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文献辑录 > 史料汇编 > 陕北革命根据地

[上一记录] [下一记录]

历史文献——黄子文关于陕北党组织状况的报告*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


  (1932年2月18日)
  陕北特委在1930年以前,都是归西安省委①指导。1930〔年〕北方局成立,改陕西省委为西安特委,陕北特委也直属北方局。后来北方局改组成河北省委,西安特委因交通上的关系,又改组成省委直属中央,但是陕北特委也因交通关系——到北平须9天,到西安15—18天,仍然属河北省委。1931年因特委感觉指导的不灵活,提议归山西特委指导或另组省委。这提议还没多久,即大破坏了一次。待他们恢复的差不多,河北省委和山西特委都完全破坏了,各方关系都告完结,多半年来和西安、河北、山西都没有关系,一直到现在还不知他们到底属哪里。
  陕北在民国十六年②统计,23县有党、团员约1400多人,民国二十年③约1100多人,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详细的统计。据特委负责人说,目前约有500多人。党、团的成份约十分之七是农民,十分之二是知识分子,十分之一是士兵。
  过去他们的工作,只是注意到发展,一切斗争只是〔在〕学校中还做过,农村中很少。虽然过去绥德县有过打蛋厂,但是都没深入即告消灭。一切的群众组织都没有,虽然名义上有反帝会、互济会,至今反帝会还没人负责,更说不上有群众了。互济会只米脂一县有五六人,还是过去开除了的旧县委。1930年大破坏以前,特委的工作完全在教育界。寒假及暑假之初,他们万分地忙,甲县要几个中学教员,乙地要小学的,丙地要女子的,一直到开学放假,特委也就放了假。因为工作分配完了,各人都去就职了,这样一来,有好多的都以能在教育界谋事情而入党。所以当时党的干部完全是知识分子,而且地主豪绅的子弟占了十分之八九。你拉你的相好,我叫我的知音,发展非常之快,客观上造成了党的组织公开和许多纠纷。同时他们回家又把自己的佃农、雇农发展成党员,他们都是县区或支部的书记,在一切党的会议上,宣传和鼓动的口号只是清谈的材料,要是的确成为斗争时便与自己利益冲突了。所以在米脂县大破〔坏〕后,农民党员说把他们捉去真好了,我们能出头了,自己干了,我们可想而知工作的大概了。这样情形又造成了党的组织忽大忽小的不定形态,因为某一知识分子消极或反动,他所指导下的党部都完了。所以党的统计始终不能的确,党的干部,陕北找不出担负特委工作的人来,都是河北或西安派去的。
  1931年4月间,陕西国民党的省党部派了几个清共委员到陕北,捉住了我们公开的组织情形,大肆破坏,结果知识分子党员30多人反动了一大部分。没捉住的都逃跑了,整个组织形成混乱的状况。河北省委派去的几个人摸不着头绪,一直到现在农村支部找见和整理起来的约十分之二三,城市支部一二个,兵士支部完全没有了,团的工作始终建立不起来。同时教育界的交椅也被地主豪绅夺去了,党的工作也就由知识分子的身〔上〕一步一步地转向农民身上,由不定的形态慢慢地固定了。不过在表面上看来没有以前“红火”了。
  陕北特委目前的工作是一个极艰苦的阶段,旧的知识分子的干部完全没有了,新的农民干部工作能力又缺乏,多不能独立工作。反动分子和叛徒到处都是,他们都以破坏组织在统治阶级面前买好,恢复教育界上的地位。省委派去的数人都是外路人,到处没办法站足,农村中语言上的困难。过去他们的经费都是教育局学校中弄到的,现在失去了教育界,经费也就失掉了来源,穷的连一个秘书机关都没法建立。一切的文件都是用手写。党的各种文件更没法得到,他们现在看到的是1931年红五月工作决议案、组织决议案,苏维埃组织法是从山西特委处带去的。在陕北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榆林、米脂、绥德都没法站足,他们将特委数人搬到横山县,连报纸也见不到,即使能见到也是在15日以后。所以“九·一八”事件发生后,他们对这些情形仅能从一般的传说和《大公报》得的一点消息,至今还没确定反帝的中心任务。全国党的生活和工农斗争情形更是远之千里了。特委一直到支部政治认识都是在水平线下。
  因为山西特委接二连三的破坏,也影响到他们。去年12月间又破坏一次,捉去特委常委1人和几个党员,23县都下命令捉其余的2个常委,他们才秘密起来,工作又告了暂时停止。过去的特委都是利用的教育界,普遍23县的工作,据说只有1县没有组织。自破坏后新特委的计划以无定河川为中心,因为陕北的政治和经济中心都在无定河沿岸,也是中心农业区域。其他各地在农村中多是三家五家的零星农村,还是半游牧式的生活,市镇也很少。大概在榆林、镇川堡有几个支部,在米脂有二三个支部,在绥德有3个支部,在佳县有3个支部。其他各地都是零散的党员和不健全的支部,大都在农村中,所以他们目前最需要的是能找到本地的几个干部,用小职业保护,来往农村加紧他们的巡视工作,帮助他们支部的工作。因为社会关系太简单,外处人到农村中太没办法,同时也容易引起统治阶级的注意。其次也需要同上级指导机关发生密切关系,经常不断的供给他们工作材料,供给他们的斗争经验,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使他们的工作转变到新的路线。长此上级不闻不问,他们的工作的确成了很大的问题。其余关于解决游击队问题和红军问题,对于“九·一八”的认识,以及特委本身的一切决定,我想另写一个详细报告。
  黄〇〇④ 负责报告
  2月18日
  *本文按陕西省档案馆保存的复制件刊印。标题是本书编者加的。
  注释:
  ① 西安省委,指中共陕西省委。
  ② 民国十六年,即公历1927年。
  ③ 民国二十年,即公历1931年。
  ④ 黄〇〇,指黄子文。
  

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您是第 位访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