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的蓬勃发展——研究队伍日渐壮大

  
　　“文化大革命”打断了我国的敦煌学研究进程。整整十年间，除台湾、香港地区外，我国的敦煌学研究被迫中止，而国外许多国家的敦煌学研究却进展很快。“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的敦煌学研究才又出现了生机。
　　第一节 研究队伍日渐壮大
　　“文化大革命”前，专门研究敦煌学的机构，全国只有一个，即敦煌文物研究所，研究人员也比较少，专职研究人员更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适应敦煌学大发展的需要，全国成立了一些专门的研究机构和群众学术团体，并加强了人才培养。
　　一、创办了许多研究机构
　　目前研究力量最强、图书资料最全的当推敦煌研究院。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和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结束后，在全国掀起了一股敦煌热。为了适应敦煌学研究蓬勃发展的形势，1984年1月15日，经中共甘肃省委批准，决定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基础上，扩大编制，增加经费，成立敦煌研究院，并将研究院确定为地级学术研究单位。院本部设在兰州，成为研究中心、资料中心和生活基地。下设美术、历史考古、遗书、石窟保护研究所和音乐舞蹈研究室，以及编辑出版部、资料中心、学术委员会、生活接待部等。院长由国内外著名敦煌学家段文杰担任。1998年又由樊锦诗接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全院有研究、保护人员150余人，并形成了老、中、青三结合的学术梯队。敦煌研究院实已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研究中心。出版有院刊《敦煌研究》。
　　《敦煌研究》从1982年开始试刊，试刊两期后于1983年12月正式创刊。并从总第6期(1986年春)开始改为季刊出版，到2002年又改为双月刊。20多年来，已出版了120期(还不包括一些会议增刊)，毫无疑问，它是国际敦煌学界连续出版最多、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泛的杂志。
　　另外还有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室、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学研究中心、浙江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敦煌文学研究室、南京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等。
　　除以上专门研究机构外，其他一些有关研究机构也把敦煌学作为重点或主要研究方向，如中国文物研究所文物古文献研究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室、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中央民族大学藏族研究所等。
　　二、成立了一些学术团体
　　早在1978年，教育部就已深感敦煌学虽已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学科群，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学科发展都需要有所加强和促进。1981年10月，教育部派人到甘肃作了调查。1982年3月，在国务院召开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期间，教育部顾问周林同志邀请到会专家座谈了整理敦煌吐鲁番文献的情况及建立学会的设想。6月，教育部在南京又邀请了部分学者进行酝酿。许多专家学者一致表示了组织起来促进研究工作的愿望。与此同时，教育部还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中国艺术研究院、敦煌文物研究所、武汉大学等单位的有关同志进行了联系，并得到了他们的赞助。在此基础上，教育部本着促进团结、促进联合、促进科学研究的宗旨进行学会的筹备工作。1982年7月2～3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筹备会议在北京大学召开，由北京大学副校长季羡林教授主持。会议商定：参加筹备会议的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文化部艺术研究院、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学院、武汉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学院为发起单位，由北京大学牵头。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为赞助单位。由发起单位向全国有关单位和研究工作者发出倡议，并由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指定专人成立秘书组，负责成立大会的筹备工作，具体由兰州大学、敦煌文物研究所、西北师范学院负责。1983年5月18～20日，由季羡林教授主持，在北京大学召开了第二次筹备会议，决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和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于1983年8月15～20日在兰州举行，以便在8月31日日本召开的第31届亚洲、北非人文科学大会之前闭幕，有利于我国在国际上的学术声誉。
　　1983年8月15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及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在兰州召开，来自全国各地和香港的近20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章程，并聘请李一氓、周林、姜亮夫、王仲荦、金宝祥等27名著名专家学者和领导同志担任顾问。在民主协商的基础上，与会全体代表用投票的办法，于8月18日选举了学会理事。第一届理事会推选季羡林为会长，唐长孺、段文杰、沙比提、黄文焕、宁可为副会长，宁可兼任秘书长，张广达、齐陈骏、穆舜英为副秘书长，金维诺、张锡厚、王永兴、沙知为常务理事。
　　1988年8月，在北京举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期间，学会于8月24日下午举行了会员代表会议，进行第一届理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会员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了第二届理事，理事会推选季羡林为会长，宁可、段文杰、铁列吾汗、唐长孺、黄文焕为副会长，由宁可兼任秘书长，张广达、齐陈骏、穆舜英、柴剑虹为副秘书长。
　　1992年换届选举后，仍由季羡林任会长，柴剑虹任秘书长。
　　2010年4月，学会进行了第五届换届选举，推选郝春文为会长，柴剑虹、荣新江、张涌泉、张先堂、郑炳林为副会长，柴剑虹兼任秘书长。
　　除全国性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外，有些地方也成立了地区的学术组织，如甘肃敦煌学学会、浙江省敦煌学研究会、酒泉地区敦煌学学习研究会等。
　　三、人才的培养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全国研究敦煌学的学者很少，据1982年初教育部的调查估计，老中青合计约一百多人，其中副教授、副研究员以上约四五十人，研究队伍的状况为倒三角形(即老年学者多，中年学者次之，青年研究者少)。为此，季羡林教授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上专门作了题为《关于开展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及人才培养的初步意见》的报告，建议在大学里设置有关敦煌、吐鲁番学的专业，招收这方面的研究生。此外还可以举办各种类型的、期限不同的讲习班。
　　为了培养敦煌学人才，早在1979年，王永兴、张广达就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为唐史研究生开设了“敦煌文书研究”的课程，并有部分三年级学生选修；同年，兰州大学历史系也邀请段文杰、周丕显为该系进修班开设了“敦煌学”课程；随后，项楚在四川大学中文系开设了“敦煌文学”选修课，李鼎文在西北师范学院开设“敦煌文学”选修课，高国藩在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了“敦煌民俗学”选修课。
　　正是在这种良好的基础上，1983年敦煌学术讨论会期间，参加会议的杭州大学、武汉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学院、北京师范学院、厦门大学、四川大学、中央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西南师范学院、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单位的代表专门召开了座谈会，讨论了有关高校开设“敦煌、吐鲁番学”课程的问题。大家认为，目前还不好在哪个大学开设敦煌、吐鲁番学专业，而应该广泛地做普及工作。尤其是地处西北的高校，更应做好普及工作。通过普及，使学生对“敦煌、吐鲁番学”的内涵，以及敦煌吐鲁番学与自己所学专业的密切关系有较深入的了解，从而为在各个领域涌现出一批致力于研究敦煌吐鲁番学的人才打下基础。
　　这次会议之后，一些高校，尤其是甘肃的高校，如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学院、天水师专、甘肃教育学院等，都开设了有关敦煌学的课程。为了加强人才培养，在一些高校建立了历史文献学(敦煌学)的博士点及硕士点。另外，在许多高校的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等专业招收有关敦煌学的博士生。
　　除了开设课程，招收硕士、博士生外，杭州大学、武汉大学还分别举办了几期研究班，对在职人员进行了专业培训。通过这些途径，培养了一批敦煌学研究人才，尤其是培养了一批有较高水平的青年研究人员，他们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引起了国内外敦煌学界的瞩目。
　　现在，敦煌学的研究队伍已经扩展到300多人以上，老一辈学者继续在努力工作，仍起着带头引路作用。中青年学者则大大增强了，尤其是中年学者，是我国敦煌学研究的主力军，他们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代表了全国或国际先进水平。年轻后备队伍也大有发展，并在老、中年学者的引导下取得了丰硕成果。原来研究队伍中的倒三角形状态已经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