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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绥德地区：上演现代“封神演义”
高浦棠 曾鹿平
绥德，是秦统一全国时的三十六郡之一，也是陕北较早开发的地区，文化积累丰厚，文臣武将辈出，历来号称“天下名州”。然而，在1943年的审干、抢救运动中，绥德却上演了一场颇富传奇色彩而又令人啼笑皆非的现代“封神演义”。
1943年清明节前夕，绥德师范的音乐教师俞平突然神秘失踪，同时，经常给绥师送信的王锐也失踪了。这两个人的失踪，对正在忙著准备度过将近一个礼拜清明节假的绥师师生们来说，并没有引起多大的警觉与关注。然而清明节收假以後，新秋三四班的学生马逢臣却隐隐约约感觉到有人在跟踪自己，接著又有传闻说，家乡子州县(当时叫西川县)的几个文化界名流张问四、师俊秀、董玉华被绥德专署保卫机关逮捕。还听说自己的远房堂哥马逢瑞惧怕逮捕，逃到度阳，也被保安人员从庆阳抓捕回来。对这些突如其来的事件，还没等马逢臣去认真思量，他自己也被传讯到绥德专署保安科接受问讯。与他同时被传讯的还有绥师教师乐丁生、乐新民、郭丕昌，以及他的同班同学张锦秀、党仲贤、王克俭等。在保安机关接受问讯的过程中，马逢臣才明白：近来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所有突发事件，都与一个字眼有关——即特务。
对於一个年龄不满15岁的学生来说，特务一词对他太陌生了。说实话，马逢臣虽然机灵、聪明、学业成绩突出，但当时他既不是共产党员，也没有参加过其他什麽正规组织。因此，当审讯人员问到他是不是特务组织中的一员时，他像丈二和尚摸不著头脑一样，连连摇头否认，并本能地解释说：“我不懂特务一词，连共产党也不懂。”①但审讯人员却很肯定地说马逢臣就是特务，并说是王锐供出来的。王锐过去虽然经常来送信，但平时很少与外界往来的马逢臣并不认识王锐。在对不上号的情况下，马逢臣只好被隔离起来。与马逢臣一起被隔离审查的还有子洲籍的所谓重要“特务”姬世道、马逢瑞、乐丁生等。
据马逢臣回忆说，就在清明节前後，康生和师哲也来到了绥德，是为策划开展绥德地区的审干和反特务斗争而来的。他们虽然对抓起或隔离出来的特务份子不直接进行审讯，但对一些有重大特嫌且顽固不化者是要直接插手的。②在马逢臣被隔离出来一段时间後，一天在绥德特委书记习仲勋秘书安志温的办公室里，师哲直接审讯了马逢臣。其实，在还没有真正认识这场审干的特务斗争根蒂的情况下，即使是师哲亲自审讯马逢臣这样天真无邪的少年学生，他也不会有意外的收获。在审讯过程中，师哲反复劝马逢臣说，已经被带到延安的王锐交待了马逢臣的情况，并很肯定地说马就是绥德特务组织中的一员。但马逢臣死也咬定说自己根本不认识王锐，所以特务一词根本无由和他联系起来。这样，帅哲的亲自审讯也陷入了僵局。於是，帅哲与康生等人一起商量如何突破的问题。据说，帅哲与康生等人商量时，康生将他在延安审干中的荒谬逻辑又拿到了绥德，康生说：他在大街上曾见过马逢臣，看他的样子就像特务。还说：像马逢臣这种人不当特务谁还能当特务?他就是特务的料!在这种强盗逻辑推演下，马逢臣再也说不清了，他只能像其他被逼成特务的人一样，自认特务了。
但是，问题不能就此了结，承认了特务，还得承认干特务勾当的事实。可事实从何而来呢?这倒让马逢臣有点为难了。一时没有事实可交待，马逢臣只好被关在绥德特委临时搞起的“抢救队”进行反省。
在反省过程中，对马逢臣思想触动较大的有两个人。一是齐心，二是他的远房堂哥马逢瑞。齐心比马逢臣大几岁，他们是同班同学。此时她正与特委书记习仲勋谈恋爱，所以经常在特委院内进进出出，与被关在特委院附近“抢救队”的马逢臣经常见面。根据齐心所掌握情况，凡是被指定为有特务嫌疑者，不坦白是过不了关的。所以她把当时这种形势偷偷向马逢臣透露过。据马逢臣讲，齐心与他个人关系挺好，她向马逢臣透露这种消息是担心马逢臣不坦白会遭受皮肉之苦。
马逢瑞是大革命前的共产党员，大革命期间迫於白色恐怖向国民党自首过，此後脱离共产党，并给国民党保安队当过寨头和保长。确实干过一些坏事，後来国共合作，他洗手不干了，而是凭自己的文化知识，当上了子洲县周家岭完小的校长。何绍南率国民党绥德专署逃向榆林後，他并没有跟随何绍南一起逃跑，而是向共产党绥德特委保安科交待了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保安科在“说清会”後还给他安排了工作，让他凭藉在地方上的威望去搞统战。但是他毕竟有前科，在这次审干反特运动中最初拟定要逮捕的名单上，就有马逢瑞的名字。当他被保安人员抓回後，要他承认自己是暗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坦白近年来的破坏活动。对此，他又从何谈起呢?不谈也可以，对於马逢瑞这种老奸巨猾、暗藏多年的特务，保安人员是绝不手软的。据说在绥德当时的被审查人员中，马逢瑞是受刑最重的一个。马逢臣回忆说，他亲眼看见两种刑法：一种叫“压砧子”。砧子是铁匠打铁时垫在被打铁器下的铁礅子，重二三十公斤，底部有四个像乌龟爪子一样的脚。用刑来时将砧子压在受刑人的屁股上，执罚人坐在砧子上左右揉。坚硬的铁砧子压在软肉上，上面再有人来揉搓，血水很快就流出来。还有一种刑法叫“擀面”。在接受批斗时，马逢瑞老是低著头，弯著腰。执法人员叫他站直，他说他站不直。执法人员说那好办，给上“擀面”刑。这种刑法是将人背绑好後再平吊起来，然後在脖颈和双脚处各横绑一根木棍，行刑人员手把木棍来回推摇，像擀面一样。两种刑法都让马逢瑞肉体上吃不消，所以刑法一上，行刑人员问什么，他便信口说什么。③
然而对於亲眼目睹了这些刑法的马逢臣来说，更主要的是精神上受不了。马逢臣年龄小，身体也瘦小，他想，如果这样的刑法用在自己身上，自己能不说吗?况且自从他自己被隔离审查以来，国民党榆林的报纸几次报导过(内容主要是年龄不满15岁的陕北少年才子，被共产党强行打成特务等)，这些报导从另一方面更促发了保安机关和保安人员的义愤。
於是，在一次审讯过程中，马逢臣彻底坦白了——
问：作为重要特务份子(此前他已承了自己是特务)，你究竟干了些什么?杀过共产党没有?
答：杀过。
问：杀了几个?
答：杀了10个。
问：怎麽杀的?
答：我将10个八路军战士推下无定河大桥，然后塞进了冰窟窿。
问：你们搞特务活动有没有武器和组织?
答：有。
问：有什么武器?
答：石头。
问：组织呢?
答：石头队。
问：那你就是石头队的队长了?
答：我是队长。
问：还有什么需要交待的?
答：我的家乡子洲县也有特务组织复兴社、三青团，每一个学校都有，有些农村也有。
问：你说有复兴社、三青团，具体有些什么?④
马逢臣自感失口，突然无言以对。同时更让人感到滑稽的是，这次审讯特委书记习仲勋也在旁听。马逢臣回忆说他还清楚地记得习仲勋听了他的坦白，脸上浮现出一种不可思议和根本不相信的微笑。这时，审讯人员继续追问他关於复兴社的情况。他只能说让他下去好好想想。审讯人员走後，马逢臣面向习仲勋翻供，说自己刚才说的都是假的。习仲勋反问：那你为什么坦白?马说：不坦白我这身体根本受不了你的刑法。习仲勋笑一笑不置可否。
在马逢臣继续反省的过程中，有齐心和安志温等人看望过他，也对他做了安慰。这些看望安慰他的人走後，他发现在他炕头上丢著一张写满密密麻麻的字和纸片，他拿起一看，原来是一张从公民课(现在的政治课)教案上撕下来的纸片，上面有关於国民党复兴社各级组织机构的名称。此时正好和他一块关押的绥师教师乐丁生来向他诉苦，说审讯人员每天逼著叫坦白，自己又没有什么可坦白的，与其这样活受罪，还不如一死了之。已经坦白了的马逢臣看自己的同乡老师痛苦成这个样子，笑著说：“《封神演义》也是人编的，我们何必要没完没了地受这种洋罪呢?”说著他将纸条往旁边一扔，乐丁生拣起纸条认真地看起来，看著看著，脸上的愁容渐渐地消失了……⑤
乐丁生，子洲马蹄沟人，其家庭为子洲境内少有的文化望族，其二哥是大荔县国民党党部长，他本人毕业於北京某大学文科，为人斯文，说话工巧，讲课深受学生欢迎。但他有一个抽鸦片烟的坏毛病。由於其出身及本身抽鸦片等因素，乐丁生在绥师经常成为受排挤的对象，审干运动刚开始，他就被抓起来受审了。
在最初一段时间内，他因没有什么可坦白的，受了许多刑法的惩治，也曾在监狱里关过。但是自从听了马逢臣关於“《封神演义》也是人编的”和那张公民课教案本撕下的纸片的启发后，他心里似乎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这一天，绥师校方将他们这些被关在特委保安科的特务嫌疑们押回去，要他们在学校坦白。开始乐丁生还是遮遮掩掩，交待不彻底。绥师中共总支书记何任仲上前将他打了两拳，乐受不了了，於是叫他交待什么，他就交待什么。绥师批斗会後，他被押回特委抢救队，他当即向特委报告了一个重大消息：何任仲从国民党西安总部派来的特务，何委认他为绥德地区复兴社总负责人。这样，绥师共产党的总支书何任仲也成了特务，与何任仲关系较密切的郭琦、杨典等教师都成了特务。而且从此，大多数受审对象都似乎总结出了一点经验：审讯人员叫坦白什么就坦白什么，就可以过关。反之，如果拒不坦白，不仅过不了关，而且还要受刑。
这其中，乐丁生的教训最明显。在他未坦白之前，受尽了折磨，一旦坦白後，反而什么事也没了，最多就是让你在不同的会议上重复坦白。但乐丁生似乎像尝到了坦白的甜头一样，每一次坦白他都有新的内容，在绥德特委召开的一次长达数天的特务份子坦白自新、控诉国民党特务罪行的大会上，乐丁生一个人就坦白了三天。
1943年9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绥德特务机关阴谋败露，计划火烧银行暗害地委书记，失足份子纷纷向人民悔过》的长篇报导。据我们与当事人马逢臣求证，该报导所述内容，就是以乐丁生主讲、其他相关人员补充的所谓阴谋破坏的计划。报导说：
今年6月，绥德国民党复兴社特务机关破坏八路军、边区政府、反对共产党、暗杀党政军首长的阴谋巨案，在政府保安机关和群众的共同努力之下破获了……首要份子乐丁生、曹国璋、徐权、王毓淇、王履泰等，亦均已一一供认不讳。
本来警区(指绥德地区)当国民党特务头子何绍南统治的时候，就已在警区一带大量发展特务组织，收罗一批特务爪牙，专以反对八路军反对共产党为能事，对八路军的指战员，对共产党员，进行一切暗杀活埋的罪恶行动，对人民则进行横征暴敛，施行法西斯的残酷镇压，造成了警区天怒人怨空前黑暗的统治。因此引起了军民一致的反对，特务头子何绍南乃於1940年春畏罪潜逃。但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反对共产党反对八路军反对人民仍是没有放松的。从那时以後，国民党特务机关采取两面派的方法，把他们隐藏起来，进行连续的鬼域破坏行为，直到今年4月底5月初，竟在国民党特务机关榆林总部指使之下，决定了一个罪恶滔天的大阴谋计划，企图把警区造成一个大的混乱局面，以配合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的进攻。这个阴谋计划包含：
“一、放出土匪到各县扰乱，破坏秩序；二、经过商民绅士造成谣言，说边区不安全，不能住下去，并威吓老百姓搬出边区；三、煽动青年壮丁往外走；四、写匿名贴子，使人心恐慌；五、动员学生南下西安或北上榆林；六、鼓动扩大绥师学潮，闹到底；七、利用各种机会造成老百姓反对政府及工作人员；八、制造恐怖事件；九、必要时暴动，响应大军收复警区各县。”
“动员市民火烧银行及物资局等金融机关，破坏经济储存地，引起社会大的骚动与恐慌，其办法由各人预先调查货币储存室，找寻适当时机，在他们不备中举行。”
“动员商人同志，大量兑换法币，使边币落价，造成经济紊乱，引起社会不安，人心恐慌，对边币也不肯信任。”
“收买组织土匪进行游击活动与武装暴动，收复二区。”……
尤其罪大恶极的，就是榆林特务总部还指示他们暗杀警区共产党分委书记习仲勋同志等，说他“来到绥德，不过两月……地方绅士人民群众，以及他的干部中，已有相当好的印象，可见他是共产党很有作为的一个大干员，同时也就是我们工作障碍中一大敌人”，因此特务机关决定要“动员机关同志和绥师采取一致行动，打击各机关首脑、恐吓全体工作人员，其对象和方法如下：(一)对象，专署科长以上，特委部长以上，法院史推事，县委宋书记，市委刘书记，其中尤其是习书记，必须打死，因为他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二)方法，各人自己选择适当的地点和时间，如夜间昏黑中行人僻静处，或用石头，或用木棍，或备刀斧等，出其不意，打死或打伤，其中以习书记为开始，因为先打旁人，怕他有了准备，不易下手。(三)时间，打死习书记必须於6月底完成，其余上列对象，均需於7月底做到”。(乐丁生供词)……
主使这一阴谋计划的，在西安是复兴社特务机关保安处徐廷吉，在榆林则为复兴社特务机关总部，其书记长为特务头子郝杰三；在绥德则为复兴社之绥德总社，总社书记长为曹国璋，组织为徐权，宣传为王毓淇，而乐丁生则直接受郝杰三之命，为警区督促检查指导员，领导绥德总社。在这总社下，绥德有绥师、小学、商人、士绅、政府机关、市民六个分社；米脂一个分社，下有三个支社；清涧一个分社；两川(即子洲)一个分社；佳县一个分社；吴堡一个公社；绥德城内有一个交通站总机关，下有东路、西路、南路、北路四条交通路线。此外特务头子们并巧立名目，组织各地外围团体，如忠义救国会、抗敌团、抗敌大同盟、励勤社、仁义爱国团、善友团等，用以欺骗人民以及无知青年，以便上其圈套，陷身特务泥坑……
特务机关分配这些青年的一般工作是：首先，制造谣言，惑乱社会人心，破坏党政军首长威信。特务机关为了破坏人民对共产党对延安的影响(印象)，他们就造谣说“延安男女关系混乱”。特务机关为了破坏人民对边区政府的信任，就无耻地在人民中散布“政府抽拔壮丁，使人心恐慌”，又造谣说“公粮增加，各种负担加重”。他们为破坏八路军的兵员补充，於是他们就丧心病狂地去“影响壮丁离开边区”。特务机关对群众的领袖共产党的干部，是切齿痛恨的，因此他们就不惜用尽一切卑鄙的办法去破坏他们在人民中的威信，用一切完全莫须有的事实去欺骗人民。例如他们对警区人民所爱戴的有威信的群众领袖习仲勋同志，就企图用各种无耻的谣言，来达到“使人民生疑”、“使人民生恐怖”、“使人民怨恨”的目的。他们又用无耻的谣言来进行上下级的挑拨离间的工作，欲“使下级反对”、“使下级对工作消极”、“使下极怨恨”、“使下级有不平之感”，“以上各点都要造出一些他在关中的事实(指习仲勋)，使下级和人民觉得可信才好”。此外，榆林特务机关总部，在今年二三月传给他们一个造谣的指示：“一、宣传动摇下级干部待遇不平，下级苦。共党不讲民主，下级完全变成机器，使下级不满上级。二、对老百姓讲下级干部作威作福，耍私情、贪污、男女关系胡搞，使老百姓不满下级。三、要上级怀疑下级，抓住个别弱点，向上级控告，通密书，写无名信给上级，使上级怀疑下级。”
其次，偷窃情报，探听消息，破坏军事秘密。特务机关指使他们的爪牙“利用地位和机关人员接近，探听消息作情报，并约定用米汤秘密写好，寄榆林”。特务份子用金钱“收买收发(人员)，拆亲收信件”。特务机关命令特务份子“调查边区军事行动，看绥德驻多少军队”。因此乐丁生与西安特务机关规定了“特别关系，这个关系，是专门供给情报用的”。他们并约定了各种密码。
第三，破坏边区人民的丰衣足食运动。全边区的人民都亲身体验到，生产运动是为了使他们达到丰衣足食的境地，因此全边区的人民，无分男女老幼，都热烈地卷入生产运动的大浪潮中。但特务机关却指使其走狗进行一切破坏的宣传。“宣传人民生产的多，政府就要的多，白费力气，对自己毫无好处，使人民对生产消极。”……“所谓劳动英雄都是共产党员，如不是共产党员，虽劳动再好，也不会选为英雄。”……政府为发动与组织生产运动，组织各地的生产竞赛，对於这，特务机关却造谣说：“这都是愚弄人民，使人民多卖力气，实际与人民一无好处。”目的在“使人民不参加挑战及竞赛运动”。为了破坏移民运动，特务机关做了如下的决定：“一、边区政府动员人民南下垦荒，所说给路费、给粮食、给种籽等都是假的，把你骗下去以後，什么也不管了。二、听说南下的壮丁都拔了兵。老汉给公家种了地，妇女给公家纺了纱。三、以上两种宣传是要使人民对移民怀疑、害怕，不肯参加。”……
第四，特务机关同样的用尽一切方法来破坏教育任务的完成，他们向无知的青年说：“学校毕业升不了学，做不了事，真没有一点出路。”说“尤其是关於自然科学，没人会教”，“学生上学以後和当了兵一样，一切没自由”。他们破坏我们的干部教育说：“受训练的干部都是共产党不能信任了的，不想用了，是怀疑你了，因而把他们事情取消，调来受训。受训练的干部，公家不给米津，家庭生活多数无办法，将来受训以後，原来的工作也不给了，这些人都要失业。”特务机关为什么要进行这一切破坏宣传呢?榆林特务总部的指示说：“在使其工作任务不能顺利完成。”
绥德特务机关的破坏计划和行动，除了以上报导外，还需要补充出自乐丁生之口的几件事。据马逢臣回忆：
乐丁生在坦白大会上开始讲的是国民党长期以来搞法西斯统治，实行白色恐怖，屠杀共产党，迫害进步人士，对内镇压，对外投降，造成全国范围内的民不聊生。特别在河南，蒋介石命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河水泛滥，数十万无辜百姓丧生，数百万人无家可归，哀鸿遍野，饿馁满地，真可谓水深火热，百般煎熬……
另外，乐丁生还讲道：绥德特务机关总部曾在城外西山寺召开过一次全区范围内的复兴社特务代表大会，大会由我主持，乐丁生和曹国璋分别作了重要讲话。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传达榆林特务机关总部的指示，布置绥德地区特务的破坏计划，即《解放日报》报导的等等计划。在乐丁生讲特务破坏计划过程中，有人提问特务活动经费问题。乐回答说，上面的特务总部有经费拨给绥德总部，但拨到绥德总部後，全都让他自己贪污买鸦片烟抽了。⑥
根据上述《解放日报》的报导和马逢臣回忆的补充，我们可以看出都是一些计划性的虚拟。所有内容可以进行考证的只有三点：
第一，关於绥德复兴社特务机关的组织系统问题。复兴社在国民党的历史上的确存在过，但早在1928年国民党“整理党务案”会议上就宣布解散了。其实复兴社是陈果夫、陈立夫弟兄所为，蒋介石在清党以後为了建立自己的一统天下，是不允许复兴社再发展和存在下去的，如果绥德的复兴社还能在十几年後如此猖狂，那么它究竟是为谁服务的呢?又听谁指使呢?联系到马逢臣床头那张公民课教案上撕下的纸条，其真实性就不言自明了。
第二，关於西山寺会议。据马逢臣回忆，他被说成是该会议主持人，其实他从来也没有上过西山寺。西山寺当时已是一座破败不堪的庙宇，建在绥德城西的高山上，当地群众也很少有人上去烧香，他作为学生是不可能上去的。而乐丁生在後来甄别时也说，他一个抽鸦片烟的人，哪有气力上此高山?联系到复兴社特务组织本身的虚假性，该次会议的虚假性也就不言自明了。
第三，关於各种谣言。绥德在抗战初期是国民党、共产党双重政府存在的一个地区。在这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中，有各种关於两方政府的说法，应该说是正常的。即使在1940年何绍南领导的国民党政府逃跑後，部份思想不觉悟的落後群众私下里发表一些不适当的议论，也应该是正常的，与那些打进来的或者是暗藏下来的特务们的破坏行为，是不应该等同看待的。
这样一来，绥德地区最大的特务头子乐丁生三天的坦白究竟还有些什麽呢?但就是这些莫须有的演义，却在当时特定的政治氛围中，大大地激发了知识青年和无知百姓们的义愤情绪与悔过决心，数以千百计的人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自觉不自觉地作起了坦白与控诉。
据《解放日报》1943年10月2日的报导说：控诉国民党特务罪行的“大会进行近一周，群众反特务斗争情绪日益高涨。在中国共产党宽大政策感召之下，自愿报名坦白者先後不绝，有女儿马文昭劝父亲马光璧坦白，女儿安芝蘭劝父亲安庆声坦白，儿子马尔勅劝父亲马生发坦白，母亲刘蒲氏劝儿子刘永锡反省，妹妹申从凤劝大哥申平周悔过，父亲霍士真劝儿子霍守法坦白。最好的是儿子乐世表、侄儿乐世伟劝其父乐丁生(绥德国特总负责人)，他们说：‘你要始终不肯坦白，我们绝不认你做父亲做伯父!’会上写条子要求坦白的，争相上台揭露国特、汉奸罪行的，几日中竟达百人之多”。
下面是几则关於几个重点坦白者的报导：
一、“王毓淇利用市长职位，发展特务陷害青年”。
报导说王毓淇早年在绥师上学时就参加了国民党，1939年当了保长，同年加入复兴社，任复兴社保甲分社书记，干了许多坏事，包括“破坏八路军”、“诬蔑共产党”、“实行愚民政策”、“组织特务机关”、“实行特务教育”、“执行何绍南的命令”等等。报导还特别写了王毓淇自1942年6月以来与复兴社的情况：
去年6月间，从西安派来的特务匪徒高飞到绥德……他说：“高飞和我是在过去绥师的同学，一起参加国民党，这一次从西安回来的任务：一方面以探望亲友名义，散布特务种子；另一方面是接受西安特务机关命令，检查复兴社组织，加以发展和巩固，作为将来收复二区(指绥德地区)的基础。第二次和高飞见面时，他就分配我继续担任复兴社保甲分社书记，并负责管理特务经费，此外并有士绅分社……由马子文任分杜书记。绥师学生分社及教职员分社，由绥师教员乐丁生负责。机关分社由蔡质卿任分社书记，以及市民分社、小学教员分社等七个特务组织。第三次高飞从榆林向特务机关汇报回来，说绥德复兴社由榆林领导……“乐丁生是特务特派员，以後可和他接头”……关於全警区特务总头子乐丁生和他(指王毓淇)的关系，他说：“乐丁生是特务大狗官，我是哈巴狗特务，他是特务特派员，领导警区六县，专门负责各县秘密情报网……”
关於王毓淇谈到的高飞，我们无从查知其人历史，但从《解放日报》报导的王毓淇的自述里，我们可以发现三个问题：一是乐丁生最初是复兴社绥师分社负责人，後来是绥德特务机关总头子；二是绥德特开始要接受西安特务机关的命令，後来是西安派来的匪徒检查官又要去榆林特务机关做汇报，而绥德特务又要属榆林管；三是王毓淇本人的职务，一会儿说由高飞分配他继续担任分社书记，一会儿又说乐丁生是特务大狗官，他是特务哈巴狗，他的一切行动要听从乐丁生的安排指挥。从以上分析中似乎也可以看出王毓淇坦白的真假程度来。
二、“郑善栋自动上台报告，破坏生产组织暗杀队”。
郑善栋是绥德县吉镇区农民，他在报告中说：“父老兄弟们!我是一个乡里的特务，因为是粗人，不会讲话，只简单说几句。我民国二十四年在米脂加入国民党，二十七年又加入复兴社，我做了许多破坏工作：(一)去年征粮的时候，我造谣说累进税多得多，少的少不公平；(二)破坏种棉花，说老百姓收一斤花，八路军要收半斤税，明年不种也要照样收；(三)破坏生产，我又造谣说二流子是娘老子养下的，哪能改得好?但是公家真的把他们改造好了。我又破坏移民说：‘莫去南路，去了要当兵，打下粮也归人家吃了。’想这样来破坏别人下去过好日子；(四)搞暗杀队，‘收秋’队，又有‘割麦队’，谁向著共产党就收谁秋割谁麦，阴谋破坏地方秩序。我现在明白了，过去做的事，都是犯了杀头之罪，现在公家对我们这些坏人，只要我们彻底坦白，悔过自新就不治罪，我希望像我这样的人，赶快来坦白吧!”
像上面郑善栋坦白的这些事实，除了“搞暗杀队”(这也没有事实)外，其他的即使都是事实，构不构成特务，明理人自会分晓。
三、“白国玺真心悔过”。
白国玺是绥师附小的教员，他的坦白博得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他说：“陷害我的人，是白焕亭、乐丁生、曹国璋、刘培仁。”谈到乐丁生利用他的弱点拉他下水时，他说：“我爱戴高帽子，他就利用我这点，当二憨子用我。”他讲了一件惊人的事，就是在1943年上半年，刘培仁曾派他刺杀袁专员(指绥德专员袁任远)。他几天在路上等袁专员，但并未遇见袁专员，没刺杀成。他说他们还计划暗害习书记和别的首长。关於白国玺的情况，《解放日报》的报导说：
白国玺过去是绥师特务里一个重要份子，他破坏过学校，破坏过减租，破坏过生产和植棉，要放火烧大光纺织厂、鱼池沟纸厂等，在前些时国民党反动派发动进攻边区时，他们又组织过宣传队、抢劫队、焚烧队、暗杀队，准备进攻时里应外合。他坦白後真也做了些好事情。他说：“我在高级特务组织里负过责，我知道谁是特务，我不当特务了，我要挽救我知道的当过特务的人。我在最近两天里……已挽救了二十多个人进行坦白。今後我还要继续，因为我觉悟了，我有抢救青年的义务……”白国玺讲话後，全场起了雷轰一样的掌声，袁专员说他坦白得不坏，下学期他照做他原来工作，正式宣布他不再是特务，以後应该称呼他同志，因为他已经转到革命这方面来。⑦
白国玺的情况也是很有典型意义的。如果按他自己所讲，他可以称得上是罪大恶极了。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特务里的重要份子”，就是因为他“坦白得好”，转眼就成了“革命的同志”。他的转变实在是太简单了，可以说只要是有点头脑的人，要实现白国玺这样的转变，都可以达到。
所以，当这场运动普及到绥德各县农村时，农民们揭发他人和自己坦白的情绪更高。据说当时农民根本不知复兴社为何物，但他们知道与复兴社有一个相同字的合作社，就把合作社当作是复兴社。这样凡入了合作社的人，都踊跃坦白自己是复兴社特务，在有些地方，80—90％的农民都入股参加了合作社，因此这些地方80％—90％的农民也就都成了特务。康生在审干初期曾说过，“特务之多，不足为怪”。但绥德地区在乐丁生、马逢臣等人的演义下，特务人数迅速猛涨到这样的数量，这让绥德地区的领导人不仅感到确实有点奇怪了，而且还让他们感到惊讶和不可思议了。於是，整个审干、抢救运动工作开展晚於延安的绥德地区，也不得不开始进行甄别了。
绥德地区的抢救运动和反特务斗争尽管演义出这样一场场面宏大、惊心动魄、传奇色彩浓烈的闹剧，但是甄别工作却很简单。因为这一系列事件的根源，几乎都出自马逢臣讲的一句话：“《封神演义》也是人编的。”据马逢臣回忆：後来布鲁等人专门从延安来到绥德搞甄别，曾问起过他坦白的杀了10个八路军的事。颇为风趣的马逢臣回答说，我一个不满15岁的小小学生，怎么可能将10个八路推下大桥呢?再说拥有现代化武器的日本人都怕八路军哩，我哪能有那么的胆量去暗害八路军呢，更何况是10个八路军?!⑧听了马逢臣的话，布鲁等甄别人员几乎都哑口无言了。
这样，绥德地区凡是当时抓起关了监狱的和进了抢救队的以及被迫坦白了的，都没有定罪。最後结论是：王毓淇等在国民党政府干过事的问题是历史问题；乐丁生等人的问题是家庭出身和个人生活作风问题；其他一般群众所谓造谣和破坏生产等问题，是落後思想在新社会的表现；至於学生、教师和其他人等的复兴社问题，纯属子虚乌有。
①② 2000年3月在延安采访马逢臣记录。
③ 2000年3月采访马逢臣记录。
④⑤ 2000年3月采访马逢臣记录。
⑥ 2000年3月在延安采访马逢臣记录。
⑦ 《解放日报》1943年10月2日。
⑧ 2000年3月采访马逢臣记录。
延安抢救运动始末—200个亲历者记忆/高浦棠 曾鹿平著，—台北：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