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文明发展的标志之一，是人类政治和物质进步的主要场所。路则是城市兴衰的关键，自古就有“路达则城兴，路塞则城衰”的传唱。城市发展和路是密不可分的，正是城市间交往的需要，出现一条贯通东西南北的路，也正是一条条通畅的路，才确保一座座城市的辉煌。丝绸之路与其沿线的城市也是如此。
　　在先秦时期丝绸之路就已经存在，当时由西亚、中亚和天山以北的草原游牧部落间的小规模贸易路线连接而成，又称森林草原丝绸之路。它存在于草原之中，沿途多游牧部落，没有固定的城市作为路标和中转站，还没有成为东西方交往的主渠道。波斯帝国贯通东西驿道的修建和亚历山大帝国(公元前336年—公元前323年)的建立，使希腊—罗马文明、古埃及文明和波斯文明得以交汇；西汉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将中国的文化带到西域，传至中亚地区。至此东西方之间形成一条连贯的以城市为基点的沙漠绿洲丝绸之路，该路成为从汉朝直至明清，东西方陆上交通的主要渠道。丝绸之路东段以我国中部的洛阳、长安为起点，向西经河西走廊到阳关和玉门关；由阳关、玉门关至葱岭为中段，经过塔里木盆地外缘的绿洲城市国家；葱岭到西欧诸国为丝绸之路的西段。
　　一、先秦时期
　　先秦时期，丝绸之路的东段处于春秋战国的纷争之中，交通不畅。诸侯国之间互通有无，各大都城成为区域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周初年，周公营建成周，迁殷遗民于此，殷朝遗民便以商为业。后平王东迁洛邑，因地处中原的中心地带，洛邑遂成为当时重要的经济中心。《史记》中云：“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①齐国鲍叔牙和管仲都曾经来洛邑贩卖东方的鱼盐，郑国商人来此地贩牛，秦国商人常常用马匹、皮革换取中原的漆器、粮食和丝绸。因此战国时期这里成了中原最大的商埠，齿革玉贝，无远不届。现代考古资料显示，洛邑的城市严格遵照周人的阴阳观念布局，即宫殿区等级高，是政权的象征，位于城址南部；以商业为中心的市及手工业区，等级低，位于城址北部。②在洛阳及其附近，是河南出土金属钱币最为丰富的地区，也是中国最早铸造和使用金属铸币的地区。金属铸币的出现，与当时当地商品经济的繁荣和手工业的发达密切相关，缺一不可。
　　匈奴逐水草而居，城市发展缓慢，但与中原和中亚文化交流频繁。1929年，苏联考古学家在今俄罗斯境内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Pazyryk)，发掘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的12座被人为永久性冰封的巨大古墓。1947—1949年，经过系统发掘，发现大量保存完好且品种多样的中国丝织品、玉器、漆器及青铜器，大型波斯地毯、木藤马车、干尸及众多遗物。③其中一件华丽精致的先秦丝织品，上面用彩色丝线以锁绣法绣着凤凰和斯芬克司怪兽，兼有东西方文化元素，这显然是中西方文化交融的结果。④
　　根据考古资料和后世的文献，塔里木盆地周围形成以绿洲经济为依托的城市国家。《汉书》记载“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⑤，确定“楼兰”国，其中所讲“二十六”应是虚指，我们虽然无法确定这一时期城市数量，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时的城市已初具规模、城市人口种族混居、商业繁荣。从孔雀河古墓墓地发掘的18具头骨分析，均属于原始欧罗巴人种的古欧洲人类型。⑥对新疆焉不拉克古墓的考古发掘也发现这种情况，采集29具头骨标本，21具属于蒙古利亚人种，8具属于欧罗巴人种。⑦阿拉沟墓葬中的58具头骨，绝大部分为欧罗巴人种，其中有些与印度—阿富汗类型接近，有些与帕米尔—费尔干纳类型接近，另外还有少量的欧罗巴种与蒙古利亚种混杂的成分。⑧西域与中原和中亚之间存在物质与文化交流。公元前15世纪左右，就有来自中原的商人游走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购买加工西域开采的玉石，同时出售生丝、丝绸、漆器、海贝等。但是丝绸之路中段交通最险，不仅自然条件恶劣，有雪山、沙漠，而且游牧民族活跃，有先后兴起的大月氏(Yüeh-chih)、匈奴(Hsiung-nu)控制绿洲城市，时常劫掠中原。所以中段险阻，使得东西往来不畅，虽有绿洲城市可作为中转站，却成了丝绸之路的梗阻之地。
　　粟特(Sogdians)是活跃于中亚北部的民族，善商贾，因为国际贸易的往来，他们在中亚建立了一些商业城市，典型的是撒马尔罕(Samarkand)。撒马尔罕处于东亚与中亚的交界处，中国精美的丝绸和西方的奇珍异宝在此地中转、流通。粟特人于公元前650年建撒马尔罕城，利用靠近西域的地理位置优势，将中国的生丝、丝绸等货物转运到中亚、西欧地区，将中亚的宝石、织毯、良马等运到东方，在转运中获得大量的财富。
　　亚历山大东征，将政治影响推进到中亚地区，并且在交通要道建立诸多城市以巩固军事胜利的成果，赫拉特⑨(Hrate)、加兹尼②(Ghazni)和坎大哈(11)(Kandahar)等城市都被冠以“亚历山大”的名称，如今人们在这一带的考古发现了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29年建立的城市——苦盏(12)，即亚历山大东征的极东之地；巴克特里亚(13)(Bactria)、塔什干(14)(Tashkent)、怛罗斯(15)(Talas)、巴米扬(16)(Bamiyan)等城市进入了希腊化时代。城市初建的动因多为军事防护，但在其后的发展中，城市的职能发生变化，不仅仅是军事基地、行政管理中心，而且成为地区的经济中心，甚至国际商道沿线的交流中心和贸易站点。亚历山大在征服地区建立城市，进行殖民，大量的希腊人、马其顿人和伊朗人涌入中亚，成为城市的统治者和社会上层。众多移民带来希腊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别是希腊的艺术，促进了民族融合和城市繁荣。以亚历山大为首，3000多名罗马士兵娶波斯女子为妻，加强民族间的融合。而且据阿里安记载，亚历山大在进军印度之前，为巩固后方，命令阿明塔斯(Amyntas)带领3500名骑兵和10000名士兵留守巴克特里亚。(17)这些士兵逐渐与当地民众融合，共同缔造了城市的繁荣。
　　对艾哈农(18)(Ay Khanum)的考古发掘发现，城市建设具有诸多希腊文明和东方文明的元素。城市布局与希腊城市相似，建有卫城、露天神庙、剧院、体育馆等。尤其是体育馆(The Gymnasium)，非希腊公民是禁止入内的；有一尊穿着希腊式凉鞋的左脚石像残存；(19)建筑使用柱廊式结构，爱奥尼亚式、多利亚式和柯林斯式柱头在这里都有发现；另外还有来自遥远的德尔斐的神谕，甚至印度阿育王石刻神谕那样的哲学文献。(20)建筑也有东方文明的因素，宫殿群有了办公区、居住区和金库，以体现地方总督的特权。(21)巴克特里亚以其特殊的地理优势，成为当时东西交通的要地，来自中国的丝绸、漆器，中亚、西伯利亚的黄金，印度的香料、象牙都通过这里转运西方。
　　二、秦汉时期
　　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西汉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西汉王朝对北方匈奴三次大规模作战，肃清了漠北，占据河西走廊，设天水、武威、敦煌、张掖四郡，控阳关、玉门关。西汉王朝不仅每年获得属国朝贡的宝物，有来自安息国的狮子、鸵鸟，来自大宛的良马和大秦的玻璃、宝石，而且中原也引进一些西域的物种，如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芝麻、西瓜、红花和安息香等；同时，中原生产的大黄、茶叶等也通过绿洲城市传播到西域，并逐渐成为生活的必需品。
　　东汉的洛阳城以都城之便，保持着稳定的发展势头。东汉洛阳城占地12平方公里，城市南北方向呈纵长方形，历史上有“九六城”的称呼。城中有金市、南市和马市。城市人口约50万人，而且人口构成复杂，商人多居于市场附近。为了满足上层贵族的奢侈消费，商人极尽所能搜集各地珍宝、犀象珠玉、琥珀玳瑁、皮货珍玩。城市贸易繁荣，但是奢侈品消费比重过大，也导致东汉首都洛阳工商业的畸形发展。(22)为巩固汉王朝对西域的统治，也为加强对丝绸之路的控制，两汉均在敦煌等四郡行军屯、民屯，使当地政治稳定，是中原王朝抵御游牧民族的前沿，而且成为迎接来自西方商旅的桥头堡。东西方商旅汇集，促进了商业繁荣，这在出土的敦煌文书中有明显的表现。
　　过阳关、玉门关进入丝绸之路的中段，中段以城市为基点，形成相对稳定的贸易路线，森林草原丝绸之路全线贯通。沿线城市成为保障道路畅通关键因素，城市之间的联系打破了地区的相对封闭，城市的活力来自于交往，城市的发展也得益于交往。在这条道路上，往来商人在市场上交换着中国的生丝、丝绸、漆器、玉器，西域的葡萄、织毯、美酒，中亚的宝石、良马，西亚的玻璃、海贝、珊瑚，罗马的剑和欧洲的奴隶。多种文明在此碰撞、交融，给城市带来发展的活力和创新的源泉。中段分三道：从鄯善伊偱城出发，依昆仑山北麓、塔里木盆地南缘，经过且末国的且末城、精绝国的精绝城、扜弥国的扜弥城、于阗国的西城，到达莎车国是为南道；自车师前王庭，依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经过楼兰城、焉耆国的危须城、龟兹国的延城、姑墨的南城、温宿的温宿城，到达疏勒的疏勒城，是为中道；北道起自伊吾(23)，经过蒲类海(24)、高昌壁、交河城、轮台、碎叶(25)至怛罗斯。
　　匈奴在打败大月氏之后称雄漠北，势力范围广至中亚；西汉初年国力不及，多次以和亲求汉匈边界安定，所以匈奴与东西方的文明的接触较先秦时期更加频繁、广泛和深入。1924年苏联考古学家在诺音乌拉(Noyon ull)发掘两座匈奴墓地，发现毡毯上有牦牛与有角狮子之间的搏斗和有翼怪兽袭击一头鹿的图案(26)。猛兽攻击偶蹄目动物的元素来自于西亚民族，这一母题从美索不达米亚传入小亚细亚，通过塞人传播到南西伯利亚，后传到匈奴。毛毯边饰底纹是菱形格，其中有十字、战斧和圣树等亚述—古波斯特色的图案。这些图案因素影响了以后突厥、蒙古，甚至现代中亚诸草原民族的丝绸和毛毯艺术(27)。
　　绿洲城市得益于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无论古籍还是现代考古材料都表明西域城市国家在这一时期有十分明显的发展，表现在以下诸多方面。
　　西域各个城市小国人口普遍增加。从《汉书》《后汉书》的记载来看，汉朝为了加强对西域小国的控制，巩固战争的成果，在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城市，诸如轮台、渠犁、伊循城实行屯田，而且由于中原与中亚商人的频繁往来，西域小国人口普遍增加。《汉书·西域传》记载，于阗国有“户三千三百，口万九千三百，胜兵二千四百”(28)，疏勒国“户千五百一十，口万八千六百四十七，胜兵二千人”(29)；《后汉书·西域列传》的记载则是于阗国“户三万二千，口八万三千，胜兵三万余人”(30)，疏勒国“户二万一千，胜兵三万余人”(31)。另关于车师前国(32)、车师后国(33)等国的人口增长数据均反映出，这一时期西域各城市国家人口的增长十分迅速。在古代社会，人口再生产呈现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特点。自西汉末年到东汉末年的200多年时间内，由于自然增长和外来人口迁入，城市人口能增长10倍左右，不能不说在两汉时期丝绸之路中段的城市都经历了快速的发展。
　　在城市经济和生产力方面，以精绝城为例，现今对古精绝城尼雅遗址的考古发掘，收获颇丰。遗址出土大量精美的丝绸制品，有被、袍、裤、袜、衣、帽等十多个丝制品品种，“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等织品十分典型，有“万事如意”“延年益寿大宜子孙”等隶书字样。出土的铜镜、漆器等均来自中原。此时，佛教已经传入西域，对精绝城的影响也十分明显。依据现存的怯卢文书分析，当时精绝城内的寺院和僧人已经可以有自己的一部分田地和葡萄园，寺院经济在整个城市经济中占据重要位置。由于自然环境的约束，西域各国的生产方式也不相同，依托绿洲的城市国家则是以农耕为主。但是西域的生产力低下，仅使用木制工具和手工劳动，要想兴修大的水利工程和大规模开发土地是不可能的。中原普遍使用的铁器和牛耕技术是通过战争传入西域的。《汉书·西域传》中记载：“(安息)善贾市……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它兵器。”(34)在拜城克孜尔千佛洞的壁画中，发现了二牛抬杠的犁耕图。图中表现的铁工具与内地发现的汉代铁犁铧相似(35)。使用铁制农具使人们可以扩大耕地面积，尤其是铁制犁铧的使用，利于深耕。牛耕的使用是农业动力史上的巨大革命，节省人力，提高生产效率，且利于精耕细作，对西域乃至中亚地区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在城市交往方面，汉王朝强盛时，为了保持对西域小国和商道的控制，对西域多次直接用兵或利用西域国家之间的矛盾加以制衡，和亲是维持政治联系的重要手段，著名的有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和王昭君。她们的婚姻，不仅维护了中原王朝的利益，而且将中原地区的生活习俗、政治制度、使用器物、文化带到西域，促进西域地区生产力的发展。如细君公主长女为龟兹王绛宾妻，汉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龟兹王绛宾夫妇来到长安，汉宣帝赐给印绶，并多有赏赐。(36)绛宾回龟兹后，宫室、制度都仿效汉室。
　　在城市文化方面，西域的城市文化趋于多样，汇聚了包括犍陀罗艺术在内的众多艺术表现形式，最具代表性的是发现于米兰佛寺遗址的“有翼天使”。1906年，斯坦因在米兰城考古发掘，发现“有翼天使”壁画，1989年新疆文物考古文物研究所研究员王炳华等在米兰古城的一座佛寺遗址中又一次发现两幅并列的“有翼天使”画像。(37)在佛教艺术中，也有飞天等形象，但是却不需要翅膀等的辅助。“有翼天使”有一对明显的翅膀，使人们不禁联想到希腊—罗马神话中的爱神丘比特(Cupid)和以歌声蛊惑人心的海妖塞壬(Siren)。画像使用晕染画法，使图像极富立体效果，这是中原和西域本土没有的绘画技术，显然来自欧洲。“天使”鼻子修长，在末端是明显弯曲，大眼睛十分有神，与中亚人物绘画风格有极大的差别。公元2世纪中叶，贵霜内部发生内乱，大量大月氏人流亡东方，迁移到今鄯善。(38)贵霜移民不仅对楼兰城和米兰城的发展作出贡献，而且将贵霜艺术带到这里，使得楼兰和米兰的佛寺壁画中的贵霜帝国酒神壁画大量出现，发掘出土的这一时期佉卢文(Kharothī)文书也明显增多。
　　丝绸之路西段涉及范围广泛，包括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国家众多、民族关系复杂，因而路线常有变化，主要有怛罗斯、塔什干、塔什库尔干(39)、蓝氏城、白沙瓦(Peshawar)、喀布尔(Kabul)、撒马尔罕(Samarkand)、泰西封(Ctesiphon)、赫拉特(Herat)、马什哈德(Mashhad)、巴格达(Baghdad)、大马士革(Damascus)、迦太基(Carthage)、罗马(Rome)。
　　中亚连接着东西方的陆上交通，与东西方有着密切的接触，同中原汉王朝的贸易往来十分频繁，丝绸、软玉、漆器等向中亚流动，玻璃、宝石等向中国流动。
　　中亚南方农业区和北方游牧草原地区的商品交换也十分繁荣。陆上贸易发自印度，经过白沙瓦，在喀布尔城稍作休息，沿喀布尔河北上，顺着锡尔河贸易通道，将费尔干纳(40)(Ferghana)、塔什干(41)、锡尔河的中下游及咸海地区联系起来，向北方运输谷物、水果、手工艺品以及武器，向南输入毛料、肉、皮革、乳品、牲畜及纺织原料，其中也有来自中国的生丝和丝绸。因为频繁的往来，这一时期在锡尔河流域兴起大量城镇，在阿赫希肯特(Akhsikent)、沙鲁基亚(Shahrukhiya)、奥特拉(Otrar)、泽提阿萨尔(Dzhetf-Asar)等地区均发现这类遗址。白沙瓦更是利用地处中亚东通西域的便利条件，以商业聚敛财富，建成完善的城市水渠系统，被誉为“百花之城”。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一时期由于中原政权分裂，丝绸之路稍有阻隔。中原地区多个政权并立，不利于区域之间的交往，但是贸易往来仍然是城市间交流的重要渠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曹魏、西晋、北魏都曾以洛阳城为都城，洛阳城成为北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佛教传入中原后有巨大发展，洛阳的寺院建筑增加。以《洛阳伽蓝记》的记载来看，东汉时期洛阳仅有一座白马寺，但在北魏末年洛阳寺院多达1367所。佛教的兴盛不仅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统治者的推崇有关，更与沿着丝绸之路东来的众多弘法高僧如安世高、竺法护、支谦等有直接联系。寺院经济在城市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寺院可以出卖水产、果品、粮食、蔬菜，甚至占有劳动力。作为北魏都城的洛阳，还有前来交易的胡商，居住在四夷馆和归正、归德、慕义和慕化四里，兜售金银器、珍珠、珊瑚、琥珀、玻璃、水晶和香药，等等。
　　中原征战不休的战火也波及了丝绸之路。路虽坎坷，但商人、僧侣等在执着的信念支持下，行走于丝绸之路上，带动沿线城市的交往。该期中国丝绸的秘密被外域探知。于阗有“公主西传蚕种”的传说，唐代西行僧人玄奘将它记录下来：“昔者，次过未知桑蚕，闻东国有之，命使以求……瞿萨旦那(42)乃卑辞下礼，求婚东国……(女)以桑蚕之子置帽絮中……(桑蚕)遂入瞿萨旦那国”。(43)而且该国的手工业十分发达，种植桑树。20世纪外国考古者也在丹丹乌里克发现了《公主西传蚕种壁画》，而且现代考古在此地发现有古时枯死的桑树，说明在魏晋时期，于阗确实已经掌握了生产丝绸的技术。
　　3世纪开凿的龟兹克孜尔千佛洞也是当时佛教僧人聚集的地区。壁画经由不同种族的画家合作完成，他们有龟兹人、吐火罗人(Tochari)、汉人，甚至叙利亚人。壁画人物的服饰和武器与欧洲有极大的相似性，而且在许多反映龟兹乐舞的画面的壁画中，使用的乐器也是来自不同的地方，排箫和阮来自中原，横笛来自羌人地区，竖箜篌和琵琶来自波斯，弓形箜篌来自印度，里拉来自古代希腊。魏晋时期的龟兹壁画以群青色为主，原料就是产自阿富汗的青金石。这种矿石又是欧洲画家颜料和埃及眼影的来源，甚至成为印度佛教“七宝”之一。所以通过今阿富汗运输此种矿石的商路又被称为“青金石之路”。
　　从中原、西域而来的商队，会在中亚的城市进行贸易或稍作休整，木鹿城(Merv)因此成为萨珊向东部推进的桥头堡和国际贸易中心，众多波斯物产，如珍珠、珊瑚、琉璃、玛瑙等珠宝与香料郁金、苏合、青木通过此地输入西域乃至中原，丝绸、漆器、铜镜、茶叶等从这里继续西行。
　　来自东方的货物运到塞琉西亚(Seleucia)和泰西封之后，一部分经过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到达安条克(Antioch)，再由此运往意大利；另一部分经过帕尔米拉(Palmyra)运到大马士革，为西顿(Sidon)和加沙(Gaza)等城市的纺织业提供原料。途经帕尔米拉的贸易被阿拉伯部落帕尔米拉人控制，他们于公元1世纪建立国家，以帕尔米拉为都城。帕尔米拉坐落在叙利亚的一块绿洲上，有充足的水源，成为往来商贾的集聚之地，在安息和罗马之间起着非常重要的中间商作用。
　　四、隋唐—五代时期
　　隋唐时期，丝绸之路迎来发展的鼎盛时期，城市也因交流步入全面繁荣时期。
　　这一时期，中原王朝政治稳定，国力强盛，唐朝设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安定西域，保障了丝绸之路东段和西段的畅通；国家政策开明，对外开放使各地商人、使臣、移民云集，长安城成为世界性的城市，成为该期城市发展的典范。
　　唐长安城布局以隋大兴城为基础，扩建大明宫和兴庆宫，划分里坊，设东西二市。东市甚为繁华，但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西市。西市距离唐长安丝绸之路起点开远门较近，周围坊里居住有不少异域商人，从而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贸易市场。这里有来自中亚、南亚、东南亚及高丽、百济、新罗、日本等各国各地区的商人，其中尤以中亚与波斯、大食的“胡商”最多，他们多侨居于西市或西市附近一些坊里。长安城就有专门销售阿拉伯、波斯商品的市场，如波斯邸、珠宝店、货栈、酒肆等。这些外国的客商兜售香料、药物、珠宝，再从中国买回珍珠、茶叶、丝织品和瓷器。
　　随着外来居住人口的增多，由阿拉伯、波斯、中亚穆斯林商人通过经济交往的方式将伊斯兰教传入西域地区，进而传入长安。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奥斯曼帝国哈里发奥斯曼就派遣使臣抵达长安。其后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商人、使臣、学者来到长安，还有大量什叶派穆斯林来此避难。长安及附近穆斯林人数增多，长安成为唐代伊斯兰教传播的重心。
　　佛教有较大的发展，以玄奘西行求法最为著名。玄奘的足迹遍及西域、中亚和南亚次大陆诸国，回到长安后著成《大唐西域记》，记述高昌以西的110个和传闻所知的28个城邦、地区、国家的情况，内容包括这些地方的幅员大小、地理形势、农业、商业、风俗、文艺、语言、文字、货币、国王、宗教等。《大唐西域记》不仅是研究中亚、南亚地区古代史、宗教史、中外关系史的重要文献，也是探究隋唐佛教发展、传播的重要史料。他致力于翻译佛典，建大雁塔，用以供奉从印度带回的佛像、舍利和梵文经典。玄奘又奉敕将《老子》等中国经典译作梵文，传于印度。玄奘在李唐王朝取得了弘法的巨大成功，这不仅是佛教兴盛的表现，而且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成果。
　　由于商路的繁荣，西域作为连接中原与西方的通道，多种民族聚居，各方文化在绿洲城市交融。敦煌佛教石窟在这一时期开凿最多，佛教绘画和造像艺术充分吸收健陀罗艺术风格，绘画人物线条流畅、圆润丰满，造像使用希腊造像艺术，即佛像内用木杆支架，外用泥膏塑形的方法。不仅有表现佛国的绘画，也表现世俗生活的场景，“反弹琵琶”的艺术创意正是不同文明碰撞后产生的炫目火花。龟兹壁画的风格也发生变化，具有明显的汉风特点。在阿艾石窟千佛洞的壁画中，西方佛国的净土世界出现了亭台楼阁，龟兹没有的团花、茶花、卷花也出现了，并取代传统的几何形图饰。更加重要的是，壁画描绘了典型的汉人、回鹘人、吐火罗人、朝鲜人、阿拉伯人等。公元6世纪，回鹘人由贝加尔湖迁至蒙古，8世纪又迁到西域。壁画风格大变，红色调大量使用，汉文和回鹘文、汉风和回鹘风并存。所以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同一幅壁画，由于绘画风格不同而先后被覆盖3次，第一层是龟兹风格绘画，以群青色为主；第二层是汉风绘画；第三层是回鹘风绘画，以红色调为主。
　　自公元5世纪开始，由于丝绸之路的畅通和沿线的物质、文化交流，整个粟特地区迎来发展的巅峰时期。佛教在公元2世纪就已经传入巴米扬，法显和玄奘西行求法均到过此地，5世纪开凿的著名的巴米扬大佛，因其使用了希腊造像技术，从而成为希腊式佛像的代表。但是很不幸，自公元8世纪伊斯兰教传入后，因宗教冲突，大佛屡遭人为蓄意毁坏，受损严重(44)。
　　撒马尔罕已经发展为整个粟特文明的代表，在东西方交往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751年，唐为扩展疆域与获得更大的贸易控制权，发动对石国(45)的战争。高仙芝不幸战败，大量的士兵沦为战俘。撒马尔罕使用战俘中造纸的工匠，建立中亚最早的造纸厂，生产的纸张被称为“撒马尔罕纸”(46)。造纸术最终传播到巴格达、大马士革直至更西，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起到不可磨灭的巨大作用。特别阿巴斯王朝(Abbasid Dynasty，749—1258年)都城巴格达，公元八九世纪时，城中不仅建有造纸厂，而且有专门销售丝绸、瓷器等中国商品的店铺。
　　7世纪中期，随着西突厥势力的衰落，可萨汗国兴起。可萨虽地处游牧区，但是却利用地处丝绸之路北道的地理位置优势，发展商业。特别是在八九世纪，皈依犹太教，同时实行宽容的宗教政策，终于吸引到穆斯林商人、犹太商人、拜占庭人和其他商人来此地经商，建于伏尔加河注入里海处的都城阿的尔城(Atel)，西部是可汗的居住地，东部则是各国商人的居处和贸易场所。在阿的尔城的市场上，充斥着拜占庭人、希腊人、犹太人携带的香料、香粉、乳香和宝石，以及他们从中亚交换得来的丝绸、棉布和其他奢侈品，北部森林的斯拉夫人运来的各类毛皮、蜂蜡、大麻和木材等物品。此外，市场上交易着奴隶，大量斯拉夫奴隶经由这里运往西亚和北非，远销大马士革、巴士拉等地。(47)
　　五、两宋时期
　　两宋时期，中原王朝失去对西域的绝对控制，西北地区被少数民族政权控制，尤其是西夏兴起，使得丝绸之路东段与中段连接受阻。虽然北宋多次与西夏、辽开榷场进行互市，但是西域各国商旅进入中原仍比较困难，不得不改由青海路进入中原，青海路上的吐蕃国青唐城因此成为往来商旅的中转站。宋实际控制的熙州、秦州也成为了互市的重要地点。南宋王朝偏安一隅，失去西北贸易通道，便从海上对外沟通。此时的广州、明州(48)成为南宋对外贸易港口，运送的货物中丝绸仍旧是大宗，同时瓷器贸易大大增加，远销欧洲。景德镇就是在此时脱颖而出的，以制瓷为城市发展的主要方式，瓷器也成为中国的象征之一，China之名由此而来。
　　于阗国恰恰凭借自身优势，以此为契机，发展城市。于阗盛产玉石，宋人酷爱玉器，其后统治北方的辽、金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传统，使得于阗在与中原的贸易中占有极大的优势。于阗用开采的玉石与中原地区进行交易，换取中原的丝绸、金银；丝绸又是西方名贵的奢侈品，于阗人就以丝绸换取西方来的各种奇珍异宝、金银，还可以再转运到中原地区，利益翻倍。而且宋对于前来朝贡的西域诸国赏赐颇丰，所以自元丰年间以来，于阗每年三番两次的遣使入贡，每次的使人多达七八十人，使得宋不得不限制使团人数，还于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双方约定每年入贡一次。(49)
　　喀拉汗王朝(Qara Khanids Empire)(840—1212年)在中亚兴起，实力大增，极盛时期甚至占据了西域的于阗。喀拉汗王朝统治下的城市经济生活中心由内城转移到关隘，撒马尔罕城占地扩大到630公顷，布哈拉成也达到600公顷，考古资料显示，伊犁河谷地区兴起56座城镇，楚河河谷过去的居民聚居点也发展成城镇，这些都与游牧民族转入定居生活以及商业、手工业的发展有关。(50)辽国和后继的金国从宋政权那里获得巨额的“岁币”，除自身消耗一部分之外多通过喀拉汗王朝传输到西方。而且中亚地区素以生产优质棉花而闻名。喀拉汗王朝生产的“白叠”“花蕊布”成为互市、上贡的必备品。如在巴楚县托库兹萨莱遗址就出土了精制的毛、棉和丝织品。(51)中亚城市的转运贸易依旧繁荣，商业、手工业继续向前发展，撒马尔罕、布哈拉城市规模扩大，更多游牧人口转入定居生活。棉花种植也是在这一时期传入西域，继而传入中原的，对我国的服饰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此时丝绸之路西段的大部分商道仍然控制在阿拉伯商人手中，意大利的城市成为地中海贸易巨头。此时的意大利城市高度自治，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比萨和热亚那等城市的自由商人因此获得贸易的便利，一跃成为地中海贸易的大佬，不仅从事地中海的转运贸易，而且发展同英国甚至远至中国的贸易，威尼斯城因此迎来城市发展的高峰期。
　　六、蒙元时期
　　蒙古兴起后，向南灭亡南宋，夺取中原的统治权，向西于公元1219年至1260年进行三次大规模的西征，灭花剌子模(Chorasmia)、阿巴斯(Abbsids)和叙利亚的阿尤布王朝(Ayyubids)，建立察合台汗国、钦察汗国、伊利汗国和窝阔台汗国。中亚、西亚城市在蒙古西征过程中损毁严重，例如对撒麻耳干(52)的屠杀，摧毁不花刺(53)，巴里黑城(54)(Balkh)、莫夫(55)、范延城(56)、托克马克(57)(Tokamak)、哈马丹(Hamadan)均受到毁灭性的破坏，蒙古军队推进到叙利亚，甚至攻占了巴格达。中亚文明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但是客观上，由于蒙古军队征战的需要，向西进军的路线事实上重新打通了由东方蒙古草原向西方交通的道路，城市之间的交往因为四大汗国的建立而阻力大减，中国的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随着蒙古铁蹄传入西方，为西方甚至世界的文明进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阿拉伯商人依然活跃，通过陆路而来的商人聚居在新疆、宁夏、甘肃等地，与这里的汉人、回鹘人杂居，成为以后中国形成回族的主要来源之一。而且元世祖承袭宋制，在泉州、广州、杭州、上海、温州、庆元(58)设市舶司，这些城市中的阿拉伯商人也很多。这一时期，还有穆斯林科学家扎马鲁丁(Jamal alDin)将阿拉伯的天文学传入中国，促进中国天文学观测和天文仪器的发展；同时他还把阿拉伯绘制地图的方法介绍到中国，为元编纂全国地理图志《元一统志》作出突出贡献；阿拉伯数字的使用，促使元朝的数学取得飞跃式的进步，郭守敬就是利用一系列的精密计算而制定《授时历》。(59)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华并在元朝中任官职，归国后著成《马可·波罗游记》，在西方广泛流传，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
　　14世纪初期，伊利汗国合赞汗进行全面的社会改革，同欧洲基督教国家和元朝保持相对友好的关系，通过大不里士(Tabriz)的商路直到14世纪中期全线畅通。大不里士位于咽喉锁钥之地，依托便利的交通，此时的大不里士不仅是伊利汗国的都城，而且是一个国际性的城市，相对于以巴格达为中心的两河流域城市，大不里士带动小亚细亚和波斯地区的城市恢复迅速。合赞汗为了取得当地封建主和伊斯兰教徒的支持，宣布他本人和伊犁汗国境内的蒙古人改宗伊斯兰教，甚至为自己起名麻合麻(Muham-mad)。
　　蒙元时期，瓷器中的青花瓷独享尊荣，不仅使用从伊朗等地区运来的苏麻离青作为颜料，而且通过水路将瓷器从景德镇等地的瓷窑运往别十八里，再由陆上丝绸之路运往中亚甚至更西。而且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横跨亚欧，东西方文明在此地交汇，在清真寺穹顶上有炫目的蓝色装饰。迈哈迈德清真寺就因为风格鲜明的装饰被称为“蓝色清真寺”，其图案与元青花如出一辙，不同之处只是在于它们是陶器。
　　七、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受中原王朝政策的影响很大，有明显的兴衰。直至清朝实行更为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丝绸之路最终衰落。
　　瓷器是中国文化的象征，青花瓷出现于宋朝，但是质量最为上乘的青花瓷却是出现在明朝，尤其是永乐、宣德年间的青花瓷。这不仅与瓷器制造工艺进步有关，更重要的是，上色所用的青料是郑和从海外带回来的苏麻离青料。而且由于瓷器大量运往海外，明朝的瓷器艺术中有了伊斯兰文化元素。六角星纹、八尖星纹甚至伊斯兰铭文都有发现。属于伊斯兰碱釉系统的孔雀蓝釉生产技法也在13世纪传入中国。(60)中国的景德镇因瓷器外销而名声大噪，享有“瓷都”的美誉。
　　明清时期政府对于贸易的控制力大大加强，对外贸易方式以朝贡为主。哈密在隋以前称伊吾，是丝绸之路东段进入中段北道的锁钥之地。为了维护与中亚地区乃至西方诸地的陆路贸易通道，继续保持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统治，明朝在此设哈密卫。作为军政合一的城市，城市职能发生改变，不仅代表中央王朝管辖哈密，并且作为明对外交往的重镇，负责护送、保护东西交往的使节、商旅、僧徒。明朝给来朝使臣众多的赏赐，使臣将赏赐带回本国后继续向西方运输，就可以从中获利。但是尽管如此，从陆上而来的西方商旅已经大大减少，中亚商人转运货物局限于中亚、西域，尤其是与俄罗斯的贸易量增加。
　　清乾隆之后，新疆统一。新疆城市从安定中获得繁荣，从通畅的道路中又寻到商业贸易活动的契机。其贸易分为官营和私营。官营贸易主要是和哈萨克的绢马贸易。双方互通有无，哈萨克以马匹、牛只换取中原的绸缎、布匹等，盛极一时。伊犁城、塔尔巴哈台在绢马贸易中从事转运贸易，尤其是伊犁，既是新疆的军政中心，又是商业贸易中心，一直持续直至咸丰年间。私营贸易则更为普遍，不仅新疆的城市内部贸易发展，而且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城还与中亚联系，尤其是叶尔羌城，成为维吾尔人地区最大的商业城市和贸易中心。中亚浩罕等地将中亚甚至欧洲的物品运来，购买茶叶、丝织品、大黄、瓷器等传运至欧洲牟取暴利，哈密城、阿克苏城、展城等商贾云集、百货具备。天山以北的游牧区，乌鲁木齐也成为商贸重镇，酒楼商铺鳞次栉比，艺人技工无一不备。
　　帖木儿王朝(Timurids，1370—1506年)的统治给中亚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巴里黑、加兹尼、布哈拉等城市步入繁荣，都城撒马尔罕和赫拉特不仅成为帖木儿帝国的经济与商业中心，而且是当时伊斯兰世界文化与科学的荟萃之所。
　　但是不久波斯萨法维王朝(Safavids，1501—1732年)与印度的莫卧儿帝国(Mu-ghal Empire，1526—1707年)就此地展开争夺，莫卧儿控制着喀布尔，萨法维则占领赫拉特，坎大哈数易其手。帖木儿王朝帝国灭亡之后，奥斯曼(Ottoman Empire，1299—1923年)、萨法维和莫卧儿帝国横亘于东西交通之间，为了能从贸易中获取大量税收，它们设立关卡、人为阻断商路，迫使欧洲不得不寻找一条海上贸易路线，终于在1500年前后开辟新航路。自此欧洲的商船可以绕过非洲好望角，在印度稍加修整，过马六甲海峡到达中国沿海。缺少与外部文明的交往，中亚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远没有了原先的活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城市之间的交往仍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坎儿井早在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就已经出现在西亚，而后盛行于波斯以及阿拉伯干旱地区，随着波斯和阿拉伯文化与政治势力的发展，18世纪末由中亚传入喀什。东喀拉汗王朝曾于喀什噶尔定都，将坎儿井的开凿技术传播到这里，进而由此传遍新疆地区。(61)坎儿井的开凿技术对于缺少水资源的新疆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意义重大，不仅大大提高了生产力，增强了人民改造自然的能力，而且有了水资源的保障，新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繁荣才有可能。
　　明清之际中原混战，荷兰东印度公司获得瓷器不易，荷兰的小镇代尔夫特(Delft)以此为契机，将现存的中国瓷器作为蓝本，生产出的青花瓷足以以假乱真。而且吸收中国瓷器的釉质特点和染蓝技术，创造出具有荷兰特色的蓝陶(Delft Blue)。又将陶瓷生产技术与当地传统木鞋结合，生产的陶瓷木鞋独具特色。
　　1500年，西欧因为新航路的开辟和新大陆的发现迎来大航海时代，城市因为海上贸易飞速发展。但是明清时期海上、陆上丝绸之路皆遭人为阻断，沿线城市间的交往因此急剧减少，类似于汉唐时期长距离、大规模贸易往来和人口流动大大减少。丝绸之路历经2000余年终于不可遏制地走向衰落，沿线城市缺乏广泛的对外交往陷入封闭，失去了发展和创造的活力，终故步自封，失去独立，沦为被征服的对象。
　　①(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卷129，货殖列传第六十九，第2365页.
　　②聂小雨．从考古发现看洛阳东周王城的城市布局[J]．中原文物，2010(3)：51-55．
　　③[俄]M．Ⅱ．格里亚兹诺夫，[俄]0．H．达维姆，[俄]K．M．斯卡郎，阿尔泰巴泽雷克的五座古塚[J].考古，1960(7)：63-70．
　　④沈爱凤．从中亚和草原墓葬看中西丝绸文化交流[J]．丝绸，2006(3)：49-51．
　　⑤(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卷110，匈奴列传第五十，第2899页。
　　⑥韩信康．新疆孔雀河古墓沟墓地人骨研究[J]．考古学报，1986(3)：361-388.
　　⑦韩信康．新疆哈密焉不拉克古墓人骨种系成分研究[J]．考古学报，1990(3)：371-394．
　　⑧韩信康．新疆古代居民的种族人类学研究和维吾尔族的体质特点[J]．西域研究，1991(2)：1-14．
　　⑨阿里亚的亚历山大里亚(Alexangdria in Aria)。
　　⑩阿拉霍西亚的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 in Arachosia)。
　　(11)亚历山德罗波利斯(Alexangdropolis)。
　　(12)位于今塔吉克斯坦费尔干纳谷地谷口。
　　(13)位于今阿富汗。
　　(14)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
　　(15)城址所在地还未完全定论，在吉尔吉斯斯坦与哈萨克斯坦的边境，接近哈萨克斯坦的塔拉兹。
　　(16)位于今阿富汗，两尊大佛是希腊式佛教艺术的珍品。
　　(17)[古希腊]阿里安著．亚历山大远征记[M]．[英]E．伊利夫·罗布逊英译，李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47.
　　(18)又可以翻译为阿伊·哈努姆，在今阿富汗。
　　(19)杨巨平．阿伊·哈努姆遗址与“希腊化”时期东西方诸文明的互动[J]．西域研究，2007，(1)：96-105.
　　(20)雅诺什·阿尔马塔，中亚文明史第二卷[M]．徐文堪，芮传明，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73．
　　(21)杨巨平．阿伊·哈努姆遗址与“希腊化”时期东西方诸文明的互动[J]．西域研究，2007，(1)：96-105.
　　(22)王珍．东汉首都洛阳工商业的畸形发展[J]．史学月刊，1985，(6)：22-28．
　　(23)在今新疆的哈密。
　　(24)今巴里昆湖。
　　(25)在今托克马克(Tokmok)。
　　(26)乌恩．论匈奴考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考古学报，1990，(4)：409-437．
　　(27)雅诺什·阿尔马塔主编．中亚文明史第二卷[M]．徐文堪，芮传明翻，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118-119．
　　(28)(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卷96，西域传第六十六(上)，第3881页．
　　(29)(汉)班固注．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卷96，西域传第六十六(上)，第3898页。此处的安息即帕提亚帝国(Parthian Empire，公元前247年-公元224年)．
　　(30)(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卷88，西域传第七十八，第2915页．
　　(31)(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卷88，西域传第七十八，第2926页.
　　(32)(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卷96，西域传第六十六(下)，第3921页；(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卷88，西域传第七十八，第2929页．
　　(33)(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卷96，西域传第六十六(下)，第3921页；(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卷88，西域传第七十八，第2929页.
　　(34)(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卷96，西域传第六十六(上)，第3896页.
　　(35)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M]．科学出版社，1958：24-57．
　　(36)(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卷96，西域传第六十六(下)，第3916页.
　　(37)塔克拉玛干综考队考古组．若羌县古代文化遗存考察[J]．新疆文物，1990(4)：2-13．
　　(38)林梅村．吐火罗人与龙部落[J]．西域研究，1997(1)：11-20.
　　(39)位于今中国新疆。
　　(40)即中国史书中的大宛(Ta-yüan)。
　　(41)即中国古书中的赭石(Chach)。
　　(42)即于阗国。
　　(43)(唐)玄奘．大唐西域记[M]．姚世珍注释．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科研处，1984：406-407．
　　(44)2001年3月12日，巴米扬巨佛终毁于阿富汗塔利班的炮火和炸药。
　　(45)隋唐时期以塔什干为中心的国家，为昭武九姓之一。
　　(46)陈大川．怛罗斯之战与撒马尔罕纸[J]．中国造纸学报，2005：22-32．
　　(47)乔瑞．中世纪贸易之国卡萨韩国的兴衰[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337-339．
　　(48)即今泉州。
　　(49)(元)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卷490，列传二百四十九，第14107页．
　　(50)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285-286.
　　(51)魏良弢．西辽史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44．
　　(52)即撤马尔罕(Samarkand)。
　　(53)今布哈拉(Bukhara)。
　　(54)今巴尔赫(Baikh)。
　　(55)即今马里(Mali)。
　　(56)即巴米扬(Bamiyan)。
　　(57)即中国史书中的碎叶城。
　　(58)即今宁波。
　　(59)王铁铮．历史上的中阿文明交往[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115-119.
　　(60)马文宽．明代瓷器中伊斯兰因素的考察[J]．考古学报，1999(4)：437-458．
　　(61)黄盛璋．再论新疆坎儿井的来源与传播[j]．西域研究，1994(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