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货币在西域的流通

　　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和繁荣，中国与丝绸之路上的其他国家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汉代之后的魏晋南北朝，中原一直处于国土分裂、政权林立、征讨不休的状态，中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保证钱币的发行和使用，故而各地币制混乱，诸多钱币混用，加之中原极少有从事国际商贸的商旅，本国钱币在国际市场上渐渐失去竞争力。由于嚈哒、突厥等游牧部族的势力介入丝绸之路贸易，丝绸之路上的政治形势更为变化多端，粟特商人以强大的游牧部族为依托，成为突厥的御用商团，他们的足迹遍布亚欧大陆，亚欧大陆的贸易联系加强，直接导致萨珊波斯以及东罗马帝国的钱币大量涌入中国。这不仅是当时商贸繁荣的例证，也为中西交通提供了物证。在国际贸易繁荣的时代，肯定会有某个经济实力雄厚的国家的钱币成为国际通用货币，在国际贸易中占据重要位置。这时期，萨珊波斯银币和东罗马金币一度在丝绸之路上广泛流通并扮演国际货币的角色，对于我们研究当时西域的经济状况有着重要作用，它们直接影响了西域的铸币，甚至在武帝所发行的白金三品中也能找到萨珊银币的痕迹，足见其影响重大。
　　一、萨珊波斯银币
　　萨珊王朝是古代波斯人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安息王朝之后建立的第三个古波斯王朝。创建者阿尔达希于公元226年占领泰西封，灭安息国，建立萨珊波斯政权。该政权仍以安息帝国的首都为国都，大体疆域也与前朝相似，政治、经济等也都以安息王朝时期的为基础，故而史称“新波斯帝国”。萨珊波斯在沙不尔二世时期达到鼎盛，大败罗马帝国，并将阿美尼亚重新纳入国土，使之成为与对付罗马的缓冲地带。而后，萨珊波斯东面崛起了一个游牧敌人——嚈哒，并且经常进犯波斯，边界上不得安宁战事频繁，一度使萨珊波斯割地赔款。耶则提格二世的儿子俾路斯借助嚈哒的军事力量登上萨珊王朝的王位，但并未因此成为亲嚈哒政权，俾路斯一生都试图从嚈哒的控制下挣脱，在国力稍有恢复时就与嚈哒展开大战。此后，萨珊与嚈哒展开三次大战，均以割地赔款而告终，在第三次进攻嚈哒时，俾路斯也战败身死。库思罗一世统治时期，萨珊波斯开始复兴，这时的嚈哒势衰，草原上出现了另一支强有力的游牧政权——突厥，萨珊波斯联合突厥剿灭嚈哒，这个迅速崛起的部族就这样迅速消失了。随后，萨珊波斯再无复兴的痕迹，渐渐步上了嚈哒的后尘，在强大的阿拉伯政权进攻下不堪一击。公元642年，萨珊被阿拉伯军队彻底击败，末王东逃，在谋夫被人杀害。波斯流亡政权入唐避难，直到公元651年灭亡，至此拥有四百余年历史的萨珊波斯不复存在。萨珊波斯与西方的东罗马帝国为了争夺丝绸之路的控制权常年征战，崛起于东方的嚈哒又时常骚扰其边境，后来加之突厥的侵袭，长年的战争使国力损耗严重，以至于后来面对全面扩张时期的阿拉伯军队毫无招架之力。
　　西亚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萨珊王朝有着绚丽多彩的绿洲文化，地处丝绸之路要道，经济发达，文明昌盛，在东西方交通和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中转作用。它的文化也通过丝绸之路广泛地影响着周围的国家，萨珊时期的钱币更是成为当时国际货币之一，在我国各地广泛出土的实物就是最好的例证。
　　20世纪初叶，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我国新疆吐鲁番的阿斯塔那i.3号古墓中发现了萨珊库思老一世和荷尔马斯德四世的钱币各1枚。我国学者夏鼐曾经对我国出土萨珊波斯钱币进行过系统的整理，新中国成立前在新疆吐鲁番和库车共出土四批，新中国成立后出土二十九批，共计1174枚。这些钱币几乎都出土于丝绸之路的干线上，从东端洛阳到西端乌恰都有出土。值得一提的是老乌恰的发现，1959年，修路工人在距老乌恰九公里处一个九十多米的山崖下筑路时，发现斜坡土中有金银露出，经考古工作者清理发现是贮藏的萨珊银币，其中保存完整者878枚，已残碎者63枚，在路基中又发现6枚，共计947枚，这是我国发现萨珊银币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吐鲁番出土63枚，库车1枚，青海西宁76枚，陕西西安12枚，河南陕县2枚，河南洛阳16枚，山西太原1枚，河北定县41枚。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又出土了一些，如1991年河南出土了315枚。到目前为止，我国发现的萨珊波斯时期的钱币大概有2000枚左右，外国钱币在我国这么大规模的出土实属罕见，加之出土范围囊括大半个中国，更加让人惊叹。
　　波斯萨珊的钱币，是在继承了安息王朝钱币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有金、银、铜三品，钱币以银币为主。萨珊军队占领贵霜的部分地区之后，萨珊政府才开始打制金币，金币主要用于宫廷赏赐，铜币则仅作为一种辅币在流通。波斯萨珊时期采用希腊的货币单位德拉克马，约重4克左右。一般来说，萨珊钱币的正面为面左的王像，有铭文环绕王像四周，钱币的背面是祆教的祭火坛，到沙不尔一世时在货币上的祭坛周围加上了侍从，而且此时币面上的铭文已经不再使用希腊文，转而使用巴拉维文。巴拉维文的使用给铭文的释读增加了难度，这种文字早期和晚期的写法并不一致，其中有许多字母相似度很高，容易误读，加之打制这种钱币的工匠认识这种文字的可能性极小，因而打错字母很有可能发生，因此现在很多钱币的铭文都没能释读。起初铭文还有一个特点，铭文极长，正面为“祆教的崇拜者，神圣的某某王，伊朗王中之王，神的后裔”，钱币的背面为“某某王之火”，萨珊钱币背后的这种铭文直到巴赫兰五世以后才消失，而前方冗长的铭文在俾路斯时已经简化成一个词“祝福”，后面刻王的名号。在萨珊早期的钱币中，我们会发现一些常用的符号：“卍”、“*”等，这两种符号也常见于贵霜或汉佉二体钱的币面上，但是都缺乏系统的深入研究。俾路斯期间钱币上出现了新的元素，星月开始成为钱币的装饰因素，俾路斯时期的钱币背面左边是星，右边是月，这种符号和位置一直持续到耶则提格三世。
　　经过学者的整理，出土于我国的萨珊银币由十二个王发行，他们分别为：沙不尔二世14枚；阿尔达希二世14枚；沙不尔三世4枚；伊斯提泽德二世4枚；俾路斯122枚；卡瓦德一世1枚；詹马斯波1枚；库思老一世5枚；荷米斯德四世1枚；库思老二世593枚；布伦女王2枚；伊斯提泽德三世3枚。能判断出发行者的共有764枚。除此之外，还有数量众多的银币并非打制于萨珊波斯本土，其中还夹杂着一部分仿制币。
　　二、嚈哒仿制币
　　嚈哒的仿制币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仿照萨珊银币打制而成的，另一种则是在萨珊钱币上打制嚈哒文字的戳记为标识。由于在与萨珊的战争中嚈哒获得了大量的赔款，从萨珊流入数量众多的银币为嚈哒仿制币提供了基础和条件。1964年在河北定县北魏塔基出土的伊斯提泽德二世的银币，就是在萨珊银币上加打嚈哒文字的仿制币。
　　三、阿拉伯—萨珊银币
　　公元651年，阿拉伯人灭萨珊波斯后，仍然使用库思老二世以及耶则提格三世的钱币形制，甚至连王像和祭火坛都没有改变，只是铭文改成了阿拉伯文，钱币上的纪年仍是原国王纪年的延续，直到公元698年货币改革之后，才开始发行阿拉伯货币。前文所介绍的乌恰县出土的萨珊银币中有281枚库思老二世的银币就是阿拉伯—萨珊银币。①
　　四、太伯里萨珊银币
　　太伯里又名太伯里斯坦，为萨珊波斯位于里海附近的一个行省，阿拉伯人曾三次进攻该地都以失败告终，在萨珊波斯灭亡后该地依旧发行一种仿制萨珊式的银币，这种银币比萨珊银币略小，形制完全一致，但重量几乎轻了一半，直至公元794年，阿拉伯总督才停止发行这种钱币。
　　我国著名考古学家经过对出土的萨珊银币的仔细研究和分类，认为其在中国有五种主要用途：
　　(1)作为正式货币流通于我国西域。铸币是由货币作为总流通手段的功能而发生的，一种货币出了本国之后就丧失了强制流通力。但萨珊银币在流入西域之后则成为一种国际货币式的存在，在我国的史书中多能找到这种记载，《周书·异域传》中的高昌条出现了这样的描写：“(高昌)赋税则计田输银钱，无则输麻布。”这里面的银钱指的便是萨珊银币，这种记载在史书中仍有许多，完全可以说明在西域的确起到一种货币的作用。
　　(2)作为收藏品被收藏。在高昌故城出土了两批萨珊钱币，这两批都是数十枚银币放在精致的盒子里，这些钱币显然不是用于流通的而是被窖藏的。此后在西安何家村的窖藏中出土了一枚萨珊银币，同时还有拜占廷金币以及其他大批的金银器出土。这两批钱币的主人很可能是钱币爱好者，将这种钱币作为收藏来保存，而非用于流通。
　　(3)作为随葬品埋入坟墓的。斯坦因在我国发现的第一枚萨珊银币就是放在死者的眼睛上的。高昌地区的墓葬中，死者口中往往放置一枚钱币，这些钱币多为萨珊银币，也有部分为拜占廷金币或者开元通宝等。这种习俗是源自中土还是祆教习俗，我国学者对此展开了讨论，现在仍未有定论。
　　(4)作为装饰品佩戴。西安李静勋墓以及太原金胜村唐墓等地出土的萨珊银币上都有打孔现象，打孔后的钱币显然是缝在衣服上或帽子上作为装饰品的，或者系线作为佩饰。出土的钱币上有鎏金和打孔现象，说明这些钱币无疑是作为佩饰使用的。
　　(5)作为财富向寺院贡献。在建造舍利塔的时候，诸多信佛人士都会施舍金银和钱财作为功德。1964年在河北定县北魏塔基中发现了41枚萨珊银币，1956年在青海西宁市城隍庙街发现76枚银币。在塔基可以常常发现银币与其他的金银、珠宝混在一起，足以见证它的用途。
　　萨珊银币通过丝绸之路进入广大的近东、中亚以及我国西域等地区，它在促进贸易发展，执行货币职能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萨珊银币还将西方的货币文化传播到了东方，对于中亚以及我国西域的自铸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世界货币史上占有不容替代的作用。
　　五、拜占廷金币
　　公元330年，盛极一时的罗马帝国分裂成东、西罗马，其中移居到君士坦丁堡的政权是为东罗马，君士坦丁堡又称拜占廷，故而东罗马也被称为拜占廷帝国。在拜占廷帝国最强盛的时期，其版图西达意大利半岛，包括小亚细亚和叙利亚，东边与萨珊波斯接壤，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大国，拜占廷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对丝绸之路产生重大影响。拜占廷帝国前后共存在了1123年，经历了十个王朝，有一百〇七个皇帝被加冕，基本上每个皇帝都发行过金币，拜占廷的金币沿着丝绸之路传入我国，下面我们对其进行具体介绍。
　　我国古代文献中很早就有了关于罗马的记载，称其为大秦国，而东罗马在史料中出现则较晚，《隋书》中第一次有关于东罗马的记载，称之为拂菻国。无论是罗马帝国，还是拜占廷帝国都由于路途过于遥远而没有与中国发生直接的接触。公元95年，张骞派遣甘英出使大秦国，这是中国意欲与罗马建立联系的第一次尝试，但是由于路途遥远、海上季风等原因失败而回。之后，由于丝绸之路的畅通，拜占廷金币开始流入中国，在文献中可以找出许多证据。《隋书》载北周时期“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魏书》记载龟兹“税赋准地征租，无田者则税银钱”。《通典》记载“后周之初，尚用魏钱，及武帝保定元年……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甚至在《大唐西域记》中关于焉耆、库车等国的条目中也记载着“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这里面金钱指的是拜占廷金币，而银钱指的是萨珊银币。拜占廷金币和萨珊银币并行，成为西域的流通货币之一，对于西域的税收、贸易以及百姓的日常生活都有重要的影响。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出土的拜占廷金币约有70余枚，其中公开发布的有55枚，仅就数量而言远远少于萨珊银币，出土范围虽然广博，每次发现的数量却是极少，这大概与东罗马距中国较远有着直接的关系。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于1914年对吐鲁番考古时发现拜占廷金币，此次发现是我国最早发现的拜占廷金币。近百年来，在我国新疆、宁夏、甘肃、陕西、内蒙、河北、河南、辽宁、浙江等地都陆续有出土，据观察，这些拜占廷金币多分布于丝绸之路的线路上，由此亦可见丝绸之路贸易当时繁荣之景象。金币大多出土于墓葬，少部分出自窖藏，目前所知仅有1枚是通过银行兑换的。1915年，斯坦因在发掘吐鲁番阿斯塔那1区6号墓时发现1枚查士丁一世金币、2枚查士丁一世仿制币；1953年在咸阳隋独孤罗墓发现1枚查士丁尼二世金币；1978年在河北磁县东魏邻和公主墓出土1枚阿纳斯塔斯一世金币，1枚查士丁与查士丁尼舅甥共治的金币；1975年在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夫妇墓出土1枚狄奥多西斯二世金币，2枚查士丁与查士丁尼舅甥共治时期的金币，等等。这些金币大多出土于王侯将相的墓中，其中身份最高者为邻和公主，这些都可以说明拜占廷金币在中国实属贵重物品，当时并非大量流入。发现的这些金币属于拜占廷帝国中比较早的三个王朝：狄奥多西斯王朝、查士丁尼王朝以及赫拉克利留斯王朝。流入中国的拜占廷钱币主要是金币，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现银币以及铜币的报道。
　　拜占廷金币正面为皇帝半身像，早期是面右的侧像，然后是侧向四分之三的正面像，最后完全演变成正面像；钱币背面是胜利女神像，铭文为拉丁文。货币单位为索里德，又名诺米斯马，重为4.4～4.54克之间。这些钱币的用途大致与萨珊银币相同，主要用作流通、陪葬财富、装饰品等，金币大都磨损严重，可见流通时间较长，而且还有剪边现象。出土金币有一部分是仿制币，区分真币和仿制币可以用以下几种方法：(1)制作工艺。无可否认真正的拜占廷金币的工艺精良，金币正背面的人物、服饰、图像无论大小都比较精致美观，注重细节刻画，而仿制币则图像模糊似是而非。(2)铭文的完整度。要看币面所刻拉丁铭文是否完整，拼写顺序是否正确，仿制币的铭文字母以及拼写顺序很容易出错，极易辨认。(3)钱币的重量。前文已经介绍过拜占廷金币的重量，仿制币通常都不足重，质地不纯。(4)钱币风格。传入我国的金币，背面多有“CONOB”字母。打制拜占廷金币的造币厂有很多，如君士坦丁堡、迦太基、亚历山大利亚以及距我国较近的叙利亚安条克，不同的铸币厂都有自己的标识，理解这些造币厂的铸币风格对于判断拜占廷金币有重要作用。②
　　传入我国的拜占廷金币数量较多的时期，也是中原地区战乱频繁、游牧民族势力强盛的时期，因此这些钱币很可能是游牧民族大规模南迁时带入中原的。在丝绸之路贸易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商贸部族——粟特人，他们在中原买入丝绸，不远万里将其贩卖到中亚甚至更远的欧洲，他们长期接触拜占廷金币，由于商贸的关系，金币的使用量较大，显然这种大宗贸易中原地区的铜币不能满足需要，自然而然萨珊银币以及拜占廷金币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因此许多学者推测，我国境内发现的拜占廷金币仿制币就有可能是由粟特商人打制的，他们不但有仿制的条件，还有仿造以适用于贸易的需求。
　　目前为止，由于出土实物较少，对拜占廷金币的研究并没有萨珊银币研究彻底，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考证清楚，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它是当时的国际货币，为促进贸易以及传播西方货币文化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①此处关于萨珊银币种类的划分采用的是王永生先生的观点，详见《新疆历史货币》，51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
　　②康柳硕：《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拜占庭金币综述》，载《中国钱币》，200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