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迪尔废址

　　2月13日，我的骆驼队再次出发回伊玛目·加帕尔·沙迪克麻扎。路经一个又一个近几个星期来曾紧张工作过的废墟时，我趁机从树木已经干枯的古代果园中采集了各种标本，一时思绪万千：在哪里，我再能在凯撒大帝仍统治罗马帝国和希腊文字刚开始逐渐在印度河流域消失时，种下的白杨和果树丛中散步呢!
　　在尼雅时，我早就听说去车尔臣(今且末县)的路上靠近安迪尔河沙漠中的古代遗址的情况，加上后来一些人的报告，我决定选择它们作为下一个考察的目标。我很难把我的全部劳工带到那里去，因为路途太远，而且在最近的3个星期里他们的体力已消耗殆尽。因而去新址的人，只能从尼雅征集补充。那天晚上当我刚到宿营地时，就高兴地看到了尼雅伯克的代表，他带给我的不仅是考虑周到的按办送来的喀什噶尔的新邮件，而且保证已为下一个旅行队的按时出发做好了一切准备。第二天去伊玛目?加帕尔?沙迪克麻扎的行程很轻松，在尼雅河的尽头，我再次兴奋地听到了茂密的丛林中树叶的沙沙声。这里还看不到春天即将来临的任何信息，然而在我们于寂静的沙漠和废墟中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现有的这些冬季休眠的树林已叫人耳目一新。在麻扎的客房里，我度过了一个愉快而短暂的下午，享受着温暖的壁炉以及盼望已久的沐浴。但是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比如要从这里往欧洲和印度发出新近发现物的初步介绍，也要和劳工们以及谢赫们结清一切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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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就考虑过，可以从伊玛目·加帕尔麻扎直接向东穿过沙漠去安迪尔废址，不必先回尼雅再沿去车尔臣的大路东行。开头，所有人都说不知道这条捷径，可是后来麻扎上的一个牧羊人承认曾多次去过牙通古斯河畔的牧群，这条河在尼雅河东边流入沙漠。因此，他和曾去过那个遗址的有些狂热的圣地献身者阿不都热合曼一块儿被我雇为向导。2月15日，我们再次在沙丘中行进。从麻扎走出2英里之外，所有的植物都落在了后面，然后，翻过两座高约150英尺的陡峭的达坂，又艰难地越过高大的沙山前行6英里，才踏上了一大片骆驼和马匹容易通过的沙砾戈壁。从麻扎带来的冰块，足可供我们在去牙通古斯河的半路上夜晚住宿之用，这里的矮红柳丛和一些芦苇可供作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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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向东南方前进，越过了沙砾戈壁和矮沙包群，又是一条很宽的红柳和芦苇地带。据说有一条叫作苏久吉的小河经常流到这里。现今牙通古斯河西边3英里处有它的一条古河床，已完全干涸。河流很快被一条高大的沙梁所接替，这种沙梁经常伴随着沙漠中的河流。后至傍晚时分，河中闪闪发亮的冰层进入了我们的视线，使我从内心感到高兴，疲劳的畜群也有了救星，这对它们来说意味着饮水和休息。
　　2月17日，我们沿着在宿营地处宽约30码的牙通古斯河一直走到河水完全被沙土吸收的地方，这段路大约走了18英里，一路全是宽约3—4英里的林带。到处都是羊群的足迹，可是没有碰见任何活着的生物。直到一片空地，进入肥沃土地上的一个小居民点。这个居民点标志着夏季洪水所能到达的最远之处。这里有宽广的土地，也有或许能供几个村子的灌溉用水，但是只有4户农家在尼牙孜阿奇木伯克时代在这里定居下来。虽然他们有钱雇人干活，可是只开垦出够10—15人耕作的土地。但即使如此，重新骑行于田地和渠系之间，仍使我有种新奇之感。优秀的“差役”前往通报，这个小聚落的老农阿不都克里木，一位和善的老人出来接待我们。他的父亲来自巴达克商的费萨巴德，是前来朝拜伊玛目?加帕尔?沙迪克麻扎时定居于此并得到了土地的。阿不都克里木为他懂得一些波斯语而自豪，现在又为承担了这个荒漠小村的接待任务而感到光荣。
　　最近五六年中，由于牙通古斯河向西移迁，因而河道现在消失于这个小聚落以西4英里处的沙漠之中，灌溉用水全靠一条大坝将水拦入老河道。这条坝我曾穿越过，在河的上游大约7英里处。即使这样，所需的水量还是得不到满足，可是现有的劳动力要想改变这条古怪的河流，却感到非常不足。因此，牙通古斯塔里木人只好在新河道的出水口处重新开垦耕地，以备老河道完全枯竭时用。如果能有充足的劳动力去维修堤坝和渠道，那么这里的耕地就可以大量扩展。如果占地25平方英里的丛林全部开垦出来，牙通古斯河下游终端的绿洲就会展现出必定曾存在于伊玛目?加帕尔?沙迪克麻扎下面古代遗址周围的美好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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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我还是打听不到将要去的古代遗址的准确消息。可是精明能干的差役终于成功地找到了前往安迪尔牧场的可靠向导。我们的粮食和饲料可以从这个小村落的库存储备中得到补充，骆驼队穿越大漠走了两天才到了安迪尔河林带。刚离开牙通古斯塔里木就是一道可怕的沙漠达坂，高度近180英尺，给骆驼和马匹增加了不少麻烦。可是和往常一样，离河边较远的沙梁都较低，而且它们之间广阔的洼地上盖着一层风化的盐碱，很容易通过。从牙通古斯带来的冰块和水箱里的水，足够我们在中途宿营而不必掘井，然而近在手边的干枯红柳和芦苇却不足营火之用。我们离开牙通古斯后，从北方或东北方刮来了一阵大风，刮起的尘雾预示着一个不祥的征兆。
　　在2月19日下午，我们越过了沿着安迪尔河左岸的一连串高大沙包，然后顺着向导所说的安迪尔老河道前进。河流近年来已同样向西迁移，因此我们发现在从前那条曾干枯了的老河道里覆盖着10—20码宽的薄冰。另一方面，河水重回原先的河道，导致东边几英里处现正逐渐干枯的“新河”边上，小村遭到废弃。我们自从离开伊玛目?加帕尔?沙迪克麻扎以来所见到的许多干涸了的洼地，都是河道(在消失于沙漠之前)不断迁移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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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我们沿安迪尔河上行10英里，到达一些废弃了的草棚，这就是喀喇奥驰欧台昆放牧点。第二天上午，向导引着我们插进东南方的沙漠，又在沙丘群中走了10英里就到达了所谓“炮台”的“古城”。这是一座土坯砌的佛塔，正如在麻扎初次听人大致讲述其特征时推测的一样。当我发现它曾被人挖掘过时，并不觉得奇怪，无疑这是为了从中寻找财宝。此时，我急切地奔向南面，据说那里有古代房屋。佛塔四周风蚀了的地面上，散布着厚厚一层破陶片，其中很多是彩色的，可是并没有发现建筑物的遗迹。最后我才在附近低矮沙丘围绕的空隙中，发现了废墟群。竖立在流沙上的一排排木柱是已熟悉的景象，而一些大房子的高高的土坯墙，以及环绕着废墟群的厚实的残余壁垒，则显示出一种新奇的面貌。
　　当我正走近佛塔时，从尼雅来的劳工们正好赶到了。他们经过艰苦的跋涉，穿越了毫无人烟的荒漠，来自远在120英里之外的地方。对这样的妥善安排和及时的集中人力，我感到非常高兴。于是马上开始了工作。用围墙圈起来的这块地方，直径大约425英尺。我注意到其中央附近覆盖这地方的沙丘顶上露出的木柱群，排列组成两个同心的方框，当即回想到在丹丹乌里克发掘时发现的带回廊的寺庙佛殿，于是在方框内的一角做了一次小型试验性的挖掘，马上发现一尊大神像的灰泥碎块。因此，我的这支小队包括20多名短工以及牧羊人、向导和其他人，即在这里劲头十足地投入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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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小时之内，发掘的事实，就证明了我的估计是正确的。越来越多的灰泥雕塑碎块从填满了松散沙土的屋子里挖了出来，其制作和着色的材料和丹丹乌里克的塑像相似。我所估计的这座寺庙的大致年代，很快就被发现的纸质手抄本的残卷所证实。它们包括几页从当中断裂了的用婆罗谜文字书写的梵文文书，还有一些碎纸片，写着在丹丹乌里克非印度文书上常见到的潦草婆罗谜文字。同样，这些文书所使用的语言显然亦非来自印度。这首批发现所激发起来的希望没有落空。清理这座寺庙里曾掩盖并保护过它的沙土，占用了将近两天的时间。这座寺庙有一个佛殿，20英尺见方，各边都有一条5英尺宽的回廓。佛殿中央曾建有一个大底座，上面原来有4尊坐着的灰泥塑像，可以断定是佛像，不过这些塑像只有腿部和衣服的下部尚残留着。用同样材料塑成的、位于4角上的如人体大小的神像，腰部以上都已破碎，可是外衣残留部分的色彩却很鲜明。
　　在这些塑像的脚部和中央六角形底座台基的周围，我们很快连续挖出纸质手抄本，显然是以前的朝拜者放在这里的供奉品。靠近中央底座前面的发现中，以梵文佛经残页数量最多，很明显是大乘教派的；从非常清楚的婆罗谜字迹判断，这些抄本很可能是早在5世纪时写成的。这种常见的印度“菩提”书卷式的手抄本从中间断裂，或许是由于折叠，也或许是由于“寻宝者”挖断的。因此，找到的一捆捆散开的书页中，左半页和右半页数量大致相等，书页的编码，我读到了46，大概可复原出原书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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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个奇特的发现是一个卷得很紧的纸卷，约4英寸高、半英寸厚。经过不列颠博物馆专家的妥善处理后打开，这4大张文书(复印在我的“初步报告”中)，文字是熟知的中亚婆罗谜字体，而语言则用的非印度语，也许和在丹丹乌里克发现的各种手抄本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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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佛殿其他各处的发掘，证明该庙宇曾受到若干不同民族的朝拜。从几座塑像的底座旁找到了写着一些汉字的并有小的彩画的薄纸片，最有历史价值的是发现了许多藏文纸页，它们用的都是一种特别坚韧的淡黄色纸张，特别容易识别而且一律只写了一面。除其中单独的3页字迹非常潦草、后来证明写的是佛教祈祷词和宗教诗的纸页外，当时发现的全部藏文纸页和残片，都好像是一部“菩提”书的一部分。从这些手抄本的页片找到时都积聚在各尊不同的塑像前以及中央剩下的底座前看来，无疑它们是特意分放在那些地方的。为了尽可能求得神灵的保佑，虔诚的朝拜者在朝觐这座寺庙时，似乎是先将手抄本从中间切割成两半，然后将书页绕着佛殿撒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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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不列颠博物馆的巴尼特先生对这些文书作了仔细的研究，证明它们属于早期大乘舍利娑坦摩经的藏文译本，是一本佛教哲学论著，其梵文原文仅见于引文。这部非常重要的藏文经典，只寻回了大约一半左右。关于这些经典，巴尼特先生已在他发表于皇家亚洲学会1903年会刊的“初步诠释”中，作了明晰的论述。这里只能作点简短概括的介绍。这些残页的特殊意义，不仅在于可将它们与存于《甘珠尔》的该经现版本进行比较研究，并据此分析、研究那部藏文佛教文献总汇，而且在于它们作为最古老的藏文书写样品，提供了研究藏文书法和正音法方面的新资料。但是更大的价值，还在于掩埋它们的地点和环境所赋予它们的历史意义。
　　从这个寺庙的废墟里找到的藏文文书以及几处泥墙上的藏文题字，与当时的政治环境之间毫无疑问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我们从中国唐朝史书上得知，在8世纪下半叶至8世纪末，吐蕃的侵占严重地威胁并最终摧毁了帝国在天山南部的统治。沙畹教授送给我的一本有趣的史料摘编上讲得很清楚，虽然吐蕃的侵袭(大约在公元766年)使得这些边远省区已经陷于孤立无援的地步，可是当地的中国统治者至少在部分地域内，还曾一度成功地延续了他们的权威。在公元781年，他们设法向唐朝廷乞求救援，然而得到的并非实际上的援助，而仅仅是赐予颂扬的名号和对于行政功绩的充分表彰。公元784年，他们的境况非常险恶，中央政权考虑将他们召回。最后，从公元791年开始，吐蕃占据了吐鲁番及其邻近地区，再也听不到天山南部或当时中国所称“四镇”即库车、和阗、焉耆和喀什噶尔所属地区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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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幸在佛殿西北角靠近塑像的墙上，看到了一篇刻写的汉文题字，更说明应该按照刚刚说到的汉文记载所反映的情况，来考察那些与吐蕃有关的发现。从我拍摄下来的奇特的刻写粗糙的题字，沙畹教授已解读出了大部分内容，这或许是这些稀稀落落、潦草刻写的文字所有能够认清的部分。上面提到中国一个负责祭祀事务的官员秦嘉兴，在接到了他的同僚、一位军事官员的死亡消息后，返回自己的任所。上面两次提到“大蕃”即吐蕃，而且也提到“四镇”，写明的年代是某年号的7年。因为第一个字模糊不清，弄不清到底是“开元”还是“贞元”即公元719年或7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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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我们现有的水平来确定这两个年代哪个正确，看来很难做到。晚一点的791年和史书记载的中国统治势力在这里最后的倾覆非常一致。从丹丹乌里克发现的一些汉文文书的最后年代是790年这个事实，看来也有助于这种说法。支持早一点的719年的事实依据，似乎可以提到从这些废墟里只发现了汉代铜钱，同时还有安迪尔寺庙里的雕塑残迹，依我看来似乎比丹丹乌里克佛庙里的要古老一些。然而应该考虑到，这个稀稀落落刻写在墙上的潦草的汉文题词，其年代不可能比放在那里的各种奉献文书以及后来这个庙宇被遗弃的年代早很多年。这些粗糙且不坚硬的佛殿墙上的灰泥，不是一种不经补修而能保持很长年代的材料；对墙壁的补修更新会使朝拜者刻写的字迹消失不见。因此，在这里发现的藏文和其他文字的文书，估计最晚应是8世纪下半叶。这个估计也适用于藏文的信笔涂鸦，其字迹非常潦草，至今尚未全部译解出来。散布在各个塑像底座前的大量小旗子——各种纺织品的布条，无疑是一种较低级的奉献品，从精致的中国丝绸、染色棉布直至简朴的大布(当地纺织的一种土布，玄奘关于和阗的记述中曾提到过，现今这个地区的平民仍在穿用)。如此各色各样织物的大荟萃，使我清晰地想起在伊玛目·加帕尔麻扎以及整个新疆其他圣徒坟地上的进口处，所展现的许多的奇特的小旗子。这说明伊斯兰教很少改变以前佛教流传下来的奉献礼仪，从而留下了具有考古学价值的纺织品样本。
　　以后几天都用在了围墙以内已清除沙土的各个建筑物上。这些发掘工作使我得到了关于建筑方法的有价值的数据，但是却没有弄清整个废弃的聚落原来修建的真正目的。庙宇东西大土坯房部分露在沙土外面，连同它厚实的3面土坯墙占地超过100平方英尺以上。其中的房屋面积说明它们是公用的，但除一两个壁炉外全都空无一物，没有实物来说明其特征。它们是用厚墙和壁垒保护起来的富裕僧侣的住房?还是这道围墙原系一个内有寺庙的边防要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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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排用木料和灰泥建造的位于庙宇北面的小屋子中，有一间似乎是小佛堂。它的一面墙上画着一幅优美的壁画，好像是一尊佛像，四周画着他的各种化身。墙从地面以上5英尺处倒塌了，可是留存下来的部分壁画，其色彩和轮廓都很鲜明。在这间小屋里，发现了一块优美的木板画，画着一幅我们熟悉的印度智慧之神——象头神。在庙宇南面，挖出了一座小的双层建筑，然而只有下层的几间屋子还残留着。它们没有门，显然是冬季使用的地下室，其中一间有一个造型美观的壁炉。
　　围墙原是一道坚实的土墙，地基宽30英尺、高17英尺，只有部分南墙残存。侧面有一大门，但各处都一块一块地塌毁了，围墙顶上修着高5英尺的墙，它后面的一块平台，似乎用成束的灌木填塞加固过。没有证据告诉我们它曾抵抗过吐蕃或者其他敌人的侵袭，然而它的墙壁确实有助于阻挡沙漠地区对古代遗存最厉害的威胁——风和流沙的侵蚀。从塌毁的围墙上环顾四周，不难看出周围的地面至少已被侵蚀下去10英尺。墙里面已经积存下来的流沙，很少再有可能被风吹走，为这些废墟形成了一个保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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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早已留意到的佛塔的详细检查，使我深刻地认识到这整个地区曾经受到的侵蚀的严重程度。经过测量，我发现塔基最下一层土坯的地平线，比邻近的地面高出大约10英尺。佛塔下面被基石压着的黄土层，经久地抗拒了侵蚀，现在好像成了一座后来加上去的基座，使建筑物看上去比真实的高度高出很多。虽然外层的土坯块受到了很大损坏，可是我稍动脑筋还是成功地查明了这座“纪念塔”的原来规模。方形的基座每边宽23英尺，高约7英尺；上面立着一坚实的圆顶，直径16英尺，高度几乎与直径相同。其整个规模和尼雅河上的佛塔大致一样，虽然那里在设计上安置了双层底座，显示了部分细节的不同。印度的佛塔，其高度和相关的直径的增加，一般认为是年代较晚的标志，因此对比两个佛塔，其年代先后大致可以肯定下来。这种认识，看来也适用于北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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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6日，我完成了对这个遗址的考察工作，感谢努力勤奋的发掘劳工们，从清早一直干到营火照耀下的夜幕降临以后。这些有价值的发现物清楚地说明，我已来到了印度影响让位给中国势力的边界线上。我的考古工作如果再向东迁移，就会把我带到了原先打算进行考古考察的地区之外。另一方面，我可以安排的剩余时间，对计划去考察克里雅与和阗北面的遗址，似乎已不太富裕了。因此，我不得不决定赶快掉头向西。对此可以自慰的是，掉头向西就意味着踏上了返回欧洲、去会见多年不见的亲人们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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