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谈判，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国共谈判

任学岭

　　(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及中共的艰苦谈判
　　西安事变对蒋介石是个极大的震动，使他感到对内反共打内战，对外对日妥协退让的政策不能继续下去了。为了讨论、制定对共产党、对日本的政策，国民党决定于1937年2月15日召开五届三中全会。
　　中共中央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在1937年2月10日致电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如果国民党能够实现上述五项要求，中国共产党愿意作出如下四项保证：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四项保证是中国共产党从抗日救亡的全局出发，在对红军和根据地保持绝对领导权的前提下，对国民党作出的有原则、有条件的让步，其目的在于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以利于组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致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中共的主张得到了国民党内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人的赞同，他们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与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指出近半年来，中国共产党多次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呼吁“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①会上，国民党民主派同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进行了激烈斗争，最终通过了一个实际接受中国共产党提议的决议案。表示“整个的民族利益将超出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益之上”，承认“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在对日政策上，“如果让步超出了限度，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②这表明国民党的政策已经由内战转向抗日，由反共转向联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初步形成。
　　国共合作的格局虽然基本确定，但怎样实现合作，尚有一系列具体问题亟待解决。从1937年2月至3月，以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组成的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在西安就一些具体事宜进行了谈判。3月8日，双方商定由周恩来将近一个月谈判大体趋于一致的意见写成条文，即：“三八协议”，主要内容是：(1)红军现驻在地区改为陕甘宁行政区，执行中央统一法令与民选制度，其行政人员经民选推荐，请中央任命；(2)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中央军事委员会及蒋委员长之统一指挥，其编制人员给养及补充，按照国军同等待遇，其各级人员由自己推选，呈请军委任命，政训工作由中央派人联络；(3)在红军改编的三个师之上设某路军总指挥部，其直属队为特务营、工兵营；等等。③两天后，贺衷寒提出一个修改方案。限定红军改编为三个师，每师只能1万人，政训人员和各级副职由南京政府派人，“陕甘宁行政区”改为“地方行政区”，直属所在省；将“民选推荐”改为：“地方推荐”，删掉“民选制度”。④这种以“谈判”、“改编”为名，行“收编”、“招安”之实的无理要求，为中共代表严词拒绝；3月13日周恩来向顾祝同提出：“西安无可再谈，要求见蒋解决。”⑤
　　同年3月下旬至4月初，周恩来与蒋介石在杭州继续进行谈判。周恩来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和立场，蒋介石基本上同意了中共代表提出的有关边区政府和红军改编的意见，并提议由周恩来起草一个两党合作的共同纲领。周恩来返回延安后，中央政治局召集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汇报杭州谈判的情况。6月，由周恩来携中共中央草拟的《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赴庐山与蒋介石谈判。在庐山，蒋介石又推翻了在杭州的许诺，提出成立一个由他领导的“国民革命同盟会”，由国共派出同等数量人员组成，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共4.5万人，副职由国民党员担任，并要毛泽东、朱德离开部队，陕甘宁边区的正职官长也要由国民党政府指派等无理要求。⑥中共对蒋介石企图通过谈判来达到收编红军、取消陕甘宁边区政府、熔化共产党的企图进行了揭露和斗争。同时，中国共产党从大局出发，重新拟定了同国民党谈判的方案，在两党合作的组织形式以及边区政府的人事安排上作了重大让步。正当国共两党庐山谈判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七七事变，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爆发，国共两党加快了谈判的步伐。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到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初步形成，但由于国共两党在合作方式尤其是在军队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因此到七七事变爆发为止，尚未达成一致协议。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力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就发出通电，提出“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并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再次与国民党谈判。7月15日，中共代表团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向国民党作出四项基本保证，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团结抗日的迫切要求。
　　随着日本侵华的全面扩大和加深，尤其是八一三事变发生后，中国抗战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国共合作这一关系民族存亡的大事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刻。因此，国民党政府放弃了一些不合理要求，两党终于达成协议。9月22日，国民党最终通过中央通讯社发表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宣告成立。由于国民党未能提出两党合作的具体方针，中国共产党的宣言实际上就成为两党合作的纲领性文件。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正式形成受到了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热烈欢迎和拥护。
　　在宣言发表之前，国共两党已就军队问题初步达成一致。8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西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为第十八集团军，但习惯统称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编陆军第四军(习惯称新四军)，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后又组建新四军华南游击(支)队。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向红军发出改编命令，下辖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和总部直属部队。由于战场形势危急，不等改编完成，八路军就出师抗日前线。8月22日，八路军一一五师作为东进先遣队率先誓师出征。9月初，八路军各师主力也相继挺进华北战场。从1938年4月开始，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同时，华南游击队广泛开展游击作战。
　　红军的改编，实现了中国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御侮战争的伟大转变，从军事上标志着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全国军队形成合力，共同抵御日寇的进攻。
　　① 《救国时报》1937年4月15日。
　　② 《中央日报》1937年2月23日。
　　③ 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424—426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57页。
　　⑤ 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428页。
　　⑥ 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514—516页。
　　

陕甘革命根据地史/任学岭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