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对中共七大的关注

李蓉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研究，是近30年来中国史学界取得的最有价值和收获的领域之一。中国共产党曾经在共产国际帮助、支持下成立，并宣布成为共产国际这个国际性政党组织的一员。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宣告中共正式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其下属的一个支部。
　　从此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一种上下级之间的直接工作关系。中国共产党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委会的一切决议，服从共产国际的统一领导。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下属支部，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这样重大的事情，当然要请示和报告，并争取共产国际的指导和支持。而共产国际也十分重视和关心中国共产党的七大，提出过相关意见和建议。
　　根据现有的文字材料，较早提出中共七大问题的是共产国际分管中国事务的领导人。共产国际是一个国际性的共产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参与其中并作为一个支部，共产国际对中共负有领导责任。中共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明文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由中央委员会得共产国际之同意后召集之”；“党的全国大会的临时大会之召集，必须经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之批准”。因中国白色恐怖严重，中共六大经共产国际同意后，于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
　　中共六大结束后不久，1928年10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写了一篇名为《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文章。其中谈到，中共六大并未准备通过党纲，因此才作出一项决议，委托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拟定党纲草案，以便经地方组织事先讨论后，提请第七次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米夫还指出：“不久前闭幕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极有利于中国党完成制定党纲任务。”以共产国际六大的纲领作为参考、起草后经地方党组织讨论的中共党纲，最后提交七大通过，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1928年11月12日，具体承担共产国际指导中国事务使命的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中国委员会宣告成立。据2002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8卷记载，它的任务十分明确：“预先仔细研究与中国工作有关的材料，以便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经常性的、定期的和系统的指导”。其中包括“制定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研究关于民族问题的材料，以便在以后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提出这个问题”。共产国际高度重视中共七大，积极为大会准备材料，督促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的制定。
　　中共筹备七大的过程中，曾认真考虑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中共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的全国大会是党的最高机关。按通常规例每年开会一次”。因此，1929年应该召开七大。从实际情况出发，中共中央于1929年7月写信给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定在莫斯科的同志负责起草党纲，以准备在1930年内召开七大。党纲起草委员会除了中共的瞿秋白、张国焘、余茂松、陆定一、王若飞、蔡和森以外，还有外国同志参加；瞿秋白还提出，中国方面参加的人应少一些，苏联同志多一些，所以提议由莫洛托夫、库西宁、米夫、沙发洛夫、瞿秋白、邓中夏、张国焘组成起草委员会。国际东方部还对召开七大的时间和地点提出了意见：暂定1930年七八月间仍然在莫斯科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请中共中央考虑决定。据《人物》杂志1997年第3期刊登的《陆定一与共产国际》一文所载，陆定一回忆，这个时候代表团的处境已经很困难，这件事情也就没有认真进行。
　　1931年1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参加和主持下，通过决议案，正式将召集七大作为全党“最不可延迟的任务”之一。之所以如此，是基于以下考虑：希望通过召开七大，保证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得到更好的贯彻执行，“要全党如一个人一样的一致在国际路线之下来斗争”。向忠发在关于《中央政治局报告》中强调：“为要使国际路线在中国党内得到根本的巩固，党现在就应开始准备七次大会。”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的不恭十分不满。为了更好地指挥中共，共产国际提出七大的问题，并强调七大要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召开。
　　共产国际代表在六届四中全会的结论中指出：“我们不但同意召集七次大会，而且认为非常需要的，并且要准备这一大会在苏区及非苏区内要有实际的准备，将一切经验得一总结，此会并且在国际的领导下来开”。共产国际代表甚至提出，七大召开的日期应在1930年的夏天。“七次大会在七八月中秘密条件允许之下，可以举行。”从上可见，共产国际对中共七大召开的急迫心情。
　　1938年3月任弼时奉命前往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的实际情况，阐明了以毛泽东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治路线，同时也说明了七大的准备情况。4月14日，他向共产国际提交书面报告，报告了准备召开的七大的大致时间、主要议程、代表人数等等。在这份发表于1985年第4期《文献和研究》的报告中，任弼时还写道：中共中央要求国际对第七次大会给以指示，并派代表指导七次大会工作。5月17日，任弼时在向共产国际的口头报告中又谈到：“为着总结过去十年的工作，和保证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中国党决定最近召集党的第七次大会，现在全党正在进行准备工作”。
　　七大真正进入了实际准备阶段，是1938年9月下旬召开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全会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决定加紧完成准备工作，在较短时间内召集七大。根据共产国际意见，七大的议程进行了部分调整。1937年12月会议决定大会的议程第一项就是“十年斗争的基本总结和当前斗争的基本方针”。而共产国际的意见则不同。1938年9月王稼祥回国后传达的共产国际意见是：中共七大要着重于实际问题，主要着重于抗战中的许多实际问题，不应花很久时间去争论过去十年内战中的问题。关于总结十年经验，共产国际认为要特别慎重。因此，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对七大的议程进行了调整，取消了原来的第一条即总结十年内战的内容。
　　共产国际对七大的议程有建议；中国共产党对这些建议经历了一个吸收、否定、再到创造性地吸收的变化过程。其中既有对共产国际指示的尊重和借鉴，又包含着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创新。特别是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后，同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各区党委的指示中指出：“我党七次大会时，即将总结我党22年的经验。”但到七大召开前，中共中央又决定不将历史决议提交七大，“以避免大会把重心放在历史问题上”，使七大“集中精力注意当前的问题”。应该说，毛泽东的解释和任弼时于1945年4月2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关于七大准备工作的通知》中所作的说明，即有从实际出发的考虑，也不排除当年共产国际意见的影响。
　　1939年9月，周恩来因骑马，将右臂摔成粉碎性骨折，延安条件所限，碎骨未能接好，不能活动，所以到莫斯科就医。在治疗的过程中，他通过口述让人整理，于12月29日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份5万多字的《中国问题备忘录》，详细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现状、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和特点，系统叙述了中共各方面的工作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工作。报告最后介绍了中共七大的准备工作：1937年底已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的准备委员会，准备1940年三四月份开会。
　　《中国问题备忘录》送给共产国际执委阅读后，周恩来又以此为基础，配以地图和图表，于1940年元旦当天开始，向共产国际作了一次汇报，题目是《中国问题》。汇报会进行了两天，每天八九个小时，全部由师哲口译。出席报告会的有：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秘书长哥特瓦尔德(捷克斯洛伐克人)、书记库西宁(芬兰人)、曼努伊尔斯基(苏联人)、拉科西(匈牙利人)、皮克(德国人)、陶里亚蒂(意大利人)，以及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和一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马尔梯、安东尼斯库、何塞·迪亚斯(西班牙人)、伊巴露丽(西班牙人)等，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冈野进(野坂参三)列席。
　　周恩来的报告，对共产国际了解中国情况，起了很好的作用。共产国际的书记们从未经历过也未听说过像中国这样独特的情况，他们听得津津有味，也很兴奋，但很多问题仍难以理解。他们弄不清也记不住中国的人名、地名，这还在其次，主要是对中国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特征和我党的对策、统一战线的什么又团结又斗争等等，早把他们绕糊涂了。所以散会后有人走到周恩来面前风趣地说：“恩来同志辛苦了，你讲的我们全知道了，但又全不明白!”这话很有代表性。不过还是西班牙一位同志说到了点子上，他说周的报告使我们更加相信：各国的事情只有各国人民自己才能解决。而这也正是周恩来千辛万苦准备了这次报告的重大收获!
　　此后，共产国际不再对中国的事情指手画脚，就连对周恩来这次报告所做的决议，都是非常审慎、字斟句酌、反复征求周恩来、任弼时的意见之后才做出的，极力避免有干涉中国事物的字句出现。周恩来在治伤出院后，还和共产国际一道研究了中共中央的干部问题，分析了中共党的干部状况，并就中共七大的召开时间及人事安排问题同共产国际进行了磋商。
　　在陆续听到中共对有关重要情况的报告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于1940年2月8日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干部问题的决议；3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在后一个决议中，对中共七大的组织和干部问题，共产国际特别指明两点：
　　第一，“党没有始终如一地贯彻布尔什维克的民主集中制和党内民主的原则(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特殊困难的环境中进行斗争造成的)。然而，党在11年之内没有举行过代表大会，也没有召开过一次全党的代表会，结果党中央委员会增聘了80%的委员和候补委员；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吸收无产阶级分子进入领导机关的决议未能执行(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内只有11%的工人)等等”。
　　第二，“中国共产党对于考察干部和提拔他们进领导机关的问题也没有给予应有注意。组织干部的工作——调查、考察、提拔和教育等，各项都做得不能令人满意。过去有大量叛徒混入党的领导机关就说明，在选拔领导干部时没有保证必要的审查，警惕性也不够高”。针对这种状况，共产国际决议提出四条“党最重要的任务”，其中第三条便是：“鉴于中国共产党即将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和选举领导机关，应该认真注意选拔经过考验的正派的人进入党的领导机关。”
　　这是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前，收到一个重要指示；也是共产国际在抗日战争期间向中共发出的重要指示之一。它对中共更好地加强民主集中制和党内民主，更加重视考察、选拔干部，搞好七大的选举具有积极影响。
　　与此同时，1940年3月，周恩来、邓颖超、任弼时、陈琮英、蔡畅等和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参加七大的代表师哲一起，从莫斯科回国。周恩来等回到延安后，根据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对七大议程进行了调整，将六届六中全会决定的由王明作组织报告改为周恩来(到七大召开时，又改为刘少奇)；同时由任弼时担任七大秘书长。这些举措都和共产国际有关。
　　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参加七大的师哲，1905年6月生，陕西省韩城县人。1925年参加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不久被选送苏联学习军事。1926年在基辅军校加入中国共产党旅俄支部。1927年毕业留校任中国留学生排长。1929年按照组织决定留在苏联学习保卫工作。1939年到共产国际担任任弼时的秘书。虽然他在苏联多年，已经结婚，有了妻儿，仍然渴望着回国工作。这次共产国际要他作代表参加中共七大，使他喜出望外。
　　师哲回忆，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都十分重视中共七大，决定派代表参加。但考虑到当时中共处于非执政党的地位，并受国民党敌视，如果派外国人到延安，会有诸多不便，而且由于语言障碍，难以全面了解中共七大。于是，季米特洛夫决定让师哲代表共产国际参加中共七大，会后“把七大精神原原本本带回”共产国际。于是，师哲与周恩来等人一起离开莫斯科回国。因为七大一再延迟，共产国际于1943年5月解散，师哲的使命也就到此结束。
　　共产国际1938年明确支持毛泽东在中共的领袖地位。1941年夏，季米特洛夫几次同在莫斯科的中国党校学生谈话，“中心内容是嘱咐这些学生回到中国以后要听毛泽东的意见，不能听其他什么路线的；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只有毛泽东是正确的。”到苏联学习、后来当选为七大代表的李士英还清晰地记得这一切。
　　毛泽东对共产国际也十分尊重。1941年秋冬之交，为了七大代表和中央委员的选举，毛泽东给“远方”(指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发电报，征询意见。电报说：中央争取早日召开七大，现在正在考虑七大代表并推荐第七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关于王明和李立三两位同志，虽然都是犯了错误的人，但中央仍准备提名王明为中央委员候选人；至于李立三，他在苏联犯的是什么错误?性质如何?是否影响他被推荐为中央委员候选人?望详告，以便参照考虑。电报发出很长时间后，共产国际复电，详细说明了李立三在苏联的表现，所犯错误的事实，以及被捕经过等，但对李立三可否作为中央委员候选人提名，则未表态。收到回电后，中共中央很快决定李立三为中央委员候选人。七大上，李立三当选为中央委员。
　　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共仍然和联共(布)保持密切联系。12月22日，原共产国际领导人、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国际宣传部部长的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写来一封信，指责中共中央在民族战争、统一战线和整风运动三个方面所实行的主要政策和工作。特别是批评中共“指控周恩来和王明执行了共产国际建议的民族战线政策，似乎因此他们将党引向了分裂，从而开展反对他们的运动，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像周恩来、王明这样的人，最好不要使他们离开党，而要保留他们并尽量为党的事业利用他们。”
　　如何处理这件棘手的事情呢?毛泽东采取既坚持原则，又维护友谊和团结的态度，于1944年1月2日向莫斯科发出电报，说明已收到季米持洛夫的信并表示真挚的敬意，同时说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中的任务、政策和基本原则，说明真实情况。毛泽东说，我们与周恩来的关系是好的，我们毫无把他开除出党的打算。周恩来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王明一直在从事各种反党活动。对此，所有高级干部都已得到了通报，但我们没有告诉一般党员，更没有通知非党群众。在党的高级干部讨论王明错误后，大家更加团结。随后，毛泽东还表示：“关于党内问题，我们的方针旨在团结。这一方针也同样适用于王明。由于在1943年下半年对党内形势做了工作，党的团结相当地改善了”。经过努力，这件事得到了妥善而成功的处理。
　　在1944年开始的筹备七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共产国际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革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苏联共产党的理论和经验对于中国共产党也有所帮助和启发。他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总的来说是功大过小，犹如玉皇大帝经常下雨，偶尔不下雨还是功大过小。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不能有今天的。他们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他们。”毛泽东还解释了为什么不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共产国际的问题，他说：这是“故意不提的。共产国际现在不存在了，我们也不把责任推给共产国际”。
　　1945年4月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回顾历史，充分肯定苏联革命的经验对中国革命产生的巨大作用。他指出：1914年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破坏性的、非正义的战争，“但是它也产生了积极的方面，就是出现了俄国十月革命，在很多国家中产生了共产党，很多国家的无产阶级产生了自己的先锋队，我们中国就是一个。”“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比飞机飞得还快”，“因为它走得这样快，所以一九一九年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就不同了。”在七大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没有十月革命，我们中国会不会有共产党呢?当然中国大批的无产阶级产生了以后，总会产生党的，所以不能说不会产生共产党，但要拖到什么时候才能产生，就不知道了。一九〇三年产生了布尔什维克，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就使得全世界历史改变了方向。一九二一年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就改变了方向，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就改变了方向”。“苏联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它产生了伟大无比的力量，产生了强大的红军和英勇的人民。苏联是全世界人民的领袖”。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强调：“苏联，毫无问题是朋友，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共产国际给予了很大的帮助。1921年召开的中共一大有共产国际代表出席并给予指导。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其“筹备工作主要由第三国际代表和二届中央委员会主持”。会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找各地代表特别是工人代表谈话，主要是交待和解释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同时，还向代表谈到了下届中央的组织安排，党章和决议的准备情况，并不厌其详地反复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做的理由。这说明共产国际代表参与中共三大准备等情况。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过的各种文件，是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人组成的起草委员会起草的，维经斯基还在会前审定了大会的基本材料、提纲等。1927年召开的中共五大，从确定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参加人数、议事日程，到起草大会纲领、决议等等，都是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进行。1928年召开的中共六大与共产国际(苏联)的关系更是密不可分。这也是党的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在国外、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国际重视和关心中共七大，也在筹备期间产生过重要影响。
　　中共中央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也注意争取其支持和理解。七大召开前夕，毛泽东把七大的准备工作、《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内容，都向原共产国际驻延安通讯员兼塔斯社记者孙平作了介绍，并让他旁听了七大。毛泽东还要求师哲，每天都要把当天大会的内容用俄语告诉孙平，以便让其了解七大。七大结束后，毛泽东专门把孙平找来，向他说明七大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还把七大的整套文件交给孙平，请他转交苏共中央。
　　1945年七大的召开，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次脱离共产国际(苏联)的指挥独立自主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客观上说，共产国际已经于1943年5月宣布解散；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也有了很大发展，并逐渐走上了成熟；从主观上说，毛泽东一贯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重要问题都由中国共产党自己作主。1939年2月，他在会见美国记者时表示：“中共在中国实行的纲领，是根据中国的需要，而不是不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统治。”毛泽东从来都不愿意让人牵着鼻子走，而是在独立自主的原则下争取外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熟、1943年5月共产国际的解散，七大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再也不像以往的六次代表大会，都由共产国际提供具体帮助、指导甚至全部包办。七大的召开，和前六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已经迥然不同，从议程的确定到大会的进行、从大会的文件包括政治报告、新党章的起草和通过，到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全部是中国共产党依靠自身力量完成的，这在党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
　　

中共七大轶事/李蓉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