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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蒋介石的文化观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
齐燕铭
蒋介石先生在中国抗战将满六周年的时候写了一本书——《中国之命运》。这里面对于中国文化特别强调所谓“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中华民族固有德性”、“中国文化固有的系统”。这种思想是蒋介石先生哲学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实际上也就代表着抗战以来国民党文化政策的总结及今后国民党文化政策的总方向。
任何人都会了解：今天中国的革命文化，是人民大众反抗日本法西斯强盗侵略战争的文化，而不是其它；现在居然有人高唱什么“中国固有文化”，按其实际又只是中国化了的法西斯主义文化，而且这种论调竟出于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先生!这就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关系中国之命运的大问题，使人不能缄默的问题；我愿在此提出我的意见。
(一)
“一定的文化(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于一定的社会的政治经济”(毛泽东同志)社会的历史是一部新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的历史，也就是新旧社会斗争的历史，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于是发生了新旧文化的斗争。
我们并不抹杀一个民族历史上文化的优良传统。五四时代对于中国旧文化一切否定的态度，仅在其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的意义。而在今天，我们对于中国这样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文化，则认为应该接受数千年人民大众艰辛创造的丰富灿烂的成果，“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毛泽东)，将它变为新文化的组成部分，以服务于反法西斯侵略的战争与建立三民主义新中国的伟大事业。这是我们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根本态度。
从中国的古代史到近代史，曾经有过无数为民族争生存坚持反抗异族侵略的民族英雄，有过无数为历史求进步、为人民争自由而进行反专制压迫斗争的革命者，有过无数在学术理论战线上进行反对独裁、压迫、黑暗、愚昧、迷信的思想家，有过无数在科学技术上贡献了增进人类幸福的发明家……这一切都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一定要发扬。相反地，另外一面也有不少的暴君奸臣卖国贼特务走狗之流，进行着破坏与出卖民族利益的勾当，和压迫屠杀人民阻碍社会进步的罪行。他们是中国文化的黑暗面。中华民族正是由于有了这群败类，曾无数次地陷于危亡灾难和痛苦。我们对于这种中国文化的恶劣传统，一定要予以打击消灭，使之永远不得翻身!
对于中国文化只有这样了解，才是合乎历史客观实际的科学的了解；只有这样批判地接受中国固有文化，才能有利于中华民族的解放和自由，才能与人民大众的利益一致。
我们根据这个标准来看一看《中国之命运》一书是怎样地构成所谓“中国固有文化”的理论和其怎样地体现了中国化的法西斯主义的实质。
(二)
《中国之命运》上面说：
“这一部悠久的历史基于中华民族固有的德性，复发扬中华民族崇高的文化，我们知道中国国民道德的教条，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而中国立国的纲维为礼义廉耻……。”(页九)
又说：
“以言民族固有精神，则中国智仁勇三达德及其所以行此达德的诚字，实为我民族德性的结晶。”(页一三一)
在这里所说崇高的文化最基本的东西只是一些抽象的超物质的空洞的德性。
实际说来：德性，也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的产物。数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及其御用的学者曾是不断地以抽象的神秘的教条圣洁的格言掩饰其阶级剥削的实质。“臣罪当诛，天王圣明”之谓忠，“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之谓孝。在具体的意义上来解释，忠孝云者，不过是国与家的统治者(君、父)对于被统治者(臣、子)要求的一种绝对服从的义务。“仁者爱人”岂不是绝佳的德性?但依孔子解释，仁者是要“克己复礼”，而礼则又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一套封建秩序。可见任何抽象的道德教条在封建社会里便有适合于封建秩序的剥削内容，因此对于这些产生于封建社会曾作为封建统治工具的道德教条——如“四维”、“八德”之类，只有给予历史的批判，赋予革命的民主的具体内容，才能成为合乎当前民族利益的美德，否则仍将为反革命利用，作为压迫人民的武器与背叛民族利益的掩体。
即以所谓三达德——智仁勇而论，翻成白话不过是聪明、仁爱、勇敢而已。任何人也不会反对聪明、仁爱和勇敢。只是我们要问：你的聪明是用于打垮法西斯强盗为人民大众谋幸福呢?还是用之于压迫人民言论出版自由欺骗谋杀青年以及反共特务的内奸政策呢?你的仁爱是施于被敌蹂躏、灾荒饥馑、流离失所的千万万同胞呢?还是施之于投敌叛国党、军大员的民族败类呢?你的勇敢是表现于对日本法西斯强盗作战上呢?还是表现于进攻抗日民主政治的边区和解决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上面呢?——前者与后者，是爱国与卖国、抗日与汉奸的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但智仁勇的德性并不能作为何去何从的标准，相反地只有抗日团结民主才能作为智仁勇德性的标准。
《中国之命运》的作者蒋介石所说作为中华民族固有文化的基本的德性只是中国过去封建社会作为封建统治工具的所谓“德性”。这种抽象地笼统地不加批判地离开当前革命斗争的实际而谈“民族固有的德性”、“中国固有的文化”，实质上就是企图以空洞的概念来掩护叛变民族利益的内容，是企图以德性的美名来玩弄颠倒是非指鹿为马的戏法。事实的表现就是：以实行三民主义为“封建割据”，以民主自由为“个人私欲”，以反共磨擦解散共产党为“精诚团结”，以宣布抗日的新四军为“叛军”，而对叛国投敌的国民党二十位中委三十三位将领曲予原宥为“至诚至公”!在这里我们发现中国固有文化中最坏的德性!
(三)
《中国之命运》的作者蒋介石对于中国固有文化极力强调它善于融和其他民族的作用：
“能以我悠久博大的文化，融和四邻的宗族。”(页五)并且这种“悠久博大”的文化还“自有其固有的系统”，“中国能够吸收各种文化和学术而融会贯通，就是以这个固有系统为中心的。”(页七〇)
中国历史在鸦片战争以前长期停滞在封建社会的阶段，因而封建文化也是长期地统治着中国的历史。这里所谓“悠久博大的文化”实际上也就是中国封建文化的“雅称”。
的确，在中国历史上，汉族以及其他许多民族由于同居域内在经济文化上相互影响而有同化的事实；的确，也由于汉族在经济与文化上比较先进而使许多民族接受了汉族的文化。但不可忽略的是在这其间还存在残酷的斗争。
即如北方游牧民族曾数次以强大的武力侵略和统治了中国的领土一部或全部，在这上面曾以中国文化来统治中国人民，所谓“苻秦与元魏虽统一黄河流域……莫不袭中国的衣冠，行中国的政教。”(页三)“他们(契丹女真)虽先后入据中原，然他们仍先后浸润于中原的文化之中”(页四)等历史的里面，还存在中国人民在异族奴役下的惨痛事实，还存在中国人民反抗奴役的民族战争的事实。虽然这些民族在中国居住既久逐渐汉化，这是由于汉族经济文化比较先进而又经过残酷斗争的结果，与什么“融和四邻的德性”是毫不相干的!
《中国之命运》的作者蒋介石在这里不但曲解了中国的历史，而且掩盖一部分历史的真实，来指定中华民族文化的特点是善于“融和”，所谓“融和的动力是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合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页二)那只是闭目不见事实的呓语。
其实这已是老一套了。在抗战以前，日寇加紧侵略的时节，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日寇第五纵队的民族败类们已经高唱过民族同化的论调，以掩盖他们妥协投降的罪行，为不抵抗主义做理论根据。并且事实上，在人家武力侵略，我们“文化融和”之下断送了不少的国土了，这都是彰明昭著的历史惨痛的经验。汪精卫等不足怪，现在蒋先生居然也将这种已经欺人无效的滥调笔之于书，著之于《中国之命运》开宗明义第一章，岂非咄咄怪事!
(四)
《中国之命运》的作者蒋介石不但彻头彻尾地拥护着封建文化(所谓“中国固有文化”)，而且对于中国往古的封建社会(所谓“固有的社会组织”)也致以心向神往的赞美：
“中国固有的社会组织，在血统方面，由身而家而族，在地域方面，由家而保甲而乡社。由个人日常生活的箴规，推而至于家，则有家礼，有家训，推而至于族，有族谱，有族规，在保甲有保约，在乡社则有乡约和社规。其自治的精神可以举修齐的实效而不符法的干涉，其互助的道德，可以谋公众的福利而不待政府的督促，言教育则有乡校和社学，言赈济则有义田和义庄，言积谷备荒则有社仓的储蓄，言防盗缉奸则有保甲的连坐，乃至堤防沟洫道路河川无不由乡社的财务以从事于修筑和疏浚。孟子所谓‘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所谓‘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礼运所谓‘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理想常活跃于中国固有的现实社会之中，而表现其具体的成绩。”(页六一——六二)
这一大段对中国封建社会美丽幻景的描写，我们不去一一评论，总括来说：这里是把儒家所说封建社会理想的标准当做历史的事实，而把真正历史事实中的农民遭受残酷的剥削，史不绝书的蝗旱歉荒，无数次农民起义及统治者血腥的屠杀……完全予以掩盖了。其次，一切封建秩序得到毫无条件的赞扬(家训，族规，保约……)，而一切专制淫威、穷奢极欲、焚书坑儒、男盗女娼，以至蒸母、盗嫂、宫女、娈童，男子腐刑、女子缠足、父子兄弟妻妾相砍杀等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则完全隐讳了。甚至在另外一处还说：“国家建设的基层在乡社，因之我们中国国体虽久为君主，而民本民治的精神实贯注于民间。”(页一三六)原来中国数千年来的封建社会的人民已经得到广泛的民主(普及乡社不可不谓广泛矣)，孙中山先生还要闹什么民权主义，岂不成为无理取闹!盖此即所以《中国之命运》不得不作之理由也欤?
(五)
我们要问：究竟为什么《中国之命运》的作者对于中国封建文化以及中国的封建秩序有如此的深情厚意呢?为什么在中国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现在偏偏来“发思古之幽情”呢?关于这个道理，马克思在论《英国在印度的统治》里面就已经答复得很清楚：
“这些闭关自守的村社，无论其怎样纯良，它们始终是东方专制政体的稳固基础，它们使人们的理智拘泥于最狭隘的范围内，把理智变成迷信的驯服工具，使它们服从传统惯例，使它不发生影响，使它不能努力于历史上的活动。”
迷信、驯服、愚昧、安分，是专制政治下人民最好的德性，而“传统惯例”就是专制政治下最好的文化，这就是中国的法西斯主义者所以高唱“中国固有文化”的基本原因了。
所谓“中国固有文化”，实质上只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础上以中国封建文化改装了的法西斯主义。在血统上应该是希特勒、墨索里尼与东条法西斯匪帮所养出来的一个宗支。不过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这个特点在中国化。同时，有时也不免带着一副“捉襟见肘”的可怜相。
我们且把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和这一个中国化的法西斯主义比较一下吧：
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是以“反赤化”、“反对纵容赤化”为理由来进行反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而中国化的法西斯主义则以“使中国的文化陷于支离破碎的风气”为理由来反对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了。
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用“亚利安种族至上”来蔑视其它国家和民族，而中国化了的法西斯主义则以“中国固有文化至上”或说“中国固有人生哲学经孔子的创导，孟子的阐扬，汉儒的训释，自成崇高的体系，比之世界任何派别哲学有过之无不及”(页六九)来代替“种族优越论”了。
不过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是向世界发动了侵略战争的，而中国的法西斯主义只好靠了“文化融和”来代替“武力侵略”了。这是表现了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派的阿Q精神。
不过，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公开地宣布了其法西斯主义的“哲学”、政纲。而中国化的法西斯主义虽然有时替希、墨二公捧捧场，而有时就不敢明目张胆地宣布自己的法西斯主义，只能以“中国固有文化”伪装偷运了。这是表现了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软弱与胆怯。
中国抗战的六年是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六年，同时中国在全世界人类反对法西斯侵略战争中，又是签字于华盛顿公约的同盟国家的一员。居今日而谈小国的文化，只能是人民大众反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文化。这种文化里面不能有丝毫法西斯的成份，因为我们的战争是反法西斯的战争，同时也不能有丝毫反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成份，因为这个战争正是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合作的战争，并且在战后还要合作建立和平民主的新世界。
在今日的中国文化中如果加以丝毫法西斯主义的臭味，——不论如何伪装，那末这种文化必为日寇所欢迎。观之同盟社对于《中国之命运》已经称赞为“其论述之方向，是没有错误的，但由日本观之，它只是重复了已为‘帝国’声明说尽了的大东亚新秩序论，迎合大亚细亚主义，抄袭汪精卫之和平建国论。”(七月十三日同盟社电)由此可见，在中国而想建立法西斯主义，其最后结果必至走入投降的前途。
为了中国的命运，为了民族的前途，我们坚决反对这种以“中国固有文化”伪装了的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文化；我们并应号召全国人民反对这种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文化，有了这种文化中国就会亡国。
(载民国三十二年八月九日《解放日报》)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 第五辑/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