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新疆考古中上述古玉器资料，可以得到以下认识。
　　首先，是早期用玉多，而进入文明以后用玉反少。早到去今6000年至4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新疆土著居民(主要是塔里木盆地南缘，尤其是罗布淖尔地区的居民)，已经了解并使用玉材了，如能利用玉石制作最重要的生产工具——斧及刀、镞等。玉料，既有来自昆仑山、阿尔金山下的籽玉，也有取自山区的山流水料及玉矿石。这一阶段，他们用玉不少。但随历史发展，尤其是秦、汉以后，相关地区的城邦王国却少见用玉。早期居民珍重、使用玉材的传统并未得到继承和发展。
　　其次，青铜时代以后所见少量玉器主要为装饰物，如玉珠、猴、鸟等物，未见中原大地传统概念中的礼器类文物。公元前1世纪中叶，新疆进入祖国版图，新疆各族居民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之一，又身处盛产良玉的新疆，取得玉石有其方便条件。在这样的条件下用玉如是之少，较之中原大地显示了强烈的地区文化特色，表现了社会文化心态的差异。
　　西汉王朝在塔里木盆地设置西域都护，塔里木盆地周缘各绿洲城邦政治上统属于西汉王朝，王国官吏接受汉王朝印绶，军事上接受西域都护调度。由此，西域大地政治上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但林立之城邦，居民种族不一，民族复杂，语言、传统观念不同，这种经济、文化生活的殊异，不可能因为王国政治生活的变化而立即相应变化。各绿洲城邦居民的社会经济生活、管理制度，传统信仰，大都还一如既往，继续在原有模式的轨道上运行。汉王朝的强大、文明、辉煌，曾经激发起一些王国统治者改革自身传统、礼乐制度的愿望，如龟兹即曾一度在国内推行汉朝礼仪制度，但实际困难重重，被人讥讽为“非驴非马”。高昌王国曾以儒学为治国之指导思想，唐代统治下的伊、西、庭州，各项制度包括以儒学为教材的教育制度，均完全同于内地，但这也往往因政治形势不能长期保持稳定而难以贯彻始终。中原与西域间戈壁荒漠隔阻，交通不便，人民之间在文化上的联络、交流并不方便。在儒家思想浸染、渗透中繁荣起来的玉文化，于中原大地可以久盛不衰。而边裔之西域大地，对玉石之观念不同，它是实用品、装饰品，而不是一日不可以离开的身份、地位之标志物。新疆各城邦进入文明以后用玉不多，玉器不繁，礼器不见，这应该是一个主要的内在的根据。
　　前述资料透示，精绝、高昌在特定历史时期，曾出现过求玉而难得的局面。这或与中原大地需用玉材数量巨大、求索甚殷，而产玉又受到一定限制有关。
　　自夏、商以来，中原王朝对新疆美玉之追求的热情始终不减。其途径不外乎两条，一是要求臣属的西域城邦对其贡纳；二是通过商业贸易途径，重金以求。在这方面，历代汉文史籍中多少都透露着相关的消息。妇好墓中大量见玉，不少玉材得自新疆。甲骨文中有商王朝“征玉”的记录。和田玉材之优良，很早即已为中原大地的人们所了解。《管子》中称，“禺氏(月氏)不朝，请以白碧为币乎，昆仑之墟不朝，请以璆琳、琅玕为币乎”。“怀而不见于抱，挟而不见于掖，而辟千金者，白碧也，然后八千里之禺氏(月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后八千里之昆仑之墟可得而朝也”。〔1〕《史记·赵世家》载苏厉给赵惠文王书，称“昆山之玉”为当年赵国贵重之三宝之一。在李斯与秦始皇的对策中，昆仑玉也是秦朝宫廷不能或缺的一宝。汉高祖之后的吕后之玺，用的是和田羊脂玉。张骞通西域后，汉朝王廷的大事之一，就是派“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不仅采获到玉石，而且汉武帝刘彻还亲自“案古图书”进行查证，确认所在之地为“昆仑山”，足见把调查和考察和田玉矿作为最大的任务之一，〔2〕亦可见玉石之于当时的国家社会生活关系之巨。
　　晋时，皇族“贵人、夫人、贵嫔三夫人佩于阗玉”。〔3〕受道家思想影响，“玉亦仙药……于阗白玉尤善”。〔4〕
　　南北朝时，南齐武帝永明三年，“遣给事中丘冠先使河南道，并送芮芮使。至永明六年乃还，得玉长三尺二寸，厚一尺一寸”。〔5〕后凉吕光，遣使向和田购玉，“吕光之称王也，遣市六玺于于阗，六月玉至也”。〔6〕
　　唐代贞观六年，于阗国“遣使献玉带”。〔7〕唐德宗时，“遣内给事朱如玉之安西求玉，于于阗得圭一、珂佩五、枕一、带胯三百、簪四十、奁三十、钏十、杵三、瑟瑟百斤并它宝”等。〔8〕
　　五代时，只甘州回鹘在公元924—959年间，即贡玉十六次，动辄数十、上百团；〔9〕于阗王李圣天一次贡玉达千斤；〔10〕周太祖广顺元年，下令开禁，允许民间私下交易玉石，“官中不得禁诂，由是玉之价值十损七八。”〔11〕
　　元王朝直接控制并组织对和田玉材的开采。
　　明、清时期，贡玉或通过贸易途径进入中原大地的玉材数量大增，但玉质不佳。但为维持得玉之渠道，明王朝还是照旧赐给丝绢。
　　简略钩沉历代王朝在新疆求玉的史实，不论是要求西域城邦贡纳还是民间贸易，对新疆各城邦玉石之消费均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贡纳或市易，都关联到大、小城邦领袖们的重大经济利益，他们对此不会不重视。在和田河捞玉有一个古老的传统，即必须首先由官府捞采，告一段落后，民间才可以继之进行，它在一定程度上记录着古代新疆地方统治者对玉石采掘的异常关心。在产量有限，需求强烈的矛盾面前，古代城邦统治者们会权衡利弊轻重，寻求最好的政治、经济利益。而不论是政治上贡纳的回报，或是贸易中的巨额利润，均会直接化为他们的财富。在尼雅贵族墓葬中，色彩艳丽的锦、绢、绮、绣，光可鉴人的铜镜，锃亮的漆器、藤器等等，都代表着当年世界上最高的物质文明，却又是塔克拉玛干荒漠深处大小统治者们日常生活中随手可得的消费资料。这一事实，正揭示着其内在的关联。元代诗人马祖常曾在诗中说“和田河边青石子，收来东国易桑麻”，就十分形象而又通俗地揭示了玉石贸易的实际。这一背景，会导致玉石大量东向中原，而自身的玉石消费不旺，是可以想见的。
　　〔1〕郭沫若等《管子集校》，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1066页。
　　〔2〕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
　　〔3〕《晋书·舆服制》，中华书局，1974年，第774页。
　　〔4〕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年，第204页。
　　〔5〕《南齐书·河南传》，中华书局，1972年，第1027页。
　　〔6〕《太平御览》卷804，《前凉录》。
　　〔7〕《旧唐书》卷198，《于阗传》。
　　〔8〕《新唐书·西域传》，第5303页。
　　〔9〕《旧五代史·回鹘传》、《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门》。
　　〔10〕《新五代史》卷714，《于阗传》。
　　〔11〕《旧五代史》卷138，《回鹘传》，中华书局，1976年，18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