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忆红四支队和红十五支队*

慕生忠

　　我的家乡吴堡，是一个南北40公里长、东西20公里宽的小县。在党的领导下，在陕北游击战争的影响下，吴堡人民的革命斗争又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1930年，吴堡党组织的负责人慕生桂交给我一项工作，要我了解和调查吴堡的社会经济状况。我花了不少时间，走了许多村庄和城镇，调查了一些地主老财的政治、经济状况和他们的社会关系，掌握了有关吴堡社会情况的第一手资料。这一项工作受到党组织和慕生桂的称赞。1933年慕生桂介绍我入了党。不久吴堡的北区建立了党的区委，南区和中区联合建立了中心支部，中心支部的负责人是慕生桂、慕纯农和我。
　　1933年农历六月，中共陕北特委在佳县高起家坬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在陕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农村根据地。因此中心支部建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研究如何在吴堡开展武装斗争。我们曾想收编在延川永坪一带活动的一支“绿林”，但收编未果。这年冬天，陕北特委派马佩勋来到吴堡与在宋家川一带活动的一支“烟客”部队接头。他联合薛俊山、薛武栓、王子成等十几个人，于农历腊月二十三日(公历1934年2月6日)攻打木头峪，里应外合缴了民团的枪，杀了民团团总张东蛟，这就是陕北著名的木头峪暴动。腊月二十九日，中心支部派我去接应这支部队。我将这支部队带到慕家原，在慕纯农的家里住了一晚。正月初二，又将这支部队带到郭家崾。在这里处决了暴动队伍中的一个反动分子。接着我代表吴堡党组织与随同部队一起活动的佳县县委高长久和暴动领导人马佩勋等同志，共同研究部队的编组和以后的活动问题，随即成立陕北游击队第四支队，薛俊山任支队长、马佩勋任政委。此后第四支队就在佳县、吴堡一带活动。
　　在四支队的影响和鼓舞下，1934年农历正月，我与慕纯农又组织了一个由区委直接领导的十几个人的小游击队，配合第四支队的武装斗争。这支游击队由我负责领导。
　　第四支队和吴堡游击队的革命活动，震动了吴堡的敌人。从1934年农历三四月起，国民党县政府和当地驻军就不断出动兵力，搜捕和追击游击队。慕家原党组织首先遭到破坏，中心支部负责人慕纯农被捕(不久被保释出狱)。主要负责人慕生桂因暴露身份去了山西。我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将游击队化整为零，分成三四人一组分散活动。
　　不久，慕纯农、慕生桂先后返回吴堡。为了统一领导吴堡的反“围剿”斗争，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成立了吴堡县委，老赵(即樊士乐)任书记，慕生桂任秘书长，魏岗(特委委派)任组织部长，王国昌任宣传部长，我任军事部长。县委还决定：广泛建立游击小组，分散进行游击活动，坚持武装斗争。
　　我在中区组织起五六个游击小组。这些游击小组没有枪支弹药，刀矛是唯一的武器。我们把打击的方向放在国民党政权的区级机构，首先杀了中区区长姜瑞先，南区和北区区长闻信，先后弃职跑了。地方上的反动地主老财见国民党地方军队不能保护他们，纷纷组织民团。筑碉堡，建保甲，和我们作对。为了粉碎敌人的碉堡政策和保甲制度，我们采取了以下斗争策略：1、不断派游击小组出击，破坏敌人的保甲制度；2、破坏不了的保甲，想方设法派我们的人去当保甲长；3、利用敌人招兵建团的时机，派一些共产党员和懂军事的同志打入敌人内部。先后给吴堡县城保安团派去七八人，给王子崇的保安队派去十几个人，李启贤同志还当了该保安队的教练。
　　农历八月末的一天，王子崇带着二三十人的保安队，巡游全县向群众示威。我们召集寇家原、东庄的游击小组二三十人，于当夜奇袭李家塌，杀了与王有勾结的4个爪牙，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不久，四支队由崔世俊率领又返回吴堡。我们配合四支队开展游击战争，两部协力在红山庙袭击敌人1个连，这一仗打得虽不太好，我们有两个同志牺牲，但敌人因此也胆颤心惊，不敢冒然行动。敌对吴堡的第一次“围剿”，基本上被我粉碎。
　　1934年农历十月，吴堡全县党组织和游击队的代表共400余人，在后冯家畔召开成立县革命委员会大会。会期1天，民主选举李庆玉(老杜)为革委会主席，副主席丁茂义，革委会下设土地、财经等委员会。大会决定在全县开展土地革命，从此吴堡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时，国民党蒋介石策划对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井岳秀部收缩防线，高桂滋部成为二次“围剿”的主力。高部修筑碉堡，步步为营，并采取“移民并村”政策，妄图割断我们与群众的联系，给游击队的活动带来新的困难。同时，我们在政策上也出现了一些错误。由于政策的失误和敌军的“围剿”，这年冬季斗争非常艰苦。
　　快到春节时，我按照县委的兵变计划到砖窑山，找到我们派在这里保安队内的薛俊高，和他商量兵变的问题。他建议我争取王增才，这人是他的换帖弟兄，是个老兵油子，他控制着保安队内十七八个人。争取了他，拉出这个保安队，困难就不太大了。我决定按薛俊高的意见去办。腊月十七日(公历1935年1月21日)，薛俊高安排我在一个窑洞里和王增才见面，经过一番规劝和斗争，王答应参加兵变，并约定兵变的时间和办法。
　　腊月十八日，我又到后薛家坬村找到派在王子崇保安队内的薛英桂，他要我和李启贤具体商量兵变问题。腊月十九日，李带着他的侄子在种子山和我见面。我带了两个人。见面后经过商讨决定，由李写个条子，把部队调出来。这样当天就把李启贤任教练的20多人的保安队拉出来了。
　　我与李启贤等一起直奔薛俊高所在的保安队。走到前火烧山与哨兵对上了暗号，由他指引向队部疾进。赶到队部时，民团解团总出来，未及答话，王世保和几个战士抡起大刀把他砍死了，我们冲到房里喝令保安队员起床跟我们走。
　　两处兵变得手后，在北区我们按照上级党委的指示，整顿了这两支队伍，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第十五支队。薛英桂为支队长，我任政委。接着于腊月二十六日和三十日，先后在阎家峁、米脂黑圪塔与追击我们的敌军打了两仗。第二年农历正月初十，部队进入佳县境内。
　　我们兵变的成功也分化了敌人。高桂滋部驻绥德黄家川的士兵老李率领4个人起义，参加了我们的十五支队。农历正月初六日(公历1935年2月9日)，慕家原敌军张德胜等也领导1个排，打死两个排长、携带1挺轻机枪和10余支步枪，参加了我们的队伍。与此同时石堆山敌驻军1个排，也举行起义，两部合计共约30余人枪。后者因出误会，被我们缴了械，人全部送回山西，被敌军杀害。这是我们在斗争中犯的一个错误。
　　根据上级领导决定，于农历正月十二日(公历1935年2月15日)，在佳县境内，我们将红十五支队改编为红五团。王士杰任团长，我任政委，李启贤任副团长，樊文德任参谋长，薛汉成任政治部主任。全团共有100余人，机枪1挺、长短枪80余支，是一支颇具规模的部队。
　　红五团组成后，我们主动进击敌人，不断取得胜利。
　　*本文编者有删节。

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