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忆1932年榆林武装起义与东山惨案

孙师策

　　1929年，陕北军阀井岳秀，在幕僚长马晋候(山西人，保定军校战术教官)、师中校参谋赵辑五(保定军校骑科毕业)帮助下，有计划的成立八十六师军官教育团。原计划成立步、骑、炮、工、辎各科，后以房址问题不能解决，仅办了步、炮、工3科。步兵有4个队，每队130余人，队长高景明(米脂人)；炮兵队90余人，队长雷飞摩(蒲城人，留苏炮校学生)；工兵队40余人，队长冯喜让(山西闻喜东镇人)。总计约800余人。教员大都是由山西太原的北方军官学校来的，仅有一小部分如工兵队分队长郭炳是黄埔军校来的。
　　学员及学兵，除由白水、蒲城、渭南、富平等县招收一批学生外，其余均是由各部抽调的，毕业期限为1年。
　　教育团结束后，工兵连成立(300余人)，何格兰任工兵连准尉见习官兼一班班长。他在连内发展党员甚多，我本人就是他于1929年8月介绍入党的，接着吸收了边临雍(横山人)、魏志仁(横山人)，我们4人一个组，小组长何格兰。我在连里任特务长职(相当于现在的管理员)，掌全连经济工作。何先后由我手上拿去1200余元，作为各地党的活动经费。
　　策划暴动是由1930年正式开始的。
　　第一次暴动，计划在1930年井岳秀的生日进行，面也广(陕北23县全面暴动)，结果以准备工作不成熟，未搞成。
　　第二次暴动，计划是在1931年农历七月间，绥德方面(姜团)已经动起来了，而神府方面总是配合不上，以致造成榆林方面暴动与不暴动迟疑未决。我提出由榆林先行突击发动，带动各县，遭到何的严厉批评，说我冒险。
　　第三次暴动，计划是确定在1932年农历八月十五日(是对外县言)，榆林提前两天进行。因邱维汉排长(工兵连)以追逃兵为名赴神府联系未回，故也拖至十五日进行。计划由孙师策、边临雍带3个排，于拂晓前集结师部附近，以1个排收特务连的手枪，以1个排突入井岳秀内院，以1个排解决东院机枪连。同时又制定出破坏通讯计划和回头协歼支援实力计划，并以1个排由魏志仁、赵经昌率领先收缴公安局枪后再占领军械库。我们的口号是“留兵不留官”，“打开仓库，分散给贫民”。由何格兰负责统一指挥。
　　农历八月十五日(公历9月15日)，早饭后师部把冯喜让叫去，询问连内情况，冯满口做出保证，及冯回连时，已见星楼上驻兵(杨衮部)1排。冯归连后谈及师部追案情况，研究只有叫何格兰逃走，经济上由苏师策负责拿出，以作缓兵之计，再图上策。我转告何后，何不同意走，又怕榆林冒险对外县工作不利。他即外出(干什么没告诉)，当晚未归。次日午饭后边临雍到我房中谈及星楼戒备问题和我们的对策问题，边说这样下去只有待死，只有吃亏。我俩谈话中，忽听哨声集合。我和边出去看到杨衮站在大门口腰内挎带手枪，卫士堵住大门口，赵辑五站在院内西边大树下，说集合带到西院看看枪刺。我看到情况不对头，打算取手枪，到了夹道，就被1个排长抓着，何格兰、赵经昌、杨德厚、边临雍、魏志仁、孙静山6人被由西院押出和我一并押出大门。外面房上、墙上布满了兵，形成包围形势，星楼上架了机枪，也布满了兵，街道上武装兵也不少。出门后把我们7个人分为两摊，赵辑五押何格兰去师部，杨衮押我们6人到东山香云寺。脚镣早已准备好了，几十斤重的脚镣都带上了，6个人押入1个房间。当天没有审问。
　　八月十六日早饭后，挨着名字叫赵经昌(排长)、杨德厚(排长)。孙师策(司务长)、边临雍(准尉见习兼班长)、魏志仁(准尉见习兼班长)、孙静山(排长)等6人去审讯，审问地点在香云寺西南角连长室，主审赵辑五，陪审杨衮。大体上都是追问中共地下党的内线外线活动情况，联系情况，党的工作负责人，党员姓名、住址等。据他们5个人说都没有承认，也没有出卖别人。赵、杨的审讯手段是两方面，一方面是欺骗引诱，一方面是威吓逼供。
　　第5天深夜，形势恶化了，门口上加了岗，一个排长初更时分坐在我们房子谈天，直到深夜10点钟以后，把赵经昌、杨德厚、魏志仁、边临雍一个一个的叫出去了，说放他们回家，由东城墙往下放。过了20多分钟，杨衮进了大门高声说：“没有拾掇错了吧，把这两个小狗命留下，看他们今后荒唐不荒唐。”
　　我和孙静山继续镣禁，已及两月，孙静山仍回工兵连任排长，我以共产党嫌疑犯罪名释放，革职留任。在表面上看来行动是自由的，实际上已受到严密监视，后送入军需训练班学习，毕业后仍回工兵连。我和宋连长关系恶化。井对我的行动特别注意，我就由榆林跑到华阴县，改名孙杰，时陕北23县已发通缉令抓我。
　　

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