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回忆陕北党的活动情况*—1

崔田夫

　　1928年夏季，党派崔田民、崔世荣等在铁茄坪村发展党员，建立农村支部。崔世荣首先给我谈了入党条件和目的，介绍我入了党。不久，我介绍雷合、王正候、崔正富、崔正冉、崔正全、崔正杰、崔得权、崔文运、崔玉珍、韩生杰等8人入党，并正式成立了党、团支部。我任党支部书记，崔田民任团支部书记。党、团机关都设在铁茄坪小学。为了掩护党、团机关，我们成立了学校董事会，我和老秀才崔继民任会长，成员有崔玉德、崔正民、崔凤鸣，教员是崔田民、崔德才等。
　　发动群众要义仓粮
　　1929年二月，在绥德召开党代表大会，县委书记周发源，委员霍维德、马明方、刘汉武，团县委书记马文瑞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研究决定成立南区委员会，任命刘汉武为区委书记，崔田夫为宣传委员，崔得权为组织委员，崔田民为团区委书记。三月，在区委的领导下，绥德发动南区62个村的群众，进行了要义仓粮的斗争。首先成立斗争委员会，崔田夫、崔正富、崔正岭、崔正冉、崔正杰、韩生杰等人为委员，领导这次斗争。起初海满坪村的方继盛、王国士领导本村的30多人向仓正要粮吃，刚吃了几天，仓正害怕，向区长薛运通报告，薛运通又向国民党当局报告说“共产党领导几百人到处抢粮，军队不来，就要造反了。”国民党当局遂派营长带兵1连，来到薛家峁镇。广大群众在区党委的领导下，不但没有被国民党军队的镇压所吓倒，反而更加英勇地开展斗争。要吃义仓粮的群众迅速由100多人猛增为1000多人，由其他几个仓正带领，来到薛家峁镇，向薛运通要义仓粮。营长见群众声势浩大，便问：“谁把你们领来的?”众答是仓正。又转问仓正：“你为何将这1000多人领来呢?”仓正答：“10年前，薛运通卖了62个村的义仓粮，现在灾荒太大，群众无法生活，几次向薛老总要粮，他不仅不给，而且还搬来军队，因此，要粮的群众就猛增到1000多人。”薛运通见势不妙，心想出来解围，被要粮的群众拉住就打，薛被迫答应给每人1斤粮，并允诺5天内还完粮。不到2小时，又来了600人要义仓粮，薛运通只好又答应每人增添1斤粮。斗争至止，我们经过研究，随即动员各村派三五人到绥德城去要粮。县长问道：“你们200人进城是谁带的头?”众答：“都是领头的。”县长要大家散开，此时几百人团结如一，蜂拥而上，吓的官兵也不敢打，只得用威胁的手段吓唬人们，后给了些盘费，群众方回去。
　　时隔5日，群众又汇集到薛家峁镇向薛要粮，薛偷跑到榆林坪村，人们赶到榆林坪村时，薛站在山顶上吼叫：“你们谁敢上来，我就拉着一块跳崖。”众人商议后，仍回到薛家峁去，又经过一番斗争，薛答应再给每人1斤粮。薛运通虽然暂时给群众让步了，但他根本不甘心，当晚又给县长报告说：“要粮者由几十人增加到几千人，一定有共产党的领导。”次日，县长到薛家峁镇，向薛运通了解“有无学生参加?”“是谁把这些人带来的?”薛回答没有学生，是仓正带来的。县长又问：“仓正中有无共产党?”薛说：“仓正中无共产党。”县长把6个仓正叫来质问，均答是方继盛、王国士领来的。县长叫方、王也参加研究，经再三询问，均答复为：群众为了活命，推举方、王和仓正数人领头，来要吃义仓粮的，未见有任何共产党的组织活动。县长查无下落，大发雷霆，质问薛运通，究竟谁是共产党，其组织又设在哪里。薛无可回答。最后，经商议，又答应每人暂给3斤粮。
　　经区委和支部讨论，听取了大多数群众的意见，当晚通知南区62个村的群众，按人领粮。各村的粮领完后不久，天连下大雨，旱情解除，要义仓粮的活动也就暂时停止了。
　　1929年以后，不但贫雇农和国民党政府、军阀、地主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就连中农和不少富农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日趋恶化，每年打下来的粮食不够交纳苛捐杂税，群众处于水深火热的悲惨境地。绥清党组织和南区党委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总结了南区62个村的群众要义仓粮的经验，组织铁茄坪、雷家崄一带的农民群众，抗拒国民党政府衙役征收捐税的活动，使县、区衙役在铁茄坪一带的征收行动受到很大的阻碍，不仅征不到钱粮，而且到处碰壁，连饭也不容易吃上。斗争胜利结束后，不久，刘汉武离开南区，我接任区委书记。
　　*本文是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根据崔田夫1943年3月写的自述和1959年1月11日的谈话记录等材料节录整理的，文内的“月份”均系阴历。
　　

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