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南区合作社

张和堂

　　1942年，毛泽东主席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上所做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南区合作社式的道路，就是边区合作社事业的道路；发展南区合作社式的合作运动，就是发展边区人民经济的重要工作之一。”
　　我曾经有幸在毛主席所表扬过的延安南区合作社工作过一段时间。作为历史的见证人，我有责任将当时的情况记录下来，以启迪后人，进一步办好供销社，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所以，我就根据有关材料和记忆写成这样一个回忆录，供读者尤其是从事供销合作社工作的同志参考。由于事隔多年，回忆难免不全面甚至有错漏之处，请同志们指正。
　　一、南区合作社是怎样办起来的?
　　(一)怎样使群众认识合作社?
　　1935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陕北人民创造陕甘宁解放区，打倒了地主统治的反动政权，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但因为战争关系，解放区仍被国民党反动军队包围封锁，使人民所需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的供给极为困难。延安县南区当时有几个商人，只顾投机倒把，不管人民生活。因此，1936年，党和人民政府(苏维埃)号召人民组织消费合作社，以便为群众解决日用品消费供应问题。
　　当时，刘建章同志大胆地承担起党交给他的任务。那时，刚从反动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人民，对新政权认识不够，宣传群众入股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刘建章不怕困难。他先利用私人关系借了一点钱，到国民党统治的边界买进少量的食盐、火柴、针线、鞋等商品。回来后，和另外一个同志，各打一个包袱背上串村，一面供应群众迫切急需的商品，一面宣传群众集股，谁入股，就卖给谁一点东西。因为商品少，就只限于社员优先购买，规定入社股金定额为每股2角，每户人家入到5股，可卖给4两食盐、2盒火柴、5苗针、2支线、1尺鞋面布。就这样，两个人卖完了再去买，买回来，再去串村卖货，集股。先后3个月时间，他们共收集股金159元(苏票)，营业周转额达到600元，净赚红利20多元，集体的股金除还过借债尚有120多元。此后，他们用这些资金到陕甘宁边区贸易局买成货品，借用老乡的一头毛驴驮回来，开设了一个小门市部。当时还召开了一个全体社员大会，招待参加大会的社员吃了一顿饭，并在社员会上公布了3个月的业务成绩和帐项，计每股应分红利2分，使社员一开始就得到了实惠，对合作社有了初步的认识。
　　从此南区消费合作社就算是正式成立了。除门市供应外，合作社经常有两副货郎担出外串乡。他们的任务是，一面给群众上门送货，一面听取群众的意见，调查了解群众所需的商品和需要推销的土产。这一次缺少的商品，下一次送上门去，再把农民群众需要出售的农副产品等价交换回来推销出去。因此，合作社与群众逐渐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经过1年的时间，南区合作社便取得了群众进一步的信任，全区共有居民3000来人口，就有85%的人入了股。合作社的资金扩大到2000多元，业务也有了新的开展，增设了门市部、小饭馆、草料店各一处。
　　(二)发展概况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受压迫，受剥削而无法生活的人们纷纷逃来延安，其中大部分难民被安置到了延安南区。因此，延安南区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逐渐增多，需要的商品也自然增加了，单靠过去货郎担送货上门已不能满足群众的需求。于是，各乡均增加了分社，将原来的南区合作社改为南区供销合作总社，成为领导核心。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全区人口比过去增加了4倍多。为了便利群众需要，南区合作社相应地增设了杂货门市部10个，商品过载店7个，骡马草料店10几个，管理人员已有300多人。这时，总社下属的各单位都有自己的社员股金，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南区合作社发展到全盛的时期，全区原有的私人商业，不论行商、座商都自动要求将他们的资金、房产和全部人员投入到南区社，这就改造了私人小商贩。从此，南区合作社的经营能力扩大，经营商品量占到全区人民总收入的50%左右，业务范围随着也就扩大到外县外省。为了采购商品和推销土产便利，西在定边，东在山西碛口，均开设有南区合作社的货物转运栈和草料店。
　　二、发展社员和扩大股金的方法
　　(一)打破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
　　从1936年至1938年，是南区合作社摸索经验的时期。开始时社章规定太死，社员入股退股不能自由；吸收社员入股，规定每股两角，一个社员最多只能入5股；每3个月一结算，给社员分一次红利，分的红利很少，社员们兴趣不高。这样搞了1年后，每股提到5角，并规定每人最多不能超过20股，说是多了怕社员发展成资本主义了；分红期改为半年，但分的红仍不多；社员股金只能入，不能退；当社员家里确实出了事故，急需用钱时，还要先写申请书，经理事会批准并通知合作社，等到下期分红利时可以取本，但不能取利。这些规定限制了广大农民群众。合作社干部到群众门上宣传集股，群众也只是应付态度，入上一股两股也就算了，使合作社经常感到资金周转困难，要以银行贷款维持。
　　可是，解放后的农村，群众负担比过去大大地减轻了，农民生产下的农副产品换回的钱一年比一年多了，钱花不完，有些人就拿钱投机倒把，搞黑市生意，有的人干脆连家搬到市场上开商店做买卖去了。活轻便，又赚钱快，何必搞农业下苦呢?因此，私商逐渐发展多了，甚至威胁到合作社的生存与发展。比如，农村有些农副产品，私商比合作社的消息灵通，跑得快，价又高，不知不觉地被私商收去了，使合作社业务上受到很大影响。刘建章看出了这个问题，即到区政府进行了汇报。他提出，要放宽尺度，允许社员入股退股自由；合作社赚下的红利大部分要分给社员，这样才能吸收广大群众多余的钱到合作社来，扩大了合作社资金，将大批的货品送到农村，才能限制小商小贩的投机倒把等活动。
　　当时我是南区区长，白玉德是区委书记。我们经过几天慎重考虑，认为刘主任的意见完全正确，同意这样做。我们想先试办一个合作社，打算取得经验后再推广。过了几天，刘主任又到区政府汇报说，一乡三十里铺必须立即开设草料店、饭馆带门市部。如合作社不办，私商就要占领这个阵地。问题是资金困难。于是我们决定，就以三十里铺为重点试办民办合作社。区政府召集一乡乡长和指导员开会，研究出的具体办法是：(1)让社员入股退股自由；(2)不论群众和机关干部都可以当社员，入股多少不受限制、股金不以股数计算，而以元为单位计算；(3)完全由社员自己推选理事会管理；(4)赚下的红利，用20%为公积金和干部奖励金，80%分配给社员，每一年分一次红利；(5)有了困难政府协助解决。这样决定以后，刘主任便立即下乡宣传，当场就有许多人报名入股，张入10元、李入10元、乡上不脱离生产的干部也大部分入了股，在短短的一周时间内就集股900元。记得刘主任向区政府汇报工作时，为了鼓励群众的信心，我们把区政府在伙食上节余下的20元也入到民办社。
　　1939年春，这个民办社开始营业。在业务方面，刘主任给了大力支援，区乡政府也经常去民办社了解情况。年底结账时，每股1元分红利8角，社员都很高兴而且把分到的红利90%又上转成股金。这样，就带动了其他社员也来入股，使整个股金达到3000多元。
　　后来，我们总结了这个民办合作社的经验并逐步加以推广，这些经验有四条：(1)彻底实行了民主管理制度，让社员入股退股自由，并由社员自己管理业务，赚下红利80%分给社员，鼓励群众大量入股。(2)将群众多余的钱吸收到合作社来，壮大了合作社的资金力量，增加了业务，节省了银行给合作社的贷款，同时供应了农村群众需要的日用品，稳定了市场，避免了私商从中剥削，使群众满意。(3)解除了农民害怕货币放在家里贬值的负担，安下心来参加农业生产，这对公私双方都有利。(4)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群众认为党说的话完全能够兑现。
　　(二)民办公助的方法
　　1940年1月间，南区合作社在总结了三十里铺民办合作社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又提出公助的办法。
　　(1)社员入股所分到的红利，要求政府在征收公粮时不计算这部分收入。
　　(2)合作社的工作人员顶一个兵股。
　　(3)公营商品给合作社销售时，在价格上给予适当的优待。
　　(4)合作社业务资金在周转遇到困难时，要求边区银行给予贷款。
　　(5)遇到其他合作社不能解决的困难时，政府协助解决。
　　这些办法呈报延安县政府和边区合作社联社，经过审查完全同意，并指示，大量吸收农民的多余资金入股，在中心地点多成立小型民办合作社，当地政府要大力支持。南区社这一年就用三十里铺民办合作社的办法，在各乡先后成立了乡分社、门市部和粮油、酿酒、挂粉条、制牲口缰绳笼头等作坊以及草料店、饭馆等10几个小型合作社。业务扩大了，刘主任便向县政府要干部，县上决定派我到南区合作社担任副主任。不久，又派白玉德担任南区合作社的指导员。
　　(三)南区总社遭大水灾
　　1942年7月，延安遭了水灾。南区总社门市部，医药社和七里铺合作复成过载栈等被洪水冲得一干二净，多亏共产党员李生海冒着生命危险，将总社全部帐本从洪水中抢救出来，才使损失有据可查。洪水过后，上级领导部门和当地老乡以及各分社的同志们都跑来看我们，有的说：“总社这下被洪水冲垮了。”但多数人说：“垮不了台，有广大群众和共产党员的关怀支持，决不会垮台。”我们听了后一种意见，受到很大鼓舞。过了两天，我们就召集社员代表和分社负责同志开会，研究如何恢复总社的业务。算了一下，总社投资到各分社的股金占总社原有股金的50%，赚下的红利还未算进去。这又鼓励了同志们的信心，同时也安慰了社员，使他们有信心再集股，给总社撑腰。会议决定的抗灾自救实施方法是：一方面由各分社暂时抽回一部分资金，向边区银行借贷一部分钱，做几次流动生意，把赚下的利润拿来弥补遭灾损失；向农民再征集一批股金，壮大总社业务，另外还要修建恢复门市部房屋等。会后，刘主任亲自出马，到定边运盐，我带了一伙干部下乡宣传集股；家里的同志领导修建房子。经过3个月的苦战，刘主任一连跑了3次定边，赚得红利30多万元，我下乡集股金50万元，又从各分社分得红利10多万元，共收入100多万元，比原有总社资金扩大了几倍。门市部的楼房也兴建起来了，那年同样召集了社员代表大会，照样给社员分了红利，每股1元，分红利1元。代表和附近老乡们参观了总社新建的楼房和门市部，看到门市部摆满了各样的货品，说：“水冲了平房，换来了楼房，水冲了旧货物换来了新商品，比过去更多了。”因此，老乡们叫南区社是“不倒塌”。
　　(四)民主管理制度
　　除过总社附设几处过载客栈和信用部、医药社、运输大队部以外，其他各分社与生产作坊，草料店等，都由他们本单位社员组成的“理、监事会”管理，一般每月召集一次，由社主任向“理、监事会”汇报上月业务完成情况和财务成果，同时提出下月工作安排意见。总社的民主管理制度则最彻底，除一个月召开一次“理、监事会”外，每年年终分红前，都要派干部下乡对社员群众宣传一年给社员群众办了哪些事，解决了些什么问题，并报告业务情况，赚了多少红利。如果有个别人发生了贪污盗窃行为，也向群众说明，并要求群众提出如何处理的意见等。这样，使社员们彻底地清楚了解合作社的情况，对合作社有了更进一步认识。合作社有缺点也让社员们大胆的提意见。会后，总社派货郎担上货物，干部带上股金帐、股金票和现金到农村挨门逐户的给社员算帐。分红利，有要现钱的付给现钱，要货的给货，钱货都不要而要转股票的当时换给新股票。这些过程，不要社员们耽误一天工就把帐算好了。这样一来，许多社员们不但不取红利，反而都再次将红利入了股金。
　　(五)各种形式入股。
　　(1)供应社员消费品入股。
　　(2)包干制供应社员所需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入股。
　　(3)组织运输队入股。
　　(4)医药治病入股。
　　(5)协助银行在农村推行有奖储蓄券入股。
　　(6)帮助政府在农村推行国家公债入股。
　　(7)帮助农民防奸放哨入股。
　　(8)包交公盐入股。
　　(9)代农民交公粮入股。
　　(10)信用存款放款入股。
　　(11)开办合作织布厂入股。
　　(12)发动妇女纺线入股。
　　(13)现付红利成立织袜厂入股。
　　1941年抗日战争正在紧张时期，延安被日本飞机多次轰炸，陕甘宁边区四周围又被国民党反动派军队严密封锁，群众没有袜子穿，迫切需要开办织袜工厂。当时市场一双袜子卖价边币2元，合作社到国民党边界用土布换回袜子，一双合边币7角，因此，研究自己开办织布厂、织袜工厂，以解决群众的穿袜子问题。开始时，由一个织袜机织出了一部分袜子，向群众宣传成立织袜工厂集股，2元一股，谁入当时就现付给一双袜子，这一宣传，当地群众机关干部，过路旅客都来入股，很短时间便收入股金2万元，将织袜厂办起来了。这些织袜工人，大都是职工家属，这就同时也解决了职工家属的生活困难问题。
　　(14)吸收年老人防老准备办买棺材衣服的钱入股。
　　(15)吸收小孩压岁钱入股，积累到长大结婚时使用。
　　(16)吸收农村老太婆们积攒下的零用钱、银元或首饰银器入股。
　　(17)吸收青年妇女们卖自己做的鞋、袜底，鸡蛋钱入股。
　　(18)供妇女们使用针入股。
　　(19)开办酿酒作坊入股。
　　(20)开办榨油作坊入股。
　　(21)开办磨粉条作坊入股。
　　(22)开办制鞋、缰绳、笼头、皮坊入股。
　　(23)开办过客草料店入股。
　　(24)开办饭馆入股。
　　(25)开办小学校入股。
　　(28)开办文化娱乐剧团入股。
　　(27)交农村买卖牲口税入股。
　　(28)吸收机关干部和军人入股。
　　(29)吸收机关团体搞副业生产积下的钱入股。
　　(30)争取过路旅客入股。
　　总之，千方百计地想尽一切办法将农村各式各样的游资吸收起来，壮大合作社的资金力量，反过来再为农村群众服务。但收股金方式很活，多余的粮食、牲畜、柴草、木料、鸡蛋等，都可以照市场价顶股金。作价时做到公平合理，决不压价。在物价不稳定时，土产作价稍比市场高些，这样群众就喜欢把土产品送到合作社来顶股金。
　　过去曾有些人说害怕群众入股金多了，会操纵了合作社，因此，不敢让群众把多余的钱入股。我们说，这样看问题是没有经验的狭隘思想。根据南区合作社的经验，只要当地群众有钱，就可以让他们大胆地入股进来。其根据是：
　　第一、我们有无产阶级党的领导，虽然社员入股多，所有权属个人，但支配权属于合作社；
　　第二、入股金多的社员和入股金少的社员都有同样的权力，利用他们的钱给群众办事，同时也就节制了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
　　第三、农民入合作社的这部分钱并不是他们当前生活上急需要的，而是生产和生活上用过剩余的钱。
　　过去农村中有的人赚下钱，换成银元宝，埋到土里，祖祖辈辈不使用。现在，实行多种多样的集股方法，只要合作社为他们办好事，他们是愿意入社的，而且愿多入。如南区社有好几千个社员，其中当地社员占绝大多数，入了相当数量的股金。日本投降后，在货物空前大降价的情况下，除少数流动社员(机关干部)因为要到前方去而退股金外，当地社员没有一个人来抽股金。
　　南区合作社当时不管用什么方式集股，其目的都是为了壮大合作社的资金，扶助农业生产的发展。根据我们的经验，集股是不难的，在工作中最重要的是要讲信用。因为农民是最讲现实的，绝不能失信用，特别是入股的农村妇女们，更要讲信用，入股的票要单给她们发，不和她丈夫的股混在一起；分红利时要专门派人到家中给妇女们当面算清帐，红利交给她本人。这样做就会使妇女们相信合作社，不但把她们的红利转成股本，而且一有钱就入到合作社来，这不但是聚积闲散资金的具体方法，同时也是促使农民更积极地生产的动力。因为，农民越有钱越有信心生产，我们党的目的就是为了叫穷人过好日子。但需要指出的是，集股工作和其它工作一样，要讲究实际，反对浮夸，一浮夸就会使党的事业受损失。
　　(六)常富贵为什么要入股
　　常富贵家住南区四乡王家沟村，家中老婆孩子共6口人。老常50多岁，身高个大，脾气直爽，平时不爱和人接近，别人说话时，他只是脖子伸得长溜溜地听人家说什么。因此，群众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长脖子”。四乡人提起“长脖子”都知道。在旧社会，老常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政府苛捐杂税的剥削敲诈，经常给人扛长工打短工。
　　1935年共产党红军来了，老常从此得到解放，分到了土地，才有了一个家，自己在家种地。老常平时和人共事，从不爱占别人的便宜，可是自己也不愿吃亏。南区合作社从1936年办起到1938年，王家沟的20来户人家都入了合作社，就是常富贵一家人说什么也不入股。合作社给他说：“家穷入不起，三元两元总可以入吧?”但他还是一元也不入。为此，刘主任召集王家沟全村开会，问大家老常为什么不入股?可谁也说不出老常的心事来。
　　其实，老常有他自己的打算。他想，在旧社会和公家打交道尽吃亏，现在合作社还不是公家办的吗?谁知道合作社是好是坏。刘主任曾主动找老常谈心，但老常一看到刘主任来，就躲开走了。1939年夏天，秋田苗子长得很好，农民正忙着锄草。一天刘主任到四乡工作，走到虎头峁大路边，见庄稼地里站着一个高大汉子，走近一看，正是常富贵。刘主任上前招呼：“老常你好!今年庄稼长得好吧!”原来老常因为庄稼锄不过来正在发愁，想雇几天短工又没有钱。他一见到刘主任心里就不满意地想：“这个时候你不劝我入股了?”刘主任看见老常满面愁容，便问道：“你的地开始下锄了?”老常叹气地说：“今年庄稼长得稠了，这几天下一场雨，田苗就和草混成一片了，想雇几个短工又没有钱……”他心想，对刘主任说出他的困难来，刘主任不会再叫他入股了。可是，同他的想法相反，刘主任这次不是劝他入股，而是要帮助他解决这个困难。刘主任说：“你可以赶快雇几天短工把地锄出来。”常富贵说：“哪有钱雇短工呢?现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向谁去借……”刘主任想这正是帮助老常的好机会，便在口袋里掏出钱递给老常，说：“我借给你3块钱去雇短工，快先把地锄过，千万不要把苗荒了。”老常惊奇地脸通红，他作梦也没想到刘主任会借给他钱的。他感激地接过钱说：“什么时候给你还呢?”刘主任说：“别忙，什么时候有钱再还。”老常吃过午饭没有休息就高兴地到市上叫了几个短工。那时，一个短工一天只要2角5分，计算3块钱可雇12个短工，老常的地几天就锄完了。过了些日子，他卖了点东西，把钱送给刘主任。他想，共产党就是好，真的不讲假话。这3块钱要是在旧社会青黄不接时去向地主老财借，最少得卖出两石粮食，才能还得起。到了9月，庄稼成熟了，许多农民开始收割了，而老常的庄稼还未开镰，刘主任感到奇怪：老常为什么还不开始收割呢?这几天西北风刮得生冷，如果再过几天不收制，天一下霜，庄稼一冻死，损失可就大了。他马上去老常家问原因。到家一看，原来老常病了，他也正在为收割发愁，想雇短工手中没有钱，再向刘主任去借又不好意思开口，况且自己又不是合作社的社员。刘主任知道这种情况后，没等老常开口就拿出6块钱借给他，老常感动地流下泪来了。他说：“旧社会谁看得起我老常呢?谁还能借给我老常这么多钱呢?今年收割完庄稼一定要报答合作社的恩情。”这一年丰收了，老常除过交公粮和自家6口人的粮食及牲口喂的草料外，余的粮草全部送给合作社入了股金，共计入股100多元，这一下，老常成了全乡入股最多的一个社员，并且逢人就宣传合作社的好处，许多人就是由于他的宣传而入了股。
　　第二年(即1940年)，当刘主任得知老常将剩余的农副产品全部入了社，连买东西都没钱了的时候，便对他说：“你今年在生产上和生活上需要什么工具和东西，没有现钱，可来合作社赊帐，到结帐时再从你入股的红利中扣还。”老常想了想说：“我们老百姓常年不算帐，要就买，买了也不记帐。”刘主任说：“还是算帐好，我来帮你算吧!”接着就给老常算了个细帐，从生产资料的犁铧、镰刀到生活用品的布匹、棉花，以至针、线、梳、油、盐、调料等共计需要85.70元。算帐后，刘主任对老常说：“咱们签个合同。你家这一年需要的这些东西，合作社全部包下来，你什么时候来取都行，按取货时间的物价记帐，到年底结帐，多退少补。同时你把一年生产的农产品，除过全家吃用和交粮外，剩余的全部交到合作社入股。”老常考虑了半晌说：“对，我相信刘主任的话。”从此，老常家要什么东西，就到合作社来取，到年终结帐时，老常取回的物品总值82元。这一年合作社的股本1元可分红利8角，老常共得红利80多元。入股本钱一文未动，这一下老常高兴极了，便将生产的粮食特产，除过自己吃用以外，余下的都入到合作社，共计入股200元，连先前入的股总共300元，成了南区入股最多的一个。因此，群众把他选为模范社员代表。以后，在每年召开的社员代表大会上老常总要受到表扬或物质奖励。到1946年，他总共入股金额达1.8万多元。在常富贵的影响下，王家沟村还有许多人也这样做了。
　　三、南区合作社的二十二项业务
　　南区合作社总的业务方针是面向农村，为工农业生产服务。具体分为22项。
　　(1)供应农村必需品与推销农副产品
　　当时，南区合作社曾经常对农村的经济情况和农民的购买力情况进行调查，然后根据农民的实际需要，将必须的生产资料(如犁、铧等)和生活资料(如布匹、针线、火柴等)由合作社完全承包下来，按月按季供应。同时，农民生产的农副土产品，也由合作社收回来再推销出去，做到有买有卖，便利群众。
　　在经营方法上，除设有门市部外，还派货郎担送货上门，和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看见货郎担来了，就象亲人一样招待。群众需要什么货物，由他们自己挑选，这次缺少的商品，下次一定送上门去，因此，合作社和农民的关系亲如一家。
　　(2)大力扶助手工业生产
　　手工业和商业有着密切的关系。商业需要手工业生产来扩大货源货种，手工业需要商业推销产品，供应原料。当时正是抗战时期，延安一方面受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轰炸，一方面受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封锁，群众需要的土布、毛巾、袜子等极为缺乏。为了解决这个困难，刘主任提出举办织布生产合作社。当时有人不理解，认为既无原料又无工具，同时没有技术人员，怎么能办得起来呢?刘主任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他派我到陕北佳县乌龙镇一带买得一部木制手拉织布机和一部织袜机，还买了20支洋纱4捆，土纱七八十斤，借来两个织布技术员，招收了几个青年学徒。回来以后就把机子安装起来了。从此，合作社生产的布、毛巾、袜子和群众见了面，得到了当地群众的拥护和大力支持。到年底，织布机由1部发展到5部，织袜机由1部发展到12部。到抗战结束前有铁木脚踏织布机80多部，脚踏纺纱机90部。平均每年织宽面土布2000多丈，毛巾、袜子等一大批，解决了全南区人民穿衣困难问题，还供应了其它单位。
　　(3)组织农村妇女纺纱
　　为了解决织布原料的来源，刘主任提出发展农村妇女纺纱，建立纺纱基地。可是，当地农村没有一个妇女会纺纱。后来决定把米脂移民中几个会纺纱的家庭妇女请来，让其全家都搬到纺织合作社附近住下，合作社做好纺车，让她们背上纺车和弹好的棉花，到农村去教妇女们纺线。开始群众没有认识，谁都不愿纺。因为她们有两个顾虑，一是怕纺得不好要赔钱，二是怕学会纺线公家要她们到工厂去。为此，合作社转变方法，将做好的纺车无代价地发给老乡，又送给一斤棉花，暂不收钱，让她们学着纺线，无论纺好纺环，只要是纺成线就收回来，再换成2斤棉花给她们纺，2斤纺完交来后，又换成4斤棉花给她们纺。有人要布，每纺1斤线换给1丈2尺老土布。这样，经过半年时间，她们都赚得穿上了新布衣服。于是许多青年妇女也要求纺线了。以后就大量地发展，不到1年工夫发展到800多名，第二年就有1200多名妇女学会了纺线，每人每天纺2至4两，1个月能纺纱4斤左右。有了这样的妇女纺纱队伍，就要公开等级，提高质量了。规定上等纱1斤换熟棉花2斤或老土布1丈2尺，中等纱1斤换熟棉花1斤8两或老土布1丈，三等纱1斤换热棉花1斤半或老土布8尺；每人1个月纺到5斤棉纱者奖给毛巾一条，袜子一双。这一鼓励，质量大大地提高了。第一年合作社为发展妇女纺线赔本3.6万多元，但群众却赚利69万元。到第二年提高了纺纱质量，合作社不但不赔本，而且还赚到利润3000多元，解决了织布原料不足的问题。
　　(4)大办生活作坊
　　根据农村群众需要，南区合作社逐步开办了榨油、酿酒、制酱、醋、屠宰、饭馆及饲养场、熟皮子等作坊，还在每乡设置铁匠炉一所，派出流动木工、铁工，帮助农民制造修理铁木器和小型农具，对保证农业生产和争取丰收起了很大作用。
　　(5)组织扎工变工队
　　每年农忙季节时，将外地流来的临时短工组织起来，帮助农村缺乏劳力的农户种地收割。没有工具，由合作社借给，工资由合作社垫付，农忙过后，雇佣户再把工资交还回来。农民说：“合作社就象咱们的银行一样，只要是需要钱，不论什么时候都可以借到。”
　　(6)组织群众畜力运输
　　当时政府号召大力发展农村畜力运输事业，南区合作社的供销和生产业务也离不开运输，因此，刘主任联络了一些长年赶牲口的脚户，和他们商量办运输合作社。其办法是：“四六入股，对半分红”。即私人以牲口作价入股，算全部股金的4份，合作社按比例投资6份。够5头牲口以上组织为一班，10头以上为一队，20头以上为一中队，由牲口主人当队长，其他运输人员雇佣，盈亏各自核算。结帐时，除一切开支外，净盈的红利合作社和运输队各分50%，公私分下的红利仍转成股本添买牲口。这样，脚户们就有了固定的驮运任务，保证了不赔本，并且有一定的盈利，因此，安塞、志丹、甘泉等各县长年赶牲口的人也将自己的牲口带来要求加入南区合作社的运输队。一年时间，就由原来一个班5头牲口扩大到100多匹骡马了。
　　(7)包交公盐
　　1942年，边区政府决定，有牲口的农户，每一头牲口给政府义务驮交一驮公盐，另外再给农民自己驮一驮私盐。按牲口计算，延安县农民应交公盐任务八千驮。这是党中央为了克服当时财政经济困难的一项重要措施。但一般农民既无赶长脚牲口驮盐的习惯，又无赶长脚运输的工具，一个人赶两头毛驴到定边盐池去驮盐，来回要走40天左右，同时毛驴驮得数量又少，有的牲口甚至途中被压死。因此，有人为了逃避驮盐而悄悄的将牲口出卖了，致使农业生产受到损失。那些有经验的长期赶脚人，他们的牲口驮得多，往返一次只要二十六七天，牲口的身体一点也不受影响。看到这种情况，刘主任就和农民商量，出每户农民按牲口数应交的公盐数照市价向合作社入股，公盐任务则由合作社负责交政府。这个办法犹如旱苗得雨一般，正合农民的要求，大家异口同声地赞成，有的农民听到这个消息后，主动来合作社要求入股。问题是，每驮公盐按市价折合边币120元，有许多农民却没有现钱入股。刘主任就又想出一个办法，即：有钱的交钱，没钱的交粮和柴草、木炭、木料等土产，照价顶股金，合作社将入的股金买成好骡马来扩大运输力量，驮交公盐。这个办法不仅南区人民积极支持拥护，而且上级党组织也大力支持，因此，不到两个月就将应交的公盐股金全部收起来了。
　　按刘主任计算，一头好骡马价值200多元，一年驮12次，除交一驮公盐还有11驮由自己出售，不但不赔本，而且有盈利。所以他就大量联络了一批长年赶牲口的脚户，仍以“四六入股，对半分红”的办法，不到一年工夫，运输牲口发展到骡马，骆驼近千头。这样，不仅将本地区群众中会赶牲口的人组织起来了，而且将国民党统治区的一部分会赶牲口的人也联络了进来，他们赶上自己的骡马和骆驼来参加南区合作社的驮盐运输组织，为解放区人民服务。为了便利领导，合作社设有一个运输大队部，专门管理运输事业，下分13个中队，每队有队长一人，保养牲口，鞍杖技术员一人，为的是保证不磨破牲口脊背，他们的工资比普通运输员高一倍，并且每人配给一匹骡马。各队之间还相互展开竞赛，他们的口号是：“驮得多，放大站，压不烂脊背夸手段；驮得少，放小站，完不成任务非好汉”。一个队赛过一个队，每次驮盐回来，都要检查牲口的脊背。不破不烂，膘肥体壮，驮的数量多的技术员受奖，不好的要受批评。由延安到定边沿途都有南区合作社自己设的草料店。各队带头的骡马，头上戴着大红缨，脖项上戴着大串铃，以表示他们的威风，沿路老乡叫它“过山响铃”，每听到响铃，就知道是南区合作社运输队过来了，便拿出他们准备好在路上卖的茶水和吃的食物，使每个运输队员在路上吃得饱，喝得好。从1942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结束，连交政府四年公盐，运输队共驮回3.2万驮盐，节约农民驮盐用工96万个。总结运盐的成绩有三条；第一、推销了土产，换进来货物，促进了边区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解决了人民日用必需品的困难；第二、减少了农民为驮盐而耽误的时间，增加了农业生产；第三、壮大了集体经济力量，对公对私都有利。
　　(8)包交公粮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每年征收20万石公粮才能维持，因此，党号召大力发展农业，增加粮食生产。当时，一个产粮大户，一年要缴20石细粮。缴公粮的数量问题倒不大，只是碾成细粮和缴公粮太费时间，受得麻烦多，因此，有些农民便产生了顾虑，想种少些够吃就行了。有的人不但不准备扩大生产，而且还准备减少生产。南区合作社看到这种现象，立即进行调查，了解到出公粮5石以上至20石的大户占出公粮户的30%，占公粮总数的60%，便研究决定将这批粮食由合作社包下来，由出粮户按应交的公粮照市价向合作社入股。这样做，农民不要交公粮，腾出时间搞副业生产，用砍伐的木料、烧的木炭，以及搞其他副业产品向合作社交股金。农民听到这个消息后，都积极地要求入股。同时驻在延安的各机关、学校、部队等单位需要几百万斤木炭取暖，他们来找南区合作社代购，并将买木炭的钱全部预交给南区合作社，签订了合同。这样，南区社将群众烧好顶股金的木炭集中起来，负责按时送交各机关、学校，将款再很快买成货物拿到市场上换成粮食。粮食部门拨给各单位的供粮数(相当现在的指标)，各单位凭拨粮数字直接到南区社取，免去了粮食部门过斗过秤的麻烦。这就又成为一个一举数得的好事；一方面机关单位要买的木炭买到了，一方面群众将自己生产下来的木炭推销了，股金也收回来了，同时，还打消了农民害怕多缴公粮的顾虑。1944年过春节时，群众给南区合作社大门上贴了两副对联，记得一幅对联写得是：“入股没有钱柴草也能算；包交公盐公粮减轻负担”，横额是“真正为民”；另一幅是“运输队草料店一站一站，骡马走骆驼到轮流不断”，横额是“川流不息”。
　　(9)代发农贷
　　当时，党和人民政府每年要从财政上提出一批贷款来扶助农业生产。这个工作是比较细致的，弄不好就容易出错。有时，本来是贷给生产资料不足的农民，却往往因调查工作做得不细，使真正困难的农民得不到贷款，那些不很困难的农民得到了贷款又不用在农业生产上，而是用来搞投机倒把，做流动生意去了。这不但对农业生产没有帮助，反而起了影响作用。为此，政府决定把贷款交给南区社代发，因为南区社长年在农村做调查，掌握农村的经济情况。每年10月份农业贷款拔下来后，合作社就一面派人去买耕牛，一面组织铁匠打制农具。到过春节时，耕牛农具就完全准备妥当了，不给农民贷现款，而贷给实物，需要耕牛的给耕牛，需要农具的给农具，使农业贷款完全用到农业生产上，到秋季归还贷款时，农民可以用土产品顶替，由合作社用现金付还银行。
　　(10)存款放款
　　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高利贷剥削非常残酷，往往在农历三四月间，农民想买东西没有钱，只好探卖青苗，如1斗粮市价1元，探卖的青苗到秋后交粮时只能卖5角。若农民没粮吃，向有粮户借1斗，秋收后本利就要还2斗，这叫“挖蹦子”放帐。南区社决心解决这一难题，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农民们有的搞家庭副业生产，妇女们养鸡、做鞋，做袜底卖，都换成银洋存下来了，舍不得花，估计全区农民积存有几千银元。如果把它利用到生产上，既对发展生产有利，也是对高利贷的一种抵制。于是，南区社就宣传叫有银元的人将钱存到合作社，按月付给利息。不料谁也不肯来存。后经调查了解，才知道群众有顾虑，一怕存进去银洋取不出银洋，二怕物价不稳定，不能保本保值；三怕公家知道他们有银洋而加重负担。为此，南区社研究改变了方法，明确提出：一、存进来原物给原物，不限时间，啥时需要啥时取；二绝对、保本保值，按实物标准计算；三、坚决保守存款户的秘密，同时请示政府批准，放在合作社的存款，在征收公粮时，不计算在群众的收入之内。记的有一位姓董的寡妇老太婆，她有80块银洋埋在地下10几年没有使用，听了宣传后，就把这80块银元存到合作社了。存钱时她说存期半年，但存了3个月以后，老太婆不放心了，要从合作社里取走存钱，说她急需要买东西，我们就立刻将80块银元交给她，并付给她利息5元，多给了2角，本利共85元。这位老太婆把银洋取回去，高兴地一夜睡不着，第二天一清早，就把我叫到她家去，说是有话给我说。当我到她家时，她已经准备好了许多吃的东西，请我吃饭。她对我说：“现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干部，真是说什么做到什么。今天我才相信你们不哄人，我的银洋不用了，再存给你们吧。”她还将儿媳妇的5块银元也存到合作社，共计90元。以后每到存期满了，我们就问老太婆取不取，并将利息算出来，征求她的意见，要钱给钱，要货物给货物。这样做以后，影响很大，许多农民把暂时不用的钱都存到合作社来了，有的人甚至将攒下多年不敢拿出来的元宝和散碎银子也拿来折成银洋存下。不到一年，我们就吸收存款1万多元。边区银行行长黄亚光同志来南区合作社调查存款情况时，曾亲眼看到老乡拿上银元来合作社存款。他热烈地赞扬了南区社的这种做法，并表示给予大力支持，说如果在周转上有什么困难，银行尽力支持。自这以后，每个乡分社都设有信用存款放款业务。
　　(11)代办有奖储蓄和推销救国公债券
　　抗日战争时期，边区银行每年要在农村推销一定数量的救国公债券和储蓄券。因为南区社在业务上取得了群众的信任，所以就由南区社把推销公债券和储蓄券包了下来，农民将应买的券额向合作社入股，应完成的任务则由合作社从红利中付出，既方便了群众，又顺利完成了政府的任务。
　　(12)帮助农民发展畜牧业生产
　　南区社响应边区政府的号召，积极扶持农民发展畜牧业生产。每年从外地购进一批母羊、母猪、鸡、蚕等，一部分卖给农民饲养，一部分以“四六”分群(即：放牧户得60%；合作社得40%)同群众合伙饲养，放牧，待小羊、小猪、小鸡长大以后，又低价卖给贫苦农民，有力地促进了南区畜牧业生产的发展。
　　(13)安置灾难民
　　边区政府指示，凡从边区外面逃来的灾难民应予以妥善安排。南区靠近荒山森林，地广人稀，烧柴又方便，适予安置灾难民。由于南区合作社对灾难民安置较好，边区政府当时就把逃来的许多灾难民都交给南区社安置，住下来的难民们，男的种地，女的纺线，缺乏生产工具，南区社就帮助解决。妇女们纺1斤线，给挣3斤小米，吃粮问题也就解决了，劳动生产工具也有了。一年下来，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和合作社的帮助，难民们便有吃有穿了。
　　(14)帮助农民办婚丧事
　　农村群众娶媳妇，嫁女儿需要布匹，货物，先到南区社来购买，事情办过以后，再用自己生产的土特产品作价还给合作社。办丧事也是这样。由于南区社关心群众的婚丧事，群众也就更加支持合作社。老年人把准备置买棺材、寿衣的钱入到这里，小孩把压岁钱，老太婆把古老装饰品，古旧银器等都折价入股；年轻媳妇把结婚对娘家陪的银手镯戒指，耳环等也折价入了股。这就进一步扩大了股金，发展了合作社经济。
　　(15)医药治病
　　针对南区人民多病的情况，南区社积极创办医药社，请来比较有名的中西医师，背上药箱下到山沟里，一面调查了解情况，宣传保健知识，一面给老乡治病。后来还开办了兽医门诊部。
　　(16)资助教育
　　解放前，整个南区没有一处小学，穷苦农民90%以上都是文盲。解放后，政府开展农村文化事业，在南区设办了一处小学，但学生很少。其原因是：小孩一长到十几岁，就能放牧牛羊或做些零碎活，上了学，就缺少了一个小劳动力。另外，孩子上了学，家里还要经常送给米面柴火等，农民嫌麻烦，也觉得破费不起。
　　南区社针对这种情况，就创办了一处小学，办法是入股上学。即一个小孩3年向合作社交1石小米的股金(300斤)，到小学毕业为止，学生们除穿衣服自己负担外，吃饭和学习用的纸、墨、笔、砚等费用完全由合作社供给。第一年试办，计划收30名学生，但一宣传就来了40多名；第二年增加到60多名，不仅本区的孩子来上学，而且外县的老乡也要求送孩子来上学。学校实行勤工俭学制，学生每天除上课外，抽出两个小时参加劳动。学校和纺织生产合作社设在一起，根据小孩们的年龄编为打絮、倒线、缠纱、浆纱、织布等小组。实际上成了职业技术学校。学生们还会种地，他们吃的蔬菜完全自给。到了高小程度的学生还学会计。毕业后，学生们既懂种地，又会织布，还会记帐，学的是工农商学全套知识。另外，不论是总社还是分社，都将附近居民青年男女组织成识字班或夜校，由合作社干部给讲课。参加识字的学员，所用的笔墨纸张全由合作社供给。为了活跃农村文化生活，逢年过节时，南区社就组织秧歌队，向群众宣传表演，还办了一个文艺剧团，每逢过节或庙会，就给群众公演。
　　(17)拥军优属
　　每到过年过节，政府就动员老乡慰问当地驻军和抗属。为了不误生产，南区合作社抬上自己生产的东西和喂的肥猪，代表区政府和南区群众送给当地驻军，并到农村逐门逐户慰问抗日家属，送给他们毛巾、袜子等慰问品。此外，还为上前线的领导干部解决骑马问题。合作社经常准备好骑马、骑骡几十头，鞍杖、笼头等齐备，并派人专门饲养，喂得膘肥体壮。有首长上前方去，要几匹就卖给几匹，从不误事。
　　(18)帮助农村群众保卫放哨
　　抗日战争开始时，政府为了防止汉奸、匪特侵扰边区，不让敌人偷探我军事情报，动员农村群众昼夜站岗放哨。但时间一长，也确实耽误了农民的生产。南区社算了一笔帐，全区3000多人1年下来需要12万个劳动日。为了节省劳动力又完成好放哨任务，经区政府同意，便由合作社负责在13处重点关卡要道上放哨，共用26人，这些人的开支完全由合作社在红利上付出，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
　　(19)代群众转运伤病
　　南区地处公路沿线，由此经过的伤员、病员很多。当时没有车辆运输，全靠担架一村转一村的送出去。这样，公路沿线的群众因公差太多而影响生产，有时白天送有时夜里送，伤病员还是不能及时送走。南区社提出一个转运伤员的办法：每30里安置一个转运站，合作社给两头毛驴一个人，人和牲口的开支由合作社付给。如一次来一两个伤病员，就用自己的牲口直接送到下一个转运站，如来的多，就借用老乡的牲口送，过后再给老乡还工。这样做、一方面转运伤病员及时，减少了他们的痛苦，另一方面也解决了群众转运上的困难。
　　(20)倡办农场
　　在大生产运动中，南区社减少开支，发动全体干部和工人参加生产劳动，不论分社和总社都办有小型农场，自己种菜、种粮食，养鸡、养羊、养猪，解决职工吃菜和部分吃粮问题，改善职工们的生活。此外，每到农忙时，合作社的干部就出动帮助缺乏劳动力的农民种地、锄草、秋收等。合作社修建房子，干部们自己动手搬砖、挑水。老乡们夸赞说：“南区合作社的干部是能文能武，能和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好干部，真正是人民的勤务员。”
　　(21)代办农村税收
　　按当时边区政府规定，农村群众要交纳买卖牲畜税和其它交易税。因为农民一般没有现金去纳税，税务机关下乡收税也很不方便。于是，合作社就将南区农村一年应交纳的各种税款全部包下来，分期由营利中付出，合作社不向农民收税，只酌情向群众收集股金。农民将他们生产下来的农副产品折价入股，既顶交了税款，又向合作社入了股金。这又是一举几得的好事，群众很欢迎。
　　(22)卖针入股
　　在抗日战争后期，为了解决农村妇女缝衣使用针的困难，南区合作社曾调查统计过全区每年用针数量的情况，共计需要4000多包。我们就派人到山西日本占领区设法买回一批针，再到农村向妇女们宣传买针入股。妇女们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养鸡下蛋、纺线，做鞋、做袜底卖钱，差不多每个人手里都有一点积攒起来舍不得花的钱。把这部分钱收到合作社有许多好处。当时市场上每包针价值1元2角5分，合作社规定每人入股定额是2元5角，并当面送给她一包针。妇女们听到这个消息后，争先恐后地来入股，两个月收集股金1万多元。南区合作社把这笔钱投入到生产上作为流动资金使用。这样，每年赚下的利润完全可以买到4000包针。
　　四、怎样培养和使用干部
　　南区合作社的总社和分社共有18个经营单位，领导和业务干部有300多人，还有运输员、工人、店员、营业员等，这些干部职工90%以上是就地录取和培养的。
　　南区社的干部虽然大部分来自农村，但各有特长与技能，这就要量材使用。会做生意的让他们去开门市部，能开店的让他们开店，会开办生产作坊的让他们去榨油、酿酒、作粉条；会赶牲口的让他们去搞运输，爱挑货郎担的，就叫他去送货上门。总之，根据他们的特长，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适当地安排工作。那些不懂业务的年轻人就跟上师傅学习。例如刚办合作社时，会计最缺乏，经过两三年师傅带徒弟很快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五、如何解决职工生活待遇问题
　　南区合作社开始没有经验，使用干部没有待遇，和行政机关一样，只是每月每人发给津贴费，每人每年发给一套单衣，再发给本人的伙食费。一年以后，津贴增加到2元5角，但还不能解决问题。职工们家中的老婆孩子一点照顾也没有，因此，有人工作消极怠工，说起怪话来：“干不干，每月两元半”；有的人搞私人生意，甚至有贪污盗窃的。后来经过研究，提出了变机关化为企业化，职工以身入股的办法。即根据本单位的业务和本人的工作能力来决定“身股”的多少。职工伙食由合作社供给，家里需要钱，则按规定每月向社里预借，到年底按股分红，多退少补。此外，工作好的还有奖励；困难大的还给予补助。这样，就安定了职工的情绪，职工们工作也积极起来了，怪话也不说了。到年底分红利时，谁家业务搞得好，赚得钱多，职工们分红利就多。
　　六、经验总结
　　南区合作社的一系列工作，都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进行的，自始自终贯彻了毛主席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政策。
　　(一)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一切工作为了广大群众利益着想，处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首先让群众有利，然后才能巩固合作社。深入群众，以实事求是的观点进行调查研究，掌握农村经济的实际情况。打破教条主义和公式化，采取了民办公助的方法，让社员入股退股自由，作到言行一致，取得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二)在业务方面，始终贯彻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方针，一切工作围绕着农业生产进行，既解决了农业生产上的困难，又发展、扩大了合作社业务，因而得到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
　　(三)彻底实行民主管理制度，让社员管理自己的业务，使群众认识到合作社是自己的事业，同时采取了行之有效的多种入股办法，尽量壮大合作社的力量。这样，一方面支持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一方面又节制了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改造了小商小贩。
　　(四)在使用培养干部方面，除设有干部业余学校加强对干部的政治理论、文化教育外，还重视解决职工的生活困难，使全体职工安心工作。在分配工作时，注意征求职工们的意见，以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和技能。
　　(五)每做一项业务试验，都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并提出今后的工作方案，随时呈报上级党政领导，确保了合作社业务方向的正确性。
　　七、结束语
　　总的来说，南区合作社是有显著成绩的。它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从无到有，摸索经验，吸取教训，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了。从1936年开始到1947年，南区合作社创造了不少经验，以刘建章为首的带头人，培养了一批忠心耿耿的优秀干部，成为解放区发展合作事业的一面旗子。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党组织将南区合作社的一部分干部调走了，同时在南区合作社的基础上成立了延安县联社和延属分区的两个联社。1947年国民党侵犯延安时，南区合作社全力支援解放战争，运输队的牲口驮粮运草，干部全部参军参战，合作职业小学学生参加了医务救护工作。
　　随着我党的胜利，全国解放后，南区社大部分干部调到各地工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继续努力工作。
　　

南区合作社史料选/延安地区供销合作社，延安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编.—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