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的敦煌学——敦煌文献的整理校释

　　2000年，在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百年之时，荣新江教授曾发表了《敦煌学：21世纪还是“学术新潮流”吗》①一文，从大文化的角度，以四个方面为例，对新时代敦煌学的发展作了展望。
　　随着世界各地对藏经洞发现100年的纪念，尤其是敦煌学百年的到来，敦煌学本身也进入了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即前一个阶段主要是以资料的搜集、整理、刊布为主。目前，资料的刊布已经基本完成。在新的阶段，应该是对已刊布的资料进行全面、综合、深入的研究。
　　第一节 敦煌文献的整理校释
　　前已述及，敦煌文献的影印本对保存文献原貌、提供学者研究利用方面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定价昂贵(《英藏敦煌文献》每卷都在1000元以上，《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每卷1740元，其中《俄藏敦煌艺术品》的每卷定价不同，但基本上都在2000元左右，最低的每卷1740元，高者则为2350元。《法藏敦煌藏文文献》每卷2200元。《甘肃藏敦煌文献》每卷2000元，《浙藏敦煌遗书》也是2000元。《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每卷990元)，个人是无法承受的，就是一般的图书馆，也很难全部购买。
　　敦煌文献的影印本除定价昂贵外，它都是按各地馆藏流水号影印出版的，没有分类，编排杂乱，读者使用起来很不方便。另外，敦煌文献是在西北边远的一个小县城的石窟中发现的，其中虽然也有许多中原的或全国性的东西，但不可否认，它打上了当时当地的许多烙印，文书上也就有了一些当地的方言方音；当时的一些俗字俗语，对于今天的学者来说，也是不容易搞懂的；一些写经人或其他的作者，由于文化水平较低，也就出现了不少的错字和别字。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敦煌文献仅仅靠影印出版还是不够的，还需要像“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那样的整理本，供学者们使用。
　　当敦煌文献流散海外后，影印、抄写、整理、校录这些文献，就成了敦煌学者的夙愿。1957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得到英国的缩微胶卷后，就决定利用这批胶卷和新中国成立前北京图书馆在巴黎、伦敦拍摄的部分照片以及向达、王重民早年在英、法所做的录文，编辑一套以敦煌社会文书为主的《敦煌资料》。
　　《敦煌资料》第一辑于196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同时还完成了第二辑的初编工作。但由于当时国内搞各种“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使这一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中断了。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更重视资料的整理与刊布。1986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唐耕耦、陆宏基所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以下简称《释录》)第一辑。1990年，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又出版了该书的第二至五辑。由于编者唐耕耦是历史学出身，又以研究唐代社会经济而著名，因此《释录》是敦煌社会经济文献整理、刊布的集大成著作。编者从英、法、俄、日等国及我国收藏的敦煌文献中，将有关社会经济方面的资料辑出，按类编排，分成五辑，用原件的照片与录文对照，兼附前人研究原件的论著出处，图文并茂，极便于敦煌学者之利用。
　　《释录》是迄今为止敦煌文献整理方面有关社会经济文书收录最丰富的一部文献集，它包括地志、族志、籍账、社邑、牒、状、邈真赞、书仪等34类，释录文书1664件。既收录了籍账、契据、土地、赋税、财政、寺院经济等经济资料，也收录了一些虽不属经济但又与经济相关的文书，如告身、表、书、律、令、格、式等，这些社会历史文献都是敦煌世俗文献中最重要的。同时，《释录》对每件文书都做了定名或拟题，按性质分类，每类中再分为若干细目，按年代先后排列。尤其是作者对每件文书都作了详细的辨识录文，并采用上图下文的方式，尽可能提供文书原件的图版与录文的对比阅读。这在《英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和《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都还没有出版的80年代，就显得更加珍贵、更加难得了。由此改变了国内绝大多数学者看不到原卷图片的困惑，对推动敦煌社会经济文书的整理研究和魏晋隋唐史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②
　　在各地刊布敦煌原卷图版的良好基础上，敦煌文献的整理更趋于专精，即分类校注。这一方面的典范当推《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以下简称《丛刊》)，该《丛刊》实际上就是前述《敦煌古文献》项目的延续，由周绍良主编，共10卷12册，即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辑校》，张锡厚《敦煌赋汇》，宁可、郝春文《敦煌社邑文书辑校》，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马继兴《敦煌医药文献辑校》，方广锠《敦煌佛教经录辑校》(上、下)，周绍良、张涌泉、黄征《敦煌变文讲经文因缘辑校》(上、下)，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王素、李方《敦煌<论语集解>校证》，邓文宽、荣新江《敦博本禅籍录校》。由江苏古籍出版社于1995～1998年出版。
　　《丛刊》所收每篇文献基本包括四项内容，即定性、定名、定年；原件录文；题解或说明；校勘记。每辑之后附有“主要论著参考书目”和该辑所用敦煌文献“卷号索引”，便于读者查阅。
　　《丛刊》每辑的校录者都是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专家(起码也是本辑校的这一方面的专家)，是国内从事这一工作的最佳人选，从而也就保证了辑校工作的质量。
　　正在进行的《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是郝春文教授主编的大型文献释录。本书按英国图书馆藏流水号，依次对每件敦煌汉文社会历史文献进行释录。每件文书一般都包括标题、释文、说明、校记和参考文献，几个部分。全书计划30卷，现已出版7卷(其中第一卷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从第二卷开始，改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敦煌文献合集》(汉文翻译佛经以外部分)是由浙江大学张涌泉教授主持的重点项目，它是按传统的四部分类法整理编排的，目的是为学术界提供一部校录精良、查阅方便的敦煌文献的排印本。只有按比较合理的分类体系对敦煌文献重新编排，编纂一部集大成的敦煌文献合集，做成像二十四史那样的“定本”，才能使敦煌文献成为各个学科都可以使用的材料。当然，也只有建立在这种高质量的文本校录基础之上，敦煌学研究才能走向深入。现在《敦煌经部文献合集》11册(600多万字)已由中华书局出版，史部、集部和子部正在进行之中。
　　由于敦煌文献主要是以写本的形式保存下来的，其中有着许多不同于后世刻本的特点，从而给读者的阅读带来了许多困难。因此，《敦煌文献合集》将是敦煌文献发现以来最全面的一次校录整理。除内容全面外，它还在分类、定名、缀合、解题、校录等方面具有超越性。③如正在进行的《敦煌史部文献合集》，其目的就是为学术界提供一部校录精良、查阅方便、收录全部敦煌史部文献写本的排印本。总体框架及基本内容如下：
　　(一)分类
　　史部的分类主要参照《四库全书总目》等书的分类法，并根据敦煌文献所存写卷内容的实际情况确定。
　　(二)定名
　　给每件写卷拟定一个正确的题名。敦煌文献中残卷的比例相当大，没有题名者不在少数，即使相对完整的文本，也常有缺题的情况。虽然经过中外学者的努力，已为多数卷子拟定了正确的标题，但题目不清、拟题可商或尚未拟目的卷子仍不在少数。
　　(三)缀合
　　由于人为的或自然的原因，敦煌文献中一个写卷撕裂成两件或多件的情况屡见不鲜，乃至四分五裂，身首异处，给整理和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随着敦煌文献的不断公布，敦煌学界在写卷的缀合方面多有收获，尽可能缀合那些断裂的写卷。
　　(四)解题
　　为每一个校录文本撰写一篇题解，简要说明底本和参校本、原件完缺情况、定名依据、著作或抄写年代的判断、内容简介、文献存佚情况和前人的著录研究情况。
　　(五)录文
　　同一文献的不同抄本选取较为完整或错误较少或较为清晰的一种作为底本，其余作为参校本，其异同写入校记，不一一分开校录，以保证同一类文献的相对集中，方便读者阅读利用。
　　(六)校记
　　整理工作中充分吸收海内外学术界近100年来的研究成果，对每个写卷进行详尽的校订、比勘，明异同，定是非，以保证校录文本的可靠性。
　　综上所述，如果《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能够按计划出版，近几年世界各国所藏的敦煌汉文文献的图版将基本公布完毕，这就为全面辑释敦煌文献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已有分类辑释的基础上，《敦煌文献合集》将为学术界提供一部像二十四史点校本那样全面完整、权威实用的定本。也只有将敦煌文献做成二十四史点校本这样的定本，才能使敦煌文献走出敦煌学的圈子，真正融入学术界，使不专门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者，能够像使用二十四史、《资治通鉴》那样使用敦煌文献，敦煌文献也就会成为像二十四史、《资治通鉴》那样的史料。也只有这样，敦煌文献才能真正发挥其价值。
　　① 《辞海新知》，2000(5)，此据荣新江：《敦煌学新论》，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
　　② 唐耕耦：《我的“敦煌学”经历——<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编辑回忆》，载刘进宝主编：《百年敦煌学：历史、现状、趋势》。
　　③ 张涌泉：《<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前言》，中华书局，2008；见《书品》，2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