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罕的古址

　　瓦罕的古迹
　　在我的个人探险记中，我曾经详细地解释了我不能前往萨尔哈德下面的阿姆河地区的原因。我曾被那个激动人心的地方强烈地吸引着，当我还是一个青年时我的眼光就一直关注着那个地方。看来这必须留待将来对瓦罕的古物做一次系统的调查，以补充本章内容了。这地方有一些遗迹，已充分地引起了路过的旅行者的注意，这一点可以从伍德及以后的访问者们的记载中清楚地显示出来。伍德的书中曾提到“三座卡菲尔城堡，本地人相信是由古艾伯(Guebers)人或拜火教徒们建造的”。其中之一座名叫“扎木尔伊阿提什帕拉史特”，位于汉都德对面，我已经提到过它。其余两座一座名叫赞吉巴尔(Zangibar)，在喀拉潘加(Kala-Panja)上面不远；另一座叫喀拉伊喀克(Kala-i-Kāka)，靠近伊什特拉格。这两座城堡都坐落在阿姆河右岸(现在属俄罗斯领土)，这地方有望在不久的将来，由一些有才能的考古学家前来开展调查。
　　高仙芝在萨尔哈德一带的胜利
　　但是，如果说瓦罕的主要地区曾如此地阻挡过我的话，至少我还满足于我对那个地方做过的一次快速调查。就我们现存的记载而言，有很多地方都声称在瓦罕有一处很有趣的古遗址。我指的是萨尔哈德南面的那处遗址，中国将军高仙芝曾在公元747年在那里取得对吐蕃军队的非凡胜利，后者当时正据守在那条经过巴罗吉尔和德尔果德的通道上。我已经详细地探讨了那次著名远征的一般过程以及那个中国指挥官如何集结其军队翻越帕米尔、夺取通向亚辛道路之路线。因此，下面我们可以根据《旧唐书·高仙芝传》等中所提供的有关地形方面的详细内容，立即着手分析那次战役的情况。
　　《旧唐书》所记战役情况
　　三支中国部队(正如我曾经指出的那样)分别自西、北、东三面展开行动。“约七月十三日辰时会于吐蕃连云堡。堡中有兵千人，又城南十五里因山为栅，有兵八九千人。城下有婆勒川，水涨不可渡。仙芝以三牲祭河，命诸将选兵马，人赍三日干粮，早集河次。水既难渡，将士皆以为狂。既至，人不湿旗，马不湿鞯，已济而成列矣。仙芝喜谓令诚曰：‘向吾半渡，贼来吾属败矣，今既济成列，是天以此贼赐我也。’遂登山挑击，从辰(上午七至九时)至巳(上午九至十一时)，大破之。至夜奔逐，杀五千人，生擒千人，余并走散。得马千余匹，军资器械不可胜数。”
　　位于萨尔哈德附近之连云堡。
　　在上文中我曾分析了中国军队所走的路线，以及高仙芝之三日行军到达坦驹岭，由此证实了沙畹先生关于吐蕃连云堡位于今萨尔哈德附近的考证。从关于渡河的描写中还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军队集结的地方，必是在喷赤河的右岸即北岸，那里分布着构成现今萨尔哈德的村庄，而所谓连云堡正位于对面的左岸上。在《古代和田》中，我已经简要讨论了关于那次远征的记载，我还表达了我的看法，即我相信连云堡以南15里吐蕃主力所据守的位置，必须到萨尔哈德对面流入喷赤河(阿布·伊·潘加河)、向南又通达巴罗吉尔和夏威塔赫山口的河谷中去寻找。我还推测高仙芝除了受到成功地渡过河水的鼓励之外，他应该把他的胜利主要归功于在侧翼的迂回运动。他的军队借此占据了制高点，并进而成功地绕过了敌人的防御线——而我们知道在这条线后面，吐蕃人正等待着他们。
　　庇特喀尔峡谷
　　据我在5月19日从巴罗吉尔下行所见到的那条通往阿姆河的河谷，以及两天之后我在自西南夹峙那条河谷出水口的侧翼山地中所做的调查，证实了我的上述观点。这条河谷连接着从巴罗吉尔那面通过来的路，在最南端的村庄札梯戛尔附近变得很开阔且易行。那儿有一座废弃的瞭望塔，显示着人们在一直关注着这一条路的防卫问题，即使现代时期也是如此。再向下一些河谷谷底逐渐地变窄起来，尽管仍然是易于通行。其范围是从札梯戛尔下面2英里左右处开始，直到庇特喀尔(Pitkhar)的那些散居的人家以外，这一段峡谷的宽度缩减到半英里至1/3英里之间。峡谷两岸是高大而陡峭的岩石山壁，它们是从兴都库什山主分水岭延伸过来的山鼻子的最后余脉。这峡谷的天然屏障看起来正好为吐蕃人提供了有利的位置，使他们得以闩住通往巴罗吉尔的通道，并以此守卫住他们与印度河谷地方面的仅有的交通线。从峡谷的宽度上或许可以说明中国史书中记载的以相对大数量的兵力守卫在敌军主要阵线上的原因。峡谷底部地面很松软，几乎达到很平坦的地步。夏天，上面覆盖着青草，而到了春天，由于不合理的排水致使地表变成了一片沼泽——这种情况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守御的军队要使用栅栏这种初看起来在这些山地中显得相当奇怪的防卫办法。在拙著《古代和田》中，我斗胆提出：考虑到萨尔哈德附近在所有时期一直都缺乏木材，很有可能《唐书》译文中提到的“栅栏”，实际上就是一些用松散石块建成的墙或称“山戛尔”(Sangars)。这一观点又一次勾起了那种风险——即怀疑中国史书中在缺乏对当地的知识的情况下，对那些准拟的地形点的记载的准确性。一方面我发现，这峡谷中的独特地面状况，使那种沉重的石墙建筑显得不可取——如果不是特别困难的话。另一方面，我随后的在阿布·伊·潘加的旅行则显示出，尽管萨尔哈德一带像我推测的那样缺乏木材作建筑材料，但在硝尔(Shaor)和巴哈拉克(Bahārak)河入河口一带向上一日行程的地方，那里有一段狭窄的河谷，生长着柳树及其他丛林。这些木材在用河水漂运下来之后，可以很好地用来作栅栏。最后是关于这些栅栏的位置问题，看起来它们与现代时期所发生的两个战例非常相符。这两次战斗一次是在1904年，地点是古鲁(Guru)，另一次是同一年在卡罗拉(Karo-lā)。这两次战斗都暴露出了吐蕃人那种典型的、由来已久的防御方式——在河谷的开阔地上横着竖起一道墙，然后人们躲在后面等待攻击。我已经注意到连云堡之战与发生在1904年的那场战争之间惊人的相似性。当时藏人的战略亦是试图阻挡英国西藏派遣军向前推进。在古鲁和卡罗拉，较大数量的西藏军队集结在一起，满足于把兵力部署在河谷的开阔地带，隐藏在石墙的后面，却放任其敌人去占领侧翼的制高点。这样一来，即使正面前锋线上勇敢的战斗，也无助于挽救其失败的命运了。
　　庇特喀尔峡谷侧翼高地
　　这儿剩下来的问题是：庇特喀尔峡谷是否能够遭到来自其侧翼高地上的攻击——就像中国史书记载中明确指出的那样呢?在东边的这样一种迂回移动的可能性，明显会被极其险峻的侧翼山峦所阻止。另外还有下述事实，即：阿布·伊·潘加河夏季的洪水会使萨尔哈德上面那段极狭窄的河谷变成一道天堑，从而使中国军队在从河北岸展开进攻时无法越过那些山峦。但我感到满意的是，我从瓦罕向导们那里听说到，在向西伸展的侧翼山冈的陡峭的山顶上，几乎正面对着庇特喀尔，有一处古代城堡的废墟，名叫“坎斯尔”(Kansir)。在单独一天的停止旅行期间，我过于忙其他事，而对那地方没有做一次近距离的勘察，而这古堡有可能正是吐番连云堡遗址之所在。我感到很遗憾，我在萨尔哈德的这一天停留本来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我那些消息灵通且乐于助人的当地向导，沙喀德阿克沙喀勒(Sarkad Ak-sakāl)、穆巴拉克沙(Mubārak Shāh)等人，对那片开阔但部分被水所漫的平地上有否古迹一无所知。那片平地位于从巴罗吉尔过来的河谷谷口，濒临河水，易被阿姆河水淹没，河水分成无数的汊道漫流着，总宽度有1英里多。因此即使有古迹，也不大可能保存很长时间了，而且《唐书》中分明还告诉我们“城下有婆勒川”。
　　萨尔哈德之阿姆河津
　　虽然连云堡的确切位置尚未被确定，但我在萨尔哈德的短暂停留已足以使我相信，当地的自然条件与高仙芝远征中横渡阿姆河的细节竟多么相符!这河水在夏季泛滥季节，必定呈现出一副骇人的面孔，把它的洪水向着萨尔哈德一带的宽阔的谷底漫流过去，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河水的这种分流即使是在夏季也常使得渡河变得可能起来。在早晨，人们可以涉水而过，那时由于夜间的冷凝作用，影响到阿布·伊·潘加河源头的那些冰川和积雪的融化，使融雪带来的洪水暂时减少了。《唐书》的记载中也明确指出，要想渡河必须是在早晨一个很早的时候——这就解释了一次特别艰难的行动为什么会获得完全的成功。
　　在5月21日，我得以追寻到中国将军远征之剩余场景——我访问了据报告位于俯瞰着从西面过来的巴罗吉尔溪流入河口的陡峭山鼻上的堡垒遗址。在骑马经过平坦的沙地和沼泽、然后循着庇特喀尔峡谷平坦的谷地走了大约3英里之后，我们下了马，把它们留在一片绝对无法翻过的岩壁稍南面一点的地方，从那里向东可以俯瞰到庇特喀尔。然后在几个瓦罕人的引导下，我和奈克·拉姆·辛格一起，向上爬到西面山鼻子的顶上，这仅用了一小时时间，即攀过那段陡峭的岩石山坡。山顶上是一块倾斜地，大约有300英尺高，在山顶的最北部遗存着坎斯尔古堡遗址。在墙和棱堡占据的狭窄山脊与向西南方面延伸出去的尖坡之间，有一段宽阔的下坡，看起来为通向阿姆河上之喀尔喀特(Karkat)村提供了一条途径。
　　坎斯尔城墙遗迹
　　很显然正是为了警卫山下的道路起见，才在这块暴露的高地上修建了这座小城堡。城堡的北面和东面是无法攀登的断崖，断崖面朝阿姆河主河谷和庇特喀尔峡谷谷口，因此毋需再建防御设施。从古堡到庇特喀尔峡谷谷口，约有1600～1700英尺远。山顶西侧山脊向南的狭窄地带上修建了一道防护墙，长约400英尺(图37)。有三座棱堡面向西南方向，一座在最南端上，仍然矗立着，部分保存很好，高30多英尺。相连的幕墙或间壁破坏较严重，通过其墙基有通道通向斜坡，小城堡内部的建筑(如果其最宽处不足200英尺的有限地面以及岩石地表允许的话)却了无痕迹。
　　城墙建筑
　　城堡遗迹呈现出一副明显古老的样子，但唯一明确的古迹却是那道城墙建筑。墙的核心部分是排列得很紧密的粗石块，外面包一屋坚硬的土坯，厚4～6英尺。土坯中间夹杂有很规则的薄层灌木枝，将土坯层分隔开来。土坯的规格：8英寸×7英寸，厚4英寸，未提供年代上的证据。但从那种系统地使用灌木枝层上来看，我却可以辨认出这种独特的建筑方式，在塔里木盆地的古代中国建筑中，我已经熟悉了这种建筑方式，而且随后我即在中国极西部地区寻找到了其踪迹。毫无疑问，它是为了保证墙体的坚固性而设计的，尤其是在特别干燥的气候条件下。正如我随后在罗布淖尔附近以及敦煌烽燧遗迹中的考察所证明的那样，这种建筑方式之使用，必始于早期中国开始向中亚细亚扩张之时。
　　但我后来在米兰和麻扎塔格的发现也显示出，唐朝时期吐蕃的入侵者们在建筑他们的城堡时，也未忽视去复制他们在这些地区的中原前辈和对手们所发明的建筑计谋。因此，在缺乏其他遗迹的情况下，仅凭这一处考古遗迹本身，尚不足以就有关坎斯尔城墙建筑是否应归属于吐蕃在瓦罕的入侵者所建、抑或应是高仙芝远征后几年间由唐所建(当时他们已占领了通往小勃律或亚辛以及印度河流域的道路)这一问题下最后的结论。
　　坎斯尔城堡之建造目的
　　总之，地形方面的观察使我倾向于第一种推测。要是从庇特喀尔峡谷那面往上攀登的话，占据在这山冈顶上以警戒从巴罗吉尔方面过来的敌人的军队，又不需要建筑防御墙来击退敌人的进攻。而且在坎斯尔山脊上设防，从战术上来讲也不适合这一目的，在靠南一些的山顶线上还可以提供更坚强的位置。但是如果坚持从阿姆河一侧展开进攻的话，情况就不同了。在那种情况下，坎斯尔山脊面西的部分就会在侧面提供一个方便的位置，以控制那条从喀尔喀特过来的路，在它通达冈顶南面那段便易的坡地之前就切断它。如果我们接受地面本身显示出来的这种状况，那仍然还存在着与下述问题有关的疑问，即：坎斯尔城堡是否在高仙芝通过在山地侧翼的迂回攻击而攻克吐蕃人的主要阵地之时即已存在，抑或它是由吐蕃人所建——当若干年后唐军最终撤退之后他们又重返这个地方，而且他们或许正急于避免再发生过去那种对这个优越据点的成功的迂回包抄一类的事件?
　　兰加尔一带之古代耕地
　　在我个人探险记的第七、八章，我已经描述了我从萨尔哈德到小帕米尔，并于5月27日抵达阿姆河真正河源以及位于阿姆河和塔里木盆地之间分水岭上的瓦赫吉里山口的行程。对这条穿过帕米尔高原的道路所表现出来的历史地理学兴趣，我以前曾谈到过。只有两个地点提供考古学观察的机会，这两个地点皆位于萨尔哈德上面的第二个休整站附近名叫兰加尔的地方。这个名字取自于一处泥土圆顶建筑遗迹，系突厥语，意谓“歇宿的房屋”，但这遗迹并未显示出年代方面的迹象。在抵达兰加尔之前我至少注意到三处地方，位于河右岸小河相冲积台地上，遗存有曾经被整平用作田地的迹象。萨尔哈德的瓦罕人对这些早时期的聚落遗迹记得很清楚，并认为它们的废弃乃在于这地区日益变冷的气候。但是，考虑到在一个海拔近12000英尺的高地，其气候必一直是严酷的，因此看起来作下述推测倒显得有理，即：先前对这地区的占据可能是因为瓦罕地区人口的巨大压力所致，而且还可能是由于经过这条联系着阿姆河和塔里木盆地的道路上的更大量的交通所致。我在其他地方已经指出，在阿布·伊·潘加、兰加尔以及从达夫达尔(Dafdār)向下到塔格都木巴什(Tāghdumbāsh)河谷，曾有过许多永久性居住点，支撑着这条沿阿布·伊·潘加河极上游河谷过瓦赫吉里山口的道路，为定期的商队之运输提供方便。
　　喀尔万巴拉什遗址
　　真正具有考古学兴趣的一个地方是在我的下一站行程，从兰加尔到博札伊拱拜孜的路上。我们走了大约10英里路程，经过一处名叫达什特伊米尔札穆喇德的山间低地以及狭窄的河流冲积台地。当我从起伏的下坡路上的一个小山冈上第一眼瞥见小帕米尔之时，再稍前行我们就接近了那处保存很好的被称作“喀尔万巴拉什”的小建筑(图38)。
　　当地有一个传说(我已经听说过)相信，它是为古时候一个商人死去的儿子造的坟墓。这个传说说明了这个名字的来历。遗迹其实很小，但在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具有明显的年代和坚固建筑的遗迹，必定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它包括一个长方形的房间，从外侧平面测起来其东北和西南墙长度为10英尺，另两面为9英尺。为了坚固起见还抹有一厚层灰泥。在大约12英尺高处，有少量穹顶遗迹。遗迹内部有一个小房间，5英尺×4(又)1/2英尺大小，东北面有一道2英尺宽的入口。从地面以上5(又)1/2英尺高处开始，房间墙壁逐层内缩，构成了一个穹隆顶。
　　与托勒佛塔之相似性
　　我很快就被建筑的外部结构所吸引，它明确地被分成了三层，每层顶部都用很大胆地凸出来的楣隔开，其高度自下而上分别为4英尺、4(又)1/2英尺和3(又)1/2英尺。成层建筑、穹隆顶以及粗糙但坚固的砖石结构特征，立刻使我想起了托勒小佛塔的有关特征，二者非常相符。那座小佛塔是我1900年从罕萨前往帕米尔时，在兴都库什山南部见到的最后一处佛教遗迹。它有一座明显的塔座，10英尺见方，分为连续的三层，各具上楣，分别高3英尺9英寸、3英尺9英寸和3英尺10英寸。这种建筑上的相似性分明显示出喀尔万巴拉什遗迹之最早时代在穆罕默德教时期以前，而且这一推测还可以找到更进一步的证据，即内部穹隆顶的水平建筑结构以及狭窄入口上的弓形门特征(见图38)。由于受到时下当地那个传说的误导，以及外观上朝向其卜拉(Qibla)的方位——意即面对入口处的房屋墙壁之西南方位，一开始我倾向于认为，这座建筑物废墟是一座采用了古老的佛教建筑模式的穆罕默德教建筑。但通过更进一步的观察使我看出，这遗迹很可能会上溯到前穆罕默德教时期，它最初原本是一座小型的佛教藏经堂。
　　对遗迹的穆罕默德教解释
　　实际上，这遗迹的方向(我最初的推测即依据于此)看起来是排斥那种观点即认为这建筑被用作一座穆斯林坟墓的。因为其内部所提供的狭小空间不可能给出安葬一具尸体的位置，而且按照正统的穆罕默德教习俗之要求，逝者的脚应朝向南方。这个观点十之八九必被用来解释实际情况。随后在塔里木盆地的一些古代穆罕默德教徒墓地中，也验证了这种实际情况。例如在车尔臣和英其开(Inchike)河一带的遗址中①，我调查过的坟墓都一成不变地朝向一个固定的地点。而且，由于有了《古代和田》以及本书所记录到的很多有关当地早期信仰并改宗穆罕默德教的例子，因此像后来的传说中将这处遗迹认作是一座穆罕默德教坟墓一类的解释，丝毫也没有什么可引起惊奇的。在有一处废墟的情况下，当地的信仰必定会滞留不去。虽然这废墟很小，但在一个像帕米尔那样如此缺乏永久性建筑的地区，它是惹人注目的。而且它外观上又那么像“拱拜孜”，即中亚惯常见到的那种穹隆顶建筑。因此，没有什么解释比它是一座坟墓更合适了。关于方向上的不同，当地的传说也不可能去过多地麻烦自己深究下去。而至于那被认作是葬室的小得古怪的房间内部，它很容易就能找到一个解释，说这是一个小孩的葬室——而这正好解释了喀尔万巴拉什一名的含意，即“商队(头领)的儿子”。
　　喀尔万巴拉什：一座小藏经堂遗迹
　　如果我们假定这处遗迹是一座小藏经堂，用来收藏一些佛像，则在解释其建筑特征时无论如何就不会遇到什么困难了。从其平面布局以及高度来看，都非常符合富歇先生所透彻分析的犍陀罗及印度西北地区佛教藏经堂之典型建筑形制。内部的穹隆顶以及附加的小圆顶，在那些地方都是规则的特征，甚至那种在外墙上分成三个带上楣的层的做法，在各种藏经堂雕塑模型中也可找到相似处。至于房屋内部那种狭窄的空间，也不具有任何特殊性，因为在印度佛教藏经堂常常(如果不是普遍的话)只打算接纳一尊佛像；而且在塔赫特伊巴西(Takht-i-Bahī)大佛寺，甚至连佛塔周围最大的经堂，其内部每侧也不超过6英尺。
　　“赤佛堂”地望之考证
　　剩下来唯一要弄明白的，就是我们是否能找到一些关于这座建筑的早期记载，即其已变得很有可能的前穆罕默德教时期之起源。由于像帕米尔一样极缺乏永久性建筑，这座建造得很牢固的小寺庙——正像其尺寸所显示的那样，比起规则的交通线所经过的任何其他地区来，都必定有更好的机会吸引人们的注意。现在，当我们在前面讨论高仙芝运动其三支纵队前往萨尔哈德集结之几条路线时，我已经指出了其中一条称作“赤佛堂”的道路，它一定是从瓦赫吉里或小帕米尔向下通到阿布·伊·潘加河谷地。②我也已经解释了，为什么与高仙芝之返程(自小勃律至萨尔哈德)有关的附属性证据，会引导我去找寻赋予那条道路以名称的地点，这地点在沿阿布·伊·潘加河谷的道路与从霍拉博赫特和伊尔沙德山口下行分别通往吉尔吉特和罕萨的道路相交汇处附近。达什特伊米尔札穆喇德的这一地点，距喀尔万巴拉什不足2～3英里；而且将中国史书记载的“赤佛堂”之地望与后者相对应，更大可能是考虑到“堂”字(沙畹先生的书中译作“厅、堂”[hall])一般很规则地用来指称佛教之藏经堂(Vihāras)或小教堂，尽管它很小。这个字的用法可以用“千佛堂”(Ch‘ien-fo-t‘ang)一词来很好地说明，该地位于敦煌东南，是一个著名的遗址，集中了大量的佛教洞窟寺庙。③随着时光的流逝，在这个特殊的地点建造喀尔万巴拉什寺庙或“赤佛堂”之缘由，可以不再被人去猜测。但是这座小寺庙可能曾经将其名称赋予当地并由此再赋予经过这地方的道路，这一看法却是完全符合现代帕米尔之地方命名法的，即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区，人们就用少数人造景观来命名当地地域。譬如位于喀尔万巴拉什以上大约6英里处的博札伊拱拜孜，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名称，它源于一座建造得很差的柯尔克孜头领的坟墓，该人于1845年前后在当地被坎居提(Kanjūtī)的劫掠者所杀害。
　　① 参见下文。
　　② 参见上文第二章第五节。
　　③ 参见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