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备七大的漫长过程

李蓉

　　七大从什么时候开始筹备?通常的说法是1931年1月。当时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作出了关于召开七大的决议。实际上，七大酝酿和筹备的时间还要更早些。有当事人回忆，从1929年开始，中共中央就开始准备起草七大党纲。因为1928年通过的中共六大党章规定党的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所以1929年开始筹备七大也是可以理解的。
　　陆定一在1928年3月召开的共青团五大上被选为团中央委员，不久又被少共国际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底，他赴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驻少共国际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他回忆说：
　　1929年7月，中共中央鉴于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准备在1930年内召开七大，写信给代表团，指定在莫斯科的同志负责起草党纲。党纲起草委员会由瞿秋白、张国焘、余茂松、陆定一、王若飞、蔡和森组成，以瞿秋白为书记。邓中夏因为要回国，中央没有要他参加。起草工作限3个月完成。6个月送到国内。苏联同志由谁参加，中央要代表团和国际东方部商定。这封信辗转到年底中共代表团才收到。瞿秋白的意见，中国方面参加的人应少一些，苏联同志多一些。他提议由莫洛托夫、库西宁、米夫、沙发洛夫、瞿秋白、邓中夏、张国焘组成起草委员会。邓中夏当时已暂不回国。国际东方部的意见是暂定1930年七八月间仍然在莫斯科召开，请中共中央考虑决定。这个时候代表团的处境已经很困难，这件事情也就没有认真进行。
　　从上可见，1929年启动的七大党纲的起草工作，是为1930年召开七大作准备。近年来解密的共产国际的档案资料也证实了这一点。
　　1928年11月12日，具体承担共产国际指导中国事务使命的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中国委员会在莫斯科宣告成立。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预先仔细研究与中国工作有关的材料，以便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经常性的、定期的和系统的指导”。其中包括的一项具体任务，就是“制定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研究关于民族问题的材料，以便在以后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提出这个问题”。共产国际下属的中国委员会将制定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并提交七大，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可见对中共七大的重视。虽然文件没有具体说明中共七大将于何时召开，但准备召开七大是没有疑义的。由于各种原因，中共七大既没有能在1929年、也没有能在1930年召开，而是一直推迟到1945年才得以召开。但七大的筹备工作从未停止，时断时续地经历了17年。大致可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初步酝酿阶段(1929年到1937年12月前)。
　　这一阶段经历了8年多时间。中共六大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六大确定的中国社会的性质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仍是民主任务，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继续进行土地革命战争，中国革命出现了走向复兴和发展的局面。1929年开始筹备，1930年的六届四中全会作出召开七大的决议、进行过文件方面的准备。其间党内有不同意见时，也有党员和干部提出要召开七大来解决问题。1930年11月底，王明在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支持下，赶写了以“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为主要内容的《两条路线》小册子。这个小册子既反对负责当时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也反对三中全会后负责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危言耸听地以“挽救党”的名义提出要召开党的七大，“以便根本改造党的领导”；在七大召开之前，由国际负责帮助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改变政治局的成分，“以能积极拥护和执行国际路线的斗争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代表中央政治局作关于党内问题的报告，提出全会所面临的几项“不可迟缓的任务”，其中一项就是准备召开七大。《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把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苏维埃运动经验，通过党纲和其他文件作为“最不可延迟”的任务。决议案提出：要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大会，并委托新的政治局开始做准备工作。但当时的党中央急于筹备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建立全国性的苏维埃政权；紧接着又忙于指挥红军开展几次反对国民党军事“围剿”的斗争，战事连绵不断；更由于叛徒的破坏，环境更加险恶，王明去了苏联，中共临时中央被迫从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其他各根据地的红军也先后进行战略转移，因此，七大没有能够按照六届四中全会的设想召开。
　　在此期间，面对党内的一些重大问题需要解决，也有同志提出过召开七大的要求。原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李铁夫，痛感“左”倾教条主义给党的事业造成的危害，于1933年冬至1934年春，连续在河北省委机关刊物《火线》上发表10多篇文章，提出党内的争论要在党的七大加以解决，还提出纠正党内错误倾向的措施。1933年12月，他在《关于目前整顿组织的几个意见》中建议：“在可能范围内召集七次大会或五中全会(如果这些会议不可能的话，可召集临时扩大会议)，根据各地的具体材料，彻底的检讨”。李铁夫意见得到河北省委多数领导人的赞同和支持。但临时中央却指示驻北方代表强行在河北党内开展反所谓“铁夫路线”的斗争，对李铁夫给予撤职等处分，并改组河北省委，将省委内部的正确意见暂时压制下去。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被迫率领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所以，七大召开无从谈起，到莫斯科开七大的计划也没有实现。
　　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结束了“左”倾错误统治下的教条主义的军事指挥路线，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此后，中共中央经历了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领导了长征的胜利，并为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在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也提出要通过召开七大来解决党内分歧。1935年12月，根据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新形势，中共中央在陕西安定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但是，召开七大的条件仍不具备。
　　1937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分别召开了白区工作会议和苏区工作会议。因为参加白区工作会议的代表来自全国，毛泽东在会后又把这次会议称为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义。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却没有能够举行。主要原因还是条件不具备。举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应当由全国各地党组织选派代表参加，但当时党在全国的地方组织遭到十分严重的破坏，要满足这个要求比较困难。所以召开了对代表要求不是特别严格的代表会议。
　　第二阶段，初步筹备阶段(1937年12月到1938年8月)。
　　这一阶段，七大由初步酝酿开始付诸行动。成立了七大准备委员会，讨论了大会代表的选举、日程等具体问题。1937年7月，日本侵略者发动卢沟桥事变，挑起对中国的全面侵略，企图独占和灭亡中国。不甘心沦为亡国奴的中华民族在危急时刻为民族独立而奋起抵抗，全面抗战爆发。根据对形势的估计，中共中央于1937年8月在陕西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此作为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基本指导路线。为了保证这条路线的执行，1937年10月，毛泽东提出了“建立全中国的强固的共产党”的任务，强调要使党“从苏区与红军的党走向建立全中国的党”。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采取5条措施，其中之一便是：“准备召集第七次代表大会”。
　　11月29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中共驻新疆代表陈云一行回到延安。毛泽东对王明等人回国非常重视。当时，王明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带回了共产国际对中共在新形势下基本政策的全面建议。为了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总结党的工作，中共中央于12月9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讨论了党的工作，提出“在最近时期内”召开七大。这次会议可以说是七大筹备由前期酝酿进入初步筹备的开始。
　　12月13日，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近期召开七大，对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和党的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七大的中心任务是讨论和规定如何在巩固和扩大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组织和保障对日抗战的最后胜利，同时总结六大以来的革命斗争经验。会议还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的，由25人组成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毛泽东、王明、朱德、周恩来、项英、张闻天、张国焘、秦邦宪、康生、陈云、王稼祥、彭德怀、任弼时、邓发、刘少奇、何克全、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曾山、张鼎丞、陈毅、杨靖宇、高岗。从上述成员看，基本上兼顾了方方面面，包括正在东北坚持抗日的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政委兼第一军司令员杨靖宇。
　　七大准备委员会，又称为筹委即筹备委员会，为便利进行经常工作，设立了秘书处，由毛泽东、张闻天、康生、陈云、王明5人组成。其工作，主要是拟定“各级党部对大会之施行具体准备工作”，起草给地方党组织的筹备七大的通知交政治局批准后通知全党，征求各方面对七大筹备工作的意见，等等。十二月会议的与会者留下了一张合影。从照片来看，王明在前排居中稳坐，毛泽东则在后排靠边的位置站着。这也许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两人的处境和微妙关系，王明显得有些趾高气扬，毛泽东则沉稳并较低调。
　　1938年1月20日，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秘书处发出关于地方党组织筹备七大工作的第一号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在口头上文字上宣传七大召集对于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性和意义；努力在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斗争中建立与扩大全国地方党的组织；选拔培养与训练党的优秀干部准备为出席大会代表的候选人；准备好大会的意见和提案，等等。1月21日，七大准备委员会秘书处以毛泽东、陈云、康生、张闻天的名义致电时在武汉工作的王明，征求对通知内容的意见，要求“有何意见请即告”。当时的情况是，根据十二月会议的决定，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在武汉负责同国民党谈判；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则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1月2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也设在武汉的长江局合并，对内为长江局，对外称代表团，暂以王明为书记。长江局对七大的准备相当重视。2月4日，王明、周恩来、博古复电毛泽东等，提出关于七大通知的补充意见，认为“应加地方党应讨论的政治问题目录等内容”，还有宣传问题。
　　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会议史称三月会议，主要讨论抗战形势、国共关系和抗日军事问题，同时讨论了召集党的七大的准备工作。王明在会上发言认为：召集七大对于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工作，对于党的本身工作，都很有意义，是非常正确的。王明还就七大在政治上、组织上的准备和报告人问题提出安排意见：
　　(1)关于政治上的准备，包括：由毛泽东写一个关于十年来党奋斗的提纲；一个王明写的统一战线提纲；张闻天写的准备召集七大告全党同志书；凯丰写的告全国同胞书。准备分配给各部门撰写关于职工、农民、青年运动的论文。(2)关于组织上的准备，包括：王明写一个给地方党的指示；规定代表的数目、成分、男女、各种工作、各个地区，布置大会代表的交通网，专人负责(有康生计划)。(3)关于报告人的准备。(4)准备在党报等刊物上发表各种论文。
　　毛泽东也对七大的准备发表了意见：(1)七大开会的时间须看战争的形势来决定，地点也要看形势的发展，人数决定于党的发展。(2)同意进行政治、组织上的准备工作，并提出七大的代表人数暂定500人。(3)关于报告的准备人，十年结论由张闻天、王明、毛泽东、张国焘准备；统一战线由王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准备；军事(副报告)由朱德、毛泽东准备；职工运动由康生、张国焘、王明准备；组织报告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准备。以上5个报告的报告人暂不决定。
　　在七大的准备问题上，从上面的情况来看，王明和毛泽东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相同之处在于，都同意召开七大需要进行政治、组织准备。区别也是明显的。任何大会的召开，都离不开时间、地点、人数这三个基本要素。毛泽东强调七大召开的时间、地点、人数，要从实际出发，或由形势决定，或要看形势发展，或由党的发展决定；王明只提到了七大代表的人数问题，其他方面尚未考虑。相比而言，毛泽东考虑更全面和具体，提出了会议规模为500人的具体方案。同时，毛泽东还强调七大报告的准备工作要充分。他提议每个报告的准备都要增加人员，如十年结论的报告和统一战线提纲都由1人加为4人准备；职工报告由3人准备；组织工作除了要单独列出外，要由3人准备；军事报告要单独列出并由2人准备。
　　毛泽东更强调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来完成大会报告的准备。因为大会报告至关重要，关系到大会能否正确的分析判断形势、提出和完成任务。大会报告，既要总结工作又要对全党以后的工作具有指导性；既充分反映代表们的意见，又要充分反映革命斗争的需要。王明主张大会的主要报告都由个人完成，职工、青年、妇女等群众工作部门则只准备和提交论文发表，这也显得有些书生气。王明也提出了建立代表交通网的合理化建议。相比而言，毛泽东对七大的准备工作更为重视和细致，尤其是注意借助集体的力量。
　　中共中央三月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对七大“立刻进行具体准备”。需要准备的内容有以下几项：(1)为召集七大告全党同志书和告全国同胞书；(2)给地方党部发出关于七大准备工作的指示；(3)成立大会四个主要议程的报告草案委员会，责成政治局及中央同志分别起草大会第一、第二(即十年结论、统一战线)两个议程的政治提纲，写第三、第四(即职工运动、组织报告)两个议程的论文和其他专门问题的论文。会议要求，这些提纲和论文将不仅作为地方党部和全党同志讨论和研究大会问题的材料，而且作为一切对中共七大愿意发表意见和提出建议的人士的参考。
　　按照会议要求，张闻天于3月10日完成了《中共中央为召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告全党同志书》，指出：“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动员全国人民为争取民族抗战最后胜利的大会”。“我们相信有了强大的统一战线，有了强大的党，我们就能更有力量去展开全民族抗战的雄伟阵容，能更快的取得民族抗战的最后胜利!这是我们今天的责任，也就是我们对于本党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实际准备”。张闻天认为，中国共产党筹备召开七大的目的和任务，就是为着全民族抗战的胜利。中共七大的筹备工作引起了国内、香港记者的兴趣和关注。1938年2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毛泽东会见从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来延安访问的五位青年记者，同他们进行了两小时的谈话，其中也包括回答有关中共七大的问题。三月会议后，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包括中共中央拟定的七大议事日程，这对共产国际更多地了解中国情况起了积极作用。
　　第三阶段，实际筹备阶段(1938年10月后至1942年间)。
　　1938年8月初王稼祥从莫斯科抵达延安。王稼祥回国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于7月初同王稼祥、任弼时谈话。季米特洛夫说：应该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8月3日，王稼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9月14日至27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会上正式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共“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中央领导问题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
　　9月24日，毛泽东在会上作长篇发言，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导原则，指示的最主要点是强调党内团结。共产国际的指示，对中国共产党以后制定七大工作方针也是有影响的。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再次作出有关七大的决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本来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在本年召集的，因为战争紧张的缘故，不得不把“七大”推迟到明年。这里所说的战争紧张，仅从1938年的中国正面战场上先后进行的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广州战役，敌后战场先后进行的反围攻、跃进平原作战和战略展开，就可以略知一二。真可谓战事频繁，战火纷飞。所以，毛泽东在会上解释七大推迟召开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战争的紧张，七大的“准备工作尚未完成”，大会也就不能及时召开。毛泽东感慨地说：我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自从一九二八年开过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由于环境的原因已有十年没有开大会了。虽然事出有因，但没有完全按党章规定时间及时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总是一个缺憾。
　　毛泽东指出：七大的政治意义重大，内容丰富。它将总结过去的经验，主要的是全国抗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同时，七次大会应该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将全党中最有威信的许多领导同志选进中央委员会来，加强对于全党工作的领导。鉴于这次大会的意义如此重大，必须做好筹备工作。毛泽东对七大充满了信心。他说：我们相信，这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定能够成功，一定能够给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以最庄严的最有力量的回答，让日本帝国主义在我们的全国代表大会面前发起抖来，滚到东洋大海里去，中华民族是一定要胜利的。一定要胜利，这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始终一贯的坚定信念，也是他以后提出团结胜利的七大工作方针的重要思想基础。
　　会后，七大由初期筹备进入了实际的筹备阶段。1939年6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知第二号，确定了选举代表的数量质量及各地分配名额。这也是十二月会议毛泽东提出500人的会议规模后，第一次把名额具体分配到各地。7月21日，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知第三号，主要是指示七大代表的选举。根据以上指示，各地开始选举产生代表，并向延安集中。其他的会务工作如开会场所等，也开始进行实际的准备。
　　七大筹备期间形成过不少有关七大的决议等文件，但通知只有3个，发出的时间分别为：1938年1月、1939年6月、7月。第一个通知是由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秘书处发出的，后两个则由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七大准备委员会的工作，从1939年起便由中央书记处直接操作。这也反映出中央对七大准备工作的高度重视。延安整风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从七大代表的集中学习开始的。组织当时集中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各地七大代表进行整风，进而扩大到全延安、全党，应该是研究整风运动的一条比较清晰的线索。
　　第四阶段，加紧会议准备(1943年至1944年初)。
　　这一阶段，七大增加了不少代表人数。同时，经过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代表们的思想有了很大提高，思想认识基本统一起来；整风期间的审查干部，也和七大代表的资格审查结合起来。所谓的抢救运动，实际上也和七大代表的资格审查有关。有一部分七大代表因为各种原因最后没有通过审查或被暂时挂了起来。整风运动还在继续进行，但已经转入了党史学习和经验总结。抗日战争还在进行，但敌后抗日根据地已经走出了低谷，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大会筹备工作仍在进行之中，但一直不能确定召开时间。
　　第五阶段，最后筹备阶段(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
　　经过整风运动，全党思想统一在正确的思想路线之上，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得到很大发展，党的队伍也空前发展，特别是面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战的新形势，召开七大的条件完全成熟。在此过程中，中共中央在思想、理论、政治、组织、会务等方面进行了极为细致的准备，特别是六届七中全会的召开，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形成，最终完成了七大的筹备工作，并使七大得以顺利召开。
　　在七大筹备到正式举行的漫长岁月里，世界风云变幻。在七大筹备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经历了许多曲折而逐渐成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个伟大飞跃，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渐成长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中流砥柱，成为一个成熟的政党。
　　

中共七大轶事/李蓉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