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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教育界暨各分区专员座谈边区国民教育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
为纪念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运动第十七周年，本月十九日(星期日)徐特立同志及教育厅柳厅长特联名召集了边区国民教育座谈会，交换对过去与今后边区教育工作的意见。到会者有徐老、吴老、林主席、李副主席、柳厅长、贺副厅长、绥德分区杨专员、陇东分区马专员、三边分区罗专员、关中分区张专员、延安马市长、延市完小吴校长、延安师范霍校长、张宗麟、范文澜、齐燕铭、周扬、吕骥、李卓然、乔木等各界人士以及教育厅全体工作人员。徐特立同志宣布开会，在致词中介绍了生活教育运动的许多值得学习的优点，指出陶先生的精神是“面向群众，实事求是”；陶先生极重视中国农民的问题，他亲自走到农村中去，主张对农民的教育要走上门去教，可惜在大后方的困难条件下，陶先生的工作始终无法获得应有的成绩。柳厅长说陶先生的作风是浓厚的实际精神，因此在边区发扬他的精神，就要从边区实际出发，来办边区人民的教育。张宗麟先生继起发言，他指出边区的国民教育是广泛的群众教育。他主张教育工作的方式、教材等都必须依照老百姓的生活情况和需要而灵活变更，他举出小先生制在边区运用的例子：延川一个小先生利用空闲时间拉话的方式，在半年内教会了七个学生识字，其中一个竟识到一千二百字之多，而另一个小先生则因不善于估计具体条件、具体对象，致工作受到挫折。
绥德改造了学校干部和教材
接着是各分区专员讲话，绥德分区扬副专员说，边区对于国民教育有较优越的条件，所以办理得较有成绩，但以前仍有和社会实际脱离的缺点，如教员不与学生家长接触，学生回家与家庭关系不好，课程不适合群众生活需要，学生连秤都不认识，学校领导人在群众中没有信仰等等，他们研究了这些缺点，然后定出了新的方针，即学校要与劳动、社会、政府、家庭相结合(关于这方针的具体内容，请参看本报三月十一日第一版新闻，此处不重复)。为着实现这方针，第一就要改造领导，首先改变他们的思想，使他们知道办学校是要为人民服务，教育干部自己要从新受教育，学习掌握与实际有联系的教材。其次要改造课程内容，要教珠算之类有实用价值的课以及有关边区政治生活的课程，如政府的政策法令，农业累进税以及农工商业的常识等等；要教学生和家庭搞好，帮助家庭的生产节约，帮助男女老幼的和睦团结，建立模范家庭；要组织学生的生产，如绥师附小今年即计划生产二百余万元(每人每年生产小米约五斗)。这些办法，都是深得群众拥护的。
三边学生增加 陇东提倡小学民办
三边罗专员提出过去学校有缺点，群众有不愿送子弟入学的现象，第一是因为怕妨害生产增加负担；第二是教材内容不适合群众的习惯和要求。去年丰收后，生活富裕，学生就增加了，学校□□又解决一部分伙食问题，减轻家里的供给负担，也使学生家里觉得很好。因此要使学校发展，必须有生产做基础，同时要研究教育方针，使适合群众的需要，要使学校与当地社会结合，现在老百姓要自己办学，政府要予以帮助和领导。此外，三边回民从四一年起，还办了一所伊斯兰小学，以后要更好地帮助他们发展，可对增进回汉团结发生很大的作用。
马专员的发言系统地叙述了陇东国民教育的发展过程，过去陇东人民文化程度很低，群众对于文化的提高不很重视。四零年以来渐渐有了进步，但在建设国民教育过程中遇到许多困难，如群众把读书看做公家人的事，不让子弟进学校，教员缺乏，课程不实际，教授法陈旧，设备太简陋等。四二年高干会后，各县都加紧注意领导，进行许多改革，课程方面，增加了珠算，学习写契约，打收据，开路条，以及生产知识等项，并且选了解放日报上的十几篇文章为教材。因为学生所学的东西是实用的，就得到了学生家长的欢迎，例如华池有一个学生的父亲，就到处夸耀说：“我的儿子现在会打算盘了!”在学生生活方面，提倡生产劳作，女学生打毛衣。学生组织学生会的活动，配合政府的号召如拥军减租等工作。今年开学以后的方针，第一是，一定要把完小办好，有些地方由县长来兼校长，以加强领导。另外，每区办一学校，选地方上有信仰的人来负责，地方人办学，情况熟悉，经验多，容易办好，例如曲子劳动英雄孙万福，虽然不识字，仍能把学校办好，这叫做“要打田中虎，离不了地上土”。其次，动员学生，要好好劝导，在这方面乡级干部都实行了竞赛，最重要的是教职员要与家长密切联系，常给家长报告学生情况，这样建立起信仰来，群众自然愿意送子弟入学校。再次要开展私学和冬学，私学是老百姓自动办的，政府应该加以帮助和领导。只要群众办学校的积极性发动起来，力量比政府大得多，办法也比政府多得多，这是教育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毛主席对文艺运动中普及与提高关系的指示，一样可以应用。
关中社会教育与群众生产结合
张专员继起谈到关中分区的情形：关中过去地主剥削厉害，人民文化生活的基础很差，过去很多办学校的同志，又只求完成数目字，忽视质量的提高，学校成绩未能令人满意。但现在情形已经不同，群众的认识有了转变。以前学生曾需要强迫动员，现在却能够自动入学，二师学生入学，还经过考试，各县校址，都容纳不了群众送来的新生。这主要是因为具体解决了生产与入学的矛盾。我们在学校里实行精简，按群众供给能力及小孩文化程度来收容学生，宁可减少数量，提高质量，把五个完小合并为四个，二师减去二三十人。谈到社会教育，四三年关中有两件新的东西：第一，社会教育和群众生产结合：如庙湾唐将班子休息时由书班读报，读本班子的新闻，大大提高了群众的生产情绪和政治认识；第二，八一剧团的活动，对群众的教育作用极大。马栏二乡的一个农民看了剧团的一部叫关中四杰的戏，回去就努力组织了唐将班子，并且去找县上的同志说：“请你也把我编在戏里吧!”白塬村有一个二流子，转变得不算很好，只计划开八亩地，剧团把他的事编在戏里，但把他写得比较好些，他看后回去就把自己的计划改为二十八亩，说：“再不多开荒，不但对不起政府，也对不起剧团!”谈到谁来办学校的问题，张专员的意见是：完小师范由政府办好，但中心小学以民办为好，这样群众可以更加关心一些。
延市东西区都要求办学校
马市长把延市的教育分为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两部分来谈：学校教育，以前学生真是难于动员，现在却到处有群众要求送小孩入学念书，东西区每区每乡都要求办学校，政府决定在孟家湾办学，裘庄曾提出意见，要求办在自己村里，说：“咱们要创造模范乡，不办一个学校还能成，”结果决定两处都办。完小有三百二十多学生，校址已经住不下，幼稚班一百多都是新来的。群众热烈要求办学校的原因是：一、经济发展了；二、对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认识提高了(特别是在防奸大会后)，以前怕读书变成公家人的错误认识改变了；三、学校教育方针有了改变，和实际结合。学生回家，不和家庭对立。女的能纺线线，并且会讲出一套道理，使家长非常高兴。社会教育方面，民教馆的夜学有一个新的创造：由商人及商会会长等出来任教员，教给社会生活中所需要的知识，如学开路条，写信、记账、珠算等，群众非常高兴。此外，去年的防奸大会，劳动英雄大会，反二流于大会以及今年的秧歌队活动，都是很大的社会教育。枣园的变工队今年完成最早，上山也最早，就是因为看了秧歌队演吴满有村里动员起来的故事，群众说：“吴家枣园也是一个枣园，咱们也是一个枣园，为啥能落后?”
完小校长吴汉章老先生自述他的教学经验，是要认真教，不在多，“好好的教得学生会认会写，家长看他改变了，自然就一传十，十传百的说好。”“我也提倡珠算，学开条子的格式”。“现在学生有了礼节，女的组织纺织，家长看见这样，就自动愿意送来入学。但现在学校容不下，这个困难要解决。”
延安师范校长霍仲年同志说到过去学校方针的错误，是使学生和实际脱离，和家庭对立，和地方区、乡、干部、老百姓搞不到一起，学生回家，老百姓找他们写合同等，他们不会。教员对边区情形不了解，讲课时举例不切实际。这些都在改正中。延师的地方干部班，已提出要求解决困难，现在要根据实际需要来教课，如开路条，打报告，写通讯，珠算、科学卫生常识、政策法令等都是必修的课程。
最后由柳厅长归纳大家的意见说：今天的会，在方向上大家的意见是一致了，国民教育在各分区都有了转变，大家都赞成绥德分区的学校和劳动、社会、政府、家庭结合的方案。政府办学，因力量、干部韵限制，因此提议除完小仍由政府办外，其余普通小学要大量提倡民办。
(民国三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解放日报》)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 第五辑/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