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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一个连队的墙报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
郝凤文
去年七月末，十六团九连在山上锄草，干部在家整风。二十九号午睡时候，刘士超同志和支部委员等在一起闲拉，谈到“报纸的作用”的时候，他们想：干部不在，咱们连上要是出个墙报，对工作会起推动作用的。说着，丁长兴同志就写了个“不睡午觉去锄草”，杨天俊他们三个每人都写了两篇，总共凑了十几篇稿子，他们就爬在地上编写起来了。午睡将过，报纸出版了，贴在烧水锅跟前的大杏树上。
半下午，同志们都来喝开水，看到报纸，就围了一圈来看。大家兴奋的说：“干部不在这里，还能受到表扬哩!”同志们的情绪更高了，虽然干部不在，出了力上级也会知道，墙报就是功劳簿，人人都可以上。
报纸出了四期，看的人就渐渐少了，就是识字的人，也只用眼瞟瞟过去了。投稿的人也没从前多了，只有两三个同志还勉强写些稿子。这样，办报同志的热情也没有开始时高啦。
为此，连首长特别向大家解释了墙报的意义，并在群众中发动了“征求意见”的运动，这才找到以下几点原因：
一、字写得潦草，大小不一，字行弯曲，距离不整齐，排版乱，读时不易找到头尾。
二、稿子太长，空话很多，比如什么“金黄色的土，发须的草”，一个短小的材料得用几百个字去罗嗦，有时两三篇稿子就把全版给占满了。
三、简笔字太多，认字少的同志看不懂。
四、退稿马虎，不用的稿子，潦潦草草批上一句就打回去了，没说清什么原因，引起许多积极投稿同志的不满。
五、不虚心接受群众意见，李成祥同志提“报纸最好简单通俗一点，才看得懂”，不但没有被采纳，反而说他“多嘴多舌”。
六、是几个战士自愿搞起来的，开始时行政上对墙报的领导及帮助不够。
大家讲了对墙报的意见，并提了很多积极的改进方法。王培谋等提出墙报要简单明瞭，少写一点，一看就懂。不识字的杨二胖、张光全等说：上面配些画，字看不下来，也能猜他个七八成是啥意思。武歧山提出不用的稿子，叫他本人来，告诉他稿子的缺点及应该怎样写。这样，投稿的入学到了写稿方法，无论稿子用不用，都是高兴的。
根据这些意见，墙报稿子简短扼要了，光写事实，取消空洞话，一般的稿子不超过一百字。另外，标题上都插小图一幅，并配上各种颜色，人像大家要求画得要同本人一样，一次报上画了个“张长安扛椽”，压得他嘴张多大，弯着腰走，战士看到都说：“一样无二，不看字就知道是谁扛椽啦!”墙报并采用了群众的口头语和方言。一个连队的战士籍贯不复杂，同时生活在一起，用他们共同的口头语和方言来写，读起来就亲切、生动得多。
墙报走了群众路线，改变作风以后，大家又都喜欢看了。不等出版就围成一圈抢着看，甚至睡了觉，有的同志还把报纸拿在灯光下看。别的连队的同志和老百姓也有很多来看报的。
不识字的同志，看到人家都能上报说话，他们也急啦。杨二胖不睡午觉到三排去搜集材料，回来用嘴说，叫刘士超给他写。老炊事员张克明和厨房几个同志合写了一篇“王祥斌归队工作”在墙报上发表了，班上同志惊奇的说：“厨房的同志也写起稿来了!”这样，一个影响一个，写稿成了浪潮，大家都抢着找材料写。
每天休息时间，游戏时间，两人一组，三人一群，口说的，手写的，到处都是，连队里流行这么一句话：“报纸是咱的，看谁说话多。”无论谁给谁“挑战”、写信，都少不了每月写稿几篇这一条。行政上不但号召大家多写稿，并多发灯油，解决写稿的困难。
“烽火报”出版四十六期，总共收到稿件六百九十八篇，刊登六百五十六篇，好稿子送到团报的有二百四十篇，大都登出来了，送旅“反攻报”的五篇，登了三篇；送“部队生活”二十六篇，登了八篇。
稿子的数量增多了，有的质量就差了，比如张三给李四端碗水也是篇稿子。还有个别的同志，用讽刺口气来写，象“×班是模范，发生病员同样是模范”等。
为了提高稿件质量，纠正新偏向，在军人大会上产生一个编辑小组，公推干部二人，党员二人，非党员二人，办报的一人参加。每篇稿子都经过大家讨论，有什么优缺点，该登不该登，谁的该合编，谁的该专登。有一篇批评李成祥爱和别人吵嘴的稿子。登出来后，大家看了都说：“李成祥工作很好，就是有这个爱吵嘴的毛病。”李成祥看了，自己检讨一下，汇报时对班长说：“我以后非改不可。”有些人爱和人辩个嘴，这时也警惕了，说：“可不敢胡闹，就是连首长不说咱，大家同志也不依你了。”这样，有些好犯小毛病的同志，无形中克服了。
有些才学写稿的同志，稿子内容比较空洞，象“某同志，学文化，非常用心，不但积极，同时还帮助别人学文化，并且学文化不怕困难，而且抽时间学文化。”碰到这样的稿子，编辑同志就给他再调查点具体事实，增加进去，把不必要的字句删去，刊登出来，然后再找他本人谈，把发表出来的稿子和他原来的底稿对照，告诉他应该怎样写。王福清就是把改过的自己的稿子抄在本子上，作参考的。
大家都给墙报写稿子，每个同志工作及学习的成绩和进步，都能得到及时应有的表扬，所以人人都争着“上墙报”。
冬训中表扬了三保跳木马以后，他高兴得很，他觉得出了力应该落个好。冬训中，把爱吵嘴，说怪话的毛病也克服了。冬训结束时，他被奖为团的特等射手，而全连也获得“射击模范连”的光荣称号。
青年战士王玉花，向青年小队长汇报的时候，常常发生争吵。三排同志简单的认为王玉花不对，写了篇稿子给“烽火报”，批评王玉花不该和小队长吵嘴。编辑组收到稿子后，刘读金、杨天俊两个人提醒说：“王玉花虽然和青年队长吵，这里面恐怕还有别的原因，不能怨一方面，必须把事实弄清楚再登出来。”于是，编辑组的同志分散到班内搜集大家的意见，最后把原因找出来了。原来，王克文平时不找王玉花，对王玉花态度不大好，王玉花心想：“你不叫我，我就不汇报”。两人有了成见，所以时常争吵。编辑组把稿子改写了一下，把两个人的缺点都具体指出来。稿子登出来，两个人都心服，并恳切的做了自我检讨，在小队会议上互相说出自己不对的地方，以后，两个人的关系就好起来了。
投稿的人越来越多，文化学习的热情也跟着高起来了。刘读金、王丕谋、杨天俊等识字多的专门学作文，提高写作能力；杨天俊每天作一篇文，请人改了，自己去研究里边的窍门；李金峰、张克明等识字少的，用“别字”练习写稿，登出以后再学上面的生字；识字最少的，学联句子，如“吃罢饭，上山开荒。不休息，干到天黑。”
报纸一贴出去，大家都拿着本子去学上面的字。张日恒和梁二良，见有生动的材料，就抄到自己本子上，作学习的材料。文化学习和墙报有密切的配合，采取做啥写啥、念啥学啥、看啥就报道啥的方法。
过去连上有三十个不会动笔写稿的，现在只有十一个不会动笔，可是会用嘴说。很多同志都是在有了墙报以后，练习写起来的。
现在每个月墙报能收到八十多篇稿子，有五个基本通讯员，十四个一般通讯员，连上百分之九十六的同志都写过稿子。
(民国三十四年七月三日《解放日报》)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 第五辑/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