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喀什噶尔逗留

　　在马继业先生的热情接待下，度过的第一个夜晚，令人舒适而愉快，这预示着我逗留在喀什噶尔忙碌的几周内，也将在这种欢快的气氛中度过。的确，这段时间会非常忙碌，在我从中国突厥斯坦首府出发到考察的真正目的地之前，要完成大量急迫的工作。几乎每一件工作都离不开马继业先生的阅历以及实际帮助。我相信他对我们最大的方便之处，在于他的官方地位和对当地的了解。从一开始他就全力支持和关心着我，没有他的亲切关怀，恐怕我个人就几乎难以得到有利的方便条件。经过两个月几乎未曾间断的山区旅行之后，我也感到急需休息一下。待在款待我的热情的喀什噶尔朋友们的宜人住处，为我的下一步长途旅行做好准备，我觉得再没有什么地方会比这里更舒适了。
　　在我到此的10多年前，马继业先生被任命为印度政府驻喀什噶尔的政治代表时，秦尼巴克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圈起来的果园，有一些房屋和庭院，就像每个有身份的喀什噶尔人喜欢在城外拥有的果园一样。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劳动对它进行不断的改造，已使它渐渐由简陋不堪的土筑庭园小屋变成了温暖舒适的住所。现在设施齐全的屋子里，英式家庭的所有东西一应俱全，宽敞的外屋和庭园则完全是一种印度式四周带走廊的平房。建筑在下临宽阔吐曼河的高大黄土堤岸上，从房舍及其周围阶地上可以将城北肥沃的条田和园林一览无余。透过突厥斯坦夏季极为常见的轻薄尘雾，远处的低矮山梁如画般的轮廓给这番景色镶上了迷人的背景。雨过天晴的时候，我多次欣赏到遥远的慕士塔格-阿塔峰北面和东北方的雄伟的冰峰，以及遥远的属于天山山脉的白雪封顶的山峰。经过前两个月匆匆行程的整日劳累，我已极度疲乏，在朋友家中精心安排的环境里休整，真是个令人高兴的变化，暂时从野营生活的琐碎事务中摆脱出来。在他们的友好的陪伴中，我可以享受到所有能与欧洲联系在一起的生活方式和有趣的思想观念。现在，我摆脱了一个普通的欧洲人似乎难以避免的外界干扰和忙乱，生活得安然自在。我所得到的悠闲和安宁实是令人高兴，不过现在我关心的是需要他们帮助解决各方面的劳力。
　　首要的是为我今后的旅行和在沙漠中考察，组织一支新的旅行队伍。我懂得，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在广大地域内的探察计划，成功的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细心挑选组成我的考察队伍的人员和牲畜。为了行动方便，有必要限制行装，同时还要保证在各种不同的地面上和气候条件下8个多月的连续旅行所需的全部给养和装备能顺手可取。经我计算，包括乘骑在内，我的旅行队伍需要8峰骆驼和12匹马。这个季节对于购买骆驼非常不利，因为夏季往俄国贸易中心安集延和阿拉木图的交通极为繁忙，绝大多数供旅行用的牲畜都被雇走了。但经过长时间的探寻和洽谈之后，运输所需的补充装备和供乘骑的牲畜渐渐都凑齐了。在这期间，秘书巴哈杜尔?沙和马继业先生机构中的其他一些人，以其在本地的方便条件从中协助，为这一切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以后的实际情况表明，他们不厌其烦地挑选，收到了充分的效果。虽然在总计超过3000英里的漫长旅途中遇到过不少艰难困苦，但我从喀什噶尔带出来的牲畜却没有一匹被累垮的。购买骆驼的平均价格达每峰624天罡，按当时流行的货币兑换率约合91个卢比。马匹的花费大有不同，平均每匹驮运行装的牲畜是260天罡，合38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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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便于供应的安排和经济方面的考虑，旅行队伍的人员同样需要认真挑选，以使随行人员的数量保持在最低限度。我的私人仆役，从白沙瓦来的米尔扎?阿里姆，已证明不大适应艰辛的劳累和在山区的急速行进，因而我另找了一个极为有用的人穆罕默德-朱(Muhammad-Ju)来代替。他是个有着一半叶尔羌血统一半帕米尔血统的强壮脚夫，在喀喇昆仑交通线上长期从事贸易的经历中已掌握了有关马匹的许多有用的知识。他还为迪西上尉返回印度的旅行服务过，从中也学到了照料“主人”起居和侍候饮食的基本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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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了几个人都不合适，最后在马继业先生的帮助下，我设法将会说汉语的喀什噶尔人尼牙孜阿洪招来做翻译兼马夫。从外表上看，他是个相貌堂堂举止得体的人，曾陪伴利特代尔夫妇在中国内地和西藏旅行。在我那些从未见过北京或天朝奇迹的突厥随从面前，他毫不掩饰地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架势，对此，唯一可以提及的是，人们都以十分怀疑的态度对待他，怀疑他是否是真正的伊斯兰教忠实信徒，或者不如说是属于那些他吹捧的完美形象——异教徒的中国汉人。他文化较高，对他的特殊职责很有用处，作为译员他忠实地服务于我。或许近几周来我们逗留在秦尼巴克秩序良好的环境中，他没有机会在我面前表现出那些个人的缺点，诸如毫无节制地耽溺于鸦片和赌博以及有点贪财的毛病，都在后来造成了一些麻烦。通过卖骆驼的商人，我毫无困难地雇到了两个年轻的驼夫。不论肉孜阿洪还是哈桑阿洪都没有见过除北面旅行道路以外的地方，不过他们这么年轻就已精于管理骆驼的复杂技艺，或许是年轻人的好奇心和富于冒险精神所致。他们对于经受沙漠旅行中的艰辛和可能遇到的危险，比起他们的长辈更持乐观的态度。有点小问题是在穿越沙漠荒原的行程中，每当走近一个巴扎时，各式各样的诱惑便使其争强好胜的心情代替了穿越沙漠荒原时的愉快和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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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营装备所需要的不少修理和备用工具也要及早着手准备。马具、驮箱和大多数装备中的其他物品，在经历了由克什米尔至此的长途旅行后都有严重磨损。自从我们走出罕萨峡谷后，在四面岩壁的山间小道上，牦牛和柯尔克孜马似乎互不相让，挤撞摩擦造成了损伤。在喀什噶尔逗留时似乎没有很多时间用于维修，因为突厥斯坦的手艺人根本没有普通的印度工匠那样的仿造技巧，而且觉得谋生很容易，不想费心费力去满足欧洲旅客们的需要。考虑到这种漫不经心的工作习惯需要经常监督和管理，当我看到马继业先生的外院中多多少少有几个长期受雇的工匠，愿意听从我的吩咐时，很快我就放心了。所有准备工作中最麻烦的是，我决定增加制作用于沙漠中的水箱。在加尔各答为我特制的两只白铁皮水箱经历了山间运输依然完好。考虑到骆驼的驮运能力，它们所盛的总水量被限制在每只只能装17加仑(约合77.28公斤)水。对于我准备带入大漠深处沙埋遗址的大队人马，这点供水当然是根本不够的，至少还需要再造4只更大的水箱。当地所能找到的唯一适用的制箱材料，是由经过里海的铁路运进新疆装煤油的铁皮桶。改造并加固这些破旧不堪的铁桶，加上安全运输所需的木包装，这一任务使得我的铁匠师傅们齐心合力忙了几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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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照料这些实际工作并没有妨碍我挤出时间来完成同样重要的迫切任务。坐在马继业先生庭院中凉爽的白杨树荫下，我愉快地花费了很长的时间，兴致勃勃地重温并系统地研究了关于天山南部的古代资料，诸如中国的编年史书、古代中国的取经人及最早的欧洲旅行家所提供的记述。能够坐在他们谈到的这片土地上阅读有关它的这些古老的记载，使我心情非常愉快。在秦尼巴克，我最钟爱的这一工作得到了特别的收益。因为马继业先生长期居住于此，加上他敏锐的观察力，使得他对现代突厥斯坦的社会经济状况了如指掌，他曾答应尽其所能来搜寻那些能够真正了解这一地区古代情况的资料。每当我们的讨论涉及有关中国历史知识问题时，马继业先生常把领事馆的孙师爷请来询问。他是一个全面精通古典史料的学者，而且对这个区域中的事物有着精辟的见解。通过马继业先生的翻译，聆听着他动人的解说，我不由想起了我亲爱的克什米尔老人潘迪特?高文德?考尔，在长年的共同研究工作中，我常与他以梵语进行交谈。我对汉语一无所知，这一语言上的巨大缺憾，令我悔恨不已。但我又如何能找到空余时间来弥补它呢?或许只有等待“来生”了!对于“来生”，我经常参照印度的概念来向中国朋友们请教。
　　我逗留在喀什噶尔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使中国地方衙门的官员们了解我探险计划的目的，并取得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因为我意识到这对我计划的实现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在这一方面我不可能希望有比马继业先生给予我的更多的实际帮助。在他的陪伴下，我拜会了当地长官道台及其他的显要人物，他那样富有经验的指导使我收益极大。这一系列拜会活动以及他们随后的“回访”和其他非正式的会见，使我初步认识了中国礼节中认为有礼貌的交往所必不可少的“礼仪”和表达方式。通过一位像马继业先生这样熟悉一切中国风俗习惯的辅导教师，接受这一训练真是获益匪浅。每一个小小的动作和礼仪常常令人感到生疏而离奇，似乎和我们的习惯完全相反。直到最后在远离喀什噶尔朋友们的地方拜会陌生的“衙门”时，才体会到它们的意义所在。我在这些千篇一律的礼仪中找到了一点尚堪自慰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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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道台那儿得到了发给和阗按办的必要的明确指示，以保证我能获得有关运输、供应和劳力等所需一切以及充分的行动自由。鉴于仅在18个月前迪西上尉在这同一地区由于某种半官方的阻挠而遇到的严重困难，起初我很怀疑能否在这条路线上顺利地进行活动，特别是在和阗南面远处的测绘工作。马继业先生为我所做的努力，最后证明取得了成效，我相信这全仰赖于他在地方政府官员中所拥有的个人影响和威望。经过一系列会见及冗长的文书往来，道台同意发出我所期望的命令，而其效果表明他诚恳地实践了自己的诺言。马继业先生的在场，加上我向他作的关于古印度文化和佛教信仰同中亚的历史联系方面的解释，都有效地消除了他对我们进行的挖掘和测绘工作可能引起的猜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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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会谈中，大谈玄奘的行记《大唐西域记》看来很有用处。所有有文化的中国官员，似乎都读过或听说过这位著名的中国取经人去西方佛教诸王国访问的传奇故事。在我与他们的交往中，每当提及“唐僧”，总会引起反响。正像我以前在印度的许多地方一样，现在我正试图追随他的足迹穿越突厥斯坦，可能我已完全将这位神圣的旅行家认作是阿罗汉天国中我的特别保护神了。
　　当想到那时在遥远的帝国东部发生的巨大政治动乱，我与友善的老道台和他的同僚——“协台”或将军以及当地其他官员们的这场友好往来，似乎真让人暗暗称奇。通过从吉尔吉特传送来的路透社电文和从俄罗斯间接传播给我们的消息，我们获悉中国各地都在围攻使馆，欧洲侨民的处境危险。通过乌鲁木齐到喀什噶尔的电报线，中国官员们也收到了这场大战乱的消息而且对局势显然完全了解。当欧洲正为北京在发生屠杀的谣传而恐慌不安时，衙门通报给我们的消息中却一再强调：虽有不少战乱，但使馆防卫坚固，仍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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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欧洲列强的冲突，早在7月就有扰乱人心的谣言散布于喀什噶尔的各个巴扎(集市)。就在我到此的一个星期之前，有一阵相互猜忌和疑虑的气氛险些在穆斯林居民和驻扎在“新城”的中国驻军之间引起一场冲突。幸亏当时中国总兵带着警卫队造访“老城”以示警报，骚乱才渐渐平息下去，而他不过是去协台的衙门玩了一场牌而已。的确，反对中国统治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叛乱(1863—1877年)的记忆并没有从“新疆”消失，但绿洲上安分的农民以及胆小怕事的城镇小商贩和手工艺人没有理由愿意回到那狂暴的“安集延人”(指阿古柏)以伊斯兰教的名义对他们横征暴敛的统治时期。
　　自从道格拉斯?福赛斯爵士出使此地之后，喀什噶尔经常有欧洲旅行家光临。在这本行记里我用不着以有限的篇幅来描述这座城市的概貌和生活景象。在秦尼巴克，大多数时间我都投入繁忙的工作中，友好的东道主在其周围建立的英印文明小乐园也牢牢地占据了我对喀什噶尔的主要回忆，很少有与外界的接触以改变我们每天舒适而愉快的生活。虽然突厥斯坦平原上酷热的夏季已经过去，每天中午时分却依然闷热难耐，这使得早上清新凉快的空气对工作特具吸引力。因而我总是有规律地每天黎明起身，6点准时坐在台式庭院里的高大白杨树下阅读书报。
　　水果丰盛的季节早已开始。高处梯田的果园中，杏树、桃树、李树上硕果累累，压弯了枝条，随后葡萄架下的荫凉又给我的简单早餐带来了同样的愉快。当我伏案工作时听到并看见农民和他们的女眷快活地骑着牲畜，带着他们的产品沿庭院和小河间的道路走向城里的巴扎。似乎只有乞丐步行，而他们之中也常有牵着毛驴的。我们聚集在一个堂皇的小凉亭里就餐，早晨的时光渐渐过去，凉亭四周方方正正地种植着一排排高大的白杨树。所有的突厥斯坦庭院都流行这种模式，几乎整天都可得到浓荫遮蔽。这里没有每日的晨报或是信件妨碍我关注一下工匠师傅们的事，他们这会儿正从容不迫地安心于他们的工作。一般情况下，早餐后由马继业先生陪我在院子里散散步，我便能掌握工匠们的修缮或制造工作的进展或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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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我的朋友就返回他的办公室，去写报告或是埋头于处理穿越印度边境送来的委托人的使用各种语言文字混合写成的案件。旁遮普商人、希卡布尔来的印度高利贷者、拉达克的搬运工、拉斯加姆的坎巨提移民等，都时时需要寻求行政官员们出面，而这些官长是由像父兄般的关心他们的官府派驻到远方的突厥斯坦首府来保护他们的安全和利益的。虽然我自己安排了满满的写作任务，通常还在中午抽出一到两个小时同严肃的阿不都拉?喀西木毛拉——喀什噶尔一个大经文学校中的一位声名显赫的学者——一起研究突厥语经文。如今在这片异教徒治下的国土上，毫无疑问，人们所知道的穆斯林学说纯粹是理论性的。这位善良的毛拉宁愿讨论阿拉伯宗教法典难以解释的章节，也不愿意谈论普通的突厥语读物，即使其中讲到了神圣的沙图克?博格拉汗——伊斯兰的神圣斗士和殉道者的光辉业绩。下午刚开始的一段时间，常常是一天中最热的，一般我都待在由招待员的一间空屋临时改成的暗室里，忙着冲洗前一段旅途中拍摄的许多照片。然后吃过茶点，同东道主一起沿乡村林荫小道散步，或是常常骑着我新买来的安集延母马悠闲自在地逛逛。不过最愉快的时间或许是晚餐过后，坐在与主要房舍毗连的我的居室的平坦的屋顶上，沐浴着柔和的晚风。在那儿我们可以看到喀什噶尔常见的家庭野餐活动。几乎所有有身份的居民在郊外都有自己的果园，他们一大早就到那里去享受丰美的水果，现在正可以看到一队队兴高采烈往回走的男男女女和孩子们。他们的歌声在我听来是那么悦耳，常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很久以前在匈牙利的道路和河流上所听过的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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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距半英里远的俄国领事馆中，哥萨克士兵们齐声哼唱的俄国小调，随着习习的晚风不断飘荡，仿佛令人又回想起遥远的西方。我们骑行在城内外时常见到他们，但总没有机会与他们的主管人认识一下。俄国驻喀什噶尔的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对这一地区的古代历史和人种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加上他作为中亚文物收藏家的活动，使得我格外渴望去向他问候，可惜他身体不适不能接受我的拜会。一直到9个月后我从和阗归来，才满足了与这位才华出众的官员相识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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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集中在领事馆的少量俄国侨民外，亨德里克斯神父和一位瑞典传教士G.李盖提先生及其妻子便是喀什噶尔仅有的欧洲人了。我经常见到他们。许多年前，亨德里克斯神父作为天主教传教士从家乡荷兰去了蒙古，以后便到了喀什噶尔。他总是将拜访秦尼巴克、俄国领事馆、瑞典传教团和中国衙门同等对待，似乎是以此来表示国际和睦的道德准则。慈善的神父的来访，总是带来许多新闻和传闻，从这些常与原始材料相左的信息中无成见地搜集一些情报，或许会给因缺乏一份当地报纸而遗憾的人们带来很大的安慰。
　　我只能扼要地介绍一下，我在附近地区进行的以探索古建筑遗迹为目的的第一次短途旅行。考虑到喀什噶尔所处的位置十有八九与玄奘所描述的拥有上百座佛寺的古代“佉沙”王国首府相吻合，伊斯兰教统治以前的遗迹能在地面上查访到的已很稀少。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耸立在图们河陡峭的北岸上，土坯石块构筑的已坍塌得极为严重的土墩了。它位于秦尼巴克西北约一英里半，无疑是一座巨大的佛塔遗迹。它现有的高度是85英尺。塔基从东到西的直径有160英尺。尽管对它做了精密的测量，但要在这样一个一大片倒塌瓦解了的松软土石堆中，查探出整个佛塔的最初形式或确定它的中心，都是不可能的。塔基深埋于附近农田的地面以下足有15英尺，这对我倒是个颇有教益的观察。在这里我第一次得到证明，这一引人注目的地平面之普遍升高，主要是由于淤泥沉积所致，这在我以后对和阗古都废墟的观察中已清楚地得到了证实。在该城以南一英里半处还有类似于此的稍小些的佛塔土墩，这里就不必再详细描述了。对于我在周围走访过的较为现代而有趣的地方也不可能再一一描述。作为例外，或许我可以就访问过的中国喀什噶尔兵营所在的新城，在这里照我日记的内容谈点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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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继业先生应邀要去拜访城防长官的主要助手，我自己也想借此机会去采购些中国货。那天天气晴朗而凉爽，因此尽管太阳当头高悬，在连接两城长约8英里的广阔林荫道上骑行，仍使我们感到十分愉快。途中越过的一条克孜勒苏河的支流，满满地流淌着红棕色的河水，这表明几天前山区曾有过一场暴雨。靠近新城的西北角距路左侧不远处，矗立着一座雄伟的综合性建筑，这是祭祀刘锦棠的中国式纪念祠。这位大将军在1877年阿古柏死后重新收复了新疆，因此我们首先前往这里参观。
　　纪念祠位于白杨木搭成的巨大而保留得很好的棚架中间，连同它的外院所显示的整洁外貌和精心的装饰，都意味着在新疆仍一直保持着对这位中国政府现代英雄的纪念。自从收复之日起，这位将军的亲属便可在全省范围内优先获得一切最好的职位，这一事实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通过一道装饰着奇特的灰泥螺环的高大门洞，我们进到了第二个院子。毗连大门面向最里层院子的是一座精致的木构戏楼，高出地面约8英尺。我们登上楼台时无意中发现那些可能是演员休息室的墙上，还有用木炭条绘的精美的欧式图案。纪念祠的主体是穿过第三个有柱廊的院子进入一座庄严的大厅，外面悬挂着大量木质牌匾，大红色和金色的题字耀眼夺目。置身于厅内，我们不得不为它的缔造者的丰富而完美的匠心所折服。左、右两边的整个墙壁上贴满了一系列描述刘锦棠的胜利历程、政治活动及个人生活的大幅绘画，有他降服造反省份的作战与围攻的奇特而生动的场面。反叛者中充当首领的安集延人，以及乌鲁木齐和东部其他中心区域的肤色棕黑的鞑靼人，其独特的面貌特征都描绘得栩栩如生。我们能看到将军端坐于大厅中以一省总督总揽大权处罚俘虏的场面。其他还有描绘他荣归故里、晋谒高堂等等的画面。这是对其一生伟大经历的图片解说集，只要得到精致的复制，都将成为每一个欧洲人类学博物馆乐于接受的收藏品。华丽的镀金祭坛或称中央殿堂令人惊异地陈列着这位中国将军的十分西化的纪念物，放大得与真人差不多大小的一幅遗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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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我发现对这位已故的英雄人物没有任何中国式的神化成分。不过厅内未被祭坛占据的主墙上，两幅神话动物的巨大画幅却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右边的一幅画的是神气活现的喷云吐雾的巨龙，生动而富于想象力的描绘无疑出自名家手笔。看到那巨龙推动下翻腾的云雾，我便联想起古代玄奘有关令人恐怖的龙王用狂风和冰雪守卫帕米尔诸山峰的描述。中国人对于自然力量的看法似乎一如既往。对面的墙壁上面着威严的老虎，比起雄伟的神龙来大为逊色，半拟人的面孔神情是如此的沮丧，令我们看了都忍俊不禁。我怀疑是不是画家有意将这高贵动物的凶恶本性描绘成一种绝望的屈从形象。守祠的祭司以真诚的敬意出迎“马少爷”，这是马继业先生的中国尊称。祭司似乎是位腼腆而极为典型的人物，他的举止与服饰使我联想起那些孤独凄凉的小庙里的喇嘛。他流利地告诉我们，祠里享受的布施都归功于省内高官们的慷慨捐献，因为刘锦棠被视为赐予他们福禄的神主。但为他摄影的时候——一般的中国人都会因新奇而对这种活动听凭摆布——他好像开始变得紧张不安，如临大敌，摄影完成后，依然恢复了宗教信徒般的谦逊神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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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骑行穿过新城北门，郊外完全是鲜明的中国情调，到处都有成群的中国士兵同异域不同民族的妇女。小商贩大都是中国汉人，货摊陈列的货物也都是迎合汉人口味的。事实上，这是个印度兵站市场的中国式翻版，只不过易于忽视秩序和外观，这是中国与欧洲在观念上明显的差异。如稍作变通，把一个古罗马城堡外的士兵交易场移植到东方，其场面恰也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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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过城门后我们踏上的宽阔街道，更使人感到如置身于古罗马城堡之中。除各种公用建筑外，还有兵营的主要市场。街道把整个新城从南到北一分为二。这里的中国店铺比起“老城”要多得多，光线明亮，看起来也整洁而诱人。我本不喜欢把买东西作为一种消遣，但这里穿的用的诱人的商品是那么丰富，一路寻找带回家乡的合意的礼物像丝绸等，似乎时间都不够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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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聪明的商人们对于现代通信条件的运用使我惊奇。在一位商人的整洁的办公室里，文件架上简明扼要的书信档案中，有些信件是他在河南的商界朋友通过上海和印度邮局寄来的。信封上的地址，整齐地印着英文，标明了邮寄路线是经科伦坡——拉瓦尔品第——吉尔吉特。还有许多需要安全送达的转交信件，比起印度当地的通信人习惯使用的方法，要特别清楚准确。
　　出商店前行，我们对马继业先生的中国朋友刘来勤(音译)进行了预定的拜访。他在城防司令衙门近旁拥有一所朴素整洁、安排得很好的房子。除去官府中的职位，我们的这位东道主还享有艺术家的声誉，早就有机会欣赏过他作为礼物为马继业先生画得漂亮精美的扇面。置身于他办公室兼作画室的宽敞明亮的客厅之中，欣赏这位艺术家兼官员装饰其墙壁的精心创作的卷轴，令人赏心悦目。我更关心的是他同马继业先生热切而生动的交谈。当我提到玄奘有关新疆的记述时，话题转到了古文物问题上。虽然有马继业先生的翻译，我还是只能理解谈话内容的一小部分，但不会弄错那人在谈论中透露出的对历史的真正的兴趣，这正是联系着中国和西方思想的中间环节。我永远不会忘记这间似乎十分宁静的客厅里，富有修养而文雅的气氛留给我的最愉快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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