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陕北党团特委的有关革命活动情况*

张文华

　　1929年9月，党、团陕西省委决定我任团陕北特委书记兼党的陕北特委常委，与此同时，中共陕西省委也决定苏士杰任陕北特委常委。我们一道去陕北工作。
　　现就记忆所及，把两个特委，重点是团特委这一时期主要活动概述于后。
　　一、1929年10月或11月初，我和苏士杰带上党、团省委分别以私人举荐青年教师名义写的介绍信和110块大洋的盘费，离开渭南北行。为了行动方便，我们取道山西，先徒步至蒲州，然后乘汽车抵介休，再雇一辆马拉轿车，西渡黄河到吴堡宋家川。
　　按照党省委的事先安排，我们首先和绥德义合镇的霍世杰接上了头。霍曾在广州农运讲习所学习过，他领我们到了绥德完小，找到了党的县委书记马瑞生。马迅速派交通员赴榆林，通知党的陕北特委常委李子常(即李力果)安排我们两人到榆后的事宜。随后，马给我们弄来两头骆驼，兼程前往，5天后到达榆林。在一家小旅店里，李子常打发李文芳来接通了关系。苏士杰被安置在榆林中学任教，我被安排在榆林中学举办的平民夜校住宿(没有弄到公开的社会职业)。
　　这时期陕北共青团的组织力量是较强大的，组织机构也比较健全。当时，陕北团特委常委有5人：贾拓夫、李文芳、刘澜涛、刘公亭。我接任了贾拓夫的书记职务，又兼管士兵运动。陕北20多县中，一部分县团员数量大，如米脂、清涧、佳县、神木、府谷、绥德等县，建立了共青团县委；榆林和延安建立了区委。记得负责人有：绥德团县委书记马文瑞、米脂团县委书记常应黎(即常黎夫)、延安团区委书记李馥花。力量小的如安边、定边、靖边、吴堡、横山等县，没有设立县一级的组织。此外，黄陵、洛川、甘泉、宜君、宜川、安定(今子长)、保安(今志丹)、延川、延长等县，直接与延安区委发生关系，有的建立了县委，有的建立了支部。由于我在职时间短暂，又相隔区委这一层机构，情况不十分明了。这是我任职时，陕北团组织的基本状况。
　　二、我到榆林后不几天，在榆林中学参加了一次党的特委常委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特委书记吉国祯、组织部长苏士杰、宣传部长李子常和我。一到会，大家首先传阅了中央发的关于严禁共产党人吃喝嫖赌的一封指示信。而原来陕北特委代理书记杨国栋，就是因为乱搞两性关系和吃喝打牌被撤职的。
　　会议主要研究确定党、团员要加强非党群众的工作，使其向党、团组织靠拢；党、团要分别举办积极分子训练班，学习和贯彻“六大”精神。这个训练班到第二年就在榆中办起来了，共办了3期，每期六七人。
　　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这天，在杨国栋曾住过的一个居民家里，召开了一次团特委常委会议。贾拓夫、刘澜涛、李文芳、刘公亭和我都参加了。为了安全，会议以打麻将为掩护，边打边谈，整整开了一个通宵。为了贯彻中央关于地下工作要达到职业化和社会化的指示，会议决定必须赶在学校放寒假之前，聘请下一届教师时，尽可能多安排些党员和团员，以利开展工作。因为当时团的力量比党大，革命活动的对象又大都是学生，所以团特委才讨论了这个问题。
　　12月12日左右，我又参加了一次党特委常委会议，地点仍在榆中。除几名常委出席会议外，刘澜涛也参加了会议，专门做记录。会议主要内容是纪念广州起义2周年，会上通过的纪念宣言，阐明广州暴动意义重大。记得有这样几句话：工人的斧头，农民的锄头，士兵的枪头，联合起来，推翻了广州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创造了自己的政府。宣言的落款是广暴纪念筹备会。
　　宣言草就后，大家对如何散发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多数人认为，不召开群众大会，也不召开党、团员大会，更不能在街道上乱撒。应该通过党、团组织有系统地层层向下传达，还可以通过邮局把油印件寄出去。其理由是陕北不同于上海或西安，弄不好则暴露了自己。
　　会毕，我们紧接着又在杨国栋住过的居民家中，召开了一次团特委常委会议，讨论团组织如何配合行动。此外，会议研究决定我去米脂、佳县，贾拓夫去神木、府谷巡视工作。
　　三、寒假前夕，我徒步到达米脂县城，在东门里一所小学校找到常应黎。他的社会职业是教师，该校仅有两名教师，另一名也是共青团员。一天晚上，就在这所小学，常应黎主持召开了团县委常委会议。除常本人外，还有县委宣传李仲英(李俊藻)、组织毕维周。会议研究了县委的日常工作，我也顺便传达了“六大”会议精神。
　　放寒假后，在米脂县立完小又召开了一次团县委常委会议。米脂党的负责人、完小校长高仰云参加了会。会上，县委提出我是否到下层去看看。因此我便和杜洪章(榆中学生，米脂人)一起到了镇川堡完小。本打算在这里召开一次团支部会议，但因学校放假，无法找人，我们只好找个别农民了解一下灾情之年的生活情况。
　　春节之前，我又到了佳县，在佳县完小找到了魏幼武(即魏小立)。我把贾拓夫写的私人介绍函给他，信中写着：“小立：我的知己朋友，特别问候您。他生活有困难，因是关中人，请您帮助。”魏见信，已知其中意思，悄悄地告诉我：“团县委在离县城30里的木头峪镇，书记在小学任教。”于是我没在县城停留，即刻起身到了木头峪小学，找到团县委书记苗乐山。苗为我安排了住宿后，就把佳县团组织的分布情况向我谈了，还谈到大旱之年光景不佳，农民生活极其困苦。
　　1930年1月29日(阴历腊月三十日)，由于我关节炎发作，只好骑上苗乐山弄到的毛驴到了乌龙堡团支部。支部负责人是王振华，他还是团县委的常委。随后又到了高起家坬，住在王振华的家里。在这儿我参加过一次团支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七八个人，主要讨论了团组织要动员群众，反对地方税收部门苛收宰羊税。
　　约在2月13日前(阴历正月十五日前)，我返回米脂，见了毕维周、刘澜涛和杜洪章。刘告诉我说：榆中校长马济川(党员)被撤职了。新任校长柳砚琛，究竟政治上如何，还摸不着深浅。目前党、团特委在榆林活动比较困难。
　　我和刘不敢在米脂停留，赶紧返回榆林，方知马济川已调绥师任校长去了，并发现榆中门口有一个带枪的士兵站岗。这时寒假已过，学生都来上课。我偷偷地问一个学生道：“这岗哨是怎回事?”学生说：“是老井(岳秀)来看杜(斌丞)先生。”当时我并不理解杜先生为什么回榆林来。只知道杜是进步人士，而井则相反。至于党、团组织暴露问题，我回来后才觉得可能井岳秀注意我们了，但问题不很大。
　　四、1930年2月中旬，有一位叫张东皎的地下党员从甘肃来到榆林。他是甘肃杂牌军王子元部的副官，来榆林后找到刘公亭，问党、团组织是否给王部派人。因为我们同张比较生疏，所以没有和他有更多的接触。
　　此期间，团特委曾给甘军苏雨生师刘志丹补充团派了8个人去搞兵运工作。其中有张秀山、刘维洲等。
　　2月下旬，因为榆中校长马济川已到绥师任校长，而吉国祯和苏士杰去绥师当教员，要保持职业的合法化，不得不决定党、团特委迁往绥德，仅留我一个人在榆林继续工作。但我考虑到没有一个公开的社会职业难以呆下去，遂通过井岳秀部的书记、原渭阳中学同学唐士杰作保，到榆林私立职业中学应用化学科学习，公开身份是学生。职中虽有6名团员，但没有发生过关系。
　　与此同时，井岳秀组织了一个军官教育团，旨在训练所属部队的基层干部，学员300人。当时，陆续来军官教育团受训的就有我们的党、团员80多人，组织了一个秘密支部，支部书记是姜海龙(今名姜兆莹，现在渭南县油脂公司工作)、组织委员姓崔、宣传委员姓马。他们直接和我发生关系。为了便于工作，于是我自己决定，教育团中的团员一律转了党。
　　此外，井岳秀炮兵营有一个秘密党支部，党员13人，也和我发生过关系。
　　4月初，党的省委书记杜衡来榆巡视工作。他首先召集榆林团区委在红石峡开了一次会，到会委员有榆中的吴乃贤、石作奇、王家星，私立职业中学也来了两人。会上，杜首先指示要加强对手工业(主要指织毯和皮革)工人的教育；要在井岳秀兵工厂建立共青团组织；榆中的团组织要协助私立职中和女子第3师范发展团员等。其次，谈到筹建陕北学生联合会问题时，杜说：榆中要尽快选派学生代表，先去绥师，然后再去延安四中联系。会议研究确定，榆中的石作奇和刘文春(非团学生)，为陕北学联代表。
　　会后，两位代表即去了绥德。我陪着杜衡来到米脂。杜在这里召集了一次党的县委负责同志会议，专门研究大旱之后如何抗捐税问题。高仰云在会上说：“抗捐抗税，人家说咱是捣乱分子。”杜听了对高很不满意，认为高不适合当县委书记，当即决定党的县委书记团的县委书记由毕维周担任。其实，高的话仅仅是一般谈谈而已，结果杜一怒之下，高就被撤换了。
　　过了几天，我又陪杜到绥德，首先见到吉国祯和刘澜涛。杜提议让贾拓夫和刘公亭去西安团省委工作，我表示同意。在此，我曾召集过两次绥德团县委常委会议，布置组织陕北学生联合会的工作。马文瑞、马子章等均到了会。
　　此外，杜衡决定马上召开一次陕北党的特委扩大会议，并指示吉国祯筹备一下。
　　4月间，陕北党特委在绥德合龙山的一个小茅草亭里召开了会议，到会的除杜衡外，有吉国祯、苏士杰和我，还有清涧县委书记师应三、府谷县委书记白明善、佳县县委书记苗乐山等10余人。延安党的区委负责人李馥华报到后，因他同国民党员王维汉同行，杜不让他听会。
　　杜衡在会上做了职工运动、士兵运动、妇女运动等共12条指示。同时决定在榆林发动一场红5月运动，召集群众大会，纪念“五一”和“五四”，着我即赴榆林。我说北上不如南下。他问为什么?我说：延安有参加过渭华起义的尹保民和李锦峰，尹在高双成旅当兵，李在后九殿的大刀队任队长。杜坚决不允许我去延安。
　　会议结束后，我只得北上榆林，分别于“五一”和“五四”召开了两次群众纪念大会。此后井岳秀曾派人到私立职中查询我的情况，迫使我也提高了警觉。
　　7月间，我因公到绥德团特委，这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迎接新的革命高潮，举行全国武装起义，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传到了陕北。在这种形势下，党的省委和团委在人事上也做了一番调整。一天，党省委发来一封有线电报，内容是：“凤洲(即吉国祯)、缄三(即我)速回西安。”接电后，我即迅速离开绥德。自此，陕北团特委的活动就不知道了。
　　(1981年6月9日，黄钟奇整理)
　　*本文本书编者有删节。

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