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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坦白运动：逼著人们说假话
高浦棠 曾鹿平
应该说，延安审干和抢救运动期间，别有用心、乘机谋私的人是极个别的。大多数人的主体意识完全被康生有意制造的“特务如麻”的审干气氛所淹没，不自觉地而又非常认真地扮演了康生所希望他们扮演的角色。
康生很成功地玩弄了人们对共产党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为他罪恶的政治生涯增添了耀眼的“光环”。
炮制“坦白典型”，利用“坦白典型”公开演讲，现身说法，制造“特务如麻”、“坦白光荣”的气氛，这是康生操纵审干运动的杀手锏。
1943年中共中央的新“四三”决定刚刚发布不久，延安便掀起了一个规模空前的群众性“坦白运动”。4月9日至12日，延安召开了中央直属机关干部两万多人参加的大会，由康生亲自主持。在康生的精心安排下，胸挂大红花的张克勤痛哭流涕地讲了自己如何加入特务组织、如何被挽救的经历和感受，使与会者大受感动和鼓舞。接著康生乘机鼓动，大谈延安还有许许多多的“张克勤”，号召这些“张克勤”迅速起来悔过自新。
这次大会推动了坦白运动的迅速发展，“坦白”这种特殊工作很快由内部少数机关学校的小范围运动发展成公开的大规模的群众性反特斗争运动。康生还特别安排张克勤骑上高头大马，胸系大红花，先後到中央大礼堂、八路军大礼堂、绥德抗大党部和绥德师范等单位作巡逥坦白报告。在康生的精心策划和安排下，整个陕甘宁边区各单位、各系统都掀起了“坦白运动”，大会、小会、计分会、控诉会等名目繁多的会议接连不断。这里还应特别提到“绥德特务控诉团”。
1943年清明节刚过不久，康生将延安的“坦白运动”推向高潮後，很快带领师哲等人来到绥德，并迅速组织了一个“绥德特务控诉团”赴延安各机关单位作巡逥演讲。这是一股强劲的龙卷风，它在延安的天空呼啸盘旋，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横卷了延安的机关、学校，把人们清澈如水的心灵，搅得昏闇一片。
控诉团的一号选手白国玺(建国後担任过某地区文工团团长)，这位能说会道的绥师附小教师，给自己戴上了一顶血淋淋的官爵“特务暗杀队队长”。他的口齿、他的表演才能，使陕北的著名说书艺人韩起祥黯然失色。他被迫编造的充满血腥气味的“特务史”使听讲者目瞪口呆、怒火万丈。
更使人们诧异的是“控诉团”二号选手田家凤的控诉演讲。这位年仅15岁的女学生，这位刚刚进入青春期、如荷花般明丽纯洁的少女，竟然说自己参加了“特务美人队”，声言她们的“战场在床上”。
在中国的伦理道德中，贞操被看得至高无上，女人的贞操甚至比女人的生命还重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承认自己出卖贞操，无异於在用尖刀挖自己的心。难怪田家凤每次控诉都是痛哭流涕——是真有其事的惭愧，还是绝无此事的委屈?当时给人们的印象无疑是前者，因为人们很难想象，一个花朵般鲜艳的少女，会拿自己的贞操开玩笑。但甄别後，人们才知道，她的痛哭流涕完全是因为後者。
如果说前边两位的控诉还有点严肃气味的话。那么“特务石头队长”马逢臣的控诉演讲就有点滑稽了。他每次登台演讲，手里都提著道具——一包大得惊人的石头，并耸人听闻地披露他们曾准备用这包石头暗杀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
控诉团里还有一位13岁的少年，他说自己是“特务撕报队”的成员。他们的任务就是将共产党政府机关所贴出的标语、布告、墙报统统撕掉。
就是演戏，这也是一出漏洞百出的蹩脚戏，可是它却能在延安引起了那么大的轰动。这就是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气氛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如果我们不了解审干运动的过程，就无法理解这一结果的产生和漫延。王实味事件还只是一个并不十分明确的序幕，而1943年4月9日至7月15日的坦白运动，则是一个重要的铺垫。在这一阶段除了炮制典型外，还采取了自觉坦白，即每个人都填写小广播和社会关系调查表，写思想历史自传，从思想上反省，坦白自己是否有问题!规劝坦白，同志、同乡、同事、同学、夫妻、亲戚、领导与被领导，不问青红皂白，互相规劝对方向党坦白；另外还采取个别谈话、大会、小组会集体规劝、诱导等方式。在这三个月内，仅延安中央系统和边区系统(不包括边区所属各地区)各单位就有四五百人坦白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在坦白运动中，决定究竟谁是特务、汉奸和叛徒的问题上，康生是金口玉牙，说啥是啥，只要他一句话，你便是上了“生死簿”，不是特务也是特务，被折磨得无可奈何时，只好违心地承认自己是特务。於是，按照康生的要求，给自己编一个假历史。最後，还是组织上给他们平了反。
1943年4月河南省委奉命由陕西马栏镇撤回延安。担任当时河南省委地下交通科长的杜远征被调往延安中央组织部工作。他刚上任不久，一天夜里正睡觉的时候，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他，他认为有什麽急事找他，刚把门打开，只听一声断喝：你被捕了!第二天上午，便开始审讯。审讯人员问他：“你是怎样加入特务组织的?”“我从来没有参加过特务组织!”审讯人员冷笑一声，接著又逼他说：“连河南省委都有问题，都是汉奸、特务、叛徒、反革命，你是交通科长，是掌握党内情况的机要人物，你能没有问题?河南省委是红旗党，是假共产党，是红皮萝卜白心，是国民党搞的党，你家属从敌占区来，这不是敌人派来的是什麽?”
杜远征哭笑不得，说审讯人员无知，是低估了他们，说他们有知，所提问题却既荒唐又可笑。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落到这种人的手里，不说假话，就得被他们折磨死。只好使一个权宜之计。
另一个叫萧煌的人，又名黄连生，他说：“当时，我在延川县任银行办事处主任。有一天上班时，突然祸从天降，几个武装人员二话没说，把我押到陕甘宁边区银行，要对我‘抢救’。我既没落水，也没掉入深渊，为什麽要抢救呢?我感到莫名其妙。但事情明摆著，谁被‘抢救’，谁就是过鬼门关、阎王殿，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他们责令我到大会上交代问题。经过一连串的审讯，才明白关押我的理由：(一)因为我的妈妈是日本人；(二)我是从後方来的，关系复杂；(三)我是社会活动积极份子，接触面广；(四)延川银行办事处一起短款三千元事件，未予查清(後来查清是会计记错账)。这就是他们怀疑我是‘日本特务’的根据，对我软硬兼施进行逼供，不认账，就要杀我的头。”①
张克勤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在西北公学召开的坦白大会上，一个一个地盯住看，看著谁像，就叫谁承认是“特务”。承认了“特务”，就叫你上台“坦白”，结果大礼堂坐著的一大半人都成了特务。接著各系统、各单位都掀起“坦白”高潮。开大会、小会、规劝会、斗争会、控诉会，“坦白”的花样越来越多。在当时形成一种“坦白”光荣、不“坦白”就有问题的气氛。行政学院9班有一个组的同志全部“坦白”成叛徒、特务、反革命。於是他们便立即举行庆祝大会，大家捐钱买了花生、红枣，还邀请其他组没有“坦白”的人去参加。大家漫谈反省的思想过程，启发没有“坦白”的同志到本组去“坦白”。边区政府总务处有一批勤杂人员，出身贫苦，历史清白，文化程度较低，苦於没有问题“坦白”。老处长因此弄得吃不下，睡不好。总务处里的同志平时和老处长关系融洽，他们便私下商量：一是为了解除老处长的苦恼；二是“坦白”了能戴红花，吃饼乾，於是大家一齐“坦白”成“特务”。这样“坦白”的人没有感到压力，老处长也因而笑逐颜开。5月22日，边区政府大礼堂也召开“坦白”大会，从表面上看是个人向党反省与集体帮助相结合，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偏差。这样从保安机关到一般机关，假坦白越来越多。在“坦白”的热潮中，埋下了冤假错案的种子。
由於这些假案的影响，“特务”一批批被查出来，真可谓已经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而外地来的同志也逐渐人人自危了。
运动向高潮发展著，影响面越来越宽，康生欣喜若狂。一天，他来到西北公学作了个报告，俨然以一个教师爷的把式，在讲台上振振有词地教训著人们：“你们麻木不仁，说延安不会有特务，现在证明了，你们要多少?一个排?一个连?一个旅都够了，有的人说运动该结束了，现在不但不能结束，而且还要继续深入下去，要失足的青年知识份子继续坦白，没有审查的都要审查!”他唾星四溅地讲了一个多小时。这个报告後来又印成文件发到各单位，发到各根据地。②
本来已经扩大化了的运动，由於康生这一煽动，终於造成了灾难性的结果。有的单位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成员强行要求他们“坦白”，“坦白”了以後再进行反复审查，使正常工作处於停顿状态。而那些还没有搞起来的单位，领导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例如有一个单位，因为没有人“坦白”，受到康生的批评，领导人回来後吃不好、睡不着。一天，已经夜深人静，人们都已进入梦乡，他忽然吹起紧急集合哨，全体人员从床上惊醒，以为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待集合之後，这位同志就开始训话：别的单位的特务都坦白了，有那么多，难道我们这里就没有?其实很多，你们今天晚上必须向我坦白，否则我要严厉惩罚你们……
在周围压力已经非常大，整天等著“抢救”的人们受不住了，连夜找领导坦白，当晚就有几十人交代了“问题”，在当时这位领导看来，是多么意外的收获，又是多么大的成绩啊!
有的情况在现在看来也许是个笑话，而在当时却是事实。例如有一个同志，才新婚不久。一天，他去向上级汇报工作，回到家里已经是半夜了，他爱人还在灯下等著他，这位同志不仅没理会爱人的心，反而怀疑她有问题，硬揪著她到李克農那里去交代问题，弄得她哭哭啼啼，把李克農也弄得啼笑皆非。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头脑已经发热到什么程度。
还有让人笑不起来的，但从中同样可以见出人们头脑极端发热的程度，因为被强行要求坦白的这些人在当时就已是德高望重的同志了。
例如陶铸也曾因坐过敌人监狱，被整成“叛徒”，气得他暴跳如雷地在骂娘：“老子在犯人中不是第一号，也是第二号坚强的，他们简直胡闹，想我把打成叛徒。”③陕西省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董学源，1942年8月到延安参加完组织工作会议後，被高岗留下参加整风学习。在抢救运动中也受到审查、批斗、关押，1945年平反。还有西北局民运部的十多个干部，全系西北各省地下党的知识份子干部。1941年民运部机关党支部办了个墙报，叫《西北风》，陈元方任主编。第一期墙报贴出後，反映强烈，高岗认为有“小资产阶级情绪”，“是一种不满的发泄”，以後便停办了，当年底，陈元方调到靖边县委任常委、统战部长。1943年4月初，突然通知陈元方回西北局机关，一进机关，挎包还未放下便被叫去参加批判会，要陈元方交待《西北风》问题。而且说《西北风》和《轻骑队》一样性质，都是反党的，接著便是无休止的批斗，到5月说陈元方是“死顽固”，进行假枪毙後送到边区保安处关押，直到1946年7月1日才结论平反。来自各省的地下党员，都有特务嫌疑，一概是审查对象。四川省工委书记邹风平，当时正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邹是大革命时期的地下党员，对党忠诚。他在对敌斗争中脊椎骨折断了。把伤养好後他的腰从此直不起来，加上胃病、肺病，身体一直很虚弱，但仍坚持对敌斗争。1940年，党中央调他到中央党校学习，审干中他被当成是“特务”进行批斗，精神受到很大刺激。他的妻子当时也在延安，与邹结婚时间不长，审干中她经受不起考验，也说邹风平是特务，并因此离开了他，和别人同居了。这对他也是一个沉重打击，致使邹风平自杀了。他在绝命书中还申辩自己是被冤枉的。直到1945年8月，中央党校才给邹做了结论平了反。
当延安地区的人们发热的温度已经达到极限的时候，其热量又开始向周遍地区扩散。绥德由於有上述几个积极份子的典型示范，整个全地区的坦白运动後来居上，其热度似乎比延安地区的更高。
1943年9月前後，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和专员袁任远亲自主持召开了“绥德各界控诉国民党特务大会”。会议历时一个礼拜，参加会议的有各县代表、各区乡代表，还有“士绅、参议员、分文书、自卫军连长、妇女、绥师全体教职员学生、学生家长、失足青年、各部队、机关、学校代表共两千五百人”。大会先由专员袁任远宣布党的宽大政策：“只要坦白悔过，政府决不加罪，逮捕的也无条件释放。”後由地委书记习仲勋号召“失足青年”和“一切汉奸特务份子赶快爬出泥坑”。接著便是特务和失足者开始坦白。
可以看出，这个程序和在康生指令下延安各单位的形式完全一样。显然绥德地区的坦白抢救运动受了延安地区的影响。所不同的是绥德地区群众的积极性更高。每个坦白者上台“坦白”以後，如群众表示满意，则宣布既往不咎，并立即将对坦白者的称呼由“特务”改为“同志”；否则，坦白者将继续受到规劝、批评和指控。一位前国民党的军医名叫李化南，当时被认定为“双料特务”(即日本特务兼国民党特务)，他“坦白”之後，群众根本不满意，於是有人就提出要他“坦白”如何利用行医的机会谋害共产党员和干部，他无言以对。这时部份群众便喊出了“枪毙李化南”的口号。李化南虽然没有立即被枪毙，但却被重新押回了牢房。
一边是义愤填膺的群众威胁，一边是政府的宽大政策，面对这两项形式不同目标完全一致的绝对选择，所有受指控者和心有余悸的人，只有走向“一边倒”，才是唯一的出路。“俯首认罪坦白”，以至厚诬自己，厚诬别人，成了人心所向，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许多至亲好友，也能勇敢地表现出“大义灭亲”的义举。
在绥德地委的示范下，绥德县也召开了“控诉国民党特务罪行大会”。会议历时十天，共有2600多人参加，其中190多人被揭发为“特务”，280多人被“感动”後主动“坦白”。
无论是延安地区，还是延安以外的其他地区，无以计数的“坦白者”中，究竟有多少人是冷静的应该坦白者?多少人是在那个热度已达到沸点的氛围中，冲昏了头脑或上级施加压力被逼的“坦白者”呢?当时延安交际处的负责人金城的话，也许可以使人们明白“坦白运动”的许多真相。他说：
延安交际处内共有干部和工作人员40多名。在坦白运动中，有5人送到反省机关接受隔离审查，2人被保安处逮捕关进了监狱。其余受冲击者还有20个左右。
其实，在延安交际处根本没有一个敌特，即使有点政治问题，也在整风初期早就交待清楚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案子。可是当时我怕完不成任务，也怕自己潜意识中有“右倾”思想因素，所以尽管心里大不以为然，却始终保持缄默，只顾“盲目追随”和“奉命行事”，完成上级交待的任务(审干组织规定：各单位的问题人物中，必须要送反省机关10％，送保卫机关10％)。根据这个规定计算，延安交际处送反省机关和保卫机关两项指标加起来共7人，为20％，那么，延安交际处有问题的人总数至少应该是35人以上。④
尽管如此，康生还一味地要求审干人员要不断扩大战果。
究竟用什么方法来扩大战果呢?康生曾多次给有关人员传授自己的经验，他说，搞肃反抓特务，就像抓老鼠，下夹子、放毒药、养猫，都是一种方法。但还有一种更巧妙的方法，叫以毒攻毒。抓一只个头大的公老鼠，用一粒黄豆塞进它的屁眼里，然後用线给缝上。几天之後，黄豆发涨了，老鼠疼得像发疯似的，从这个洞钻进那个洞，见著老鼠就咬，咬死一大批之後，自己也疼死了。我们搞肃反也应这样，先抓住一个典型，把它放出去。让它咬，乱咬、横咬、竖咬。咬了这个，再咬那个，无休止地咬。咬一大串，谁也跑不了。他咬了这个人，这个人又咬了那个人。这样一来。一变二，二变四，几何级数地增加。我们战果就扩大了，这叫利用矛盾。谁都想保自己，都想立功，立功才能得到宽大。要想宽大，就得要有表现。什么叫表现?就是要拿出“礼物”，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要把别人当作“资本”、“砝码”，把别人揭出来。咱们就让他们互助揭发，来达到我们的目的。⑤
康生还要求每个审干人员都要怀著敌情观念，交替使用“善”治和“恶”治两种方法。先是摆出菩萨面孔，诉之以理，动之以情，苦口婆心地劝说被审查对象自觉“坦白”。对那些拒不“坦白”者，则要不惜一切手段，甚至绳之以刑，来强迫其“坦白”。他说：“要用一切手段弄到口供，只要逼出口供，就能把一些人的嘴给堵上。”
对此，在一次会议上，任弼时曾批评康生说，你的这种做法，叫逼供信，这会冤枉好人的。但康生却辩解说，我们是逼供而不信。任弼时又反驳说，既然你不信，那为什么还要逼供?
尽管康生无言以对，可他并不服气，仍然指使办案人员说，不要管他那一套，不信犯人的口供信什么?难道信你?一个一个都从天南地北来的，天晓得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口供是唯一的根据。⑥
在康生凶神恶煞般的操持下，审干运动被一步步地推向了更可怕的灾难深渊。
① 参阅黄启亮：《共和国十大冤案之谜》，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② 参见高新民、张树军：《延安整风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版。
③ 李逸民：《参加延安抢救运动片断回忆》。
④ 参见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版。
⑤ 参见林青山：《康生外传》，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
⑥ 参见甘徵文、韩少功：《任弼时》，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延安抢救运动始末—200个亲历者记忆/高浦棠 曾鹿平著，—台北：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