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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办工厂的经过
沈鸿
到延安去为抗日尽力
我幼年家贫，连小学也没上完。1919年到上海虹口区一家洋布店里当学徒。这一年，爆发了“五四”运动，民主革命的思想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一面做工，一面自学。当时，我读过报刊上登载的许多好文章，《申报》副刊《常识》栏里发表的科学常识我更是每期必读，慢慢地产生了“工业救国”的思想。可是，这条路怎么走?我心中无数。我们布店旁边有几家机器厂，下班以后我就跑去看，时间长了，我对机器有了爱好，就买了几本讲汽车修理方法的书籍来读，也读一些机械方面的书。26岁那年，我离开洋布店，和几个朋友筹款开办了一个小机器厂，开始只生产锁子，销路不错，后来工厂逐渐扩大，由五六个人扩大到30多人，我也当上了技师。
在国民党时期，我们国家很落后，工业特别落后，帝国主义都来欺侮我们。当时我读过马克思传，读过有关苏联建设的书，对社会主义苏联的强盛很佩服。“九一八”事变后，我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痛恨卖国的军阀，也痛恨蒋介石打内战。日本人占领上海时，我把一部分机器迁到武汉，想为抗战尽力。我想：国难当头，爱国应该是每一个人的天职。可是，当我们向武汉国民党当局要求工作，想为抗日出点力时，竟没人理睬我们。一个朋友告诉我，延安是坚持抗日的，在那里，人人都有工作做。于是，我们就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找到了为抗战尽力的地方。1938年2月，我们经过许多艰苦，克服许多困难，终于带了十部机器到了延安。同我一块到延安的有七个工人，他们是：黄海霖、陈绍力、宋廷良、姜载愉、曹金木、沈保全和吴璜。这些同志现在都还活着，都是领导干部，都是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骨干。我们带的十部机器，是工作“母机”，有车床、刨床、铣床、钻床，是制造机器的机器。
当时，边区政府的工业政策，是奖励并保护实业家来边区发展工业。所以，我一到延安，就受到了党中央领导同志的热情关注。我到了延安，就像到了自己的家，处处感到很温暖，感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友爱，和旧社会的尔虞我诈相比，完全是两个天地。
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
陕北这个地方，向来是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的区域，没有一点工业基础，一般日用品也得靠外地供应，人民群众生活十分艰苦。自1935年底红军长征到陕北后，才有了一些小规模的被服厂、印刷厂、军事修械所等，总共不到300名工人。过去有个延长油厂，是外国人投资开采的，由于抽不出石油，他们败兴走了。还听说过去曾来过一些专家，想开辟这块工业上的荒地，可是一看实际情况，都摇着头走了。
我是有思想准备的，这些苦我不怕。但是，我担心同来的一些青年同志没有吃苦的思想准备，我就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加上当时延安人人向上的精神影响，这些青年人，不但都安心工作，而且努力学习，成了今天建设工业的有用人才。像赵占魁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同志，他非常朴素和勤劳勇敢。他执行生产任务非常坚决，平时很关心群众的利益，爱护革命的财产，特别是在遵守劳动纪律，团结全厂职工方面更为突出。他始终如一地用新的劳动态度对待新的劳动。所以，我们一致选他为劳动模范。解放以后，他一直是全国总工会的执行委员，担任过陕西省总工会副主席，1966年，我到西安还去看过他一次。边区赵占魁式的劳动模范可多啦!如袁广发、孙云龙、贾国兴、苟在朝、王海河、杨双庆、王国初、张宪武、柳云贵、李凤莲等等，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当年延安虽然很穷很苦，可是人的精神状态都很好，都是一心抗日，一心干革命，所以大家合作得很好。
我到延安去还带了两箱科技书籍，如机械工程手册，化学工业大全，这些书，是我们搞技术的本钱。有人问我，陕甘宁边区的科学技术史你们当年是怎样写的?他们指的是在那样艰苦困难的条件下，那么多的东西是怎么搞出来的?我回答说，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1938年，边区开始了公营工业建设。建厂首先要机器设备，我们机器厂就给他们制造和改造设备。化学工厂做火药要用三酸(硫酸、硝酸、盐酸)也得有机器，我们和钱志道总工程师经过研究和试制，还是做出来了。制造机器，生产手榴弹和迫击炮弹得有铁，炼铁要有炼铁炉，我和徐驰同志依靠大伙，群策群力，把炼铁炉搞出来了。我们建的那个炼铁炉，很不经济，一烧起来，炉顶上火苗喷得四五米高。到了晚上，把整个大砭沟照得通红，在附近的党校同学都跑来看热闹，问那是什么玩艺?冒那么高的火苗。我们说是炼铁炉，大家都哈哈大笑。是呀，这么大的火苗喷出去，是个大浪费。可是，没有办法，我们是摸索着干的，就这样，一天终于能炼出一吨多铁了。当时，有些人看不起这些土家伙，提出要搞洋玩艺，搞大军工计划，结果受到毛主席的批评。毛主席叫我去谈这个事，还把他写的文章《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草稿给我看。毛主席说，有些同志不顾此时此地的具体条件，空嚷发展，例如要求建设重工业，提出大盐业计划，大军工计划，都是不切实际的，不能采用。这篇文章后来编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里。在边区那种条件下，怎么能搞大军工呢?能做出汽车，做出坦克，做出机关炮吗?那是办不到的。可是，我们可以造手榴弹，迫击炮和步枪。朱总司令说，我们有了这些东西，可以换来好多东西，我们的迫击炮可以换来敌人的山炮嘛!现在有的同志不爱听我谈这些，他们不愿讲爱国主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把钱看的过重，如果我们老是向钱看，我们这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又有什么区别呢?这个问题值得大家深思啊!我们当年在延安，可没有向钱看，而是向前看。当时工人的工资最高只有二十八元，我和军工局局长李强的津贴只有二十元。当时的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一天想的只是怎样用矿石变成铁，用铁变成枪炮，用三酸变成火药，用棉花变成布，用马兰草变成纸，用骨头、木柴造成火柴，用牛羊油和石碱造成肥皂，用老机器制造更多的新机器……。我们想的是增加生产，支援抗战，建设边区，保卫边区，提高人民生活，而这些我们都实现了，是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奋斗出来的。
重视人才，培养人才
人才要德才兼备，缺一不算人才。你有才，艰苦地方你不去，钱少你不干，重活脏活你不沾，那叫什么人才?特等劳动英雄赵占魁同志对革命贡献那么大，他的好思想，好作风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模范工程师钱志道、模范厂长陈振夏的好思想，好作风，也不是先天带来的，主要是由于他们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这样一个崇高的目标作动力，加上党中央、边区政府和边区工会组织重视人才，注意发挥他们的特长，才取得成绩的。
毛主席一贯反对一无所知，一无所能的“空头革命家”。号召我们学习工业化的各种知识。当时，延安非常重视培养人才，不但党、政府和企业办了各种学校，培养训练了政工干部、管理干部和技术工人，工会还组织大家业余学习。赵占魁是个技术熟练的工人，他还到工人学校、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熟练工人孙云龙是子弹股的股长，技术是拔尖的，也到党校去学习。自然科学院的学生，也都来工厂边劳动边学习，李强同志兼任过自然科学院院长，工程师徐驰担任过军工局的教育科长，都给学生讲过课。有人说，边区是新中国的雏型，这话很对。解放后，边区培养出来的人才，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油田、机械制造企业、纺织联合企业、化学工厂、这些企业中哪一个没有当年的延安人?!没有从各抗日根据地出来的人?!现在有的工厂滥发奖金，这要小心，钱不能滥发，滥发了有副作用，那不是培养人才，而是害了人才。当年在延安也发过奖金，奖励劳动模范，但那时主要还是讲共产主义精神，讲艰苦奋斗。
当时，边区工会的工作很活跃，主要是做思想工作，做教育人、培养人的工作。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邓发同志、张浩同志、李颉伯同志；边区总工会主席毛齐华同志，还有陈希文、陈用文、章萍同志，都是常来我们厂的熟客。邓发同志来到工厂就找干部和工人谈话，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觉悟，和积极分子在一起研究制定个人生产计划。毛齐华同志还亲自找我这个党外人士谈话，怕我吃不了苦，做思想疏导工作。我们厂也有个别工人表现不好，甚至怠工的，工会同志就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帮助他们从落后变成了先进。赵占魁同志的模范事迹，也是工会同志发现后总结推广的。我的思想不断提高，是与工会同志的帮助分不开的。
1944年5月26日，西北局、边区政府在交际处召开技术人员座谈会，到会的工程师、技师和管理干部五十多人，陈振夏、钱志道、林华、朱次复和我都参加了，中央和边区管工业的领导同志陈云、邓发、贺龙、贾拓夫、李强等都出席了会议。会议主要是号召工业技术人员回到工业战线上来。我们发表一些意见后(注：沈鸿同志在会上提出，在边区有一批有工业技术知识的同志，他们的岗位不在工业部门，这种现象在目前实现工业品全面自给的时候，应该改过来。把这一批专家吸收进来，我们的全面自给就有了更大的保证。)，到会的领导同志都分别讲了话，提出要迅速集中专门技术人才，分配到各部门的工厂去。还提出一些具体办法：一是登报号召；二是各党支部进行调查登记；三是到会技术人员提供名单。会后就进行了登记。
群众是英雄，实践出真知
陕甘宁边区的工运史怎样写呢?我看得写整个边区的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支援抗战、建设边区的事迹，千万不能突出写一个人，因为事情是大家干的，不能归功某一个人。军工局局长李强是正牌的大学生，留学苏联的。他在苏联当过工程师，是搞无线电的，有过创造。但他对我这个卖布出身、自学成才的工程师很器重，没有一点看不起我的地方。我们机器厂的干部、工程师、工人都平等相待，互相尊重，有困难共同研究克服，有任务坚决完成，因此一个五百人的机器厂，干出了那么多的产品。
在抗日战争初期，我们八路军主要是打游击战。跟着部队走的修械所，修理机器太大，太笨重，不好搬运。前方把意见反映到中央军委，军工局局长李强来找我，问我怎么办?要做这么小的机器，书里没有，我们找群众商量，让大家出主意。你提一条建议，他提两条建议，我们很快就做出了四台一套的小机器。其中一台小车床，一台小刨床，一台小钻床，一台小铣床。四台机器用两个毛驴一驮，就把一个修械所全搬家了。这些机器的动力也很简单，只需找到汽车上一个小后牙包，用一头牛一牵，轮子一发动就转起来啦，也就是说一匹牛力就可以解决问题。我们做了三十套这样的机器送往前方，前方修械所的同志们非常欢迎。以后我们还做了很多小机器，现在到延安去找，一部也找不到了。我看了中国(军事)历史博物馆，里边有我们机器厂做的一部小刨床。看了实物，想想当年，对照现在，的确感到我们那个小机器厂了不起。
1942年，边区《解放日报》印刷的纸张是用马兰草制的，没有办法压光，纸是毛的，印出来的字看不清。李强同志来找我们。我们和工人们一起想办法，经过努力就把问题解决了。后来，我们又接受了生产油墨的任务，经过三个月努力也把生产油墨的机器制造出来了。在试制时，要做一个不到百公斤重的辊子，淬火问题解决不了。工人刘伟(现在大连车轴厂厂长)跑来找我，说河边有个坑，河水也凉，能不能把加热炉弄到河边去，加温以后放到河里去淬火。我去看了一下地形，当天就同大家干起来，很快就把问题解决了。
在延安工业战线上，涌现了许多英雄人物，他们敢想敢干，什么困难都不怕，对革命事业有很大的贡献。后来，他们一部分到东北、华北根据地去办工业；一部分跟王震同志南下，开辟新的根据地；解放后又有一批人去了大西北，建设起西北工业。这些同志对我们今天的工业发展，做出了贡献。这个时期的延安工人，后来有的榜上有名，有的榜上没名。榜上没名的也是英雄。比如，我们做手榴弹、炮弹很危险，发生过爆炸，不少人受了伤，但大家都不怕，坚持生产。当年炼铁非常艰苦，也非常紧张，好多人煤气中毒。我也中过煤气毒。中了煤气毒怎么办?在地上铺一块席子，睡他一夜就好了。我们不能因为光荣榜上没有名就把他们忘掉了，那是不公平的。应该说，延安时期的工人群众都是英雄，他们的光荣业绩，我们应该赞颂，应该继承。
(王建楼、胡琳、姚玉龙整理)
1983年9月15日
注：沈鸿同志原任陕甘宁边区工艺实习厂总工程师，现任国家机械工业部顾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下册）/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选编，—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