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唐代文献中之乌仗那

　　玄奘对乌仗那的访问
　　公元7世纪随着唐王朝的建立，中国的政治影响向西方的扩张加剧起来，这可以从保存下来的这一时期有关“西域”及印度的中国史籍之显著增加上反映出来。此中关于乌仗那的信息资料，主要是来自玄奘这个伟大的“唐僧”对乌仗那的详细记载，他大约在公元630年前后访问了这个地方。此处像他足迹所及的其他广大地区一样，这个虔诚的香客的注意力，被如此紧密地固定在一些诸如神圣的传统和教义之类的事中，而这些传统与教义却排斥更具世界性的价值。例如他没有提到乌仗那国是否是迦毕试(Chia-pi-shih)或喀布尔的统治者所统治的12个相关联的国家中的一个，或者是否如《唐书》中所记载的那样，在公元642年它有一个自己的国王。像在犍陀罗一样，玄奘发现此地的佛教，与比较早时候的香客所描述的繁荣状况相比衰落了。然而此地传统的荣耀仍是巨大的，它令玄奘为此不惜笔墨，对该国该民的整体情况作了描述，令人很感兴趣。
　　《大唐西域记》对乌仗那的记载
　　玄奘从印度河上的乌铎迦汉荼(Udabhānda)城出发，北上前往乌仗那，在途行程六日，经过一些山地和河谷之后到达了那里。他把乌仗那描述成一个方圆5千多里的国度，山地和河谷相连，沼泽平原与高地相间。这些记载准确地反映了斯瓦特地区的构造状况。土地的产品虽然多样但不富足。这里葡萄很多，但只有很少量的甘蔗。该国产金、铁和藏红花，林木葱郁，花果茂盛，冷暖适宜，寒暑和畅，风调雨顺；人的性情软弱、怯懦，但趋于诡诈、狡猾。他们喜爱学习，但是并不用功。钻研魔术程式变成了他们的一种艺术和职业。他们大多穿白布衣服，其所说的语言尽管有一些区别，但大致上与印度相同。此外在书写文字以及礼仪方面，也与印度大抵相同，颇可相参照。
　　乌仗那的人
　　关于体质特征方面的描述，与该国的实际情况非常一致。所说的人的特征，部分可由下述原因来解释，即在东方种族中曾广泛实行的稻作栽培，其影响在此变得衰弱下来。人们相信，作为相对后到的移民者的现代帕特汉人，他们也正在经历着这种影响。乌仗那享有的魔室之名声，在宋云听到的一个传说中有反映。宋云在萨里库勒时听说：有一个国王，他为了战胜一条那地方的恶龙，动身去了乌仗那。在那里学了四年婆罗门魔咒之后，他返回本地，成功地驱逐了这条恶龙。此种魔术仪式的实践，必与这些地区特别流行的大乘佛教有关。由是，亨利·尤尔爵士的观点是这样的：“释迦的教义，正如在乌仗那古时候所流行的那样，很可能强烈地感染上了湿婆教的魔法的色彩。藏族人始终把那种本地性认作是巫术和符咒术的古典土壤。”
　　佛教在乌仗那
　　玄奘继续给我们提供信息，这些信息大量地显示出，佛教尽管依然是绝对占统治地位的崇拜形式，但已经开始衰落了。人们尊敬佛法，虔诚地信仰大乘教义，沿着苏婆窣堵(Su-p‘o-su-tu)河或斯瓦特河，一度曾有过1400所寺院，但现下已大多成废墟了。昔日曾有18000僧徒，其数量现在亦大大减少了。所有这些出家人皆修习大乘教义，并致力于练习冥想，他们喜欢诵读经书，但却不能究明其义。在个人行为力方面，他们按照规则来要求自己，而且特别致力于研习禁咒。玄奘然后列举了五部“律仪传训”，但足以使人奇怪的是，此五部皆属于小乘佛教。他又补充道：还有大约十所天神祠庙，内中杂居着各种教派信徒——此为印度宗教信仰之真实写照。
　　乌仗郡之地理
　　按照玄奘的记载，乌仗那国中有四个或五个强大的城市，其大部分国王皆以瞢揭釐作为首都，该城周长16里或17里，人口殷盛。关于瞢揭釐即现在的门格劳尔之说，最初是由V．德·圣马丁提出的，门格劳尔一带优越的自然环境以及大量遗存的废墟，也为这一说法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玄奘以瞢揭釐城为参照点，在他的《西域记》中详细描述了各个佛迹的方位。根据这些记载所做的考古学调查，可以相对容易地找到这些遗迹，这使得上述考证变得很可信赖起来。但是不幸的是，唯一一次使欧洲人进入门格劳尔及其邻近地区的机会，是快速讨伐上斯瓦特河部族1897年的大起义，众所周知，此种机会并不能用来做考古学工作。因此，玄奘《大唐西域记》中所记载的位于瞢揭釐城西南、西以及东北方向上的各种窣堵波，至今尚不能做任何的确定。然而据信是乌仗那早时候国王上军王 (Uttarasena)所修建的用来供奉佛陀身体的窣堵波，看似可能即斯瓦特河左岸巴里果德(Barīkōt)一带之大废墟堆，因为它的距离与方位正好与玄奘记载的相同，即瞢揭釐城西南六七十里处。
　　关于阿波逻罗龙泉前文已经讨论过，玄奘曾详细谈及一个传说，说它是斯瓦特河之源泉。对它的考证结果显示，尽管自调查地区算起，距离要较玄奘记载的为人，然其地域范围是比较可靠的。奇怪的是，阿拉伯作家阿尔伯如尼(Albērūnī)记载了这么一种现象，即斯瓦特某些河谷中的水，在每年的某些天中即变成白色。至于苏祗腊瓦龙泉，亦是如此，他提到：他被放逐后，居住在一个“闪耀着白光的湖边，那湖看起来像奶汁之海，他把自己分封在遥远的一座山上”。与龙泉遗址的确定一道，很有可能那些被人顶礼膜拜之佛迹——如来足所履迹及濯衣石迹——之准确位置，当在斯瓦特河以下更远处。①
　　玄奘所述之布内尔的遗址
　　而且，玄奘南行时所经行的那些佛迹，由于我在1898年随布内尔野战军旅行时所做的快速的考古学调查，而变得有可能被确定下来。我已经指出，瞢揭釐城南200里处之摩诃伐那伽蓝(Mahāvana convent)，就是布内尔苏尼格鲁姆(Sunigrām)一带的宾吉柯台(Pinj-kōtai)废墟。关于摩诃伐那伽蓝，玄奘曾记载道：昔佛陀前生菩萨行时，曾绑缚自己，送到其敌对国王处，希望能获得赏财，惠施予向他乞讨的一个贫穷的婆罗门。有了这个已确定的地点，以及《大唐西域记》中精确的方位和里程的指导，我亦有可能探寻到玄奘记述的诸多遗迹。如摩愉伽蓝(Masūra-sanghārāma)或称“扁豆寺”，以及如来昔修菩萨行时舍身贸鸽的窣堵波，二址分别在突尔萨克附近之古木巴台(Gumbatai)和吉拉莱，亦分别被宋云和法显所提及。②如果富歇先生所作的极诱人的考证，即《大唐西域记》所述之“醯罗山”(Hi-lo，实即今之伊拉姆山Ilam)，是将斯瓦特河与布内尔分隔开米的最为显眼的山峰，这一点能够被接受的话，则布内尔的这一组遗址，又可增加四分之一。玄奘对于此山的记述——他指出此山位于瞢揭釐城以南——连同山名本身，与考订的地点非常一致。但有一个问题，即通行版本的《大唐西域记》中记述此山在瞢揭釐城南“四百余里”，而富歇先生则推定应为100里。看来，最后的定论须到有可能亲访伊拉姆山并验证其距离时方可做出；或者还须验证玄奘提及的那些方形的石头：“方形的石头像床铺一样，看起来像被人手做成，互相之间连接在一起，自山一侧一直延续至河谷里。”今天人们对此山的迷信崇拜，反映了玄奘所提到的一个传说，即关于山中的神秘的声音和歌曲声，佛陀在此“为闻半颂之法，于此舍身命焉”。
　　阿丁塞河谷中之佛教遗址
　　从为佛陀舍身贸鸽处修建佛塔之地出发，向西北行200余里，玄奘到了一处他称作“珊尼罗阇川”(Shan-ni-lo-shih)的河谷，这里有一组佛教遗迹。它们与吉拉莱之间的距离和方位，验证了狄恩上校的考证，他将珊尼罗阇川比定在杰格德拉流进来的阿丁塞(Adīnzai)河谷。沿该河下游部分，在好几处地方尚存佛教寺院遗址。这使得现在要准确确定所谓“蛇药”僧伽蓝及其附近之大窣堵波“苏摩”(Su-mo)的位置，变得愈加困难起来。这两处佛迹，据信是建在昔日佛陀为帝释时，把自己的身体变成大蟒成为蛇药，让患饥馑和疾疫的人割食其身体以疗饥疗疾之处。萨帕尔(Sapar)和安旦德里(Andān-dhērī)的那些很颓败的土墩，狄恩上校曾认为它们就是上述那些建筑的遗迹。它们紧靠着到巴焦尔的路，以及现在通往古德拉尔的军用道路向西急剧转向通往喀特戛拉(Kātgala)山口之拐弯处。在1896年底，我访问了这些遗址，之后才查明所谓的“苏摩”(Sūma)一名在当地并不知晓。1906年我快速经过这里时，我没有时间来做发掘，否则就能够有助于解决诸如遗迹的性质之类的问题了。
　　在河谷北部靠近一处悬崖一侧，《大唐西域记》中提到一座在一个能治病的泉水旁的窣堵波。人们相信在那里佛陀前生为孔雀王时，曾用其喙啄开山崖，使涌泉流出。狄恩上校认为，在古达伊喀瓦尔(Gudai-khwar)村的这处遗址，其位置高悬在喇莱姆(Laram)山的陡峭的斜坡上，北距杰格德拉大约数十英里，那里的一处泉水近期在相当显著的环境下，重新涌出了泉水。1897年底我对此地点的访问，使我倾向于接受上述这种观点。尽管我在这些地方未发现一处佛塔遗迹，也未发现为那些虔诚的佛教徒们在岩石上所惯常看到的孔雀的足迹。
　　玄奘之“龙池”
　　玄奘的游记中引人注意的佛迹，是位于一座称为“蓝勃卢”(Lan-po-lo)山上的“龙池”(dragon lake)。有一个传说非常详尽地讲述了一个被放逐的释迦(Sākya)族人，他娶了龙王的女儿，成了乌仗那国王室的创建人。龙池的方位，在瞢揭釐北四五英里处的一座寺庙西北大约140里或150里处，可能就是一座叫做赛德丐(Saidgai)的湖。据狄恩上校考证，从他收集的资料来看，此湖就在达罗拉(Darōra)附近注入班杰戈拉河奥什里(Aushiri)河谷的源头。该湖据说有1英里多长。人们对湖边时常可见的“精”(Jins)之信仰，表现了当地旧有传统的延续。斯瓦特上游与班杰戈拉之间的山区我尚未做过调查，因此我不能就狄恩上校在其引人注目之考证中所引证的观点再做一些补充了。
　　悟空在乌仗那的旅行
　　中国另一个访问过乌仗那并在其行记中做了详细记载的西行求经者是悟空(Wu-K‘ung)。玄奘大师的这个谦逊的后继者，在公元751—790年间游历了印度。此时正值中国对西域的影响迅速衰退的时期，因此他肯定是中国最后一批经中亚细亚前往印度西北地区访问的旅行者中的一个了。尽管他用去了他在印度长时期居留中的很大一部分时间在犍陀罗及其附近的乌仗那，但他对这些地方的记载却很贫乏。他对其经行的自喀什噶尔至乌仗那的路线，做了简明扼要的记载——这引起了我们的兴趣。悟空在公元751年，随一个中国使团出使罽宾(Chi-pin，即喀布尔河及犍陀罗地区)，这是对前一年(750)该国国王派来的一个使团的回访。他们经过葱岭(或帕米尔)到达了“五识匿国”(亦云式匿)(Five Ch‘ih-ni or Shih-ni)。该国地望若按沙畹先生引证的《唐书》中的段落来考证，当即现在阿姆河上之舒格楠(Shighnān)。由此他们继续行进，经由护密国(Hu-mi，今瓦罕谷地)到达拘纬国(Chü-wei)，该地之地望我们在其他地方已指出系今之马斯图吉。这条路线描述得很清楚，看起来有些曲折迂回，实际上确与中国将军高仙芝在公元747年的那次著名远征路线之一有关。在那次远征中，高将军率领军队自今天的喀什噶尔成功地侵入了亚辛，后面我们将有机会再作详述。由此推论，很有可能悟空的同伴在去马斯图吉的路上，通过了巴罗吉尔山的鞍部——这为自瓦罕谷地翻越兴都库什山提供了最易行的通道。仅仅几年以前，这通道曾目睹了高仙芝将军的军队胜利地通过这里。
　　悟空经行马斯图吉和亚辛路线
　　自耶尔洪河(Yārkhun R.)源处的巴罗吉尔起，高仙芝与悟空所走的路线分开了。前者率领其军队直接翻过高峻的德尔果德山口，进入了亚辛谷地。而悟空及其同伴则顺耶尔洪而下，走了一段路程之后才进入亚辛境内，然后进入乌仗那。上面叙述只能说明悟空传记中所指出的路线。从拘纬国以后，接下来是葛蓝国(Ho-lan)，再下来是蓝娑国(Lan-so)，再下来是孽和国(Yeh-ho)，再下来是乌仗那国(Wu-ch‘ang亦称作乌苌或乌茶)。关于孽和国，沙畹先生认为是孽多(Yeh-to)一名之变音，这无疑是正确的。《唐书》中的注释指出，孽多即是小勃律国(即亚辛)的首府。
　　要了解悟空列举的孽和国以前两国的情况，那不很困难，只要对这个山地地区现在的地形情况作一调查即可。沿耶尔洪河下行至拘纬——亦即到延伸至马斯图吉以上河谷中的可垦殖地区——之后，从那里通往亚辛的最易行的路线，是从马斯图吉起到拉斯布尔(Lāspur)河谷，然后翻过申杜尔(Shandur)山口，向东进入吉泽尔谷地；该谷地在古比斯(Gūpis)那里与亚辛的谷地相连接。这条路是连接耶尔洪河谷与吉尔吉特—亚辛河排水区之间的主要交通线，据推测悟空及其同伴所走的即是这条路线。拘纬国的首府，在《唐书》注释中称作“阿赊*(左风右日)师多(A-shê-yü-shih—to)城”，在我的考证中，已与目下之休伊斯特(Shuyist)村庄群相印证起来。在离开阿赊*(左风右日)师多城后，悟空必是经过了马斯图吉(今天的耶尔洪河上游地区的行政中心)，然后又通过了拉斯布尔。很显然，正是这条狭窄而肥沃的河谷，悟空将它称作“蓝娑”——这两个字是他对当地名称“拉沙普拉”(Lasapura)一词的简称。现在我还不能就“葛蓝”一词也提出令人信服的考证，但毫无疑问我可以说，该名称必是下述两个地方名称的更古老的名称：即要么是马斯图吉本地，要么是耶尔洪河上的那些重要的村落中的一个，像布雷甫(Brep)或米拉格木(Mīragrām)。
　　悟空旅行期间之政治状况
　　当然，现在还不能绝对肯定地确定导致悟空的同伴选择上述路线而舍弃另一条远为便捷的通过德尔果德山口的路线之原因。众所周知，法显正是沿此路线翻过该山口，从帕米尔进入达丽尔和乌仗那的。③同样的问题还有：在沿着耶尔洪河行进之中，他们没有继续其旅程直至吉德拉尔，并从那里假道迪尔到达斯瓦特。然幸运的是，中国的历史文献中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有关当时的中国政治影响之精确信息。彼时唐朝治下塔里木盆地中国之势力，在其最后崩溃以前，曾将其势力扩展至兴都库什山以南的谷地。这些信息有助于研究当地的历史状况，而这些地区有可能正分布在悟空及其同伴经行路线之附近。
　　最初，沙畹先生从中国外交使节和历史记载中，摘录出一系列有趣的文字，我本人在其他地方亦曾详细讨论过。根据这些摘录文字可知，在大约公元8世纪中叶，中国政府曾致力于阻止其老敌手——吐蕃人沿着兴都库什山向西扩张其势力，并与阿姆河流域的阿拉伯人联手。但中国的努力彼时尚未涉及亚辛和吉尔吉特地区。在高仙芝成功地自吐蕃的入侵中解救出小勃律(即今亚辛和吉尔吉特)之后两年间，该地区又遭受到吐蕃与竭帅(或竭师，Chieh-shuai or Chieh-shih)联军的威胁。竭帅一地，据我考证即今吉德拉尔。在公元750年，高仙芝在吐火罗(Tokhāristān)王子的帮助下，成功地击败了吉德拉尔地方的统治者，并以其兄弟代其位。但在次年，高仙芝所率唐军遭到了阿拉伯人致命的打击。
　　悟空可能经行的路线
　　接下来唐帝国势力在塔里木盆地之迅疾衰落，导致了一连串后果：驻守在小勃律国中的一小队中国士兵，由于其在供给方面对克什米尔的依赖性，已被报告说处于一个危险的地位，不可能再对该地维持有效的控制了。至公元751年或752年当悟空经过此地时，这一支守卫部队是否仍在坚持尚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清楚的是：由于高仙芝的灾难而导致唐朝优势的全部丧失，必使悟空所在的使团遭受到更多的来自吐蕃人及其盟友方面的危险。正是由于这种混乱的政治状况，促使中国旅行者们选择了走偏僻的道路。向吉尔吉特河的移动，无疑会将他们带入一个被吐蕃人截击的危险境地之中。因此可得出这样的观点，即：“孽和”并不全在吉泽尔河上游地区，那里在政治上总是依赖亚辛，但比它更安全，更不易于遭受吐蕃人的攻击。在此需说明的是，自吉泽尔村起据说有一条很好的道路，沿着河谷边沿向南可到达斯瓦特河源头。
　　悟空对乌仗那的记载
　　令人遗憾的是，悟空虽然在乌仗那停留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但他对此地的记载却过于简略。在抵达乌仗那国之后，他又行抵“茫勃国及高头城，次摩但国，次信度城(近信度河也)”。最后，在公元753年春天，中国使团到达了犍陀罗国(Ch‘ien-t‘o-lo)并抵达了他们的目的地——罽宾国东都。由此很显然，喀布尔的突厥王(Sāhis)的冷季住宅，与现在的乌恩德(Und，梵语乌铎迦汉荼Udabhānda)有关。罽宾国的统治者所做的非常殷勤的接待，毫无疑问是希望借此获得有效的帮助，以抵御阿拉伯人的威胁。至于在“信度城”以前的行程，我能确定的只有茫勃一地，它很可能就是门格劳尔(梵语Mangalapura)。悟空在犍陀罗时，因为生病留在了那里，未随使团一道返回。从公元759年时起，他变成了一个僧侣，并从克什米尔到比哈尔(Bihār)做了大量的朝觐。他返回乌仗那后(此事不可能发生在公元768年以前，很可能在以后很久)，在那里住了一些时间，即在茫勃的寺院里。这以后他还告诉我们：该国还有苏诃拔提(Sukhāivatī)寺和钵茫拔提(Padmāivatī)寺。此外让他感到满意的是：“游历期间，他访问了所有的圣迹。他所看到的与《大唐西域记》中所描述的之间，没一丝一毫差异。”悟空返回中国的时间是在公元783—790年间，同样是假道喀布尔河和巴达克山——此中详情容在别处述及。
　　中国史书中之乌仗那
　　除了朝圣者们的记载之外，中国文献中有关乌仗那的记载，仅限于北魏和唐朝史书中的简略记载。它们能告诉我们的关于彼国彼民之状况，主要取自于上述讨论过的行记，但令人感兴趣的，是增加了些关于与遥远中国之政治关系的细节。
　　《唐书》中有关的一般性记载，是根据《大唐西域记》而来的。沙畹先生曾出版过一个译文本。据《唐书》中估计，这个被称作“乌茶”或“乌苌”的国度，其方圆在5000余里。在其东面，据称有勃律(P‘o-lü)国，相距600余里。此距离之估算，看似得自玄奘所记钵露罗即勃律与达丽罗川(即达丽尔)之间之里程。关于后者，《唐书》中随后提到其位于国之东北，称其为“乌仗那国旧地”也。在其西面，相距四百里是罽宾国，也许其地望可视作布路沙布逻(Purusapura)或白沙瓦(Peshawar)，即犍陀罗的首府，后来与喀布尔河统一在了一起。“山谷相属，产金、铁、蒲陶、郁金。稻岁熟。人柔诈，善禁架术。国无杀刑，抵死者放之穷山。罪有疑，饮以药，视溲清浊而决轻重。有五城，王居术瞢揭利城，一曰瞢揭釐城，东北有达丽罗川，即乌苌旧地。”
　　乌仗那与犍陀罗之关系
　　公元642年的一段记载，提到乌仗那国王达摩因陀和苏(Ta-mo-yin-t'o-ho-ssǔ)派遣一个使节前往唐帝都长安以贡献樟脑香料之事，与《唐书》中所记的同一年罽宾国王赠送礼物一事，两相参照即可看出：乌仗那国与迦毕试犍陀罗国(Kapisa-Gandhāra)彼时尚未合并受一王节制。有关合并事，当然是在一个世纪之后，从那时唐朝皇帝的一道敕令上可以看出。该敕令在《唐书》中作了引录，它是赐予罽宾王勃匐准(Po-fu-chun)的，授权他继承“罽宾及乌苌王”称号。中国朝廷有很实际的政治理由，以发展与遥远的乌仗那之间的双边关系，这在《唐书》和《资治通鉴》的相关段落中有很有趣的记载。这两书的记载都指出，在公元720年，玄宗皇帝曾派遣使节前往乌苌、骨咄(Ku-t‘u，即阔头khotl)、拘纬(即马斯图吉)，授予其统治者以王的称号，以奖励他们对阿拉伯入侵的抵御。在这段记载中提到，阿拉伯人已推进到了乌仗那的东部边境——这段记载反映了中国对阿拉伯人在8世纪前10年间对遥远的印度河上的信德(Sind)地方的成功掠夺的印象。
　　① 参见上文，本章第二节。
　　② 参见上文，本章第二节。
　　③ 参见上文，本章第二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