸，龚逢春和蔡子伟分别担任主编。报纸上发表的多是红军的战报和边区党和政府的决议，这两份刊物为团结教育人民，促进根据地建设起到了重大作用。在乡村、机关、学校和部队广泛开展了“列宁文化运动”，大力提倡工农兵群众占领文化艺术阵地，相继建起了列宁室(俱乐部)，办起了列宁会(即周末文艺晚会或文娱活动)。逢年过节，乡村的秧歌、社火也闹起来。人民的文化生活空前繁荣。
　　5.创办红军干部学校，大力培养干部。早在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时，刘志丹、谢子长等就在部队中开办了军政干部训练班，后来，红二十六军又成立了随营学校，这些都说明了在开辟根据地过程中红军队伍有重视军政干部教育的优良传统以及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1934年秋，随着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和武装斗争的深入开展，部队和地方都需要大批干部。为适应这种形势，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于1934年10月初在荔枝园堡正式开办了红军干部学校，刘志丹兼任校长，习仲勋兼任政委，吴岱峰兼任军事主任并主持日常工作，马文瑞、蔡子伟等兼任教员。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红军干部学校改为军政干部学校，校址从荔园堡迁到了豹子川的张家岔。学员对象主要是红军、游击队的中、下级干部，还有各级苏维埃政府派来的地方干部。教学内容有：工农红军、共产党、土地革命、六大决议、制式教练、尖兵活动、班排连进攻、游击战术等，还开设了政权建设、群众工作和文化课程，同时兼搞生产。训练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军事素质和提高游击战争常识等。红军干部学校在荔园堡举办了第一期，历时1个月时间，在豹子川张家岔，办了两期，第二期70多天，第三期3个月，前后3期共培养干部200多人。这些学员毕业后，分配到红军、赤卫军、游击队和地方政府工作，成为陕甘边红军和根据地建设中政治和军事素质较高的一支骨干力量。
　　此外，陕甘边苏维埃政府还在南梁一带的豹子川、小河沟等地建立了修械所、医疗所、被服厂等后勤保障工厂，有效保障了红军部队的后勤物资需要，为根据地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服务。
　　总之，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卓有成效地开展了根据地的建设，使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人民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同时对以后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乃至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最终形成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① 杨正发编：《南梁之光》，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7—190页。
　　

陕甘革命根据地史/任学岭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