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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记
高浦棠 曾鹿平
说实话，这是一部难产的书。从动议到出版已整整二十年。
二十年，对於人类历史来讲，也许只是沧海一粟，然而对於一个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对於一个人的命运而言，那就完全可能是沧海桑田。改革开放使我们国家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人民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进入了中国五千年历史中的最好时期，我们两位作者见证并以自己的微薄之力参与了这一伟大的历史变革。然而二十年的风风雨雨也使我们从英气蓬勃、满头黑发的青年人，变成了老成迟暮、两鬓染霜的中年人。其间，我们不仅为自己艰苦的劳动成果不能被社会所接纳而感到愤懑、无奈与失望，更为我们中国共产党历史深处的疼痛，不能使人感知或者不愿让人感知而痛心疾首。这一切甚至影响了我们的人生轨迹和事业。更令人心酸的是，我们的作者之一高浦棠先生，一位思想深邃、才思敏捷，成就卓越、正当盛年的知名学者，却在这本苦苦等待了二十年的著作即将出版的时候，身染重疾，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已一年有余，他正在用顽强的毅力和病魔进行着殊死的搏斗，期望续写生命的奇迹。回顾二十年的历程，令人感慨万分；追忆本书从动议到出版的坎坎坷坷，更使人内心酸甜苦辣、五味俱全。知我者，谓我忧患，不知我者，谓我多事。而我心日月可鉴，为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不再风雨飘摇，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深处不再有疼痛，我们二十年的生命历程何足挂齿!
早在1987年，我们两位作者参加了《延安大学校史》编写工作。在编写大量历史档案、撰写《延安大学的整风运动》一章时，发现延安整风运动後期的审干和抢救运动中，竟有许许多多离奇古怪的故事，这引发了我们想写点东西的念头。最初我们并没有成书的打算，初步设想写一部中篇纪实文学。有了这个设想，我们便开始了更广泛的资料收集工作。
1988年9月，延安大学举行隆重的50周年校庆活动，校庆期间，一下子从全国各地回来500多名延安时期的老校友。我们俩一边搞接待，一边夜以继日的采访。在采访的近百名“老延安”中，凡谈到审干特别是“抢救运动”时，都无不义愤填膺、深恶痛绝。同时，大量鲜为人知的故事也聚集到了我们的笔记本上。
校庆结束後，我们很快将其中有系统的东西整理成长达8万字的文稿，几经周折，山西省作协的大型文学期刊《黄河》主编朱珊湖先生接受了我们的文稿。翌年的3月底，负责此搞的编辑秦臻先生来信说，稿子决定刊发在《黄河》1989年4期，让我们两位作者尽快来太原改稿。当时延安大学的经费很紧张，但时任学校科研处处长的杨文选教授，还是破例提供了差费，使我们的太原改稿得以顺利进行。
到达太原，我们被安排在山西饭店。除秦臻先生经常来谈修改意见和过问吃住情况外，另有张发、郑义、阎晶明等当时已在文坛颇有影响的作家看望我们，他们认为，此稿刊发後定会引起轰动效应。对於我们两位正在三十岁上下，刚步入学术领域不久的青年教师来讲，这样的鼓励，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在受宠若惊的情形下严格按照编辑的意见改好了稿子，就在这时，“六四”事件爆发。事件平息后，全国上下的宣传导向迅速起了变化，但稿子仍然以《康生与延安审干运动》为题，如期在《黄河》第四期发表，当时署名为高杰、路平。稿子刊发後，虽然没有引起预期的轰动效应，但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时隔不久，我们曾向《黄河》编辑部索要《黄河》第四期，编辑部告诉我们编辑部已经没有一本存书，时隔20年後，我们又意外地在互联网上看到热心的读者将这篇旧文贴在了网上。
我们始终认为，延安审干与抢救运动是20世纪中国社会风雨飘摇历史中的一件大事，它深刻影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乃至50年的历史进程，“储存着我们生活所在的这个社会的历史遗传密码”(朱鸿召：关於建立“延安学”的学理依据，《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由於长期受极左思想和情绪的深刻影响，造成了在中共延安十三年历史的研究中，至今仍存在着许多学术禁区和思想禁忌。审干与抢救运动的研究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总的来说，要么是抽象否定，具体遮蔽；要么是整体肯定，部分否定，或者把全部责任一味推到康生身上，这样简单化的处理，使得其历史真实面貌至今仍扑朔迷离，若隐若现。因此，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把这场运动的真实面貌尽可能全面、真实地展现出来，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立场，探幽发微，剔伪存真，以解读这一“历史遗传密码”。而这一“密码”的完整、真实、全面的解谈，对於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希望能在某种程度上揭示和瓦解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带来过深重灾难的极左路线及其思想基础、思维模式和运行机制，建立起历史与现实的多元联系，从而达到以史为鉴、开拓美好未来的最终目标。
基於以上认识，我们本着实事求是、以史为鉴和历史研究的真实性、客观性原则，决定将《康生与延安审干运动》扩写为一本专著，并强化其学术性。到1994年初，我们这本书的初稿完成，大约20万字。可是让我们始料未及的是，这时国内出版界的形势，已经不能使像我们这样的书籍顺利出版。尽管我们所找的出版社，不论是责任编辑，还是总编、社长主观上都很乐意使这本书得以出版，但却始终没有一家出版社敢於拍板出书。即使是这样，我们仍未放弃，而是更注意这方面资料的收集和当事人与知情人的采访。据我们粗略估计，就有关延安审干抢救运动，先後接受过我们采访的总人数，当不下200人。同时，我们也进一步加强了本书的学术性。
此後，我们又得到了安徽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凌敏先生，华夏出版社副社长陈泽顺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党圣元先生、中央党校出版社的崔宪涛先生、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曹利群先生等热心人在出版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中共党史研究的专家、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等多项重要职务的老延安李锐先生曾过目了本书的目录和部分章节，给予了支持。但这些努力，都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未能促成本书的出版。
这里，我们还要提到现任上海市文化发展中心副主任朱鸿召博士，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吴晓梅女士。自从我们认识朱鸿召博士以来，他对我们的书稿出版一直十分开心。1999年冬天，当他得知书稿还在我们手头压着的时候，便告诉我们，过一段时间会有消息的。果然，新千年的春季上班第一天，我们便看到朱鸿召博士的来信，信中称他已於广东人民出版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谈妥，出版一套“走进延安丛书”，并将我们的书稿列入出版计划。
有了新的切实的希望，我们长长出了一口憋了近10年的气……於是，我们鼓起马拉松赛路上最後冲刺时的干劲和勇气，将前几年收集到的新资料再做整理，将原来20万字的书稿，扩充到二十七八万字。
“走进延安丛书”的其他几本书都如期出版了，但我们的这本书由於前面同样的原因，又一次流产了。
虽然书稿不能出版使我们非常的沮丧，但万幸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结识了一位新的热心朋友——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吴晓梅女生，她充满热情地接过了促成本书出版这一漫长旅程的接力棒，千方百计地帮我们寻找本书能够出版的途径，甚至已促成中国青年出版社与我们签订了本书的出版合同。尽管后来许多努力都失败了，但我们仍然充满着感激。最后她帮我们联系到香港时代国际出版公司，香港时代国际出版公司从支持文化积累和求真存史出发，当即对我们的书稿表示了接受的出版意向，但是其间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变故，吴晓梅女士为此又做了很多感人的努力，直到2008年4月，本书的出版才最终进入实质性的阶段。我们接到吴晓梅女士和香港时代国际出版公司上海办事处姚女士的通知後，复又利用一个月的时间，对本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校订充，更重要的是，将一些重要史实和内容补充了进去，使本书更为全面和翔实了，形成了现在这本书交付出版。
这里，我们真诚地感谢该书形成和出版过程中所有关心和支持过我们的朋友，特别要感谢接受过我们采访的众多老前辈，是他们给我们提供了本书绝大部分内容。现在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已经离我们而去，不能和我们分享本书几经周折终於能够面世的喜悦。在这里，我们只能衷心地祝他们安息!
我们深知，从更高的要求而言，本书还缺乏材料的完整性、论述的逻辑性与思想的深刻性。我们还是期望这本书有一天能在大陆出版，届时在支持我们的朋友和广大读者的指正下，我们会尽全力弥补上述缺憾，使本书更加完美与成熟。
最後，我们想用朱鸿召博士的一句话来结束全书：我相信，清理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遗产绕不过延安，建设21世纪中国社会的文明进程同样绕不过延安。
曾鹿平
2008年5月18日於西安
延安抢救运动始末—200个亲历者记忆/高浦棠 曾鹿平著，—台北：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