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伊古代交往的特点
　　中国和伊拉克均为文明古国，分别位于亚洲大陆的东西两端，两大文明从远古就开始了文化交往。汉唐时期是中伊交往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两国的交往存在以下特点：
　　第一，早期交往伊拉克的单向输出居多，后期呈现出双向式的特点。古代伊拉克通常以“两河流域”为称谓，希腊人称之为“美索不达米亚”，即“两河之间”。由于伊拉克古代文明发源较早，因此在早期，两河文明对中国文明的影响要更大一些。直到唐朝以后，中国文化的西传才突出起来，双向式交往成为主导形式。
　　第二，古代的中伊交往是通过波斯、中亚和印度等中介地区进行的。尤其是伊拉克自从波斯帝国之后曾多次成为波斯的一部分(包括波斯帝国、帕提亚和萨珊帝国时期，至伊斯兰时代的白益王朝、塞尔柱王朝、白羊王朝和黑羊王朝时期仍然如此)①，因而深受其宗教、文化的影响，因此中伊交往常常成为中波交往的组成部分。
　　第三，中伊交往的通道是先陆后海。汉唐时期的中伊交往，早期以陆上为主，即以陆上丝绸之路为主要交往通道。同时，中伊两国均拥有优良的海港，至中唐以后，海上交通日渐频繁，到宋朝更成为主要的交通形式。但整个汉唐时期，主要的交往媒介仍是陆地商道。
　　第四，交往内容上，伊方以宗教的输出为最大特色，而中方则以手工业产品和技术的输出为突出特点。众所周知，宗教在中国文明中的地位不甚突出，而它在西亚则是文明的中心内容，这里是世界三大一神教的故乡。从宗教上看，伊拉克大体上经历了古代宗教、希腊化与基督教、伊斯兰教三个演变时期，有多种宗教先后传入中国。相反，中国素以科技发明而著称，因此促成了手工业产品和技术的大量输出。
　　二、丝绸之路的开辟
　　由于中伊两国相距遥远，双方的早期交往相对较少，且学术界争议很大。在西方，素有“中国文明西来说”。其中，英国学者特林·德·拉科帕里于1894年提出，中国文化与巴比伦文化有近百点相似之处，认为苏萨王纳洪特在公元前2282年率领巴克族东迁就是中国史上的黄帝率部东迁。巴尔也提出了苏美尔人东迁说。20世纪初，瑞典的安特生和英国的鲍尔等人提出中国的彩陶和文字起源于巴比伦。另外，关于中国骑兵文化、小麦的来源也存在不同看法。②
　　国内有学者提出，公元前6世纪末的《山海经·大荒西经》中第一次提供了有关两河流域的信息(产生《山海经》的齐国主宰着穿越河套与塔木里盆地周边国家的丝绸、玉石贸易)：“有西王母之山、壑山、海山。有沃民之国，沃民是处。沃之野，凤鸟之卵是食，甘露是饮。”沈福伟认为，此处“壑山”即兴都库什山，“海山”即伊朗的科·伊·胡瓦贾山，“西王母之山”即昆仑山脉。位于海山之西的沃民国，即两河流域，其地肥沃，出产凤鸟卵(鸵鸟蛋)。沃民国有一个特征，即“其人两手操卵食之，两鸟居前导之”，而鸟形有翼人和大鸟图案是亚述艺术的特征。③
　　丝绸之路的开辟真正开启了中伊交往的大门。丝绸之路实际上在先秦时已开通，中国丝绸至迟在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已传入波斯。希罗多德即提及当时波斯人对丝织品的喜爱。公元前127年张骞通西域，推动丝路贸易的发展，也使中国人获得有关伊拉克较为准确的资料。《史记·大宛列传》这样写道：“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暑湿，耕田，田稻。有大鸟，卵如瓮。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而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国善眩。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④此处“条枝”(也作“条支”)即指伊拉克，源出波斯人对阿拉伯人的称呼(Tajik或Tazi，中国古书作“大食”)。“西海”为波斯湾。条枝当时已隶属帕提亚(“安息役属之”)，但它通过安息长老之传闻，与《山海经》中的中国古代神话联系起来。《汉书》和《后汉书》中也有类似记载。
　　在丝绸之路上，伊拉克处于一个枢纽位置。它东接来自中亚、波斯的商路，西去商路通往叙利亚、土耳其和埃及，南边则通过巴士拉建起海上丝绸之路。位于丝绸之路上的伊拉克商业重镇有斯宾(泰西封)、斯罗(塞琉西亚)等。据著名的阿拉伯史学家麦斯欧迪记载，唐以前就有中国船只航行至希拉港，与当地人进行贸易。丝路贸易的巨额利润使有关国家为此展开激烈竞争。97年，东汉班超派甘英出使罗马(大秦)，抵条枝波斯湾边，当地人以风浪险恶为由劝阻，甘英遂中途而返。实际上，帕提亚(安息)竭力阻止中国直接与罗马贸易，而由自己操纵丝绸的中间贸易，它制定了很高的税率，也多次击退东进的罗马人。
　　三、汉代至唐以前的中伊文化交往
　　丝绸之路的开通，进一步推动伊拉克与中国的文化交往。到萨珊王朝解体时为止，这种交往日益广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玻璃工艺品。玻璃制造始于中东，为钠钙或钾玻璃；中国的玻璃制造始于公元前9世纪，为铅钡玻璃。其实，铅玻璃的制造也以西亚为先，亚述尼尼微遗址中出土的泥板中已有铅玻璃配方。春秋战国以后，西亚玻璃通过中亚、南亚陆续输入中原。在春秋战国出土文物中，有700余件玻璃珠，其中多为风格别致的蜻蜓眼式圆珠，这种纹饰不见于商周玉石器和春秋时中国自制玻璃珠。上述玻璃珠产自波斯，而波斯是在伊拉克影响下于帕提亚、萨珊时期开始生产玻璃珠的。
　　(2)雕刻。与伊拉克、波斯宗教信仰的传入相适应，伊拉克的一些雕刻形象也传入中国。在东汉初年的江苏沛县栖山画像石上，已出现了西王母、四翼人、人首蛇身、马首人身、鸟首人身、人首马身的图像。西王母与两河流域艺术图像的融汇，是两河流域二元论宗教在中国流传的佐证。著名的亚述狮雕艺术首先传入波斯帝国，由此进入中国。1977年在中山王陵(中山国源于草原民族)中出土了错银双翼铜神兽、错金银神兽。1968年在河北满城陵山刘胜墓中出土的鎏金虎座形饰具，系西亚狮形角杯座托的仿作。此外，亚述王宫均有神兽看守宫室之俗，而东汉时大臣墓葬前也出现有翼狮虎的神道石刻，到六朝时尤为突出，此时已成为中国瑞兽的天禄辟邪。⑤实际上，安息使节多次向中国朝廷贡献狮子。
　　(3)魔术。公元前119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遣副使到安息，安息使者带犁轩眩人随同抵达长安。犁轩又作“犁靬”，即两河流域的塞琉西亚(关于“犁轩”的所在尚有其他说法)，眩人即魔术师。张衡在《西京赋》中以华丽的笔触描绘了来自异域的魔术、杂技，有角力竞技、假面聚舞、化装表演、马戏驯兽等：“吞刀吐火，云雾杳冥，画地成川，流渭通泾”“怪兽陆梁”“大雀(鸵鸟)泚泚。”
　　(4)乐器。苏美尔人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空侯(竖琴)的民族，包括立式、卧式两种，古巴比伦人又发明角形竖琴。汉代中国已有卧式和立式角形空侯(又作“箜篌”)，可能分别经由柬埔寨和波斯传入，空侯一词大概借自吐火罗语。汉代另一种乐器琵琶，也是发源于两河流域，后传入波斯和西域，再进入中国。起源于亚述的胡笳传入波斯后，于秦末汉初经河套地区传入内地。
　　(5)挂毯和纹饰。有图案的挂毯最早见于亚述石刻，后传入波斯、中亚和印度，波斯挂毯、铺垫流入中国后，同时也把起源于伊拉克的纹饰介绍给了中国。莲花在伊拉克是太阳的象征，乌尔王陵金器上即有莲花纹饰，后用于器皿装饰，并传入波斯。汉代的石刻、膏泥、木雕、毛织和丝绸图案中即借用了来自安息的莲花纹饰。公元前800年巴比伦王宫浮雕中使用过的塔松纹或松杉纹，也经波斯传入，西汉一些墓葬的砖饰中即出现塔松纹。
　　(6)悬圃传说与求仙思想。以空中花园而著称的巴比伦文化在《淮南子·形训》中留下了痕迹。《淮南子》描绘了作为东西方贸易必经之地且富于仙国风韵的昆仑山，山上疏圃中有使人长生不老的黄水；从昆仑山再向上是凉风之山，登上可以不死；再往上是悬圃，至此可以呼风唤雨，为所欲为；从悬圃再往上即可登天成仙。这种西方仙化之境的思想后来为道教所吸收。沈福伟在《中国与西亚非洲文化交流志》一书中指出：“从疏圃到悬圃，虽然是以向上登山的方式表现出来，实则是对由此越过昆仑山向西直到伊朗高原展示的登高路程的一种诗意或充满巫术意味的复述。”
　　(7)摩尼教。产生于伊拉克的摩尼教在唐代之前已经由波斯、中亚传入中国北方。在吐鲁番、敦煌和泉州，曾发现数量可观的摩尼教经卷残片、壁画和洞窟。5—6世纪的多次农民起义均包括众多摩尼教徒，他们使用的年号和法号如“圣王”“明法皇帝”“建明”“圣明”等均为汉文摩尼教经典所常见。起义军崇尚白色，身着素冠素衣，手持白伞白幡，与摩尼教相同。
　　(8)建筑。伊拉克和波斯的筒拱建筑于公元前1世纪最先出现于中国陕西和河南，代替当地墓葬中的梁板式简支结构，后者到东汉末已消失于黄河中游。3世纪，辽宁汉墓中也率先出现模仿萨珊风格的马蹄形券洞。
　　四、唐朝时期两国的贸易、旅行家和史书记载
　　伊拉克伊斯兰化和阿拉伯化的开始基本上与中国唐代的建立同时。从此，双方都进入对外交往空前活跃和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时期，两国的交往空前密切，形式更加多样。作为双边交往重要渠道的贸易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交易商品的内容更加多样，其中中国向伊出口商品中包括大量瓷器、茶叶、纸张等商品；另一方面，中国的制瓷、养蚕、造纸工艺传入伊拉克，产生深远影响。⑥海上丝路崛起成为重要的贸易渠道。唐中期以后，因吐蕃入据西域及陆路贸易不稳定，中国西部远离商品产地等原因，海上贸易逐渐兴盛，广州、扬州和泉州逐渐成为中国对阿拉伯通商的主要城市，而伊拉克的巴士拉则成为波斯湾的大港，中国商船由此可直抵巴格达。以致巴士拉被称为“中国海港”，而巴格达还开设了专卖中国商品的“中国市场”。
　　阿拔斯王朝建立后，伊拉克重新成为西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这也进一步推动了它与中国关系的发展。哈里发曼苏尔决定在巴格达另建新都，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他在踏勘城址时宣称：“这里有底格里斯河，可以把我们和遥远的中国联系起来。”据《册府元龟》《新唐书》等记载，752—798年，阿拔斯王朝共遣使节来华19次，后因吐蕃控制西域而中止。
　　双方的民间往来也相当频繁，并留下第一手记载。唐长安人杜环在怛逻斯之战后被俘，后被哈里发起用，在伊拉克的库法及叙利亚、埃及等地先后居住达10年，762年回国后著有《经行记》，这是中国有关阿拉伯的最早的第一手记载。唐德宗时的宰相兼地理学家贾耽著有《广州通海夷道》，记录了自广州到巴格达沿途的航线、航程、地名及有关大食的详情。著名的中国维吾尔族语言学家马哈茂德·喀什噶里在游历中亚之后，曾留居巴格达，1080年回国后撰写《突厥语大词典》。第一个留下关于中国记载的阿拉伯旅行家是商人苏莱曼，他于851年写成游记《苏莱曼东游记》，后经定居巴士拉的波斯人阿布·宰德·哈桑撰写《中国印度见闻录》时传抄。巴士拉的古莱西族人伊本·瓦哈卜于870—871年前往中国，受到唐僖宗的接见，他在皇宫里意外地见到宫廷藏画中的穆罕默德图。出生于巴格达的历史学家麦斯欧迪也到过中国沿海，在其名著《黄金草原》中曾叙述中阿贸易的盛况。
　　中国的旅行记和史书中提到伊拉克的许多地名，其中有弗利剌河(幼发拉底河)、达曷水(底格里斯河)，缚达、白达、八吉达、报达(均指巴格达)，末罗、巴斯拉、弼斯罗(均指巴士拉)，匆厮离(摩苏尔)、亚俱罗(库法)。杜环在《经行记》中这样描述阿拔斯早期首都库法的繁华：“四方辐辏，万货丰贱，锦绣珠贝，满于市肆。驼马驴骡，充于街巷。刻石蜜为卢舍，有似中国宝辇。每至节日，将献贵人。琉璃器皿，石瓶钵，盖不可胜算。粳米白面，不异中华。”南宋人周去非于1178年所撰的《岭外代答》则对巴格达作细致的描绘：“有白达国，系大食诸国之京师也。其国王，则佛麻霞勿之子孙也。大食诸国用兵相侵，不敢犯其境，以故其国富盛。王出张皂盖，金柄，其顶有玉狮子，背负一大金月，耀人目如星，远可见也。城市衢陌，居民豪侈，多宝物珍段。皆食饼肉酥酪，少鱼菜米。产金、银、碾花上等琉璃、白越诺布、苏合油。”
　　五、唐朝中国文化的西传
　　唐宋时期中伊文化交往与过去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更具有平衡性，即中国文化对伊拉克的影响大大加强，尤其是在技术方面：
　　(1)瓷器制造。瓷器成为中国输出的大宗产品，在阿拔斯首都萨马拉遗址曾发现大量华瓷碎片。从8世纪中叶开始，伊拉克以巴格达和萨马拉的窑场为中心，烧制出各类精美陶器，如多彩釉陶器、白釉彩陶、拉斯达彩陶等。之所以未生产瓷器，是因为本地不出产作为原料的瓷土，但这些“阿拔斯陶器”的某些装饰技法明显受到唐三彩、唐白瓷的影响。⑦包括伊拉克陶器在内的波斯陶器在伊斯兰世界负有盛名，甚至少量向中国出口。
　　(2)火药和火器。8—9世纪，火硝传入伊斯兰世界，阿拉伯人称之为“中国雪”。8世纪中叶，巴格达炼丹家查比尔·伊本·海扬用硝酸制得王水。9世纪中叶，在巴士拉开采的Shuraj就是“硝”的译音，硝被用于炼丹、制药及陶器、玻璃制造。到13世纪中叶，阿拉伯人研制出火药，在伊拉克抵御蒙古入侵的阿拉伯军队模仿中国火器生产和使用类似的火器。
　　(3)造纸。怛逻斯之战后，被俘的中国工匠传授造纸工艺。继撒马尔罕之后，约792年在巴格达开设伊斯兰世界第二家造纸厂，尽管其纸质仍不如撒马尔罕纸。哈伦·拉希德在位时，大臣哲耳法尔下令政府机关一律用纸张代替羊皮纸。
　　(4)炼丹术。8世纪，中国的炼丹术成为阿拉伯炼金术基本理论和实际操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被尊为阿拉伯炼金术祖师的巴格达炼丹家查比尔曾任太子的老师。巴格达书商伊本·纳迪姆在987年出版的《百科书录》中指出，关于炼金术起源的种种说法包括印度和中国。同样追求点金之术的查比尔制成“哲人石”，并转述了中国制作还丹的方法和理论。他和曾就学于巴格达的著名炼丹家兼医生拉齐，还以中国道家的阴阳中和理论改造基于希腊罗马学说的阿拉伯炼金理论，谋求黄金中硫汞比例的平衡。
　　(5)丝织、装饰图案和绘画。怛逻斯之战后被俘的中国工匠把丝织技术传入阿拉伯地区。杜环在库法目睹当地有“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车人乐隈、吕礼”。伊拉克的丝织业因此有长足发展，库法出产的金丝、半金丝头巾以“库菲叶”而著称于世。一些工场专为王室贵族织造用品，图案来源于唐代图式，小簇团花和散搭花十分流行。12世纪巴格达出产的条纹绢亦借鉴了中国花色。8世纪时，中国工匠也把中国的绘画艺术带到阿拉伯。836年，政府修建新都萨马拉时，从中国雇用大批艺术家，萨马拉壁画明显受到中国以及希腊、波斯和突厥的影响。
　　六、唐朝伊拉克文化的东传
　　唐朝时伊拉克的阿拉伯文化继续传入中国，其重要者有如下几个方面。
　　(1)阿拉伯马。阿拉伯马为享誉世界的良马，大食使节曾多次向中国宫廷进献。如753年，阿拔斯王朝使节向唐朝献马30匹。常德曾以龙种马之名描述阿拉伯马的神秘：“龙种马出西海中，有鳞角，牝马有驹不敢同牧，被引入海，不复出。”
　　(2)医药。伊拉克的一些药物在唐朝传入中国，如诃黎勒，也即诃子，属使君子科植物，具有涩肠敛肺、降火利咽之功效。巴格达人艾卜·阿里(卒于1080年)在《方剂》一书中提到三种阿拉伯诃子，而唐朝大将高仙芝在与大食作战时曾服用此药。著名医生拉齐在巴格达曾遇到一个中国学者向他求教罗马名医盖仑的著作。另外，拉齐也从中国引进硇砂(氯化铵)，制作药剂。
　　(3)天文学。古巴比伦天文学是西方天文学的渊源，它也传入印度，并由此影响中国。从六朝开始，印度天文学即随佛教一起传入中国。9世纪由婆罗门僧人编撰的佛经《七曜攘灾诀》是一部汉文星占学手册，其行星星历表中的外行星周期是塞琉古时期巴比伦天文学家擅长的方法。本阶段巴比伦天文学的太阳运动理论、行星运动理论以及天球坐标、月球运动、置闰周期、日长计算等内容，其踪迹均出现在隋唐的几部历法中。⑧
　　(4)摩尼教、景教与伊斯兰教。6世纪以后，在华摩尼教开始中国化进程，即逐渐吸收佛教的一些内容。694年，摩尼教徒获准在中原传教。奉诏编写的《摩尼光佛教法仪略》暗示摩尼教为佛陀后人所传，宣称释迦、老子与摩尼三圣合一，而老子化身曾入苏邻国(巴比伦)。但在732年，朝廷禁止中国人入摩尼寺参拜，但摩尼教继续在民间传播，并以明教之名传入南方。
　　同时，唐朝也有其他宗教从伊拉克及波斯传入中国，即景教与伊斯兰教。景教主要分布于伊拉克、叙利亚和波斯，其教宗总部先后设于伊拉克的塞琉西亚—泰西封和巴格达。据估计，早在6—7世纪初，景教即已传入中国西域。635年，阿罗本入华，这被视为景教传入中国内地的开始。该教被称为“经教”“波斯经教”，寺名与袄教同为波斯寺，后改为大秦寺。景教在高宗时有一定规模的发展，碑文载：“而于诸州各置景寺……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景福。”⑨但是，武宗灭佛使景教受到沉重打击。另外，唐朝也有大批信仰伊斯兰教、包括伊拉克在内的阿拉伯商人来华并居住在长安等大城市，从而将伊斯兰信仰带入中国。中国穆斯林认为，伊斯兰教是在这一时期传入的，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伊斯兰教的正式传入是在唐朝以后。
　　(5)文学。著名的阿拉伯文学巨著《天方夜谭》以阿拔斯王朝的繁华作为背景，故事多次提及中国，一些故事把中国作为主人公活动的中心舞台，中国成为阿拉伯人向往的理想国度。而且，中国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作品中有相近内容，如哈萨克族的《四十个强盗》与《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另外一些故事的风格和叙述方式也接近。一些学者还指出该书对汉族文学的影响，像书中《能言鸟》与《狸猫换太子》的脉络相近，而辛巴达的故事则在成书于北宋初年的《太平广记》的异域故事中有反响。不过，上述情况也可能是中、阿文学共同吸收印度寓言故事(它是《天方夜谭》素材的重要来源之一)的缘故。也有学者指出，《天方夜谭》中的个别故事(如《鸟木马故事》)可能起源于中国。⑩
　　总之，汉唐时期中国与伊拉克之间通过丝绸之路构筑起一条贸易和文化的交往大道，双方交往的形式和内容日益丰富，并且中伊双方各自表现出自己的特点。这种交往不但大大丰富了两国的文化和人民的日常生活，而且对欧亚大陆的文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①黄民兴．中东国家通史·伊拉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5-6．
　　②沈福伟认为中国骑兵文化源自伊拉克和伊朗，见沈福伟．中国与西亚非洲文化交流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本节所引古文史料以及中伊交往的诸多具体事项主要来自该书。关于小麦，中国学术界传统上认为系西汉初年从西亚(主要是伊拉克)引进，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根据在甘肃和陕西的考古发现，提出中国的小麦起源于中国西部的观点(《百科知识》1997年第10期)。此外，日本学者竹内实还提出，中国的阴阳五行思想可能起源于伊朗和伊拉克地区(“东方和西方的交界处”)的沙漠地带，认为中东沙漠中气候的昼夜温差导致了阴阳对立的观念，阳代表正义，阴代表邪恶，但中国的阴阳观念不具备善恶性(《读书报》2001年1月17日)。
　　③沈福伟．中国与西亚非洲文化交流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④转引自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7.
　　⑤李零．人山与出塞[J]．文物，2000(2)．
　　⑥关于丝绸之路贸易，可参见李明伟．丝绸之路贸易史[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
　　⑦王明增编，译．伊斯兰时代的波斯陶器[M]．东方美术．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216-218．
　　⑧江晓原．天学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67-174.
　　⑨王静．聂斯脱利教会和中国的聂斯脱利教[R]．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西北大学，2002：6-8.
　　⑩孟昭毅．东方文化文学因缘[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357-360.