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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甘宁边区做工会工作的日子里
刘泽西
一九三五年七月间，我被调离西北军事委员会，到瓦窑堡筹办军委被服厂。当时军委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正在到处逮捕人。刘志丹、高岗、朱子修、刘汉武也被逮捕起来，形势很恐怖。一天，我正主持召开支部大会，红二十五军到被服厂来了三个人，有个叫黄永徽的用枪指着我，说我是改组派的头，不几天他们就来厂里逮我，可是把人抓错了。以后，我去找中共陕北特委高长久、马明方，经特委同意，于十月初，调我到陕甘晋省工会筹备委员会工作。过了几天，中共中央率工农红军长征到达瓦窑堡。不久，就成立了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并且把陕甘晋省工会筹委会改为陕北省总工会筹委会。
十二月间，我被调到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工作，地址在瓦窑堡米粮山上温家院里。当时，刘少奇同志就住在这里。他是党中央领导人之一，还担任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委员长的职务。全总西北执行局当时有三十多人。高长久是组织部部长，我当组织干事，朱学辉是国家企业部部长，管瑞才是社会经济部部长，蔡乾是文化教育部部长，刘群仙是女工部部长。
温家院是一家姓温财主的院子。院内有两排窑洞，每排三孔，刘少奇同志就住在上排中间的一孔，既是办公室，又是卧室。内部陈设非常简单，一个土炕，一张旧桌子，一把椅子。几条长板凳，是作为开会和接待客人用的。窑洞中间放着一个木炭盆，是少奇同志烧开水和取暖用的。少奇同志白天在这里紧张地处理文件或研究工作，夜晚没有会议的时候，就刻苦读书，直到深夜才睡觉。他经常对我们说：你们多数是工人、农民出身，过去很穷，没有念书的机会，今天在革命队伍里，就要好好识字、学文化。你们出身好，立场坚定，但没有文化不行，没有文化就搞不好革命工作。听了少奇同志的教导，我们都下决心学习。有好多原来不识字的同志，经过长期努力，慢慢地也能看报纸，看文件和写信了。少奇同志很注意同志间的团结。他多次讲：陕北的同志和长征到来的同志要搞好团结，只有搞好团结，大家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才能战胜敌人，搞好革命工作。少奇同志的话，使我们很受感动，很受教育。我们对长征到来的同志，从首长到勤务员，都热情对待；长征过来的同志对当地干部也十分亲热。大家互相关心，互相照顾，团结和睦，努力工作。
一九三五年底，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同志作了著名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刘少奇同志也多次给我们作形势任务的报告，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我国东北三省后，进一步加紧了对我国的侵略。现在平津危急……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战争目的是企图变我国为殖民地，灭亡我国……。”他号召大家发动群众，搞好统一战线，团结抗日，收复失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刘少奇同志对陕北工会工作非常重视。他常指示我们：要把煤炭工人、小手工业者和其他工人都组织起来。他说：“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是骨干力量，要保护工人的利益和权利，有些穷苦的要救济”等等。那时候，安定和陕北其他一些地方已有许多煤窑在开采，由于土法采煤，工人劳动强度很大，劳动一天，全身乌黑，只有牙齿才是白的，所以，少奇同志特别强调要重视煤炭工人的安全和福利问题。有一次，他把我和几个同志叫去，一连谈了两个晚上都是讲如何改善工人工作条件问题。
大约到了十二月底，少奇同志抽了四五个同志，组织起进延安的工作组，准备接收延安，叫我任组长。一连两三个晚上，少奇同志在麻油灯下给我们布置工作任务。第一个任务是到延安后，首先要调查了解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的情况；第二个任务是组织工会，把延安的工人组织起来；第三个任务是设法和西安等大中城市取得联系，开展白区的工运工作。少奇同志每次向我们讲话，总要提到反对剥削，反对压迫，保护工人利益。他反复强调工人是革命的骨干，要重视开展工人运动，组织工会等等。但后来进延安的时间因故推迟了。
一九三六年春，中央决定调少奇同志去白区工作。出发前的一天晚上，他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工会工作。我和高长久等几个同志一起参加了汇报会议。在书记处，我们见了总书记洛甫(张闻天)、组织部长罗迈(李维汉)、宣传部长吴亮平。少奇将我们几个人向几位领导同志作了介绍，他们和我们一一握手。书记处的办公桌上放着两盏煤油灯，少奇同志认真、细致地汇报了工运工作，听取了书记处的指示。少奇同志对革命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又一次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育。
随后，中共陕北省委决定从工会抽几个人参加省委工作队。朱学辉被派到神木工作队，管瑞才和我被派到佳吴工作队。我们到吴堡组织了佳县工委，高述先是工委书记，我是组织部长，白宝山是宣传部长。到一九三六年七月，山西阎锡山军队过来了，吴堡守不住，我们和吴堡县委就退了出来。这时我身患痢疾，身体很虚弱，骑着马又回到了瓦窑堡。
就在这时候，蒋介石命令张学良进攻瓦窑堡。为了团结抗日，党中央主动退出瓦窑堡。撤退前的一天半夜，我睡得迷迷糊糊，全总西北执行局派徐联珍同志来口头通知撤离。他是南方人，说话我不懂，没在意。到天快明时，只听见街上人走马叫乱哄哄的，一问才知道中央要撤退。这时郭洪涛来了，他说昨晚就通知撤退，为什么还不走。他发脾气说：“工会解散，自找出路!”这时，工会同志有的跑到清涧，有的跑到延川，都去找县工会。我没去处，到了西门，可巧碰上中央的罗迈等同志正向城外撤退，我就随中央退到保安，和西北执行局刘群仙接上头，她分配我在执行局搞秘书工作。我当时已经重病在身，实在不能坚持工作，就请了两月病假。病养好后，我又被调到陕北省工会。省工会这时候撤退在安塞县谭家营，只剩了三个人。省工会主任是惠子俊。那里有三个窑洞，省委和工会在一块，一边窑洞是省委书记郭洪涛，他调走后，书记是马明方；另一边窑洞是省委组织部长王大成。我们工会住在中间的一个窑洞里。不久，陕北省工会又从安塞谭家营迁到延安盘龙。省工会主任由高长久担任，我任组织部长，乔鼎铭任秘书长，后来李子厚来了，他任劳动保护部部长。
一九三八年春节前后，组织上又派我到神木，负责由神木到延长这一段的黄河水手的动员工作。任务是在黄河沿岸各个渡口，调查了解黄河水手工会的组织情况，动员水手工人参加抗日，支援前线。我由延安骑马到绥德、佳县、神木、府谷，骑的马累死了。我只得从佳县步行到神木。当我从神木动身时，分区司令员黄罗斌又给了我一匹马，我就沿着黄河沿岸，到了沙峁、西斗峪、万和峪、佳县城、谭家营、峪口、木头峪、荷叶坪、螅蜊峪、岔上、川口、宋家川、河口、延水关、凉水岸、交口、赤峰镇、宜川狗头山等地，在各个渡口组织起黄河水手工会，会员有几百人。一般一条船就有一个工会小组，每个组九个人，小组长由我们任命。为了做好黄河水手的组织动员工作，对有些生活困难的老梢公，我们都设法给予救济。黄河水手工人和我们工会干部关系很好，主动为我们放哨、送信、做饭，看见我们鞋袜烂了，还主动给我们缝补。不论在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中，黄河水手为革命运送部队、粮食、弹药，做出了很大贡献。
(王建楼、艾鹏根据本人录音整理)
1985年8月7日
注：刘泽西同志原任陕甘宁边区总工会组织部副部长，离休前任甘肃省人民政府顾问、中共甘肃省顾问委员会常委。
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下册）/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选编，—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