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是怎样来到瓦窑堡的

郭杨全

　　瓦窑堡始于元初。过去，由于地势险要，乃是兵家常争之地；由于位置三川(东川、南川、西川)口，东驰清涧、绥德可达山西；南邻延川、延安可通关中；西接安塞、定边可到宁夏，招引了许多外来商客；由于盛产煤炭，得以四邻各县民众的羡慕，荣获“天下的堡，瓦窑堡”之美称。1927年10月，谢子长(今李家岔乡枣树坪村人)等革命先驱率先举行“清涧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及地方武装打响了第一枪。继后，在陕北又创建了第一支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成立了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开辟了陕甘、陕北两块红色革命根据地。许多有志之士慕名而来，使革命武装日夜壮大，红色地域遍及陕甘等地，成了陕北及西北人的想望之地。但就全国来说，因受交通等因素的限制，还属少有名气的小堡。所以，党中央在开始长征时，并没有把落脚地先定在陕北，更没有想到在瓦窑堡安家。
　　寻求新的目标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我党确定了“创建工农革命武装，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路线，毛泽东同志于1927年9月领导了“秋收起义”，创建了第一支工农红军和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井岗山革命道路。到1930年，党所领导的红色区域已扩大到江西、湖南、福建、广东、广西、湖北、浙江、安徽、河南、陕西等省的三百多个县，建立了井岗山等十几块革命根据地，工农红军发展到十万众人，约六万余支枪。
　　随着革命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蒋介石恨得要命，在结束了蒋、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之后，立即调兵遣将，向我根据地实施了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从l930年12月到1932年6月的一年半时间内，蒋介石连续发动了四次“围剿”，先后出动兵力达一百二十三万之众。
　　苏区军民呢?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同志的正确领导下，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一一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取得了辉煌的战果。第一次反“围剿”始于1930年底，中央苏区四万红军，五天打了两个胜仗，歼敌一点三万人，缴枪一万三千余支，粉碎了敌十万兵力的“围剿”；第二次反“围剿”自1931年5月中旬打响，三万红军在十五天内连打五仗，五战五捷，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二万余支，打破了敌二十万大军的“围剿”；第三次反“围剿”从1931年7月开始，三万余红军以三个月时间，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二万余支，粉碎了以蒋介石自任总司令的三十万军队的“围剿”；第四次反“围剿”从1933年2月开始后，毛泽东同志已被排挤出红军的领导岗位，但王明“左倾”路线尚未得到全面贯彻，四万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用一个多月时间，歼敌二点八万余人，缴枪一万五千支以上，粉碎了敌五十万大军的“围剿”。
　　蒋介石不甘心于失败，于1933年10月，又出动了百万大军，二百多架飞机，向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我军在博古(秦邦宪)、李德(德国人，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军事顾问)的指挥下，以“不丢失根据地一寸土地”的方针，采用“两个拳头打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办法，到外线攻打敌人的坚固据点，跟优势敌人作战，其结果是“乞丐向龙王比宝。”①节节抵抗，屡遭挫折，步步后撤。尤其是广昌会战，红军牺牲四千余人，伤二万人，②使红军和根据地陷入绝境。在这期间，毛泽东先后两次提出建议：第一次是1933年11月，“福建事变”发生，毛泽东建议红军主力应该乘机“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纵横驰聘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③但“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拒绝采纳这个正确建议，反而将主力两调永丰地区攻敌堡垒，坐失良机。第二次是广昌会战之后，毛泽东建议：形势“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结果，“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④10月，兴国、宁都、石城等地相继失守，粉碎敌第五次围剿已不可能。仓促之中，博古等人决定中央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实施战略转移，目的是摆脱敌人“围剿”，重新寻找一块立足之地，在那里建立新的根据地。
　　对于落脚点的选择，是不以我们的主观愿望所决定的，而主要取决于敌情的变化，取决于敌我双方在军事上的较量。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12月版第220页。
　　② (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秘闻》，新华通讯分社《参考消息》编辑部译编，1986年4月版第28页。
　　③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219～220页。
　　④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220页，
　　七改落脚点
　　1934年10月12日晚，党中央和红军总部从江西瑞金出发，率红一方面军退出中央根据地，21日开始突围。按博古、李德的计划是；从南线突破，沿赣、粤、湘、桂边境到湘西去，和二、六军团会合，实行战略反攻，创建新的根据地。此行，被蒋介石识破，他在红军的前进道路上设置了四道封锁线，调动了四十万大军在后面紧追。结果是：四道防线通过了，红军力量也由八万六千人锐减到三万多人，其伤亡减员在红军史上是空前的。
　　一改落脚点
　　1934年12月1日，红军全都渡过湘江；11日占领湖南的通道县城。此时，蒋介石又在湘西地区，沿中央红军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必经之路上，构筑了四道堡垒防线，共2l1座碉堡，并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在通道县城以北布下了一个口袋阵。面对这种形势，中央红军在湘西落脚的战略意图，事实上已不可能实现。如果硬要往蒋介石的“口袋”里钻，就会招致灭顶之灾。然而“左”倾领导人无视严重的敌情和红军现状，执意坚持原定计划。在这危急关头，中央领导人于12月11日在通道的芙蓉召开会议，讨论行军方向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洛甫)、王稼祥、毛泽东、朱德、李德等七人。会上，毛泽东积极建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黔军不足三个团)最薄弱的贵州前进，打几个胜仗，争取主动，使部队得到必要的休整。李德反对入黔，博古同意去贵州，却不放弃原计划，①多数赞成毛泽东的方针。会议决定：西进贵州。通道会议，使红军避免了覆灭的厄运，在实际行动上改变了北上湘西的战略方针，正如刘伯承同志所说：“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②
　　12月14日，红军进占黎平县城。红军突然西进，将几十万敌人甩在湘西，打乱了蒋介石的部署，从而取得主动权，赢得了整休时间。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毛泽东力主继续向贵州西北部进军，在川黔建立新的根据地。最后，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建立新的根据地的决议》(也叫黎平会议决议)，否定了博古、李德坚持去湘西的错误意见。决议指出：“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③
　　黎平会议，是红军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转折。这是红军长征落脚点的第一次改变。
　　二改落脚点：
　　黎平会议之后，部队进行了整编，五、八军团合编为五军团，教导师补充到各军团，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合编为军委纵队。这样，部队轻装前进，灵便多了。12月20日，中央红军分两路西进，长驱入黔，连克锦屏、剑河、黄平、施秉、台拱、镇远、余庆、瓮安等一大片县城。31日进抵乌江南岸的猴场。1935年1月l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猴场(草塘)会议，作出了《关于渡过乌江后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也叫猴场会议决议)，提出红军的基本口号是：“创造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消灭蒋介石的主力部队”。3日，中央红军分三路强渡乌江天险。7日，袭占黔北重镇遵义城。
　　1月15日至17日，中央在遵义旧城原黔军师长柏辉章公馆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陈云、张闻天、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李德、武修权等二十人参加会议。
　　会议的中心议题：“(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④作出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指出：“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苏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⑤决定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⑥会后，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时，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⑦3月11日，设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指挥军事。至此，中央“最高统帅部”得到了圆满的调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正式确立，使党和红军转危为安，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
　　关于战略方向问题，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建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⑧北渡长江，到川西建立根据地，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是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作出的决议。⑨这是红军长征落脚点的第二次改变。
　　三改落脚点：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分三路由松坎、桐梓、遵义出发，向北挺进。20日，红军总部下达《渡江作战计划》，指出“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要求红四方面军“在我野战军渡江之先，应向重庆方面积极行动”，以策应中央红军北渡长江，然后密切配合中央红军“与川敌进行决战”，以打通横贯川西北的联系。⑩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的古蔺、叙永地区，准备北渡长江。
　　这时，敌情发生急剧变化，四川军阀刘湘唯恐中央红军入川会合红四方面军，在四川建立根据地，因而提出“北守(红四方面军)南攻(中央红军)”的作战方针，调集了36个团的兵力沿长江布防，黔军王家烈部渡过乌江追击红军，中央军薛岳兵团紧紧尾追而来，滇军龙云派兵入黔追击。一时，敌几十万大军如潮水般涌来。蒋介石企图将中央红军消灭于长江以南，横江以东，乌江以北和以西地区。所以，2月6日朱德电令红一、三军团：“根据目前情况，我野战军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境内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11)8日，红军各部在扎西集结。
　　2月10日，中央军委在扎西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战略方针等问题。会议作出了中央红军在川滇黔边区实行机动作战的决策，并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
　　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我们现在是在云贵川三省广大地区中，我们就要在这里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号召全体红军将士坚决实行运动战的方针，为“创造新的云贵川苏区而斗争。”(12)这是党中央第三次改变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四改落脚点：
　　中央红军挥戈向东，于2月18至20日，在太平渡与二郎滩之间二渡赤水河，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城，歼灭和击溃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3000余人；3月16、17两日，红军三渡赤水河，摆出又要北渡长江的姿态，蒋介石慌忙重重设防；3月21日至22日，我军突然折回贵州，四渡赤水，进至桐梓地区。
　　我军四渡赤水，行踪飘忽，神出鬼没，弄得蒋介石如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忙偕宋美龄飞往贵阳，坐镇指挥。
　　毛泽东呢?又接连摆下迷魂阵，留九军团在乌江北岸牵制敌军，以一部兵力快速挺进瓮安、黄平，造成东去湖南会合二、六军团的假象，主力则经息烽、扎佐，直逼贵阳。声称要“打下贵阳城，活捉蒋介石”。实际上，毛泽东的部署是佯攻贵阳，借蒋介石之手，调出滇军，为我军西进云南，渡金沙江北上扫除障碍。此举，蒋介石在毛泽东“指挥”下，又是急电，又是手令，把滇军调出来了，为我军让开了西进云南的通道。
　　就在蒋介石备受煎熬，手忙脚乱之际，红军主力于4月9日由贵阳至龙里之间跨道湘黔公路，大踏步向云南挺进，接连攻占沾溢、马龙、寻甸、嵩明等城。为了调开金沙江两岸之敌，红军以一部进至离昆明仅30多里的大板桥，佯攻昆明。云南省主席龙云心惊肉颤，一面向蒋介石呼救；一面电催孙渡速返昆明，同时将各地零散部队及各县民团集中到省桓守城。而我军却虚晃一枪，突然北去，军锋直指敌兵力空虚的金沙江边。
　　4月28日，军委纵队进至曲靖以西的缅甸坡关下村一带，截获敌军车一辆，浮敌薛岳部一名司机和一名副官，缴龙云给薛部的云南省十万分之一地图20余份、云南白药10箱，为我行军打仗、寻求渡口、医治伤员提供了方便。“龙云献地图”真是雪里送炭，解了燃眉之急。周恩来同志风趣地说：“敌人真是运输大队长，我们缺地图，他们就送来了地图；我们的伤病员无药医，他们就派人送来了云南白药。真是无巧不成书，三国时，刘备入川，有张松献图，如今我们红军入滇，又有龙云献地图。”(13)
　　4月29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指出：“敌已集中70个团以上兵力向我追击，在现在地区我已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另方面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因此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14)这是党中央第四次改变长征的落脚点。
　　五改落脚点：
　　5月3日至9日，利用6只木船，从皎平顺利渡过金沙江，在会理附近进行休整。
　　5月12日，党中央在会理城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并决定了今后的行动方针，即继续北上，到川西会合红四方面军。(15)
　　5月16日，红军从会理出发，向北挺进，通过大凉山彝区，24日强渡大渡河，29日飞夺泸定桥，然后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于6月14日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时，中央红军约2万人，四方面军约8万人，总计10万多人。
　　两军会师后，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及红军所处的战略地位，决定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新苏区，以推动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6月16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署名向尚在理番(今理县)的红四方面军总部发出《为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给四方面军电》。指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16)但是，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对形势作出了悲观的估计，他复电中央，夸大向东向北发展的困难，提出西进，向川康发展。
　　6月24日，军委纵队到达懋功县两河口。次日，张国焘亦抵达。
　　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明确指出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17)这是党中央第五次改变长征的落脚点。
　　六改落脚点：
　　1935年6月29日，我党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即夺取松潘和控制松潘以北地区。可是，由于张国焘借故拖延和阻挠，使敌情发生重大变化，胡宗南、薛岳部十四万人向我军堵截北上，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党中央根据形势发展，将原定经松潘北上的路线，改为经过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草地，向夏河流域前进。
　　8月3日，中央军委决定以主力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地区，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在洮河流域消灭敌人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18)军委采纳张国焘的意见，将部队分为左、右两路军，左路军以四方面军之九、三十一、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之五、三十二军组成，由朱德、张国焘率领，北取阿坝、出夏河；右路军以四方面军之四、三十军和一方面军之一、三军组成，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自毛儿盖北出班佑、巴西。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这时，张国焘又节外生枝，要求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为了统一认识，团结张国焘一道北上，中央于8月4日至6日，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对张国焘的反党分裂、退却逃跑的错误路线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并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张国焘在会上表示同意中央决策，会后却违反决议，又提出西出阿坝，向青海、甘肃退却的错误方针。为此，中央又于8月20日在毛儿盖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指出：实现“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战略方针的各种有利条件，要求红军主力应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作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续发展的有力支柱和根据地。对张国焘的西进方针认为“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并具体分析了西进的不利和困难。号召全体党员和红军指战员，要团结战斗，消灭敌人，“实现赤化川陕甘而为苏维埃中国确立巩固不拔之基础。”(19)
　　8月24日，中央将毛儿盖会议决定电告张国焘，要求右路军应全力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岷州间地区；左路军速出墨洼、班佑，出洮河东岸，然后与右路军并肩前进。但张国焘进至阿坝便按兵不动，又提出左右两路军同时南下回击松潘。9月8日，张国焘电令徐向前、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20)
　　面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党中央于9月9日再次电告张国焘，陈述了南下的利害关系，重申“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21)并于当晚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率一、三军团先行北上。此举意义重大，正如杨尚昆所说：“没有这一步，等到胡宗南、马步芳、朱绍良把腊子口、西兰公路完全封锁起来，采取蒋介石在江西的办法，筑碉堡，那我们飞也飞不出来。毛泽东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是极为关键的一步。没有这一步，也就没有一年以后三大主力红军在西北的大会合。”(22)
　　9月11日，党中央到达俄界(今甘肃迭部县高吉村)。当晚至12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提出的行动方针，决定改变川陕甘计划。“目前战略方针是用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境去。”“我们可以首先在苏联边界创造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23)这是党中央第六次改变长征落脚点。
　　七改落脚点
　　由于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北上红军只有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共七、八千人，并将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副司令员林彪，政委毛泽东，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杨尚昆。
　　9月12日,陕甘支队继续北上，17日突破腊子口天险，21日到达哈达铺(今甘肃宕昌县)，一军团直属侦察连在这里活捉了鲁大昌的一位少校副官，缴获一张刊登“徐海东率红军和陕北刘志丹红军会合”的报纸，聂荣臻立即派骑兵通讯员把这份报纸送给毛泽东。(24)毛泽东高兴地说：“好了!好了!我们快到陕北根据地了。”
　　彭德怀回忆说：在哈达铺，“从报纸上看到有刘志丹苏区根据地，很高兴。”(25)林伯渠曾对刘景范讲：“1933年，中共陕西党组织被国民党破坏之后，中央已不了解陕甘的斗争情况，根本不知道还有刘志丹等同志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26)
　　谢觉哉也对高朗亭讲：“我在中央苏区时，谢子长同志在西北闹革命，发展成什么样子?还存在不存在?都不知道。”“到了哈达铺宿营，买东西捡到一张7月×日的《晋阳日报》，上载陕北刘志丹‘赤匪’部已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军五万人，游击队、赤卫军和少先队二十余万人，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的危险性。”(27)
　　陆定一在《榜罗镇》中记述：“阎锡山说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共产党员如何的了不得，有‘不用武力而日益扩大之势’。还有所谓‘开辟队’，‘由一村开辟三村，三村开辟九村，九村开辟二十七村’，这些神话，也帮助我们了解一些北方的情形。至少土地革命成了北方民众的要求，已经没有人可以阻止它了。”(28)
　　此时得知陕北还有相当规模的红军和根据地，“真是天大的喜讯!”对党中央作出把落脚点放在陕北的战略抉择，起了重要作用。
　　1935年9月22日，党中央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全军团以上干部会，毛泽东作报告，他说：红军“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又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29)
　　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宣布，正式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下编三个纵队，一军团改为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兼)，政委聂荣臻；三军团改为二纵队，司令员彭德怀(兼)，后彭雪枫接任，政委李富春；军委纵队改为三纵队，司令员叶剑英(兼)，政委邓发。
　　毛泽东号召大家：“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七百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抗日的前进阵地。”(30)
　　9月23日，中央红军从哈达铺出发，26日渡过渭河，27日到达甘肃通渭县榜罗镇，28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根据陕北还有相当规模的红军和根据地的新情况，决定改变俄界会议确定的方针，把落脚点放在陕北。这是党中央第七次改变落脚点。
　　① 马继善：《通道会议几个问题的探讨》打印稿第5页。
　　② 刘伯承：《回忆长征》，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5页。
　　③ 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第150页。
　　④ 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共党史资料》第6辑第1页。
　　⑤ 江西大学学报编辑室：《中共党史学习文件汇编》，1979年10月编印第67页。
　　⑥ 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共党史资料》第6辑第8页。
　　⑦ 《中共党史资料》第6辑第8页。
　　⑧ 《中共党史资料》第一页。
　　⑨ 《聂荣臻回忆录——红军时期》，《中共党史资料》第5辑第127页。
　　⑩ 王庭科：《红军长征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28页。
　　(11) 郑广瑾、方十可：《中国红军长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297页。
　　(12) 郑广瑾、方十可：《中国红军长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308～310页。
　　(13)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红军长征过云南》，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292页。
　　(14) 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第170页。
　　(15) 肖锋:《长征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版第76页。
　　(16) 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期第179页。
　　(17)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3月版第482页。
　　(18) 国防大学党史政工教研室：《长征新探》，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47页。
　　(19)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第187～188页。
　　(20) 国防大学党史政工教研室编：《长征新探》，解放军出版杜1986年9月版第76页。
　　(21) 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第189页。
　　(22) 杨尚昆：《对毛主席的几点回忆》，《文献与研究》1987年第2期。
　　(23) 俄界会议原始记录，转引自王志新《再论红军长征落脚点问题》《党内通讯》1984年第12期41页。
　　(24) 聂荣臻回忆录：《中共党史资料》第5辑第167页。
　　(25)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5页。
　　(26) 中共临澧县委编:《怀念林伯渠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月版第119页。
　　(27) 高朗亭:《谢觉哉同志谈刘志丹》，《革命英烈》1981年第二期第13—14页。
　　(28)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人民出版社1958年4月版，第414～415页。
　　(29) 杨成武：《记长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226页。
　　(30) 肖锋：《长征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8月版第121页。
　　家安瓦窑堡
　　1935年9月30日，党中央率陕甘支队从榜罗镇出发，袭占通渭城，跨过西(安)兰(州)公路，越过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21日进行了著名的“切尾巴”战斗，胜利结束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到陕北，地域辽阔，包有23个县市，党中央和毛泽东总不能长期在东南西北四乡漂流，得有个家，有个固定的办公地方。先在那里安家呢?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调查研究，党中央、毛泽东于11月3日在甘泉县下寺湾，听取了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及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关于苏区工作汇报之后，即刻召开政治局会议，最终决定把家安在瓦窑堡(今子长县城所在地)。5日，中央先遣队王首道、贾拓夫、刘向山进驻瓦窑堡；7日，张闻天、刘少奇等带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12日13日，毛泽东、周恩来到了瓦窑堡。从此，瓦窑堡便成了指挥红军作战、指导全国革命的红都。
　　党中央、毛泽东为什么要选择瓦窑堡这个家呢?其根由：
　　一是地处陕北要塞：
　　瓦窑堡依山傍水，元初建于秀延河与南河交汇处。全县位处陕北黄土高原中(心)部，境内沟壑纵横，河谷深切，峁梁起伏，蜿蜒连绵，海拔在930米至1562米之间，古有阳周县(秦设，位处今曹家*(左土右爪)村)，城中县(北魏神龟元年设，隋开皇元年改名魏平县，位处今姜家坪村)、安定县(宋康定元年设堡，元至元元年升县)、丹头县(宋庆历年设寨，元至元元年升县，位处今丹头村)、制戎城(宋崇宁年设天降山新城，政和八年改名制戎城)、御谋城(宋崇宁三年设，距县城西北120里)、殄羌寨(宋元符元年设，距县城西北100里)、洛交寨(宋元符元年筑，距县城100里)、芦移堡(宋元丰年设)、柳榆堡(宋范仲庵筑)、屈丁堡(宋元符元年设)、万安堡(宋代设)、狄青寨(位处今李家坪村)、威羌寨(宋元符元年筑，位处今红崖墕村)、兴安寨(今王家庄)、黑水堡(今边家湾)等旧(遗)址，属民族角逐、兵家长争之地，晋公子重耳在此流放，秦太子扶苏在此镇守，名将范仲庵、沈括、狄青、龙锡庆曾涉足布防，农民领袖李自成、地方英杰苗登务等二十多起义军也在这里转战，守有城桓，退有去路，是个比较理想的战略要地。就交通来讲：秦设支道，元通大道，东接清涧、子州可到山西；南邻延川、延安可达西安；西连安塞、靖边可上甘肃、宁夏；北接横山、子洲可去内蒙。从战略处位来说：东有黄河天险，是出兵晋察鲁豫抗击日寇的好后方。
　　二是工商贸易发达：
　　站在黄家山上望瓦窑堡全景，尤如金鱼戏水之势，绕城东南流经的两条河终年无断，水质纯而甜，加上四乡盛产煤炭，储量遍及各地，故有“水石相连”之誉。这里的群众，自古善箍砖窑，住宅一般比较好(冬暖夏凉)而宽敞(以户箍窑，一建便是三孔)，形成不同各县的当地特色之一。堡内有杂货铺、毡房、酒房、豆腐坊、油坊、糖坊、丝织坊、中药店、客栈等百十家，铁器、瓷器、皮绳制造业在陕北一带负有盛名，故招人羡慕，商贾云集，是陕北进出口物资的终转站、集散地。从晋地、西安运来的货物主要有棉布、日用杂货；从靖边运来的货物主要有食盐、皮毛、沙蒿、大麻等。两地之商，一般都是在瓦窑堡进行物资交流的。随着工商贸易、物资交流的不断发展，敦促该地将三、八集改为常街市，这在陕北各县中来说是独特的。尤其是地方小吃名扬陕北，绿豆凉粉、荞面煎饼香甜可口，一旦品尝便会成瘾，终日想食，这也是堡里人来人往、川流不息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是群众憨厚好客：
　　相传“桥山(今李家岔乡高柏山)在上郡阳周县，山有黄帝冢也。”①作为轩辕后裔的瓦窑堡儿女，自古就生活的不平静，饱经沧桑，蒙受了兵、疫、饥饿浩劫之苦。兵灾：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为打内战，于1933年始行征兵(实为抓丁)制，按“三丁抽一、五丁抽二”比例，抽签确定应征对象，许多青年为避兵役，断肢截指，逃亡他乡；疫灾：1930年至1932年，县境内鼠疫流行，发病死亡者在1500人以上；旱灾：1929年陕北大旱，赤地千里，青草毫无，人心恐慌，危急万分，举村逃亡者不一而足；还有一灾，就是清末(1913)以来，军阀井岳秀独霸陕北，政治黑暗，吏治腐败，苛捐杂税立了几十种，使群众在经济上备受盘剥，他们和地方恶豪勾结，常常无辜捆绑、毒打、监禁甚至杀害群众。
　　各种灾害，致使百姓深受其害，度日艰难，但也锻炼了他们，炼出了一套“勤劳俭朴、英勇顽强、爱憎分明、憨厚好客”的为人准则。他们对官僚军阀、地方恶绅最恨，对贫苦大众、有志之士最亲。平时，不管谁家吃好的，都要给四邻送一碗；来了贵客，家中再艰难，也得借点面待客。
　　特别是“闹红”以来，在谢子长等革命先驱的带领下，认清了只有跟共产党走才能获得翻身解放。为扩红，他们“父送子、妻送郎、兄弟相争”；为杀敌，他们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仅劳山一战，就有百余名子长儿男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好汉连”连长栾新春，在劳山阵地上负伤，肠子脱腹而出，他将肠子塞进去，用绑带缠住，盘肠大战，一直坚持到把敌人打退才倒下去，牺牲时年仅十八岁。
　　平时，红军游击队来了，他们有的腾窑让房；有的借锅送碗；有的给粮给菜，不是亲人胜亲人，比哥弟兄都看得重。
　　四是西北革命中心：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瓦窑堡是陕北乃至西北劳苦大众，有志之士的想往之地。
　　是李象九于1924年冬，在瓦窑堡成立了第一个驻军党支部；
　　是谢子长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于l925年返回陕北开展革命活动，并于1927年10月l2日率先打响了陕北武装斗争(清涧起义)的第一枪；
　　是任广盛于1928年春在任家砭出任第一个区委(中共安定区委)的书记；
　　是冯文江于1930年春出任中共安定县委书记的；
　　是阎红彦、吴岱峰于1931年9月带领晋西游击队打回陕北，为创建陕甘红军与根据地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是1934年7月8日，在阳道峁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任总指挥，下辖1、2、5支队；
　　是1934年8月，在景家河(今涧峪岔乡所辖)成立了陕北第一个县级政权——安定县革命委员会，10月更名赤源县临时苏维埃政府，12月改称赤源县苏维埃政府，与国民党安定县政府并存，下辖11个区，其中7个区在横山境内；
　　是1935年1月30日，在安定白庙岔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27军，辖1个师(84师)3个团1200人；
　　是1935年1月31日，在白庙岔召开了陕北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并宣布成立陕北省工农民主政府，马明方任主席；
　　是1935年2月，成立了秀延县苏维埃政府，辖13个区，其中5个区在子洲、靖边境内；
　　是1935年5月，成立了子长县苏维埃政府，下辖8个区，其中7个区在安塞、靖边、横山境内；
　　是1935年10月全境除南沟岔外均获得解放；
　　是1935年10月成立瓦窑堡市政府，辖5个区；
　　是1935年10月3日，中共陕甘晋省委及其他机关一起迁入瓦窑堡。
　　中共陕甘晋省委进驻之后，瓦窑堡成了指导陕甘晋省革命的中心，但也蕴藏了一种危急，那就是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陕北搞错误肃反，把刘志丹等一大批军政干部关押在瓦窑堡。是党中央、毛泽东来解除了这一危急，拨正了陕北的革命航向。
　　至于党中央、毛泽东为什么又于1936年6月22日要撤离瓦窑堡呢?
　　主要是为了争取东北军联合抗日。1936年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等在延安会谈，议定东北军67军进驻延安以北。党中央撤离出瓦窑堡，正是履行会谈诺言。②
　　其次是红军主力正在西征前线，所留瓦窑堡的只有一个警卫连和保卫队及“红大”学员。为了减少伤亡，在井岳秀部张云衢偷袭之际，党中央主动把瓦窑堡让给东北军。
　　① 《汉书·地理志》载。
　　② 吴志渊：《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湖南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151页。
　　

党中央毛泽东在瓦窑堡/郭杨全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